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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陵挫百端。裴度当即奏请免去监军，诸将始得专军事，战复有功。裴度治军，“军法严肃，号令画一，以是出战皆捷”3。十月十四日，唐随邓节度使李愬自将三千人为中军，命李祐、李宪将牙队三千人为前锋，李进诚将三千人为后军，出军东行，直奔吴元济营垒蔡州。“时大风雪，旌旗裂”，李愬冒着风雪，率军日夜兼行，于十五日“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官军从天而降，迅速攻下蔡州城，吴元济穷蹙请降。吴元济被槛车送往京师，十一月斩首。淮西割据三十多年后，复归唐皇朝统治。
进讨李师道淮西平，宪宗削藩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朝廷处于优势，官军得以集中兵力进攻河北山东藩镇。
十三年（88）春正月，以淮西平，李师道忧惧，不知所为。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宪宗受降，并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
王承宗惧，求告于田弘正（即魏博田兴），请以二子为质并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田弘正为之奏请，宪宗准许归降朝廷。夏四月，魏博遣送王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李师道在兵危巢倾的严重形势下，先降后悔。朝廷宣慰李逊至郓州，李师道大陈兵戈以迎之，继而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宪宗决意发兵讨李师道。五月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自许州徙镇滑州。秋七月，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朝廷兴师讨李师道，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十一月，裴度指挥田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十四年春正月，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武宁节度使李愬拔台（唐属兖州）。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河，杀万余人。又奏败平卢兵于阳谷。二月，李愬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唐蓝陵县）。李师道闻官军侵逼，发民治郓州城堑，修守备，役及妇人，民情益恐惧怨恨。终于发生李师道军中兵变自溃。李师道部下率兵反叛，攻下郓城，捕索师道与二子置牙门外隙地，皆斩之。刘悟将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田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宪宗削藩获得很大胜利，自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赋税，至此，尽遵朝廷约束。
3《旧唐书》卷一七○《裴度传》。
《资治通鉴》卷二四○，宪宗元和十二年。
第四节晚好神仙，宠任宦官淮西既平，宪宗渐骄侈。宪宗统治后期，好神仙，诏天下求方士，诏柳泌居兴唐观炼药（丹）。元和十五年（820）春，宪宗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宪宗暴崩中和殿，年四十三。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吏讳之，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唐中后期历史上两大问题，一是宦官专权，一是藩镇割据。宪宗以削藩为己任，却不以铲除宦官为己任，而是信任依靠宦官，维护宦官神策军中尉的军权。宪宗削藩胜利，却败死于宦官专权。
第三十七章杜佑第一节一生为官，政绩斐然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出身于仕宦世家。父希望，以熟谙边事，为鄯州（今青海乐都）都督留后，在任边境安定，粟帛盈余，很有政绩。擢升鸿胪卿，历任恒州刺史，西河太守。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年十八，以父荫为济南郡参军、郯县丞。天宝末年，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对答如流，很得要领，元甫非常满意，便派他做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7），韦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广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江西、广西一带做了好几年地方官。
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历任金部郎中、权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那时正用兵河北诸镇，军需紧急，“馈运之务，悉委于佑”。不久便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钱，于是官吏大索商贾财货，闹得“长安嚣然如被寇盗”。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颇困，加赋攸难”2，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指出“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3，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的闲散的官员，糜费国家大量的开支，应该加以裁并。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卢杞为了排除异己，出杜佑为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愿赴任，于是改任饶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为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召为尚书左丞，复以御史大夫领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赴任扬州，在淮南经历了十三年，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遭逢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鸠工，兴建营房和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赋储存的问题。当时联营三十区，士马整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陂（江苏扬州市北），还开凿了新渠，以资灌溉。又开滨海弃地为稻田，稻子产量很高，积米至五十万斛。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
第二，贞元十六年（800），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军士拥立其子张愔，求为节度使，唐廷不许，于是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愔。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本章材料据新、旧唐书本传者，不另作注。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
