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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六月，原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居中用事，与王守澄争权不叶”，李训与郑注又将元素、承和、践言分别出为西川、淮南和河东监军，这又博得了王守澄的欢心。到了八月，又以杨承和庇护宋申锡、韦元素、王践言与李宗闵、李德裕“中外连结，受其贿遗”为罪名，将承和贬往驩州，元素贬象州，践言贬恩州，并“令所在锢送”。不久，又分别将三人赐死。时崔潭峻已死，也“剖棺鞭尸”。
当时，人们传闻唐宪宗之死，是由宦官陈弘志所弑，而弘志时任山南东道监军。九月，李训为文宗定策，将他召至青泥驿，“封杖杀之”。
宦官头子王守澄尚任右神策军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掌管禁军。李训为相时，又任命他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是李训与郑注为文宗制定的策略，“以虚名尊守澄，实夺之权也”。
在此期间，因王守澄厌恶宦者田全操、刘行深、周元稹、薛士干、似先义逸、刘英誗等，李训、郑注又乘机分别派遣他们去盐州、灵武、泾原、夏州、振武、凤翔巡边，之后又命翰林学士顾师邕作诏书，颁下六州，命将他们杀死。但因诏书颁下不久，甘露事变失败，六州虽然得到诏书，“皆废而不行”。
李训、郑注对宦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化瓦解工作，成功地诛杀与贬逐了一些大宦官后，王守澄已成为瓮中之鳖。李训见时机成熟，就秘密上言文宗，请除去王守澄，遂于这年十月，文宗遣中使李好古往守澄私第赐鸩。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大宦官头子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杀掉了。“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
由于李训等人在谋剪宦官中取得了某些成功，威望大增，“每进见，他宰相备位，天子倾意，宦官卫兵皆慴惮迎拜”。宦官们昔日的威风扫地以尽。此后，李训即与郑注密谋，欲一举诛灭宦官。他们看到宦官手中握有军权，要取得成功，必须掌握一定的军事力量。为此，先让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组织军队，以为外援。李训特为郑注“妙选当时才俊以为宾佐”，即精心选用有名望、有才干的名臣子弟作为他的幕僚。同时，还“擢所厚善分总兵柄”，以王璠为太原节度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罗立言权任京兆尹，韩约为金吾将军，李孝本权任御史中丞，并且还暗中要王璠、郭行余多召募兵士及金吾台府卒。
李训与郑注约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守澄下葬于浐水时，奏令宦官中尉以下者全集中于浐水送葬，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全部砍杀，“使无遗类”。但是后来李训私心发作，为了独占其功，中途改变了计划，决定用郭行余、王璠石募的部曲及金吾、府台吏卒，提前诛杀宦官。
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登紫辰殿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而立。金吾将军韩约不报平安，奏称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夜降甘露，并舞蹈拜贺，宰相百官也相次称贺这一祥瑞的出现。李训奏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于是文宗乘软舆出紫辰门，由含元殿东阶升殿，宰相侍臣分别站立在副阶，文武两班，列于殿前。文宗命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去观看，回来后，李训奏称恐非真甘露。文宗再次命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前去看个究竟。
《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宦官走出以后，李训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宦官。此时，王璠、郭行余召募的兵健正站立在丹凤门外待命，李训传呼“两镇军入受诏旨！”唯王璠军闻讯而入，邠宁兵却按兵未动。当仇士良等诸宦官来到左仗时，见韩约神色慌张，情态反常，心中产生了狐疑；又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帷幕，发现幕内执兵器者甚多。他们立时恍然大悟，察觉事变，遂仓皇出逃，门卫欲关闭门，已来不及了。
