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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囚废锢，连遭瘴疠羸顿，朝大清年华小说5200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由此可以看出，宗元对于韩愈做史官非常重视，希望他能够继司马迁的“史道”，认真写史，不要“苟过日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还讲到当初他和韩愈曾经“期为史志甚壮”，就是说，两人曾有共同的愿望要做史官的。但如今自己被贬，无能为力。可是遇到段太尉这样的人物事迹，还希望韩愈采入史传。
宗元虽然因被贬废，不曾担任史职，但他对于写史的责任之感极强。当韩愈做了史官而不敢尽职之时，他曾严加指责。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说“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宗元认为，以韩愈的学问、文辞，又善于议论，且以正直自命，是个合格的史才。有这样的史才而不敢尽史职，是令人痛惜的。宗元和韩愈是好友，对韩愈这样的表现不仅痛心而且有些气愤。认为他既“恐惧不敢”，就该辞职不干。不敢而又不辞，害人不浅。宗元自己未任史职，是不能写史的。因此，除了写过《段太尉逸事状》这样的史传材料之外，就只能写些不入史乘的传记文章。
《段太尉逸事状》虽然只是一篇提供史馆立传的材料，却也可以从中看出宗元的史道和史笔。首先，宗元热情地为段秀实这个敢于为民除暴、为民请命而自己不畏强暴的人物立传，就表现了他的一片辅世及物之心，段太尉的为人大节，正合宗元的理想。作为史家的是非爱憎，在这里已经可以概见。其次，宗元在这篇逸事叙述之外，还附有呈给史馆的一段文字。其中说道“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这段文字可以看作状文的继续，其用心命笔都似有意追随司马迁。而且，宗元行文如此，都是依据事实，并非徒事文字模拟，这是不同于后人那种形式主义的摹古之文的。
宗元的史笔还表现于几篇不入史乘的人物传记。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李赤传》等。还有，虽然非人却也与人同类的《■蝂传》，亦体现宗元的史道和史才。《宋清传》写的是个“长安西部药市人”。此人卖药致富，然非唯利是图者，更不趋炎附势。宗元认为，宋清虽“市人”，而人品比某些士大夫高尚。
总的看来，宗元文章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立论新颖，打破传统；一是牢骚太盛，出言多讽。这两大特征，也是其人的个性特征。在韩、柳之后，世之学为古文者，学韩者多，学柳者少。大概由于柳文个性太强，苟非其人，难以学到。特别是在金元明清几代，文人思想如宗元之笃于行道而又能破传统者亦少，这里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在封建统治、文化专制日渐严密的几个朝代，韩文可学，柳文则不可学。桐城派之尊韩抑柳，不是无缘无故的。
诗风如文风迁客骚人之音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与韩愈相似，主要在文；但他作为诗人，也是一代名家。
柳宗元的诗风，亦如其文，多骚人之气，迁客之音。例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连、封四州刺史》一诗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远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这是宗元贬居柳州的一篇名作。对于此诗，前人评论甚多。严羽《沧浪诗话》云“深得骚学。”所言甚是。
又如《别舍弟宗一》诗云零落残魂倍黯然，双重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这也是宗元的一首名篇。所言“去国”、“投荒”，自是迁客骚人的遭遇；“荆门郢树”，犹多楚人怀土之思。手足分离之际，满腔忧愤，倾泻无余。凄清孤寂之感，是表达得淋漓尽致的。
宗元还有一些小诗，如《江雪》，所抒孤寂之情，尤为深至。此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短短四句，孤寂、凄冷，诗人的身、心、处境，尽在其中。
第三十九章白居易第一节以诗得罪权豪，累遭贬谪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迁居下邽（今属陕西渭南）。父亲季庚，历任县令、州别驾等官职。白居易年十五六时，观光上国，袖文一编，投谒著作郎顾况。况为人倨傲，对后进少所许可，谑之曰“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及览其诗卷，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叹曰“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难。老夫前言戏之尔。”
贞元十六年（800），居易二十八岁中进士。十八年（802）又应书判拔萃科，入甲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居易与元稹共同准备应制举考试。其年四月，入“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四等。补京兆府盩厓县尉。
居易身为下层小吏，颇知民间疾苦，其写讽谕诗歌即从此时开始。
元和二年（807），召为翰林学士，翌年，拜左拾遗。居易的许多讽谕诗歌都写于此时。这些诗歌曾使“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见《与元九书》），即得罪了上层统治者。
元和五年（80），居易任满改官，出为京兆府户曹参军。旋丁母忧而归下邽。
元和八年（83）再度入朝，为左赞善大夫。十年（85），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刺客杀害，居易愤而上书，“急请捕贼”，权臣嫌其越职言事，且诬其作诗“甚伤名教”，贬为江州司马。此后一个时期，居易又写了大量的感伤诗，《琵琶行》即写于此时。《新唐书》本传说他“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图生死说，若忘形骸者”。其实，他这时因对朝政十分失望，内心是郁郁不平的。
元和十五年（820），除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转中书舍人。但这时天子荒纵，执政亦非其人。居易上书言事，天子终不能用，于是居易乃求外任。长庆二年（822），除杭州刺史。其后，又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敬宗宝历元年（825），任苏州刺史。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唐才子传》卷六云“居易累以忠鲠遭摈，乃放纵诗酒。既复用，又皆幼君，仕情顿尔索莫。卜居履道里，与香山僧如满等结净社，疏沼种树，构石楼，凿八节滩，为游赏之乐。茶铛酒杓不相离自号醉吟先生，作传。酷好佛，亦经月不荤，称香山居士。”