23《通典》卷四《职官》二二。
攻徐州。但孟准的军队渡过淮河以后就吃了败仗，杜佑因此不敢进兵。这时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也大败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勤于著述。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通典》，派人献给了朝廷。
第二节《通典》的编纂《通典》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部历史名著。
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迅速走向衰落的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集权统一的政治局面转变为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维系集权统治的均田制度和府兵制度瓦解了；从前震慑于唐朝声威的边疆各族也转而多事了。这些变化促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曾经赫赫一时的唐帝国，已是岌岌不可终日了。这就使得当时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为此而惊心动魄，焦虑苦思，极力想把唐朝的统治从风雨飘摇中挽救出来。首先是刘晏、杨炎等人在财政上成功地进行了改革，接着王叔文、柳宗元等也想在政治上着手革新，但是他们遭到腐朽势力的反对而失败。生活在这种形势下的杜佑，也就极意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和“富国安人之术”。他曾为杨炎所引，赞襄两税法的推行。认为两税法使“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这就不难看出杜佑在政治上的抱负和主张，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杜佑虽位极将相，而好学不倦。他为学不重术数，不尚章句，以为诸经率多记言，罕存法制，故究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这就是他编纂《通典》一书的动机。他自己在《通典·序》中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在《进通典表》中，他也提到“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话。十分明显，他著书的目的，在于“经世”，在于“政治”。所以他论田制则深慨兼并之弊，论军事则力主强干弱枝，论边防则极诫穷兵黩武，凡此之类，无一不反映出他对现实政治的究心和主张。
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示之下进行的。刘秩是著名史家刘知幾的儿子。他在开元末年，仿《周礼》六官之法，采经史百家之言，分类诠次，著《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十分重视这部书，但又觉得它的内容还不够详备，因此就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他从大历元年（7）开始编纂，到贞元十七年（80）成书，前后经历了三十六年的时间。《通典》进献以后，德宗下诏嘉奖，命藏书府，在社会上流传也很广。
《通典》凡二百卷，分为九门，以食货居首，次为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门又各分子目。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肃宗、代宗以后的变革，有时也附载于注文中。书中不但载入前人的有关议论，而且每篇之首，皆有序引，并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撰者的见解和主张，以示劝诫。《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2。指出了《通典》不同于一般资料性的类书，这是很对的，但它的价值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地方，值得注意。
第一，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制。自从《史记》创为八书以记典章制度，《通典》卷七《食货论》。
详见《通典》卷四二《郊天》注。
2《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一《通典》条。
历代相沿，许多纪传体的史书，都列有书志一门。但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都有着前因后续的关系，而各史断代为书，不相照应，这样就如梁启超所说，发生了两种困难不追叙前代，则原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可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确是一部具有创造性的著作。继之而起的有郑樵的《通志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以及清朝一再续修的“三通”，都是沿袭《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巨著，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上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第二，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自班固《汉书》在年表十篇及《地理》、《艺文》二志中，创为自注之法，魏晋以下，史注渐行。但自注者少，他注者多。杜佑在《通典》中特别注意到自注的运用。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五类（一）释音义，（二）举故典，（三）补史事，（四）明互见，（五）考史料。这些自注，不但可以补正文的不足，而且指出材料的出处，便于稽考。特别是对于史料的考辨，表现了杜佑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对于前史所载，从不轻于置信。或参稽载籍，或博访通人，认真地加以考订。例如，他在《州郡典》中援引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但对于分野之说，根据史实指出了它的舛谬无凭。为了订正《华阳国志》中“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泚”的记载，不但博考诸书，而且“遍问胡商”，证明“元无此事”。杜佑这种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
第三，表现了进步的史学思想。《通典》是一部属于文化史性质的专书，在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时，杜佑着重阐述了物质生活条件对于文化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在《通典自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
基于这一认识，他在《通典》中，特别把关于叙述财政经济的《食货典》，放在首要的地位。历代史书中，不少立有食货志，但从没有把食货放在这样重要地位的，这就不能不说是杜佑卓越的见解了。
杜佑从“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一观点出发，特别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他一则说，“农者有国之本也”；再则说，“谷者人之司命也”2。他认为只有使“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斯不为难矣”3。十分明显，杜佑是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为封建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基础，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