仇士良等诸宦官跑回含元殿，急欲挟持文宗入内，李训立即指挥金吾兵护驾，并大呼“卫乘舆者，人赐钱百千！”金吾兵应声而上。仇士良见情势危机，急忙决开殿后罘罳，抄近道入内。李训急忙攀住乘辇，死死抓住不放。仇士良与李训撕打时，跌倒在地，李训扑上去，将抽靴中刀刺杀时，仇士良却被宦官救起。这时，罗立言、李孝本率四百名兵士由东、西两阶上殿，与金吾兵会合，杀死宦官数十人。李训仍抓住文宗乘辇不放，一直拖到宣政门，被宦者郗志荣击倒在地，帝辇进入东上阁，宦者关闭了阁门。一场搏斗就此结束了。
李训见事难以成功，遂脱下紫服，穿上从吏的绿衫，走马而出。他在道上扬言说“我何罪而窜谪！”因此无人怀疑与阻拦他。在李训出逃的同时，仇士良指挥宦官率禁兵千余人，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中书、门下两省及没有逃走的金吾士卒被杀死六百多人，“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贾■、舒元舆也被逮捕下狱，遭严刑拷打，被逼自诬谋反，京师被搅得天翻地覆。
李训出离京城后，投奔终南山僧人宗密。宗密与李训有旧交，欲给他剃发为僧，但众僧徒不同意，李训只得离开山寺，在奔往凤翔的途中，被盩屋镇遏使宗楚所擒获，械送京师。在押送到昆明池时，李训怕被送到神策军中受酷辱，说服了押送者，斩其首级送往神策军。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将李训首级悬挂于兴安门外，李训弟仲景、再从弟户部员外郎元皋也同时遇害。李训、郑注的“宗娅宾客悉收逮，讯报苛惨”，幸赖中书令裴度“上疏申理，全活数十姓”。
事后，文宗颇悼念李训，屡次对宰相李石、郑覃称赞其才说“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文宗无以制服，“居常忽忽不怿，每游燕，虽倡乐杂沓，未尝欢，颜惨不展，往往瞋目独语，或裴回眺望，赋诗以见情”2。文宗抑郁成疾，于开成五年（840）离开人世。
在甘露事变中，虽然唐文宗已明言“训不反”，但在宦官的胁迫下，仍不得不违心地下诏，宣告李训等人的所谓“谋逆”之罪，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直到唐昭宗天复年间（90—903年），昭宗大赦时，才“明（王）涯、（李）训之冤，追复爵位，官其后裔”。尽管如此，以后旧史家编撰的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书时仍给李训等人罗列了不少罪状，视他们为乱臣贼子、沾沾小人，这是很不公正的。后来有王鸣盛和岑仲勉等学者为其辩诬，指摘当时记载失实。
在宦官当道、强藩割据的晚唐时期，李训居危不苟且偷安，佐助文宗锐《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
2《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
《新唐书》卷一七九《王涯传》。
意求治，提出了内诛宦官、外削强藩的“太平之策”，表现了他的政治才干。在谋剪宦官的斗争中，虽然一度打击了宦官势力，加强了皇权，但他对晚唐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严重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致最后终于失败。
第二节郑注郑注（？—835），绛州翼城（今属山西）人。出身寒微，本姓鱼，后冒姓郑氏，故时称鱼郑。他长得身材短小，双目下视，不能看远，但却“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弈医卜，尤臻于妙，人见之者，无不欢然”3。早年以行医为业，周游天下。
元和十三年（88），郑注到了襄阳。时襄阳节度使李愬患有痿病，郑注使用偏方，为李愬“煮黄金，服一刀圭”，李愬服用后，十分见效，因而厚遇之，署其为节度衙推。后李愬移镇徐州，郑注也随同前往，又任以职事，凡军政之事，李愬都与他参决。他也很有才干，“与愬筹谋，未尝不中其意”。郑注因医术受到李愬的重用，故招致了一些人的非议，有人说他“专作威福”。时宦官王守澄为徐州监军，闻知此事后也怨恨郑注，便告诉李愬，欲除掉他。李愬回答说“彼虽如此，实奇才也。将军试与之语，苟不如旨，去未为晚。”李愬即令郑注拜见监军。起初，王守澄还有些勉强，可是一与郑注交谈后，见他“机辩纵衡”，尽中己意，于是马上把他请入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第二天，王守澄即对李愬说“诚如公言，实奇士也。”从此，郑注经常出入王守澄门下，关系很融洽。李愬又署他为巡官，得以列于宾席之中。
元和十五年，王守澄调任内职，郑注也随之到了京师。不久，王守澄与陈弘志等宦官弑宪宗，擅立李恒为帝，即穆宗。王守澄专枢密使之职，并将郑注引入禁中，“穆宗待之亦厚”。王守澄非常器重郑注，两人常常是“言必通夕”。郑注依靠王守澄的权势，交结朝臣，“数年之后，达僚权臣，争湊其门”。后，他又在山东、京西诸军做幕僚，历任卫佐、评事、御史，又检校库部郎中，为昭义节度副使。
文宗即位后，王守澄有翊戴之功，升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太和五年（83），文宗与宰相宋申锡谋剪宦官，京兆尹王璠将密谋泄露给郑注，守澄也因获悉此谋，即令军吏豆卢著诬告申锡与漳王谋反，因此，宋申锡被贬，致使文宗谋除宦官的计划也破产了。