武宗会昌五年（84）卒，年七十五。新旧《唐书》并有传。著作有《白氏长庆集》。
本章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白氏长庆集》者，不另作注。
第二节思想气质与其诗作白居易毕生成就，主要在于文学方面，但他也与许多同代作者一样，曾经很有政治抱负。并非只是做个文人。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取舍，自有原则。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如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
这种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思想，本是儒家的传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学者出处进退，类皆如此，居易自不能例外。不过，居易除了奉行儒家这一传统观念之外，亦颇受佛学思想的影响。对此，苏辙曾经有所剖析“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都，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书白乐天集后二首》）
因为政治上未能得志，抱负不得实现，故居易毕生精力，主要倾注在文学方面，尤其致力于诗。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家贫多故，二十七方从乡试。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居易虽有政治抱负，而更多的是诗人气质。故其身居谏官之日，启奏之外，亦不废诗。
居易之被贬斥，主要因为越职言事，但也因为写了讽谕之诗。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是很清楚的。故在《与元九书》中又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
但居易虽以诗得罪，亦以诗得名。《与元九书》又说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技，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
“时俗所重”之诗，并非都是居易自己得意之作。因此，他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一曰讽谕，二曰闲适，三曰感伤，四曰杂律。从上面这些话看来，他自己最得意的诗，一是讽谕，二是闲适。这两类诗正表现了他那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两重志趣。
居易的讽谕诗主要写于入仕的前期。《与元九书》云“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新乐府”和《秦中吟》都是此期的作品。
这类诗的思想特点，主要是指摘时弊，为民请命。例如《杜陵叟》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又如《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悉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剥洞庭桔，鲙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在这两首诗中，平民百姓之疾苦，达官贵人之骄奢，都历历在目。字里行间，充溢着作者的愤慨和不平。在唐皇朝从盛世走向衰世之际，这是十分强烈的为民请命的呼声。
“新乐府”和《秦中吟》的社会内容是十分丰富的，自有诗人以来，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如此广阔地反映社会现实，如此广泛地关切民间疾苦，在居易之前，不曾有过。
与白居易同时写作“新乐府”的诗人，还有元稹。在元、白两人影响之下，又涌现了一些后进作者。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五云“乐府别创时事新题，杜甫始之，元、白继之，各自命篇名，以寓其讽刺之指，于朝政民风，多所关切，言者不为罪，而闻者可以戒。嗣后曹邺、刘驾、聂夷中、苏拯、皮、陆之徒，相继有作，风流益盛。”这里列举的后继作者之中，尤其突出者是皮、陆。皮日休对于居易这类作品曾经称赞备至，他说“吾爱白乐天，逸才生自然。谁谓辞翰器，乃是经纶贤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清望逸内署，直声惊谏垣。所刺必有思，所临必可传。”（《七爱诗》）日休生当唐末，朝廷政治更加腐败，平民百姓更加困苦，庶族文人也更无出路。“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章碣诗）。诗人对于现实之不满，也更甚于居易在世之时。日休此时特爱居易的乐府诸诗，是不难理解的。
居易直言被贬之后，写了更多的闲适和感伤之诗。这类作品流传更广，影响也是不小的。其中最为世称者是《长恨歌》和《琵琶行》。“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音近正声”，居易自己对于《长恨歌》这样的作品也是颇自称道的。
《长恨歌》在居易作品中，属于“感伤”一类，但非感伤个人身世，而是有慨于帝王后妃的浪漫故事。《长恨歌》发端二句云“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世之论者因而以为居易此诗开宗明义即在讽刺玄宗，寓有“女人祸国”之诫。其实不然。诗中还有下面一系列的叙述和描绘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这样的描述，虽是出于想象，未必尽得其实，但诗人对于玄宗处境之同情，却是相当深切的。
居易对于玄宗既如此同情，对于杨贵妃也无贬意。对于杨贵妃之死，诗中也是十分惋惜的“六军不发莫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样的描述，亦沉痛之至。
当然，历来描写玄宗杨贵妃事迹而表同情者，在居易之前，已有先例。
杜甫《哀江头》已经有过十分感人的诗句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这样的情深之语，是与居易《长恨歌》中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完全一致的。
从杜甫到白居易，对于玄宗、杨贵妃的悲剧如此寄以深情，不是无缘无故，并非诗人“重色”而忽视了“倾国”，乃是诗人抛弃了“女人祸国”的传统偏见，而抒发了真情实感。居易此诗之同情杨妃，亦如此后欧阳修之同情昭君，“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杨妃亦是“玉颜”之“为身累”者。
居易感伤诗的另一名篇是《琵琶行》（“行”亦作“引”）。