在杜佑的著作中，还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他与颂古非今论者不同，认为上古朴质少事，固然很好，但多鄙风敝俗，不如后世文明。他指出上古之世，“有祭必立尸焉，有以人殉葬焉，有茹毛饮血焉，有巢居穴处焉，有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通典》卷一八七《边防典·哀牢》条。
3《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论》。
2《通典》卷一《食货典·田制上》。
不封不树焉，有手抟食焉，有同姓婚娶焉”4。这些鄙风敝俗，只有到后世才被革除，如穴居野处，易之以宫室；不封不树，易之以棺椁；同姓婚娶，易之以同姓不婚；以手抟食，祭必立尸等习俗，也都不复存在了。这就说明，在杜佑看来，不是世风日下，而是今胜于昔。
杜佑在评述历史上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认为“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因而提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的论点。说明封建制是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以来既有权力的基础上产生的，并非什么古先圣王按照个人意图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后来由于诸侯兼并，造成秦朝的一统，于是废封建，行郡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势。所以他说“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他还说“汉、隋、大唐，海内一统，人户滋殖，三代莫俦”，肯定郡县制的汉、唐远胜于封建制的三代。杜佑处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的中唐时代，他要求的自然是一种有利于“君尊臣卑，干强枝弱”的郡县制度。他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论证封建制与郡县制的相因相继，而不可以古易今。这种见解，不但胜过曹冏、陆机以来主张封建制的政论家2，也比李百药、马周等主张郡县制的政论家前进了一步3。杜佑说“李（百药）、马（周）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4，批评他们用所谓“冥数素定”的神秘主义观点来解释制度演变的历史现象。
杜佑在《通典》中还不止一次地批判了颂古非今的思想，这是和他历史进化的观点相一致的。他在《礼典》中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详古今之异制，礼数之从宜详观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岂今百王之末，毕循往古之仪？5杜佑这番话虽是就礼仪方面说的，但它的精神却不限于这一方面。他主张一切事情，应该“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反对拘守成规，因循不改，甚至斥是古非今论者为“滞儒”。这就可见杜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中，认识到政治的必须随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的桎梏。
杜佑对待历史的这种唯物思想，洋溢在他的著作中，这并非偶然。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在唐初的重大发展，科学技术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天文历数达到了比较精密的程度；对外交通的发达，也使人们扩大了眼界，增加了知识，进一步认识了自然和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唐初史学的发展，不少史家竞以著述相高，特别是刘知幾卓越的史学评论，给予后人以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杜佑的名著和他的出色的史学思想。
《通典》成书以后，杜佑感到卷帙太多，不便阅览，又在贞元十八年，摘取其要义，写成《理道要诀》十卷，献给朝廷。朱熹说，“这是一个非古4《通典》卷四八《礼典·立义》条。
以上引文均见《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2见《全三国文》卷二○曹冏《六代论》，《全晋文》卷九九陆机《五等论》。3《唐会要》卷四六《封建杂录上》。
4《通典》卷三一《职官典·王侯总叙》。
5《通典》卷五八《礼典评论》。
《通典》卷十二《食货典评议》。
《通典》卷七四《宾礼叙》。
是今之书”，又说“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2。这都可以看出杜佑著书的宗旨所在，可惜这部书已经亡佚。
2《朱子语类》卷一三六。
第三节“始终言行，无所玷缺”
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摄冢宰，寻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当时王叔文以副使进户部侍郎，锐意革新政治，不久失败。佑奏李巽为副使，颇有建树。
元和元年（80），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这时河西党项潜引吐蕃入侵，边将贪功，请兵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历述前代开边默武，兵连祸结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来则惩御，去则谨备”就可以了。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请求致仕，宪宗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82），杜佑因病，累表求退，宪宗不得已许之。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七十八岁，赠太傅，谥曰安简。
杜佑元配安定梁氏，中年去世，遂以侧室李氏扶正，贞元十五年，封密国夫人。史称杜佑“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为夫人，时论非之”。其实杜佑言礼，贵在“随时”与“通变”，以妾为夫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行所当然罢了。
杜佑本为长安巨族，作镇扬州，家财巨万。在京城安仁里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别墅，亭馆林池，最称佳胜，常与宾客置酒为乐。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时贵盛无比。
第三十八章韩愈柳宗元第一节韩愈文章世家和仕途沉浮韩愈（7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
韩愈的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朝官或地方官。但其“三岁而孤”，由其兄韩会抚养。韩愈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自言“生七岁而读书，十三而能文”，可能与韩会的抚育有关。父辈能文者有韩云卿，李白称他“文章盖世”。韩愈也说“愈叔父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由此看来，韩愈既出生于官宦之家，叔父与兄又都以文章名世，这样的门第对于他后来的趋向有一定的影响。韩愈时，家道已中落，而且韩会早死，韩愈随寡嫂颠沛流离，《祭郑夫人文》云“就食江南，零丁孤苦。”韩愈二十岁时，赴京师求官，又曾“穷不自存”。