太和七年（833）九月，侍御史李款见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遂于阁内弹奏郑注罪行。守澄将郑注匿于右军，保护起来。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与守澄不和，厌恶郑注，左军将李弘楚与韦元素定计诈称中尉有病，召郑注前来治病，乘机擒而杖杀。可是郑注来后，口若悬河，侃侃而谈，韦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弘楚再三示意，元素皆不理睬，最后“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宰相王涯也扣压了李款的奏疏，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同年十二月，文宗患了风疾，口不能言。经王守澄引荐，郑注得以给文宗治病。文宗服了郑注调制的药剂，很见效，于是，郑注得到了文宗的宠幸。太和八年（834）九月，郑注总结了自己治病的经验，奏上《药方》一卷。文宗于浴堂门召见郑注，还咨询富国之术，郑注建议恢复榷茶政策。榷茶是一种征收茶税、管制茶叶生产、取得专利的措施，其方法是“以江湖百姓茶2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3《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旧唐书》卷一八四《王守澄传》。
《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
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当时饮茶盛行，茶叶生产有很大的发展，郑注建议通过榷茶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文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以宰相王涯兼榷茶使，并赐给郑注锦彩若干。
太和九年（835）正月，郑注上言秦中有灾，应兴工役以禳灾。文宗喜欢诗文，曾读杜甫诗《哀江头》，其中有“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的诗句，知道天宝以前曲江沿岸有楼台行宫府署等，心里很羡慕。经郑注上言，即命左、右神策军差人疏浚曲江、昆明池，并修造了紫云楼、彩霞亭等。四月，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郑注受任以后，遂举荐仓部员外郎李款代替自己原来的职务。虽然李款以前曾弹劾过郑注的罪过，但他不计较个人恩怨，认为“加臣之罪，虽于理而无辜；在款之诚，乃事君而尽节”。
李宗闵在任吏部侍郎时，曾通过驸马都尉沈■结托女学士宋若宪及知枢密使杨承和，由于二人的内助，遂进为宰相。这年六月，牛党成员京兆尹杨虞卿获罪，被投入御史台狱，李宗闵极力营救。文宗以李宗闵朋比为奸，遂贬为明州刺史，不久再贬为处州长史。七月，郑注揭发了李宗闵勾结沈■、宋若宪之事，内官杨承和、韦元素、沈■及若宪“姻党坐贬者十余人”，又贬李宗闵为潮州司户。2九月，郑注擢为工部尚书，充翰林学士。文宗亲自于九仙门召见，并当面赐以告身。从此，郑注得以充任近侍，深受文宗倚重。时文宗嫉恶宦官专权，欲尽诛宦竖，但此事又难与将相明言。郑注深知文宗的心意，并“屡见密计”，还引荐李训相助。文宗以为郑注、李训皆经王守澄所引荐，与他俩谋事不至于引起宦官的怀疑，遂推心置腹，担心事密告于郑注。于是他俩“遂以诛宦官为己任，两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烜赫”，外人也只知郑注与李训“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与上有密谋也”3。
郑注与李训密谋剪灭宦官，先是利用了宦官内部的派别及其矛盾，进行分化瓦解，然后分而治之，诛杀了大宦官韦元素、杨承和等，又设计酖杀了宦官头子王守澄。为了将宦官一网打尽，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凤翔地近京师，京兆三辅之一，是一个军事要镇。
郑注赴镇前，曾与李训约定到镇后即选拔数百名勇士，人人手持白梃，怀揣利斧，作为亲兵。李训与郑注约定，将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守澄在浐水附近下葬时，由李训奏令宦官中尉以下都去浐水送葬，郑注即奏请以亲兵护丧，届时命亲兵以斧砍杀宦官，“使无遗类”。但此事因李训私自改变了计划而未成。
十一月二十一日，发生了“甘露之变”，在凤翔镇的郑注闻知李训已开始了行动，随即率五百名亲兵火速赶往京师援助。当郑注一行人马行至扶风县境时，听说李训已经失败，即返回凤翔。
仇士良派人持密敕给凤翔监军张仲清，令杀死郑注及其羽翼。张仲清心里恐惧，不知所措。押衙李叔和为他献计，以召郑注议事为名，屏去其随从亲兵，然后一举杀死。郑注率其卫兵前来议事，李叔和把其卫兵留在外边，只容数人随从入内。郑注举杯饮茶之际，被李叔和抽刀杀死，其亲兵也全部3《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2《旧唐书》卷一七六《李宗闵传》。
2《资治通鉴》卷二四五，文宗太和九年。
被杀。接着郑注全家老幼被诛灭，节度副使钱可复、节度判官卢简能、观察判官萧杰、掌书记卢弘茂等郑注幕僚也全部遇难，“死者千余人”。张仲清派军将郑注首级入献京师，枭于兴安门。2在宦官的胁迫下，文宗下诏给郑注冠以“谋逆”的罪名。