此诗写于迁谪九江之时，其中自有迁客身世之悲，骚人流离之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对于倡女之寂寞生涯，亦感同身受，不胜浩叹。其诗有云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歌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唐宋诗醇》卷二二云“《琵琶引》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
《琵琶行》抒写的虽有个人迁谪之感，但其中描述商妇身世之苦，尤有深度，写得如泣如诉，直令读者同声一哭。
在居易写作此诗前后，诗人元稹写有《琵琶歌》，刘禹锡写有《泰娘歌》，题材相似，但《琵琶歌》虽亦“谪官得闲”之作，而“其旨似嫌庸浅”；《泰娘歌》虽“以遗妾比逐臣”，与《琵琶行》亦有不同者（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二章）。
居易的“闲适诗”，多写于晚年。《与元九书》云“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又《叙洛诗》云“自（大和）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此而不适，何往而适哉！”从居易自叙之语看来，他写这些闲适作品，确实反映了“独善其身”的意愿。
这类作品为世传诵者也不少。例如《钱塘湖春行》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又如《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少时犹不忧生计，老后谁能惜酒钱。共把一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清吟胜管弦。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
居易所谓“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在这类作品中可以概见。
第三节文名为诗名所掩白居易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文名为诗名所掩，但他的文章亦有特征。其诗有讽谕和闲适两类，文章也有直言极谏和抒情述志两类。其直言极谏之文，《论制科人状》可以为例，其中有云臣伏见内外官近日除改，人心甚惊，远近之情，无不忧惧，喧喧道路，异口同音，皆云制举人牛僧孺等三人以直言时事恩奖登科，被落第人怨谤加诬，惑乱中外，谓为诳妄，斥而遂之，故并出为关外官直道者疚心，直言者杜口，不审陛下得知之否？凡此除改，传者纷然，皆云裴垍等不能委曲顺时，或以正直忤物，为人之所媒蘖，本非圣意罪之。不审陛下得闻之否？臣未知此说虚实，但献所闻虚之与实，皆恐陛下要知。臣若不言，谁当言者？臣今言出身戮，亦所甘心。何者，臣之命至轻，朝廷之事至大故也。这篇论状的特点是详述事件的原委，直陈自己的观感，不为耸动之辞，不发过高之论，指事造实，平铺直叙。唐初以来，魏徵、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都有直言极谏的文章，相沿而下，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居易此文，有所继承；质朴温厚，是其特征。
居易的抒情述志之文，多存于书札和记叙。这类文章大半写于贬官江州以后。《江州司马厅记》可以为例。其中有云江州左匡庐，右江湖，土高气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远观游；群吏，执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
按《唐［六］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官责，无事忧。噫，为国谋，则尸素之尤蠹者；为身谋，则禄仕之优稳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识时知命而已此文称司马之职，乃“吏隐”之最佳位置。无功，无罪，无责，无忧，关键在于“识时知命”。话说得和平宁静，其实语皆涉讽。居易以直言被黜，中心自然不平，不平而言“知命”，当有不可明言的苦衷。
与此文同类的文章还有一篇《草堂记》。其中有云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乐天既来为主，仰观山，俯听泉，傍视竹树云石，自辰及酉，应接不暇。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一宿体宁，再宿心恬，三宿后颓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乐天身为迁客，随遇而安，出处行止，得之自然。这样的作品，颇有个性特点。
居易抒情述志之文，见于书札者，亦颇见个性特征。几篇书信，都有深情。例如《与元九书》、《与微之书》，历来传诵。其《与杨虞卿书》，也有类似的内容，如云师皋足下自仆再来京师，足下守官鄠县，吏职拘绊，相见甚稀。凡半年余，与足下开口而笑者，不过三四。及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而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走马至浐水，才及一执手，悯然而诀，不及其他。迩来虽一二书札往来，亦不过问道途、报健否而已。郁结之志，旷然未舒，思欲一陈左右者久矣
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不然今且安时顺命，用遣岁月。或免罢之后，得以自由。浩然江湖，从此长往。死则葬鱼鳖之腹，生则同鸟兽之群，必不能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矣。足下辈无复见仆之光尘于人寰间也。这篇文章可与《江州司马厅记》、《草堂记》合读。从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居易之所以知足保和、闲适而不返者，乃是积愤太深、决心不与“掊声攫利者榷量其分寸”了。
白居易临终之前，又曾自撰一篇《醉吟先生墓志铭》，其中有云启手足之夕，语其妻与侄曰吾之幸也，年过七十，官至二品。有名于世，无益于人。褒优之礼，宜自贬损。我殁，当敛以衣一袭，送以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无请太常谥；但于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可也。
这篇文章可能即是绝笔，至少反映了诗人临终之前的心绪。自撰墓志铭，历代多有，居易此文，亦率意为之。
第四十章裴度第一节早年的政治生涯裴度（73—839），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裴有邻，曾为濮州濮阳令。父裴溆，为河南府渑池丞。贞元五年（789），裴度进士及第，登宏辞科，补校书郎。后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第，授河阴县尉。不久，升为监察御史，因疏论权幸，言辞激烈忤旨，遂被贬为河南府功曹参军。武元衡主事西川，表奏裴度掌节度府书记。又召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8），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不久转本司郎中。