韩愈初到长安谋考进士，在《答崔立之书》中说“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但此后举进士，三次落第，终于寄食于人。
直到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始中进士。这次考试，由陆贽主考，梁肃、王础为佐，号称得人。“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除韩愈外，还有李观、李绛、崔群、欧阳詹、王涯、冯宿等，“皆天下之选”。韩愈此后又应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但前后三年，终于落选。此后，韩愈便上书宰辅，以求闻达。贞元十一年（795）三月之内三次上书，竟无消息。于是离开京师，到地方为佐吏，先佐汴州，又佐徐州。直到贞元十八年（802），韩愈才得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九（803）年十月，又与柳宗元、刘禹锡等同为监察御史。
韩愈以书生而得官，立即上书言事，却不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一奏，即得罪“专政者”，贬为连州阳山令2。十年谋官，两月即贬。当“永贞革新”的期间，韩愈正在贬所。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奉诏回长安，充国子博士。因避谤毁，求为分司东都，移官洛阳。又因“日与宦者为敌”，降职河南县令。
韩愈这几年的贬官生涯，对于思想文章都有裨益。可惜贬官不久，又回长安。元和六年（8），迁为尚书职方员外郎，坐论柳涧，调为国子博士。元和八年，迁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因附议裴度用兵淮西，被任为行军司马，功成之后，迁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9），正当宪宗妄图本节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韩昌黎文集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版。下引是书，不另作注。
《新唐书》卷二○三《欧阳詹传》。
2皇甫湜《神道碑》。
福田，迎接佛骨之时，他又上书直谏。《论佛骨表》一疏，引起宪宗震怒。一封朝奏，夕贬潮阳。一到贬所，他立即上表请罪，长庆元年（82）又返长安做官。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京兆尹。
韩愈二十年间，两次贬官，都由极谏，说明其人确有正直的品质。但贬官不久而又升官，则是他的不幸。如果长期被贬，成就可能更高。晚岁定居长安，没有写出更好的文章。
韩愈卒于长庆四年（824），终年五十七。韩愈的生平事迹，见《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七六及皇甫湜所撰《神道碑》、李翱所撰《行状》。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行道和明道韩愈一生，积极求官，努力为文。据他自己说，求官不仅是为衣食，也是为了行道，为文也不仅是好古人之辞，而是为了明道。韩愈为人所行之道，及其为文所明之道，都可从他一生实践得到证明。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韩愈的“道”，是主张“忧天下”而不赞成“独善自养”的，也即是主张“兼济天下”而不赞成“独善其身”。可以看出，他虽然继承了儒家“兼济”的思想，却又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人们一向很少注意，其实应该着重指出。这在当时是相当积极的一种政治态度。其《上宰相书》至于再三，固然是为了做官，但他做官确有行道的目的。
为了行道，韩愈还曾希望做个谏官。他在《龊龊》诗中说“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做个谏官，这是唐宋两代一些忧国忧民的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因为谏官的地位虽不高，却有言事进谏的机会。韩愈写《争臣论》一文，就曾以言责批评谏议大夫阳城。当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责，便立即上书言事。《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是一篇体现韩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第二，韩愈之道也是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他反对藩镇割据，还不仅因为自幼身经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藩镇割据给国家造成的危害。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言行是明显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积极主张讨伐淮蔡，并且亲自参加了这次战役，淮蔡平定之后，韩愈还奉命写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鲜明地表达了主张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其文有云“四海九州，罔有内外，悉主悉臣。”这是维护皇朝的大一统思想，立场是明确的。
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的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他奉命宣抚王廷凑一事。长庆元年（82），镇州叛乱，王廷凑自立。二年，韩愈奉命宣抚。当时执行这个使命是有危险的。《新唐书》本传说“（韩愈）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但韩愈无所畏惧，竟“疾驱入”。他在论辩中正告王廷凑凡是割据作乱的藩镇，从安禄山、李希烈，到吴元济、李师道，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在这里，韩愈反对割据、维护统一的言行也是突出的。在当时，反对藩镇割据是个重要的政治态度，也是韩愈行道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韩愈的道又是关心社会现实、反对佛老的。在唐代，反对佛教虽不始于韩愈，但兼辟佛老，则以韩愈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还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这是十分激烈的主张。当然，韩愈更激烈的言论还是《论佛骨表》。他在表中首先历数自古帝王长寿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这话和当年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讲话的时间不同，对象不同，韩愈这话就有更强的针对性，也冒更大的风险。这时正当淮蔡初平，宪宗自以为太平天子，幻想福田长寿，而韩愈竟说奉佛短祚，这等于冒“天子”之大不韪，在当时真是敢发狂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情况下，而能独立不惧，是很难能的。
第四，韩愈之道又是主张重视人材、选拔人材的。重视人材，这是韩愈为人行道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终其一生，始终注意培养人材、推荐人材。《新唐书》本传说他“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韩愈不但自己培养人材，也向别人推荐人材。《行难》一文反复说明选拔人材的重要；《与祠部陆员外书》曾向陆■推荐侯喜、侯云长、刘述古、韦群玉、沈杞、张苰、尉迟汾、李绅、张后余、李翊等。韩愈认为，为国家选拔人材，乃是一种“深思长虑”，是“为国家树根本之道”。