郑注等人被杀后，宦官更是甚嚣尘上，唐文宗完全受宦官的掣肘，心情抑郁，“上或登临游幸，虽百戏列于前，未尝少悦，往往瞠目独语，左右不敢进问”。他无限伤感，题诗云辇路生春草，上林花发时；凭高何限意，无复侍臣知。郑注虽由宦官引进，但他与李训执政后，不是为虎作伥与宦官同流合污，而是佐助文宗锐意革除时弊，极力谋除宦官，以恢复皇权。清人尚宛甫说“训、注虽谲进，然乱贼人人得诛；举世畏宦官，训、注独舍生诛之，使其谋成，则武、宣、懿三宗必无复废立之事。”2尽管郑注同李训一样，对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政治形势缺乏深刻认识，但他们敢于同腐朽的宦官势力作斗争，举动是正义的、积极的。虽然他们失败了，但也无可厚非。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得好“俾王叔文一不成，训、注再不成，以至不可救，而训、注固未可深责。”3《唐语林》卷四。
2转引自《柳文指要》下卷二《永贞一瞥》。
第四十三章高力士鱼朝恩仇士良第一节高力士家世与宦历高力士（84—72）本姓冯，名元一，潘州（今广东高州）人。曾祖冯盎为广、韶十八州总管，祖父冯智■为潘州刺史。父冯君衡因罪被“裂于冠冕，籍没其家”2。因此，他幼年时即与母失散。圣历（98—99）初，岭南讨击使李千里将他阉了以后送入皇宫内。高力士从小聪慧，办事机敏，则天女皇很喜欢他，命他在左右侍奉。后因事触怒了武则天，被责打以后赶出宫去，由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改姓高。高延福原为武三思家奴，与武三思关系密切，高力士因此常出入武家。一年后高力士得以再次入宫，隶属司宫台。到了成年，他已长到六尺多高，体力强健，做事小心谨慎，善于传达诏令，擢授宫闱丞，掌管宫内门禁。
唐中宗末年，韦武集团图谋不轨，临淄王李隆基暗中结交才勇之士，以匡救皇室。高力士善观时变，遂“倾心奉之，接以恩顾”。李隆基也十分需要宫内宦官作内援，便深相结交。从此，高力士的命运便和李隆基紧紧连在一起了。
唐隆元年（70），李隆基发动羽林军平定了韦武之乱，恢复了睿宗帝位，因功被立为皇太子。他奏请高力士隶属内坊，在左右侍奉，并授以朝散大夫，内给事。高力士开始成为李隆基的一个亲信。
高力士的政治地位渐渐提高了，他对皇太子李隆基更是忠心耿耿，殷勤备至，因而深受信用。在此期间，太平公主干预朝政，一再危害皇太子的地位。玄宗即位后，开元元年（73）七月，即与高力士等亲信粉碎了太平公主的阴谋政变，高力士因功擢授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这时，高力士已是三品将军，便负责传达诏命，开始介入政事。“宦官之盛自此始”。介入政事开元元年十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崇奏请进用郎吏，他再三论奏，玄宗始终仰视殿廷，置之不理，姚崇有些害怕，匆忙离开殿廷。高力士见此情景，以为玄宗处事不当，罢朝后，即上谏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向他解释说，大事可以奏闻，进用郎吏之事则宰相完全可自行裁决，不必奏闻。事后，高力士去省中向宰相传达诏命时，便将玄宗的话对姚崇说了一遍，姚崇既消除了疑虑，又钦佩玄宗“识君人之体”。
高力士自幼与母麦氏失散，他贵显后，岭南节度使探听到麦氏的下落，于是将麦氏从泷州迎接到长安。玄宗封麦氏为越国夫人，追赠力士亡父为广州大都督。
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作注。
2见《高公（力士）神道碑》，《考古与文物》983年第2期。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
开元十四年（72），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弹劾中书令张说，说他引术士占卜及贪赃受贿，玄宗敕宰相源乾曜等人审讯。两天之后，玄宗派高力士去看望张说。高力士同情张说，回奏说“说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俱之甚。”高力士发现玄宗有怜悯之意后，马上奏说“说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2由是玄宗赦免了张说。
开元十七年（729），高力士随玄宗谒拜桥陵和昭陵。他在太宗昭陵寝宫发现一个小梳妆箱，内有一个柞木梳，一个黑角篦和一把草根刷子，慨叹说“先帝首建义旗，新正皇极十有余载，方致升平，随身服用，惟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即把此事上奏了玄宗，玄宗来到寝宫，询问太宗遗物，力士立即跪下献上，玄宗接过遗物，肃然起敬，说“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将以喻此，曾何足言！”3扩张宦官势力玄宗时宦官势力日渐扩张。高力士、杨思勖皆为三品将军，门施棨戟。