裴度是晚唐重臣，历仕宪、穆、敬、文四朝。他在宪宗朝时平定了淮西吴元济叛乱，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本章材料，主要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资治通鉴》卷二三九、二四○，韩愈《平淮西碑》。第二节“横身讨贼，为中兴宗臣”
淮西的形势自安史之乱结束后，形成藩镇割据局势，到宪宗时，已延续了一百多年。宪宗即位后，先后派兵讨平了占据成都进行叛乱的刘辟，平定了在镇江一带叛乱的李琦，并直接派出了节度使，改变了地方上拥立主帅的旧例。宪宗立志削平藩镇，而平定淮西彰义节度使吴元济，则是削藩成败的关键之战。彰义节度使领有申州（治所在今河南信阳）、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三州，原任节度使为吴少阳。元和九年（84），吴少阳死，子吴元济密不发丧，未经奏报朝廷，便自领军务，并派兵四出抄掠。翌年，宪宗削去元济官爵，并调集大军前去讨伐。因统帅不得力，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
淮西的平定裴度是朝廷中力主削除藩镇、平定割据势力的代表人物。唐元和七年（82），他以知制诰的身份，成功地完成了安抚河北魏博镇田兴（弘正）势力，使之归顺朝廷，得到了宪宗的嘉奖，拜中书舍人。元和十年（85）五月，因讨吴诸军久未有功，他又以中丞的身份受命赴蔡州行营宣慰，了解军情。回朝后，他向宪宗详细地述说了淮西之现状，并推荐了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统兵，说他“勇而知义，必能立功”。宪宗听后，非常高兴。李光颜统兵后不久，便大破吴军于陈州溵水县西南之时曲。消息传来，宪宗更是赞叹裴度的知人善用。
在平定淮西问题上，裴度面临的难度是很大的。朝廷中，罢兵、阻兵的势力很强。而藩镇割据势力，也千方百计地加以抗拒。元和十年三月，吴元济因连遭败绩，遣使求救于恒、郓王承宗、李师道。王、李两人表面上宪宗讨伐淮西，暗中却吴元济，派人焚烧各路军储，阴谋缓解蔡兵。这年五月，他们又派人刺杀坚决主张讨平淮西的宰相武元衡和熟悉淮西战况的裴度。武元衡被刺身死，裴度伤首，坠入沟中，幸免于难。事发之后，朝廷中有人向宪宗献计罢去裴度的官职，以此来安抚恒、郓二镇。宪宗大怒说“若罢度官，是奸计得行，朝纲何以振举？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贼矣！”至此，宪宗更加倚重裴度，拜他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也以平淮为己任。伤好之后，与宪宗计议。裴度对宪宗说，“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宪宗赞同。裴度又向宪宗请求，为了讨平吴元济，请允许他在家中招延四方贤才，集思广益。宪宗也允许了。而此前，宰相是不敢在家中召见宾客的。元和十一年六月，蔡州行营唐邓节度使高霞寓自萧陂进至文城栅，遇伏而败，仅以身免。这次败仗，给京城上下的震动很大。于是朝臣多认为还是罢兵赦罪为上策，翰林学士钱徽、萧俛等纷纷对策延英殿，想借此劝阻宪宗罢兵。宪宗坚决削藩，他说“一胜一负，兵家常势。若帝王之兵不合败，则自古何难于用兵，累圣不应留此凶贼。今但论此兵合用与否，及朝廷制置当否，卿等惟须要害处置。策，将帅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与应接。何可以一将不利，便沮成计？”于是宰臣不敢再言罢兵，这样，裴度平淮之计得以推行。
从元和九年十月至元和十二年，朝廷已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饷，不胜其弊，诸将顽寇相持不下。宪宗先以严绶为讨吴诸军督军，严绶到军后，将累年之积，一朝而尽，他又厚赂宦官，以结声援，拥兵自重而无尺寸之功。后又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而韩弘乐于自擅，想倚赖吴元济的力量自重，不愿淮西速平。因此，虽用兵数年，淮西仍不得平定。宪宗也感到局面困难。宰相李逢吉、王涯等又向宪宗述劳师敝赋的利害，意欲罢兵。只有裴度无言。宪宗征询他的意见，他表示“臣请身自督战。”第二天，延英殿议政后，宪宗将裴度单独留下，对他说“卿必能为朕行乎？”裴度流着泪说“臣誓不与此贼偕全。”接着，裴度分析了淮西的形势，认为吴元济昨天送来乞降表，“料此逆贼，势实窘蹙”，但因诸将心不齐，不协力同心，又没有统一指挥，因此未能逼迫吴元济投降。“若臣自赴行营，则诸将各欲立功以固恩宠，破贼必矣！”当此削藩成败的关键时刻，宪宗再一次倚重裴度，委以重任，并言听计从，以之不疑，对于讨淮西的胜利，不能不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和十二年（87）八月，裴度受命，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义军节度，申、光、蔡观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前往淮西。临行前，裴度誓师，“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宪宗亲至通化门送行，并赐以犀带，行元帅事。
裴度到达郾城后，立即巡抚诸军，宣达圣旨，士气倍增。当时诸道兵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战胜则先使献捷，偶创则凌挫百端”。裴度又罢中使监军，归兵权于将帅，颇得军心。由于裴度军法严肃，号令划一，因此捷报连传。裴度派使者入蔡州劝降，吴元济拒降。十月，在裴度的指挥下，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蔡州，破悬瓠城，擒吴元济。
裴度入蔡州后，对吴元济旧将量罪判刑，除旧法，并约法禁盗贼斗杀，以安抚人心。蔡人大悦。史书载“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这样，申州、光州也随之平定。十一月，宪宗受降，斩吴元济。至此，淮西战事终告结束。
裴度平定淮西，回朝后，宪宗为嘉奖他，诏加金紫光禄大夫、弘文馆大学士，赐勋上柱国，封晋国公，食邑三千户，复知政事。又诏刑部侍郎韩愈撰《平淮西碑》，以示纪念。其中有颂裴度功勋说“凡此蔡功，惟断乃成。”淮西的平定，极大地震慑了山东、河北诸藩镇。
裴度在宪宗朝为相，直言极谏，抑制宦官中使于政，维护宰相、朝臣的政治权力，发挥三省的作用。他执性不回，特别是对宦官于攻的指斥，使宪宗感到不悦。元和十四年（89），迁裴度为河东节度使。
第三节避祸东都，以诗酒自娱宪宗以后，裴度又仕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在当时有“勋高中夏，声播外夷”的盛名和地位，但由于宦官当道，其虽有“将相全才”而不能为天子所用，所以并无多大作为。为避宦官当政，他退居东都洛阳，立第于集贤里，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不问政事。开成三年（838）冬，因病乞还东都，翌年去世。裴度死后，册赠太傅。裴度有子五人。长子裴识，以荫授上柱国，袭晋国公，宣宗时官至检校户部尚书。其他四子也都声名显赫，多有作为，时“兄弟并列方镇，时人荣之”。