在唐代，选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阶级文人的一个共同愿望。韩愈培养人材、重视人材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贵族世袭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参与政治的机会。韩愈当时重视人材的言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重视人材，这是韩愈行道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韩文的特点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韩愈写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之一是“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或“鲠言无所忌”，也就是敢于讲话，而且敢讲真话。这个特点是和他积极的政治态度分不开的。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敢说“群臣之所未言”的话。《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状》都有这个特点。当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表》。其中所讲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话。在封建社会里，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权臣的妒嫉中，敢于说出别人该说而不说的话，这是了不起的胆识。正因此，韩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便成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不仅表现于他在皇帝面前敢讲真话，而且还表现于他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敢讲违背旧说的话，甚至说了同自己别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话。例如《读墨子》一文曾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对于这样的言论，前人指为“刺谬”，其实这正是韩愈虽然尊儒却不墨守的表现。
韩愈文章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还不仅敢于不顾儒家的传统观念，有时也敢于突破社会上的流俗之见。例如他写《讳辩》一文，是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是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写成了极有说服力的一篇《讳辩》。
韩愈的《师说》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韦中立书》中曾经说过“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又《报严厚与书》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不顾流俗，不怕笑侮，抗颜而为师，是要有些勇气的；能够写出《师说》这样的文章，也是相当大胆的。
韩愈文章的再一个特点是不仅真率大胆，而且慷慨激昂，忧愤甚广。从韩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论及人材，便往往愤激不平，别具风概。例如《杂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是对于人材不为世用所发的不平之论。同样，《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所谓“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云云，也是宣传选拔人材的一篇宏论。所谓“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云云，这正是韩愈对于国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写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时，苟慕义强仁者，皆爱惜焉。矧燕赵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尝闻风俗与化移易，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韩愈自己是屡试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对于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无限叹惋。悲歌慷慨，发自肺腑。
韩愈还有一篇类似俳谐而实质是抒发才高见屈、忧愤甚广的文章《进学解》。历来的论者都说此文源于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新唐书》本传也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喻。”其实这篇文章的意义要比“自喻”广阔得多。其中有“自喻”，却不仅是“自喻”，主要还是宣传选拔人材的观点。文章的开始一段云“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这一席话几乎都是反语。自“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至“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韩愈的正面意见应该是方今之君不圣，相亦不贤，凶邪当道，畯良疏远。才能不被录用，有司不明不公。本来是愤激不平的牢骚，却表现为冠冕堂皇的说教，这大概正是前人所谓韩愈行文的“狡狯”之处。“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这是韩愈一贯的选贤任能的主张。这样的观点在《行难》一文里也曾说过，他曾说选举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贤”，只要“贤于人之贤”也就可以入选。这正是“占小善”、“名一艺”都可录用的意思。在《行难》里韩愈是正面发表议论，而在《进学解》里表达的方式有些曲折罢了。韩愈从正面发表这种议论的文章还有《原毁》。他在这篇文章里讲了“责己”和“待人”两个方面。主要是讲“君子”如何“待人”。认为君子待人应该“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只要有“一善”或“一艺”，就不要求全责备；而且应该不究既往，弃旧图新。但“今之君子”不仅对人求全责备，而且忌才害能。于是韩愈十分愤慨地说“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这里讲到为士处世之难，可见感慨并非全为自己而发。当时许多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学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韩愈文章的另一特点，是不但真率、大胆、慷慨激昂，而且还写得自然随便、如话家常。这类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论道，而是促膝谈心，无所拘束，生动活泼。《与崔群书》、《与孟东野书》、《答崔立之书》、《题李生壁》等，都属这类作品。例如《与崔群书》先说自己对崔群为人的认识，中发贤者不遇之叹，后讲自己困穷之状，是一篇感慨很深的杂文。