杨思勖屡次率兵出外征战，高力士则居内侍卫，尤为贵幸。但身为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的王毛仲因养马有功，倍受恩宠，常凌辱宦官，高力士等宦官嫉妒他受宠，但又不敢明说。开元十八年（730），王毛仲欲求做兵部尚书，玄宗不太满意。后王毛仲妻生子，玄宗派高力士去赠送金帛，并授新婴儿为五品官。高力士回来后，绘声绘色地说王毛仲对授他婴儿五品官颇有怨言，以激怒玄宗；又进而奏说“北门奴官皆毛仲所与，不除之，必起大患。”恰在这时，玄宗又听说王毛仲派人去太原索取甲仗，于是，即疑他作乱，遂于翌年正月将王毛仲贬为瀼州别驾，并诏令于途中缢死，其四子皆贬为远州参军，受株连者数十人。
除掉了王毛仲一派势力之后，宦官势力遂进一步扩大。唐玄宗对高力士特别宠信，竟说“力士上直，吾寝则安。”因此，高力士常留在殿侧簾帷中休息，很少回私第。百官的奏表，皆先呈送高力士，然后再上奏，有些小事则他自行处理。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高力士结拜为兄弟。瀛州吕玄晤之女有国姝之姿，高力士娶为妻子。玄晤被擢为少卿，其子弟也皆任王傅之职。
这时，权势炙手可热的高力士已成为风云人物，朝臣“若附会者，想望风采，以冀吹嘘，竭肝胆者多矣”。诸如宇文融、李林甫、王鉷、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等，皆“因之而取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唐宗室成员也都怕他三分，太子与他称兄道弟，诸王、公主称为“阿翁”；至于驸马之辈，皆称他为“爷”。
高力士地位的尊宠，使宦官在政治上也空前活跃起来，如黎敬仁、牛仙童、王承恩、边令诚等十几个宦官，并为内供奉，有的任监军使、功德使、市鸟兽使，出使回来后，一个个成为爆发户，“所裒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池园、良田美产，占者什六”，他们的宠遇几乎与高力士相等，“然悉藉力士左右轻重乃能然”。
2《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
3《高力士外传》。
《新唐书》卷一二一《王毛仲传》。
干预朝政高力士虽然权大势盛，但对皇帝依然是小心谨慎，他自称“供扫洒之余，遂蒙侍从之顾，扶戴明皇，逼畏艰难，大固不敢不密，小亦不敢不诚，事必记心，言无漏口，日慎一日，将二十年。”故有的史书称他“性和谨少过，善观时俯仰，不敢骄横，故天子终亲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恶也”2。这种为人处事作风，不仅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也是由他的品行所决定的。高力士干预朝政，在不少事情上并不附会权臣奸相。有的事还很有见地。开元二十六年（738），太子李瑛及其两个兄弟受武惠妃和李林甫陷害，被废并赐死。玄宗以忠王李玙年长，且仁孝恭谨，欲立他为太子，但奸相李林甫却比附武惠妃，极力主张立惠妃所生寿王李瑁为太子，由此玄宗犹豫长达一年之久。又因三子一同诛死，心中闷闷不乐，寝食不安。高力士见此情景，便问其究竟。当他揣知玄宗的心病时便说“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3在高力士的赞助下，玄宗遂决意立忠王李玙为太子。自开元末年，唐玄宗日渐怠于政事。杨贵妃入宫后，他更是沉湎于声色之中，久居深宫，十几年不外出巡幸。宰相李林甫探知其意，遂与牛仙客谋划，增加京畿近道粟赋，又采用和籴之法，以充实关中。不几年，京畿蓄积殷富，这更助长了玄宗退隐想法。一天，玄宗于大同殿思神念道，左右无人，便悄悄地对高力士说“朕自住关内向欲十年，俗阜人安，中外无事，高止黄屋，吐故纳新，军国之谋，委以林甫，卿谓如何？”高力士感到玄宗受李林甫迷惑很深，便极口规谏玄宗“林甫用变造之谋，仙客建和籴之策，足堪救弊，未可长行。恐变正仓尽即义仓尽，正义俱尽，国无旬月之蓄，人怀饥馑之忧，和籴不停，即四方之利不出公门，天下之人尽无私蓄。弃本逐末，其远乎哉？”他还进一步指出“军国之柄，未可假人，威权之声，振于中外，得失之议，谁敢兴言？伏惟陛下图之。”玄宗听后一时感到十分不快，但还是觉得高力士言之有理，接着就改变了态度，说“朕与卿休戚共同，何须忧虑。”并命左右马上置酒为乐。天宝十三载（754）六月，剑南留后李宓进攻南诏，丧师二十多万，杨国忠隐匿不报，玄宗被蒙在鼓里。一天，玄宗却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立即提醒他说“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高力士对时局的看法给昏头昏脑的玄宗敲了一下警钟，引起了警觉，当即表示“卿勿言，朕徐思之。”2高力士的谔谔之言并未能使玄宗改过，依然宠信宰相和边将。这年秋天，大雨连下六十多天，玄宗以为是上天对他的谴告，私下对高力士说“自天宝十年之后，朕数有疑，果致天灾，以殃万姓，虽韦（见素）、陈（希烈）改辙，杨（国忠）、李（林甫）殊途，终未通朕怀。卿总无言，何以为意？”《为高力士祭父文》，《文苑英华》卷九九○。
2《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七载。
3《资治通鉴》卷二一四，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高力士外传》，《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玄宗天宝三载略同。