裴度“始自书生，以辞策中科选，数年之间，翔泳清切”，又能奋命决策，横身讨逆，成为中兴宗臣。史家对裴度的功德多加以肯定。《旧唐书·裴度传》说他“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威望德业，侔于郭子仪”。并赞他“以人臣事君，唯忠与义，大则以訏谟排祸难，小则以谠正匡过失，内不虑身计，外不恤人言”，“诚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新唐书》本传也称他“事四朝以全德始终”，“其威誉德业比郭汾阳”。
第四十一章贾耽李吉甫第一节贾耽官至宰辅，潜心研究地理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今属河北）人。先祖后魏时居长乐（今河南安阳东）。七世祖贾元楷因避葛荣之乱，迁居浮阳（今河北沧州东南）。祖父贾知义曾任沁源（今属山西）主簿，赠扬州大都督。父亲贾炎之，赐尚书左仆射2。
贾耽从小就喜欢读地理书籍，喜爱骑马射猎。步入中年以后，十分重视地理研究工作。“筮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三十年”。天宝十载（75），他参加科举考试，以明经登第。乾元中（约759年）授贝州临清（今河北清河）县尉，以后续任绛州正平（今山西新绛）县尉、检校膳部员外郎、太原少尹、北都副留守、检校礼部郎中、节度副使、汾州刺史等职。由于他才华出众，政绩茂异，又被提升为鸿胪卿兼左右威远营使，掌管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大历十四年（779）任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梁州（今陕西汉中）刺史、朝仪大夫、山南西道（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地区）节度使，封广川男。当时守臣梁崇义恃汉水岘山之险，反叛唐朝，贾耽奉命带兵东讨，降均州，屯谷城，所向皆捷，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建中三年（782），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山南东道（今河南、陕西、湖北、四川交界地区）节度使，东都留守，东畿、汝南防御使等。贞元二年（78）改检校右仆射，兼滑州（今河南滑县）刺史，义成军（今河南滑县）节度使。贞元九年（793）入觐，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贞元十七年（80）封魏国公。永贞元年（805）唐顺宗李诵即位，贾耽任检校司空、左仆射。十月一日卒于长安，享年七十六岁，赠太傅，谥曰元靖。
贾耽一生为官四十七年，其中居相位十三年，事务繁忙，政绩茂异。与此同时，他根据国家的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结合政治、军事研究地理，考察地理。“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撰写了较丰富的地理著作，绘制了多卷地图。地图有《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海内华夷图》一轴，《地图》0卷。书有《皇华四达记》0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卷，《吐蕃黄河录》4卷，《贞元十道录》4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唐七圣历》卷2。贾耽研究并绘制地图的目的很明确，是要像东汉伏波将军马援那样用米堆积立体地理模型供军事行动之用，像西汉萧何那样搜集秦国地图帮助刘邦夺天下。他羡慕前哲，绘制地图，要为唐朝的政治、军事服务。贾耽年轻时正值“安史之乱”，政治不稳定，人民赋税很重，生活困难，国力衰弱，没有足够的力量确保边疆安全，河西陇右（今河西走廊）一带被吐蕃所占。对此，贾耽深为忧虑，为了收复失地，他根据裴秀创立的制图六体的原理以及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作注。
2郑余庆《左仆射贾耽神道碑》，《全唐文》卷四七八。
《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史部·地理类》。
2《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五行类》。
自己采访的材料，绘制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图的范围主要是陇右，兼及关中等毗邻地区。图中绘有交通路线、军事要塞、行政区、关隘、山川等，很有实用价值。此图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边患，且可用于军事行动，体现了贾耽可贵的爱国心。
《海内华夷图》贾耽在地图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海内华夷图》上。绘此图的目的是力图要把唐代统一强大的面貌表现出来，因而图幅很大，“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为了绘制此图，他花了三十多年时间阅读文献，调查采访，认真选取资料。贞元十七年（80）图成，献给朝廷。此图今已佚，但据贾耽写的献图表文及有关记载尚可得知此图有两个特点第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幅大型地图，其地理范围除唐朝所辖行政区外，还有四邻一些国家，可以说是一幅小范围的亚洲地图，比例尺为一寸折百里，相当于∶80万。图的面积约0平方丈，比裴秀的方丈图大得多。图的内容包括唐朝疆域沿革、行政区划、古今郡县、山川名称、方位、交通道路等。这既是一幅历史地图，又是当时的形势图。无论体例、内容都较古图充实，反映了贾耽具有丰富知识和高超的制图水平。
第二、在制图技术上首创墨朱殊文制图法。此图不仅采用了计里画方的先进方法，而且首创“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的历史地图绘制方法。即用两种不同的色彩填写地名，古地名用黑色，今地名用红色。贾耽的这种方法影响久远，为后来的历史地图学家所遵循。如李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杨守敬的《历代疆域形势图》，都采用这种方法。
《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卷，形式上是《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说明，实际上是地志。“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即班固《汉书·地理志》）发源，郡县记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凡诸疏舛，悉从厘正”。如“前地理书以黔州属西阳，今则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康居”，可见他对历代地理沿革，边防及城镇都会的变迁、各地人口增减的考订，大大超过前人。对当时政治地理、物产、经济状况的叙述，也比较完备。此书已初具方志规模，对后世地方志的编纂有深刻的影响。