在韩愈看来，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个没有缺点的朋友。但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也有人怀疑。于是韩愈十分感叹，他说“自古贤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贤，说到贤者不遇，而不贤者反而得势。这样的文章很像司马迁的《伯夷列传》。刘大魁说“公与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间感贤士之不遇，尤为郁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历代文章的一个传统题目，韩愈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为深广的。
韩愈为文的又一特点是突破传统写法。例如墓志铭这一文体，在韩愈笔下，便颇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样，甚至“一人一样”（李涂《文章精义》）。与墓志近似的文体，还有哀祭之文。这类文字韩愈也有独创，不同寻常。例如《祭河南张员外文》，茅坤就评为“奇崛”。姚范以为“他人无此”。刘大櫆也说“祭文退之独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国藩虽然认为这类文章“究以用韵为宜”，但他又说“韩公如神龙万变，无所不可。”就是说，韩愈之写祭文，也是变化不测的。
韩愈文章之别开生面者，还有送序一类。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见的文体，前辈作者如王勃、陈子昂、李白、任华，所为送序，都很出色。但从多数文章的写法看，大抵不出一种格式。先叙离情，后缀风景，情致物态，尚似六朝。林纾所谓“狃于六朝积习”者，即指此类。但到韩愈笔下，送序之文就多种多样了。
韩愈有的送序之文几乎通篇议论。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林纾曾说“韩昌黎集中无史论，舍《原道》外，议论之文，多归入赠序与书中。”例如《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曾国藩就看作“条议时事之文”。
韩愈的几篇“游戏”之文，也是新体。同前代的俳谐文字比较，是有新的特点的。例如《毛颖传》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寻常俳谐之作视之。柳宗元《答杨诲之书》云“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与此同时，裴度却对这类俳谐之文很不满意。他在《寄李翱书》中说“昌黎韩愈，仆识之旧矣，中心爱之，不觉惊赏。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韩愈的俳谐文字看作“以文为戏”，很不赞成的。
现在看来，时人“罪俳”，大概不止一个裴度。像柳宗元那样肯定《毛颖传》这类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书”，不是无缘无故。因为，自从六朝以来，俳谐之文如张敏的《头责子羽文》、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等等，虽有寓意，并不深远。而《毛颖传》一篇，则与前此诸作不同。虽说所写不过一篇“兔传”，实际则写一个多才多能而终被废弃之人。文章写到最后，韩愈对毛颖之“以老见疏”无限同情。这里又一次流露了韩愈痛惜人材不尽其用的一贯的思想。这样的俳谐之文，前所未有。
韩愈行文之超越前辈者，除了上述文体的独创之外，还有吐辞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关于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经多所称道。例如《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都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一些成语如“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也是从这一篇的语句中凝缩而来的。
自古以来，一篇文章之中能够选出如此大量的历代流传的成语，此文之外，恐不多见。韩愈文章之所以传诵不绝，之所以为一代所师法，历代之典范，其造语之精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辞章造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韩诗的特点韩愈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诗亦有特色，为一代大家，对后代有较大的影响。
就思想内容而言，韩愈为诗，亦如为文，对于国计民生，多所关切。例如《龊龊》一诗有云秋阴欺白日，泥潦不少干。河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天意固有属，谁能诘其端？愿辱太守荐，得充谏诤官。排云叫阊阖，披腹呈琅Ｖ戮裎奘酰越隙滥选Ｕ庋淖髌罚胨摹队诽ㄉ下厶旌等思⒆础芬晃模枷肭阆蚧疽恢隆Ｕ庋乃枷肽谌荩氚彩分仪昂笤帷⒍鸥Φ哪承┳髌罚宦鱿喑小５男碌奶氐悖共皇潜硐钟谡饫嘧髌罚谟谒恰耙晕奈钡囊恍┢病＠纭渡绞芬皇⒍擞性粕绞沸芯段ⅲ苹璧剿买鸱伞Ｉ米仔掠曜悖沤兑洞笾ё臃省Ｉ怨疟诜鸹茫曰鹄凑账Ｆ檀卜飨酶梗梏弦嘧惚ノ壹ⅰＲ股罹参园俪婢逶鲁隽牍馊腱椤?.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鞿？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有云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_.吹空月舒波。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
对于这样的作品，前人多所评论，方东树《昭昧詹言》谓前篇乃“古文手笔”，后篇亦“古文笔法”。这样的“手笔”和“笔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辈诗人相比，显然有不同者。因此，叶燮《原诗》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所谓“大变”，正是韩愈之诗新的特点。
第二节柳宗元家世和生平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故人称“柳河东”。唐代宗大历八年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县令，父柳镇历任地方官职，贞元中为殿中侍御史，曾因触犯窦参而被贬，为人号称廉直。宗元随父到过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地，经历过河北诸镇和李怀光等的叛乱。在动乱的年代他开始立志学习，在后来写的《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
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贞元十四年（798），又中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与韩愈相比，宗元仕途可称顺利。但他对自己期望甚高，并不自满。他在《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说“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因为志在“远大”，所以对于科举的得失不很在意。
此后几年，宗元丧父丧妻，又值淮西之乱、陆贽阳城被贬，对于家国，多所忧虑。贞元十七年（80）调为蓝田尉。在这期间，宗元对于现实环境十分不满。他在《与杨诲之第二书》中讲到这时的心绪时说“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廷，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遂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由此看来，宗元科第虽然顺利，做官却不顺心。置身于“大官”和“俗吏”之间，他感到无地自容。