2《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玄宗天宝十三载。
力士即回奏说“开元二十年以前，宰臣授职，不敢失坠；边将承恩，更相戮力。自陛下威权假于宰相，法令不行，灾省备于岁时，阴阳失度，纵为轸虑，难以获安，臣不敢言，良有以也。”再次批评了玄宗不理朝政，宠信奸相的错误做法。唐玄宗晚年的腐朽统治，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致使他逃往成都避难。
当他闻知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时，似乎很得意，对高力士说“我儿嗣位，应天顺人，改元至德，孝乎惟孝。卿之与朕，亦有何忧？”高力士听后，说“陛下躬亲庶务，子有黔黎四十余年，天下无事。一朝两京失守，万姓流亡，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河南、汉北，尽为征战之场。天下之臣，莫不增痛。陛下谓臣曰‘卿之与朕，复何忧哉！’臣未敢奉诏。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死辱之义，职臣之由。臣不孝不忠，尚存余喘。亲蒙晓谕，战惧伏深。”高力士指明了局势的严峻，委婉地批评了玄宗的盲目乐观思想。权势显赫玄宗屡次为高力士加官晋爵，先加授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封渤海郡公。天宝七载（748），又加授骠骑大将军。后又进封齐国公。高力士资产殷富，不是一般王侯所能比拟的。他信奉佛道，自费于长安来庭坊修造宝寿佛寺，于兴宁坊又造了华封道士观，其“宝殿珍台，侔于国力”。当宝寿寺的大钟造成之日，力士举行了斋庆，满朝文武都闻讯来到，“凡击钟者，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者，击至二十杵，少尚十杵”。高力士从中牟取暴利，以肥私囊。他还在京城西拦截沣水，设置了水动石碾，有五个轮子同时转动，每天可碾麦三百斛，收益颇大。
高力士权势灼灼，有时也排斥异己，或因私愤而杜塞贤路。天宝初年，李白受诏供奉翰林院，作《清平乐词》三首奉献玄宗，其中有一首写道“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词意婉丽清新，杨贵妃特别喜欢吟唱。一次李白醉卧殿上，使高力士为他脱靴，身份高贵的力士深感蒙受耻辱。一天，高力士见杨贵妃吟唱李白写的词，就趁机播弄是非，诬称李白以赵飞燕影射她，是有意污辱她。杨贵妃信以为真，遂怨恨李白。以致玄宗“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使李白抑郁不得志而抱恨终生。
华州人吴筠，通经史，又善于文辞，但却未能考中进士。他性情高雅骾直，不随波逐流，入道士籍，拜嵩山潘师正为师。玄宗闻其名，召至京师，使待诏翰林院。吴筠常以名教世务、微言大意讽劝玄宗，受到了重视。群僧见他受玄宗宠遇，非常嫉妒。高力士平素也事奉佛教，遂与众僧一起在玄宗面前说他的坏话。在高力士等人的排斥下，吴筠不得不离开了翰林院。2至德二载（757），唐肃宗收复两京，高力士随同玄宗回到长安，住在兴庆宫。因有扈从之功，加封力士为开府仪同三司，并赐实封五百户。
晚年遭遇《高力士外传》。
《杨太真外传》。
2《新唐书》卷一九六《吴筠传》。
上元元年（70）六月，以拥戴肃宗有功的大宦官李辅国乘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诬奏玄宗与高力士“日与外人交通”，强行把玄宗迁往西内。玄宗迁入西内之后，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在左右。依附于唐玄宗的高力士，也随之失势了。十几天后，高力士因患疟疾在功臣阁下避疟。接着又以“潜通逆党，曲附凶徒”的罪名，被流放到巫州（今湖南黔阳西南）。至巫州时，随从不过十几人，所余衣粮，仅够数月之用。2翌年，第五琦也谪至夷州，与高力士萍水相逢，两人饮酒叙谈。高力士回顾往事，无限伤感，即席赋诗曰“烟薰眼落膜，瘴染面朱虞。”之后，对左右说“宰相犹如此，余何以堪！”左右听了，无不涕泗交流。3宝应元年（72年）四月，玄宗和肃宗相继去世。李豫即位是为代宗，改元大赦天下。流放于巫州的高力士遇赦回京。六月，他得到玄宗去世的噩耗，“号天叩地，悲不自胜”，每一号恸，数回气绝。七月，到朗州（今湖南常德）时由于哀毁过度，哽咽成疾。他对左右说“吾年已七十九，可谓寿矣。官至开府仪，可谓贵矣。既贵且寿，死何恨焉。所恨者二圣升遐，攀号不逮；孤魂旅榇，飘泊何依？”八月十八日在朗州开元寺的西院去世。代宗以高力士为前朝耆旧，保护先帝有功，遂诏令恢复他过去的官爵，并赠扬州大都督，许配葬玄宗的泰陵。
《资治通鉴》卷二二一，肃宗上元元年。
23《高力士外传》。
《高力士外传》。
第二节鱼朝恩2攫取军权鱼朝恩，沪州泸川（今属四川）人。家世不详。天宝末年进入内侍省，起初为品官，后于黄门供职。他狡黠聪慧，又通达文字与筹算。至德初年，在李光进的军中任监军。唐肃宗收复两京，任三宫检责使，并以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从此，成为宦官中的显赫人物。