《贞元十道录》4卷，为《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的缩写本。此书已佚，清人王谟编《汉唐地理书钞》中有辑本。敦煌有发现《贞元十道录》写本残页。所谓十道，指唐贞观元年依自然形势分全国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贞元年间，十道已不存在，贾耽之所以仍用十道，是表示他渴望收复失地，国家统一。书的第一卷叙述州郡变化、道的划分与作用、四方贡赋之名产、疆域盈缩、镇戍险要的设置、河流变迁、边徼概况等。又以节度、观察、防御、经略诸使，附于卷末。其余三卷则以十道为准，县距州，州距西部（指长安）的道里数目，四邻地界等。每卷有图，与文字相对应，开卷尽在，披图朗然。在《贞元十道录》中，贾耽还提出了“若护单于并马邑而北理榆林关外，宜隶河东；乐安自乾元后河流改道，宜隶河南。合州七郡，北与陇坻，南与庸、蜀，回远不相应，宜于武都建府以恢边备”等十二条订正意见。由此可见，缩本的地理内容也非常丰富。两《唐书》的《地理志》从中引用了许多关于边州及四夷的材料。说明贾耽在边疆和域外地理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超过了前人。
《皇华四达记》《皇华四达记》十卷，原书已佚。从《新唐书·地理志》的引文中，得知此书的大概内容。如记载唐朝“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有七条交通路线“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2在谈交通路线时，也谈到边疆和域外若干城镇的地理位置、自然面貌等地理内容。如“广州通海夷道”，不仅记载了这条交通路线上的航程和航行日数，同时也记载了这条交通线上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方位、山川、民情风俗等。比如马六甲海峡，写道“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今加里曼丹），南中洲之最大者”。关于这条航线上设置的灯塔，它写道“又自提■国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位于今伊朗波斯湾沿岸），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这种“夜置炬其上”的“华表”，是指引船舶夜航的标记，即今天的灯塔。唐朝在广州港口也修筑了十数丈的高塔，入夜在塔上置灯火，又叫光灯。因此“广州通海夷道”是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献。《皇华四达记》则是中外交通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
贞元十四年（798），贾耽完成了以黄河命名的著作——《吐蕃黄河录》0卷，这是《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的文字说明，包括《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别录》卷和《吐蕃黄河录》或称《河西戎之录》4卷。此书图文并茂，记载吐蕃境内“诸山诸水”的“首尾源流”。惜其书和图均已失传，现已无法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
可见，贾耽不仅是中唐重要的政治家，也是重要的地理学家。他在地图学、地理学、方志学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
权德舆《贞元十道录》序，《权载之文集》。
2《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
第二节李吉甫善读书的宰相李吉甫（）字弘宪，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父亲李栖筠曾任给事中、工部侍郎、常州刺史、浙西观察使等职，喜欢读书，“为文劲迅有体要”。这种家庭环境对其子（李吉甫）、孙（李德裕）都有影响。李吉甫从小好学，能写文章。二十岁以荫补左司御率府仓曹参军。贞元初，为太常博士。后迁屯田员外郎、驾部员外。陆贽为相时，怀疑李吉甫结党，让他去明州（今浙江宁波）为长史。后任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郴州（今湖南郴县）刺史、饶州（今江西波阳）刺史。
元和元年（80）宪宗即位，李吉甫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变，宪宗主张讨伐，李吉甫“密赞其谋”，献计献策，宪宗予以采纳。元和二年（807）李吉甫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镇海节度使李锜拒不执行朝廷命令，李吉甫多次给宪宗出谋划策，讨伐李锜，也取得了胜利。为了防止藩镇势力的扩大。李吉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调换了三十六镇节度使。由于李吉甫为政有功，受封赞皇县侯，徙赵国公。
元和三年（808）九月，李吉甫辞宰相职，以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淮南节度使，在任三年，于高邮县修筑了平津堰。元和六年（8）正月，李吉甫复为宰相，授金紫光禄大夫、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建议省并州县，裁减冗员，宪宗采纳。结果精减冗官八百员，吏一千四百员。元和九年（84）冬，李吉甫暴病死，终年五十七岁。其论著有《六代略》30卷，《元和郡县图志》54卷，《国计簿》0卷，《百司举要》卷。此外还有《十道图》0卷；《删水经》0卷，《古今地名》3卷。今仅存《元和郡县图志》残本，缺9、20、23、24、35、3六卷，卷8也不全，有的缺个别县。如卷京兆府缺昭应县；卷9蔡州缺汝南县；卷33绵州缺罗江县等2。其余著作全都失传。
《元和郡县图志》的学术价值《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地理巨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书成于元和八年（83），次年又作了补充。全书首起京兆府，末尽陇右道，共四十七镇。每镇篇首有图，故称《元和郡国图》或《元和郡县图志》。南宋时，图已亡佚，故称《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勤奋好学，学识渊博，精通史地，人称“唐宰相之善读书者，吉甫为第一人矣”3。他认识到地理对于治《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
此书名称有多种，《旧唐书·李吉甫传》作《元和郡国图》，李吉甫写的《元和郡县图志·自序》作《元和郡县图志》，南宋称《元和郡县志》，983年中华书局校点本称《元和郡县图志》。卷数也不一，《旧唐书·李吉甫传》作54卷，《旧唐书·宪宗纪》作30卷，《元和郡县图志·自序》作42卷，《直斋书录解题》作40卷。