贞元十九年（803），宗元调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等同官，这时结识了王叔文。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顺宗即位，改元永贞，王叔文等当权，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参与革新活动。这时他对于自己的际遇是满意的，但也是天真的。后来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他说“宗元早岁与负罪者（即王叔文）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由此可知，宗元当时对于政治革新看得比较容易。由于缺少阅历，不免过于乐观。“唯以中正信义为志”，这是任何时候都行不通的。即使当朝天子的位置不变，也未必能够成功；何况顺宗不久逊位，改革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果然，宪宗八月即位之后，王叔文等便相继被贬。柳宗元也一贬再贬，初贬邵州刺史，未及到任，又加贬永州司马。刚要“兴尧舜孔子之道”，就遭此横祸，这是宗元根本不曾涉想的。
遭贬之后，宗元处境十分险恶，他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还讲过下面这些情况“末路孤危，阨塞臲■，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谬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悠悠，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誌。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煽，尽为敌仇。”在这里宗元分析了自己得罪的因由，也列举了本节材料主要参考新、旧唐书本传及《柳河东集》，文中不再一一作注。罪上加罪的缘故。首先是得罪了“贵近”，其次也是得罪了“射利求进者”。再加上自己这几个人“暴起领事”，便四面受敌了。
这些分析是不错的，但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他没有认识到，即“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最浅显的常识。他和王叔文等都是前朝天子之臣，新朝天子即位，即使他们不曾得罪贵近，也未必能够继续做官。前朝的忠臣，往往不容于易代的天子，这在历史上本是常事。苟非身为佐命之臣或随风使舵之辈，都难免罢官的。更何况宗元与王叔文等所改革者，乃“利安元元为务”，诸如取消“宫市”之类，都是削减宫廷的特权享受的措施，并非最高统治者都肯的。
宗元在《与裴埙书》和《与萧翰林俛书》中还说到自己得罪主要是由于年少得官而被人嫉妒，并且认为误加之罪“久当自明”，希望在朝的君子为他剖白。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宗元对自己得罪认识得比较清醒的文字，是《愚溪诗序》，其中说到“余以愚触罪”云云，似是有所觉悟的。现在看来，宗元之所以得罪，主要在“愚”，亦即杜甫所谓的“愚拙”。宗元之愚拙表现在他太相信尧舜孔子之道，以为经由此道，就可以达到“利安元元”的目的。他却不曾知道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乃在“利安天子”，他之所以得罪，首先是得罪了天子，至于他人的诋诃构煽，都在其次。
但宗元正因愚拙，从此乃发愤著书为文，不再求仕进。这在《寄京兆许孟容书》中也曾说到。他说“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穷愁著书，本是历代文人的一个传统。宗元既不得志，于是也要著书以贻后世。又在《与李翰林建书》中说“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一面读书，一面著述，《非国语》诸作，大概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出来的。
宗元这时一面从事著述，一面开始着意于为文。他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说“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是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今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邪！”这段话是很重要的，由此可以看出，宗元贬官之前，虽为文已久，却不自重视。因为他是想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行“辅时及物”之“道”，而不想凭借文章取得名誉。到了被贬之后，感到这“辅时及物之道”行不通了，于是才想通过文章传给后世。垂文以明道，这是宗元贬官之后的为文的目的。
到了元和十年（85），宗元与同时遭贬诸人被召回到京师，但不久又出为柳州刺史。中途有《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召而再贬，这是宗元等人所料不及的。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称他们这次召而复贬为“例召”与“偕出”，其实也有例外。《旧唐书》本传说宗元贬后不复起用，是因为“众畏其才高”，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宗元之一贬再贬，主要还在他的为人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同样被贬的程异，就因为善于理财而得到擢用，“以钱谷奋而至宰相”。一为皇家敛财，一为生民除弊，天子的爱憎，历来是不同的。宗元遭遇不同于程异，无可怪者。
宗元既为柳州刺史，虽然仍属远谪，但比为司马官职为高，这时他可以做些份内可行之事，尽管不得大“兴尧舜孔子之道”，而变革“土俗”，改易“乡法”，使贫人儿女免为奴婢，也算是稍遂其“辅时及物”之志了。与此同时，他也曾希望有人给他援助。元和十三年（88），李夷简为御史大夫，进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宗元以为其人可托，曾有《上门下李夷简相公书》说“及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踣毙无复振矣。”这大概是宗元最后向人的一次求援了。故此书最后又说“生死通塞，决在此举。”果然，此后不久，元和十四年（89）十月，宗元卒于柳州。《旧唐书》卷一六○、《新唐书》卷一六八均有传。著作有《柳河东集》。
文章特征立论新颖，出言多讽柳宗元文章著作之成就，主要得力于贬斥之时。处于贬斥的地位，不仅可以发愤读书，而且可以懂得更多的人情世故，对历史对现实都可以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宗元文章的深度也就由此得来。韩愈和刘禹锡说宗元之文“深博无涯涘”（《柳子厚墓志铭》），“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是看出了柳文的深度的。
宗元文章之最有特色者大概可分两类一为论说杂文，一为讽谕杂文。
唐代前期好为议论之文者，与汉代前期有些相似。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到了韩愈、柳宗元时，虽然言路渐窄，但作者的政治抱负尚高，遇事敢言的风气未改，宗元怀着辅时及物之心，而又不得行道，于是就一寓于文了。首先就是论说杂文。论说杂文的代表作品是《贞符》和《封建论》。《贞符》动笔于被贬之前，写成于既贬之后。贬前贬后写这样的文章都是不合时宜的。被贬之后而向天子献上这样的文字，尤其不识时务。当时宪宗初继帝位，识时务者应该歌颂当今，而不要上论前代。宗元则是从上古说起，驳斥了前人关于帝王受命于天的言论。