乾元元年（758），唐九节度使将安庆绪围于相州。唐肃宗不置元帅，而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成了九节度使的统帅。时史思明从范阳率军南下救安庆绪，攻下魏州后按兵不动，以待时机。李光弼请进击魏州，以阻止史思明救援，但遭鱼朝恩反对而止。鱼朝恩既无军事才干，又刚愎自用，不能协调诸军统一行动，各军都是独立作战，致使交战失利，六十万官军顷刻土崩瓦解，整个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官军由攻势转为守势。为了加强东都的防守，唐肃宗诏命郭子仪留守东都，任他为东都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鱼朝恩妒嫉郭子仪军功，把相州之败归咎于郭子仪。肃宗听信了他的谗言，不久把郭子仪调到京师，解除了他的职务。上元元年（70），鱼朝恩仍任观军容使，驻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这时，史思明已攻占了洛阳，并与李光弼军对峙于河阳。有人建议说郭子仪有军事才干，又有社稷大功，今余孽未除，不应置之散地而不用。肃宗即以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命他率英武、威远等禁军及河西、河东诸镇之师以攻取邠宁、朔方，最后直捣叛军巢穴范阳。诏令下达十几天之后，“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
上元二年（7）二月，有人传言，说洛中将士皆幽州、朔方人，思乡心切，兵无战心。鱼朝恩却信以为真，屡次上言肃宗，请命李光弼率军攻取洛阳。李光弼熟悉敌情，认为“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迫于肃宗的催逼，只得出战。结果邙山之战，官军大败，河阳、怀州失守，鱼朝恩也狼狈逃回陕州。2宝应元年（72），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集诸道节度使及回纥兵十余万于陕州，以进讨史思明。并欲以郭子仪为副元帅，结果又遭鱼朝恩等人“沮之而止”。由于鱼朝恩多次从中作梗，致使杰出的军事家郭子仪久久得不到重用，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官军于横水大破叛军，接连收复洛阳、汴州等地。时鱼朝恩与郭英义殿后，因“不能戢军”，官军与回纥兵大肆抢掠，东都大乱，还“延及郑、汝（州），闾井至无烟”3。平定洛阳后，加授鱼朝恩为开府仪同三司，封凤翔郡公。
广德元年（73）十月，吐蕃军进犯泾州，不久逼近京师，唐代宗逃往陕州。当时禁军离散，仓猝之际，一时难以召集，鱼朝恩率驻陕州军及神策军奉迎，军威方振。因此，代宗对鱼朝恩倍加宠信，任他为天下观军容、处置、宣慰使，专典神策军，时常出入禁中，权宠无比。
2本节材料依据新、旧唐书本传者，文中不再一一作注。
《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
2《资治通鉴》卷二二二，肃宗上元二年。
3《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思明附朝义传》。
永泰元年（75年），吐蕃军进犯奉天，唐代宗下制要亲征。鱼朝恩则请大索城中，搜刮士民私马以充军用，命城中男子皆穿皂服，团结为民，城门每边只开一门。给果“士民大骇，逾垣凿窦而逃者甚众”。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府，以避吐蕃，又担心大臣议论不一。一天百官上朝，立班已久，j门未开，朝恩与禁军十余人，持刀突出，宣言“吐蕃数犯郊畿，车驾欲幸河中，何如？”公卿一时惊愕，不知如何是好，唯刘给事出班大声质问说“敕使反邪！今屯军如云，不戮力扜寇，而遽欲胁天子弃宗庙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惊惧沮丧而退，“事遂寝”。自上次代宗出逃到陕州，鱼朝恩调动驻陕州之师与神策军奉迎，及回京之后，他把原驻陕州之师统归属禁军，由自己指挥。这次吐蕃再次迸犯京畿，朝恩率神策军扈从，屯居苑中。至此，禁军分为左、右厢，位居北门六军之上，军势更盛。
恃宠骄纵大历元年（7年），唐代宗于国子监举行释典仪式，宰相帅常参官听讲。鱼朝恩也帅六军诸将前往听讲，子弟皆穿朱紫之服为诸生。朝恩不学无术，但也装模作样地学经讲文，执笔辨章句，还恬不知耻地“遽自谓才兼文武，人莫与之抗”。
就在这一年，代宗以开府仪同三司、右监门卫大将军、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神策兵马使、上柱国、冯翊郡开国公鱼朝恩加内寺监，判国子监事，充鸿胪礼宾等使，进封郑国公。2诏令下达以后，中书舍人常衮上表反对，代宗置之不理，却命宰相以下官员送朝恩就职。鱼朝恩赴国子监视事时，京兆府供食，教坊赐乐。大臣群官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充附学生，排在监内廓庑下，赐钱万贯，放贷取息以供秩饭。鱼朝恩骄恣，“求取无厌，凡有奏请，以必充为度，幸臣未有其比”。