2王文楚、邹逸麟《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理》创刊号，9星衍《〈元和郡县图志*理国家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关系到兴衰安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巩固皇权，李吉甫一改过去地理学家厚古薄今，传疑失实，莫切根要的毛病，而以厚今薄古，实事求是，讲求实用的原则来编著《元和郡县图志》。全书以四十七个方镇为纲，叙述全国政区的建置沿革、山川险易、人口物产，以备唐宪宗制驭各方藩镇之用。
《元和郡县图志》虽然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但涉及的范围很广，可从五个方面来看它的科学价值.疆域政区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反映了唐朝当时的疆域范围。写作此书时，陇右虽然已经被吐蕃占领，但他站在唐朝的立场上，仍将陇右列入记述范围，表示不忘故土。贞观元年（27），依名山大川的自然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分关内置京畿道，分河南置都畿道，分山南为东、西二道，分江南为东、西和黔中三道，共5道。每道置采访使，有固定治所，实为监察区域。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各霸一方，方镇成了实际上的地方一级行政区。《元和郡县图志》为了体现当时实际情况，以十道作为大区，道以下列出除两京州县以外的四十七镇作为一级政区来划分府州，这样既体现了唐初以来的传统区划，又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在记述政区沿革时，除了唐代的沿革外，还追溯周秦以来各代的沿革，特别是东晋南北朝的政区沿革，历史地理资料相当重要。道以下为府、州，分别叙述其治所、等级、户额、领乡、垦田、沿革、府（州）境、八到、贡赋、管县等项内容。府、州之下为县，重点叙述其山川河流、形势险要、农田水利、物产矿藏等。关于府、州、县等级，唐开元时曾规定天下除京都及都督、都护府以外，各州均有等级。划分等级的依据是地理位置、辖境、人口、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级名称也不一样，近畿的华、同等四州称四辅。处于冲要地区的州，分别为雄、望、紧。又有上、中、下三等。以人口而论，超过四万户的州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满二万户为下州。县的等级秩序是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关于府州与上都长安、东都洛阳以及相邻府州的距离，即八到的记述，是李吉甫的创造，为以后地方志所效法。
2.自然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按县分别记述大小河流五百五十余条，湖泽陂池一百三十多个。从这些材料中不仅可以看出唐代河流湖泊分布的基本状况，而且可以据以与《水经注》的资料相比较，看出三百年内河流湖泊变迁的情况，是研究自然地理的珍贵资料。书中还非常重视记述那些形势险要的兵家必争之地。如记述关中地区“自汉至今，常为王者奥区”，“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辟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襄阳则“北接宛、洛，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代为重镇”。“襄阳去江陵陆道五百里，势同辅车，无襄阳则江陵受敌”2。
3.经济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在每州之下记有“贡赋”，分别开列开元时期和元和时期的贡与赋。唐代贡品多为各地的土特产和手工业产品。如北方的雕翎、麝香，岭南的孔雀尾、龙须席、白瓷等。赋则多为绵、绢、麻、布等。从征收贡赋的物品中，可以看出唐代各地的生产状况。从开元、元和两个时代贡赋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唐代生产品种的变化和生产部门的变化。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
2《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二。
关于矿藏的开采，《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颇为详细。初步统计共有矿产二十六种，产地三百二十六处。其中盐井一百九十处，盐池三十七处，铁二十二处、铜十六处、金十六处、银九处、锡六处，其余不足五处的有石油、石墨、玉、紫石英、丹砂、铅、雄黄、雌黄、云母、化石、天然气、滑石等。此外，《元和郡县图志》还有“垦田”一项，据考证，各府州原来都有垦田数目。但现今传本所记二百六十六个府州中，仅江南道润州有垦田数六千七百二十七顷，其余均缺佚。
4.人口地理方面。《元和郡县图志》分别开列开元和元和两个时代的户口数，既反映了唐代户口的分布，也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人口分布的变化。以卷五至卷九所载河南道十八个府、州的户额看，其中只有濠州略有增加，即开元为二万零五百五十二户，元和为二万零七百零二户，仅增加一百五十户。其余十七州，户额均大幅度减少。其中汴、宋、亳、许、陈、徐六州，元和时户额不到开元时的十分之一，而申州仅为三十四分之一。户口剧烈下降，反映了安史之乱对中原地区的破坏极为严重。而卷二十五至卷二十八，江南道二十六州的情况是润、常、杭、湖等二十一州人口有所下降；苏、鄂、洪、饶、吉五州人口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鄂州增长一倍，饶州增长了两倍。说明南方有些地区的经济有所发展。当然，也应该看到，《元和郡县图志》对户口的记载不完备，大部分府州有开元和元和两个时代的户口数目。可是其中有六十一个州只有开元户数，十二个州仅有元和户数，一个州是贞观户数。它虽然有此缺点，但不影响全书的科学价值。
5.体例方面，《元和郡县图志》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以来地理志、图记、图经的优良体例传统，对各项地理内容作了翔实的记载。又在府州下增加府境、州境、八到、贡赋等项内容，这是以往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没有的，是李吉甫的独创。这个创新为后来的地理志、地理总志所效法。如新、旧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设有“贡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一统志》都设有“四至八到”、“土产”、“土贡”等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是历代地方志中“体例最善”的作品，实不为过。可见《元和郡县图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地理著作，在体例上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影响深远。另外，《元和郡县图志》引用的书籍和碑记多达一百多种，这些文献大多数已失传，仅仅因为《元和郡县图志》的引用才留下一点片断。这也是李吉甫的一个贡献，不可忽视。