文章说“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峻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只承于帝’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但是，到了后世，一些“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鸟以为符。斯为诡谲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至于汉之“封禅”，亦“《尚书》所无有”。下至魏晋，都没有贞符。什么才是贞符？当然要推唐代。但文章说，唐代受命之符也不在天而在于人“人之戴唐，永永无穷。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文章后面还惩戒天子说“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而且希望天子“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理，以敬于人事。”总的看来，这是宗元一篇文以明道的典型作品。在他看来，这里所说的，都是本之六经的孔子之道。文章内容的特点是和传统的符命之说相反，驳斥了董仲舒以来的许多天人感应的说教。这样的文章是有见解的，不但超过了前代的董仲舒等，也不同于当代的魏徵诸人。与同辈的韩愈相比，更为独特。在他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就无人再写，可以说是一篇空前绝后的文字。
宗元另一篇重要的论说文章是《封建论》。这也是一篇推原“圣人之意”的明道之文。这篇文章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封建非圣人意”。他一开始便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封建既非圣人之意，当然是应该废除了。但秦废封建，却引起了后代许多非议。此中是非，不可不辨。文章最后作了一反前人的论断。
苏轼《志林》卷五《秦废封建》对于这篇文章是赞同的。他说“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时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有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这是说宗元的文章超过了前代和同代的所有论者。在这以下，东坡还“附益”说“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而乱之始也。自书契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无“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至汉以来，君臣父子相贼虐者，皆诸侯王子孙，其余诸侯王不世袭者，盖未尝有也。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这些“附益”的话，对《封建论》作了重要的发挥，但他认为“后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云云，则大不然。宗元所论封建之祸，在整个封建社会中都不曾杜绝。其影响也至深且巨。关键即在“继世而理”，荫封世袭，历代皆然。名虽不存，其实具在。宗元立意，极为深远。
《贞符》和《封建论》，是宗元论说文章两种类型的代表作品，这两篇之外，与《贞符》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尚有《天说》、《■说》和《非国语》中的一些片断以及《永州龙兴寺息壤记》等，这些文章都是论证古今，学究天人，敢破传统，独立不惑。例如《非国语·卜》云“非曰卜者，世之余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驱陋民也。”这是从明道出发，对于占卜的批评，以为“道之所无用”。但圣人亦卜，如何解释呢？宗元认为，圣人用卜，实际上是愚民之计。“以驱陋民”，盖婉言之。在《非国语》中，像这样的议论不少，其《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曾反复说明著书之旨在明“圣人之道”。
与《封建论》思想倾向一致的文章还有《六逆论》、《晋文公问守原议》、《伊尹五就桀赞》、《梁丘据赞》以及《非国语》中的另一些篇章。这些文章也是论证古今，破传统之见，且针对时弊，不为空谈。例如《六逆论》云“《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这是就《左传》隐公三年石碏之言而发的一篇议论。石碏所谓六逆，宗元反驳其三。石碏所谓“乱之本”者，宗元看作“理之本”，这也是破除传统之见。宗元这样的看法，显然是站在贱者、远者、新者的立场，反对贵者、亲者、旧者。宗元的《春秋》之学，本受陆质的影响，这样的观点，也不免受到《春秋辨疑》的启发；不过，更主要的，仍是宗元从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出发，才有这样的主张。前人或谓此篇系为王叔文个人而发，却不见得。
柳宗元的讽谕杂文所包甚广。一类是杂说、杂感，有的近似寓言、小品。这类文章为世传诵者有《三戒》、《捕蛇者说》。此外，还有《敌戒》、《鞭贾》、《吏商》、《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戒》有序，明言戒世人不可“乘物以逞”。《捕蛇者说》篇终亦明言“赋敛之毒”，都是假物而为说，因事而言理。其旨也在于明道，只是写法与前面的正面议论不同。这类文章写得寓意显然、言辞激切者，是《观八骏图说》和《鞭贾》。《观八骏图说》与韩愈的《杂说四》命意相似，都是从人才不得提拔而发的议论。但韩愈属望在于伯乐，而宗元则欲焚图。韩愈希望得到赏识，宗元则要打破标准。
《鞭贾》也是杂说，近似寓言。其文谓鬻鞭者以高价欺人，富家子以高价受欺。这样的文章不仅讽刺了当朝执政的公卿，而且触及了最高统治者。中唐以前少有这样的文字，旁敲侧击，实开晚唐小品之先例。
另一类是骚体杂文，这是杂说杂感之外别具特色的作品。骚体杂文在宗元的全部文章里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与他身遭贬逐不屈其志、一寓于文颇有关系的。宗元这部分文章也被后人看作“变骚”或“续楚辞”，以为与续骚之文同列，现在看来，这类骚体杂文还可分为两组。一为赋体之文，一为文体之赋。宗元主张“兴西汉之文章”，他在这里确实继承了西汉这类文章的传统。当然，宗元这类文章都有新的特色，与后人所谓“文必西汉”者不同。
赋体之文的代表作品有《瓶赋》、《牛赋》、《惩咎赋》、《囚山赋赋》是一篇短制。其文虽名咏物之赋，实为讽谕之文。写牛的一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与羸驴对比，一则有功无赏，一则不劳而获。前人论文，以为本篇与《瓶赋》皆有所托，或谓为王叔文而发，或以为自喻之辞。这样的文章寓意是比较深广的，可能有感而言，不必为一人一事而发。
文体之赋的代表作品有《乞巧文》、《骂尸虫文》、《斩曲几文》、《憎王孙文》，以及《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这些作品名虽为文，实皆赋体。
宗元之文最为世间传诵者是几篇山水游记。但在宗元笔下，山水游记，实亦骚体。山水游记中最著称的，是“永州八记”。这几篇作品尤其带有骚体的特点。游记而带骚体，这是宗元文章的新特征，与前代的模山范水之文有所不同。例如《水经注》一书，固然是集山水记之大成的著作，但其中有关山水的刻画，都是一些片段，不是独立的篇章。著者虽然有时也发表观感，却与永州诸记不同。永州诸记不仅独立成篇，而且多写骚人的感受。宗元于论说杂文和骚体杂文之外，还写过一些传记，这也是同他欲“兴西汉之文章”有关系的。刘禹锡称他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固然是讲他的文风，但宗元的志向也未尝不在史乘。他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中曾说“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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