凡诏令群臣商讨国家大事时，鱼朝恩自恃贵宠，常以虚诞之辞挫辱位在其上的朝臣，宰相元载虽然善于辩说也拱默不语，唯有礼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敢于反复诘难，未曾屈服，朝恩心中不乐，欲伺机黜退他两人。朝恩图谋更替执政者，借以威慑朝廷。他把百官召集到都堂，威逼宰相说“宰相者，和元气，辑群生，今水旱不时，屯军数十万，馈运困竭，天子坐不安席，宰相何以辅之？不退避贤路，默默尚何赖乎？”宰臣个个低首不语，满座文武大臣莫不大惊失色。这时，相里造离开座位，质问鱼朝恩说“阴阳不和，五谷踊贵，皆军容事，宰相何与哉！”又说“今京师无事，六军可相维镇，又屯十万，馈粮所以不足，百司无稍食，军容为之，宰相行文书而已，何所归罪？”鱼朝恩被他抢白一通，无言以对，又羞又恼，拂衣而去，并扬言“南衙朋党，且害我。”
大历二年（77），鱼朝恩献出通化门外所赐庄宅修造章敬寺，以为章敬太后求福。章敬寺修得穷极壮丽，城中的木材不够用，乃拆毁曲江亭馆、华清宫观楼、百司行廨以及将相没官的住宅，用其木材，“土木之役，仅逾万《资治通鉴》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元年。
2《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
亿”。
鱼朝恩还在宦官中网罗亲信，为所欲为。刘希暹雄健善射，仰朝恩鼻息行事，遂以太仆卿封交河郡王。兵马使王驾鹤为人谨厚，亦封徐国公。他们劝朝恩于北军私设监狱，唆使坊市恶少年诬告城内富人大户违法，然后捕入狱中，残酷拷问，敲榨勒索，逼迫他们将私产没入军中。市民深受其害，号为“入地牢”。他们肆无忌惮，目无国法，却无人敢于过问。
鱼朝恩飞扬跋扈，威慑朝廷，甚至连公卿也不敢仰视。一旦宰臣决定了政事，假如他没参与，则大发雷霆，说什么“天下事岂不由我乎？”他的养子令徽，年仅十四岁，就开始在内殿供职，代宗特赐绿服。一天，黄门在殿前列队，有一个位在其上的黄门不慎碰了他一下，令徽马上跑回向朝恩告状，声称班次居下，受人欺负。朝恩听后怒气冲冲，即上奏代宗说“臣幼男令徽位处众僚之下，愿陛下特赐金章以超其等。”还未等代宗许可，即令人捧来了紫服，令徽穿上后谢恩，代宗心里很不满意，但还是强笑着说“卿儿着章服大宜称也。”不久，还把碰撞了令徽的黄门贬到岭南。
骄横致祸鱼朝恩骄横不可一世的态度，使得唐代宗难以容忍。诸宰臣多次受到凌辱，也恨之入骨。这终于促成了代宗和朝臣协力除掉鱼朝恩这一祸害。大历五年（770），宰相元载首先密奏请除掉鱼朝恩，在得到代宗的许可之后，即以重金贿赂鱼朝恩亲信将领周皓和皇甫温两人，暗中深相交结，以随时掌握鱼朝恩的活动情况。
接着，元载将凤翔尹李抱玉调任山南西道节度，以皇甫温代理凤翔节度，以示宠信。不久，元载又建议析凤翔镇的扶风、天兴二郡隶属神策军，“朝恩利其土地，自封殖，不知为虞也”。而元载把皇甫温暂留京师，与周皓约定诛杀鱼朝恩。元载一切准备就绪后，即把谋杀朝恩之事密奏代宗，代宗说“善图之，勿反受祸！”
三月寒食节这天，禁中举行宴会，元载坐守中书省，以备非常之事。宴会结束后，鱼朝恩将要回营，代宗诏令他留下议事。他身体肥胖，常乘小车出入宫省。代宗在宫内听到车声，正襟端坐以待。鱼朝恩一到，代宗当即责备他图谋不轨，他自我辩解，态度仍狂悖傲慢，不知死将临头。这时周皓与左右一拥而上，当即擒获了他，遂缢杀而死，时年四十九岁。由于宫闱事秘，鱼朝恩之死，外人一无所知。代宗隐而不宣，下诏罢免了他的观军容使等职，只保留了内侍监一职，增实封六百户。后诈称鱼朝恩“既奉诏，乃投缢”，将尸体归还其家，并赐钱六百万以作丧葬费用。
在处死鱼朝恩之后，代宗怕此事会引起禁军的骚乱，将原来他的亲信刘希暹、王驾鹤并擢为御史中丞，以安慰北军之心，并赦免京畿囚犯，全部释放鱼朝恩党羽，并宣称“北军将士，皆朕爪牙，并宜仍旧，朕今亲御禁旅，勿有忧惧。”众心稍安，唯刘希暹过去罪恶满盈，常常自疑不安，又出言不逊，遂赐死。
《杜阳杂编》卷上。
第三节仇士良恃宠作威福仇士良（78—843）字巨美，循州兴宁（今属广东）人。出身世代宦官之家。曾祖父官至正议大夫，内给事，赐绯鱼袋。祖父为朝议大夫，内常侍，赐紫金鱼袋。到了父辈，家道中衰，后因仇士良贵显，才追赠特进、左监门卫将军。2唐顺宗时，仇士良进入太子宫做宦者。后授掖庭局宫教博士，赐绯鱼袋。元和初年，以旧恩新宠，加宣徽供奉官，赐紫金鱼袋。而他更是“检身极敬，奉辇施劳，励自牧于谦，表无私于应对”。因而又很快转朝散大夫，内侍省内给事，依然兼任宣徽供奉官。3不久，又迁任内常侍。
仇士良因恃唐宪宗的恩宠，开始作威作福。元和五年（80）正月，他奉命出使，夜间到了敷水驿（今陕西华阴境内）。东台御史元稹回京师，先至驿站，已占据了上厅，仇士良蛮横无理，踢开厅门，破口大骂，并以马鞭击伤元稹面部。元稹上奏朝廷后，宪宗不听大臣规谏，不分曲直，反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参军。
自元和十年（85）至宝历二年（82），仇士良以太中大夫、内侍省年常侍的身份先后出任平卢监军使、淮西行营宣慰使、凤翔监军使，又曾任右监门卫将军、充内外五坊使等职。他飞扬跋扈，“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
宝历二年，仇士良由凤翔监军使再次入为宣徽供奉官。十二月，宦官苏佐明弑唐敬宗，并与刘克明矫称上旨，“以绛王悟权勾当国事”，并欲黜陟内侍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等宦官迎立江王李涵为帝，是为文宗，并杀刘克明等，绛王也为乱兵所杀。仇士良虽然也参加了这次宫廷政变，有翊戴文宗之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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