何珍如《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第四十二章李训郑注第一节李训李训和郑注都是晚唐“甘露之变”中的重要人物。
李训（？—835）字子垂，初名仲言，后入侍唐文宗为《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故改名为训。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为肃宗时宰相李揆的族孙。长得“仪状秀伟，倜傥尚气”，还“颇工文辞，有口辩，多权数”。穆宗长庆三年（823），进士及第，始补为太学助教，又辟为河阳节度府幕僚。敬宗宝历元年（825），李训的从父李逢吉为相，与另一相李程不合。当时，石州刺史武昭罢为袁王府长史，怨恨执政。李程同族人李仍叔诡称李程曾欲授武昭官职，中遭李逢吉阻止。武昭信以为真，对左金吾兵曹茅彙说要谋刺李逢吉，此事被人告发，逮捕入狱。时为河阳掌书记的李训，胁迫茅彙诬陷李程与武昭合谋，结果事情败露，武昭被杖杀，李训也被流放于象州（今广西象州东北）。
太和元年（827），文宗即位，大赦天下。李训遇赦北归。后遭母丧，居住在东都洛阳。时郑注得到大宦官王守澄的宠遇。李训叹息说“当世操权力者皆龊龊，吾闻注好士，有中助，可与共事。”太和七年他备厚礼进入京师，去见郑注，两人一见如故。郑注引荐于王守澄，又以李训善讲《周易》推荐入宫。文宗将召见李训，时李训正为母服丧，难入禁中，就换了一套民服，号王山人，两次入含元殿，回答了文宗提出的问题。文宗见他仪表堂堂，善于辩论，又多权数，十分高兴，“以为奇士，待遇日隆”。
太和八年八月，李训除服以后，文宗欲授任为谏官，宰相李德裕认为他是小人，先为流人，不可做近侍。文宗说“人谁无过，俟其悛改。”因此不顾宰臣的反对，授其为四门助教。同年十月，李德裕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训则拜为翰林侍讲学士。
唐文宗嫉恶宦官飞扬跋扈，继为祸患，见元和末年杀害宪宗的凶徒尚未受到惩治，虽表面上对宦官示以恩宠，内心却不堪忍受，“思欲芟落本根，以雪仇耻，九重深处，难与将相明言”。早在太和五年，曾与侍讲学士宋申锡谋除宦官，由于“谋之不臧，几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横”。但是文宗并不甘心，仍在暗中物色人选。一次文宗读《春秋》，至“阍弑吴子余祭”时，问翰林侍讲学士许康佐“阍何人耶？”康佐惧怕宦官权势，不敢回答；后来又知文宗欲内谋剪除宦官，遂假称有病，罢为兵部侍郎2。朝臣多如许康佐，畏惧宦官，不敢参与文宗的密谋活动，文宗也因在位之臣“持禄取安，无伏节死难者”而苦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训逐渐受到文宗亲信的。一次文宗坐蓬莱殿读书，召问李训，说许康佐所进《春秋》列国经传，我已读过不少，战国时事，已历历明白。我曾问康佐吴人伐越，获俘以为阍，杀吴子余祭，阍是什么？康佐说“穷究未精”，你以为如何？李训回答说“吴人伐越获俘，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谓生口也。不杀下蚕室肉刑，古谓阍寺，即今之中使也。吴子是吴国君长。余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余祭往观之，为中使所杀。”李训不仅详尽地解释了吴子和阍的原始本末，而且还引以为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及《资治通鉴》卷二四五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2《新唐书》卷二○○《许康佐传》。
鉴戒说“君不近刑臣，近刑臣即轻死之道也。吴子远贤良，亲刑臣，而有斯祸。鲁史书之，以垂鉴戒。”李训讲得绘声绘色，又感愤申重，文宗听了深受启迪，他说“左右密近刑臣多矣，余祭之祸，安得不虑？”李训又当即对文宗表示说“陛下睿圣，留意于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愿遵圣算。累圣知之而不能远，恶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李训讲《周易》微言大意，颇中文宗心意，时方盛夏，遂命左右取出水玉腰带及避暑犀如意赐给李训，并说“如意足以与卿为谈柄也。”2唐文宗见李训才辩纵横，可与他谋划大事；同时，李训、郑注皆为王守澄所引进，也不会引起宦官的怀疑，遂与他密谋剪灭宦竖。李训、郑注富有政治见解，能洞察时弊之症结所在，胸有导致天下太平的宏图，诛灭宦官只不过是第一步。史称“李训、郑注为上画太平之策，以为当先除宦官，次复河、湟，次清河北，开陈方略，如指诸掌”。这一“太平之策”，也是切中晚唐弊病要害的，他们欲先诛灭宦官，再收复河、湟失地，然后再清除河北藩镇，这种由内而外的策略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于是，李训与郑注在宫内朝夕计议，密图大计。文宗怕引起宦官的猜疑，乃“疏《易》五义示群臣”，使朝内外都知道文宗以师臣对待李训，以此来掩人耳目。
李训受到文宗的倚重，官职一再升迁。太和九年（835）七月，任兵部郎中、知制诰，侍讲学士如故；到了九月，又擢任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仍命李训三二日入翰林讲《周易》。李训位至宰相后，“天子倾意任之。训或在中书，或在翰林，天下事皆决于训”。
李训秉政以后，即赞助唐文宗整顿朝纲。太和年间，是党争最激烈的时期。文宗曾慨叹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由于文宗苦于朋党之争，故太和七年以后，“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进孤立，庶几无党，以革前弊”。像裴度、令狐楚、郑覃等，皆“累朝耆俊”，却受到了当政者的倾轧，“置之散地”而不用，李训则“皆引居崇秩”，以东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书令，令狐楚由北都留守入为太仆卿、守尚书左仆射，郑覃也由刑部尚书迁升为尚书右仆射。因此，就连一向否定李训的史家司马光也写道“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
为了整顿吏治，消除朝中的朋党之争，李训还遵照文宗用人的意图，擢用了一些“新进孤立无党之士”，如王涯、舒元舆、贾■，他们皆受提拔重用，位至宰辅；将水火不相容、党争激烈的两派首要李宗闵、李德裕等贬出朝廷，其朋党不少人也受到了牵连，因而引起了众朝官的不安。为了稳定人心，李训劝文宗下诏书，凡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除前已贬逐之外，余皆不问，于是“人情稍安”。
李训赞助文宗剪除宦官，开始时采用了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以毒攻毒，使其自相靡肉，这一做法曾获得了成功。如太和九年（835）五月，因仇士良有翊戴文宗之功，但却受王守澄压抑，未得显官。李训、郑注遂奏用士良任左神策军中尉，以分守澄之权，于是“守《唐语林》卷六。
2《杜阳杂编》卷中。
《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澄不悦，两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