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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兵力不强，随即结集兵力驻防要地，金河南统军使纥石烈子仁提出“不敢无备，乃聚郑、汝、阳翟（今禹州）之兵于昌武（今许昌），以南京（今开封）副留守兼兵马副都总管纥石烈毅统之；聚亳（今属安徽）、陈（今河南淮阳）、襄邑（今睢县）之兵于归德（今商丘南），以河南路副统军徒单铎统之，而自以所部兵驻汴（今开封）”，以抵挡南宋军队的进攻。金朝廷（尚书省）还提出，以“山东东、西路军七千付统军纥石烈执中驻大名（今属河北），河北东、西路军万七千屯河南（今河南洛阳）”，而且必须“皆给以马，有老弱者易其人”。金章宗准许尚书省的意见后，又对河南、陕西军事将领进行调整补充，还命副相（平章政事）仆散揆兼左副元帅设尚书行省于汴州，统一指挥宋金战争的主战场河南战事，并“尽征诸道籍兵”以抗击宋军。
金章宗于南宋下诏“代金”之后的第五天，五月十一日下诏“征南”攻宋，但金章宗认为南宋军事强盛，河南地区的金军不一定能抵挡住北进的宋军，必须再作更进一步的防御措施，以预防南宋军队可能在占领河南地区后继续北上进攻金都。随即“以宋兵方炽，东北新调之兵未集，河南之众不足支，命河北、大名、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天山（今四王子旗西）之兵万五千，屯真定（今河北正定）、河间（今属河北）、清（今清县）、献（今献县）等以为应”。这是一条西起今石家庄北，东至今天津南的几百里长的东西防线，也可以进而支援河南金军。
但是，南宋军队远不是金朝君臣想象的那样强大，多数宋军缺乏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战争初期，宋军虽然主动进攻，一遇金军坚守，甚至只有几百名金援军到达，多数宋军一战即溃，甚至不战而溃。五、六月间，北进的宋军纷纷自宿州（今属安徽）、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今唐河）前线，败退回南宋境内。由于金河南军力单薄，志在守地，因此金军虽胜大多也不追击，宋军西线的四川宣抚副使吴曦暗中降附于金，求封蜀王，企图割据四川，这使金军西线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主力攻击南宋两淮和襄樊地区。同年十月初，金军主力8万分别自清口（今江苏淮阴西北）、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寿州（今凤台）渡淮南下；另以中路金军2.5万出唐（今河南唐河）邓（今属河南），西路全军4万分驻川陕六地的千里防线。金军围楚州（今江苏淮阴）、襄阳、和州，攻庐州、六合，宋将毕再遇、田琳、周虎等在保卫六合、庐州、和州的战役中，均击败攻城的金军，四川宋将李好义也抗击了进攻七方关（今甘肃康县东北）的金军，尤其是毕再遇的军事才能迅速得到展现，战无不胜。金军虽攻占了淮南、汉水流域及川陕边境的一些州县，许多地方的宋军仍然奋力抗击、坚守城池。
但是，金军抵达长江北岸附近的形势，促使宋朝向金求和，自十一月中旬两淮宣抚使丘崈遣使向金左副元帅仆散揆求和以后，东路金军于十二月中旬开始退兵，至下旬初除尚占据淮河南岸的濠州外，全部退回淮北。下旬末，宋军西线主帅吴曦接受金封的蜀王称号，割关外的凤（今陕西凤县东北）、阶（今甘肃武都东）、成（今成县）、西和（今西和南）四州给金。开禧三年（7）正月下旬，在兴州（今陕西略阳）称蜀国王，割据川蜀。二月末，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与李贵率70多人冲入“王宫”内杀死吴曦，宋军随即收复被割让的四州。此后的宋金战争主要在西线进行，宋金议和也在不断进行《金史》卷2《章宗纪》四。
中。十一月初，礼部侍郎史弥远在与杨皇后密谋下，伪称宁宗密旨伙同参知政事李壁，命殿前司长官夏震秘密杀死韩侂胄，庸君宋宁宗在韩侂胄被杀死后三天，认为韩侂胄还活着。李壁后又以原韩侂胄党羽而被罢官。
奸臣史弥远比之秦桧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也杀死金朝要杀的人，而且又传首级给金朝以乞和，还为奸臣秦桧恢复名誉。
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8）三月，宋金达成和议，史称“嘉定和议”。改金宋叔侄关系为伯侄关系，岁币由每年银、绢各万两、匹增为各30万两、匹，比之“绍兴和议”还各多5万两、匹，是宋金和议中“岁币”最多的一次。还有一次性的犒军费（战争赔款）300万贯钱，这是以前和议所没有的。给南宋人民带来最沉重的经济负担。
“开禧北伐”受到辛弃疾、陆游的赞同，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恢复中原，由于奸臣史弥远的乞和窃权，终于断送了北伐事业。辛弃疾在和议达成前赍志以殁，陆游则是在和议之后的次年，带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遗恨辞世。
第三节南宋后期的政局庸君宋宁宗从此重用史弥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由礼部侍郎，历同知枢密院事、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而右丞相兼枢密使，号称“更化”。从嘉定元年十二月开始了独相宁宗、理宗两朝，长达25年的奸相史弥远擅权时期，宋朝从此一蹶不振。
嘉定夺储政变史弥远自嘉定元年签订屈辱的宋金“嘉定和议”后，受到杨皇后信任，很快升为丞相掌握政权，庸君宋宁宗对他几乎是言听计从。史弥远也千方百计保护自己的权位。宁宗无子，曾立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后裔赵询为太子，但赵询于嘉定十三年病死。次年六月再立宋太祖次子秦王赵德芳后裔赵竑为皇子，作为继承人。史弥远为了掌握皇位继承人赵竑的动静，送美女给赵竑，赵竑身边几乎都是史弥远安置的人员，皇位继承人赵竑对史弥远擅权的不满言论，因而都被史弥远掌握。史弥远不断在宋宁宗前进谗言，企图动摇赵竑皇位继承人的地位未能成功后，随即暗中为夺储政变作准备。
宋光宗二兄魏王赵恺之子沂王赵竑死后无嗣，先立赵均为嗣子，后赐名贵和，赵贵和被立为皇子，赐名竑，作为宁宗嗣子、皇位继承人后，又以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的后裔赵贵诚为沂王赵抦的嗣子。奸相史弥远与九品小官国子学录郑清之密谋，以赵贵诚代替皇子赵竑作为皇位继承人，任命郑清之兼任王府教授以培植赵贵诚，并以夺嗣即位事成之后提升为丞相为饵，郑清之遂成为史弥远爪牙与心腹。
嘉定十七年（224）闰八月，宁宗病死，奸相史弥远乘夜密召赵贵诚进宫，迫使杨皇后废原皇子赵竑为济王，后被迫迁往湖州（今属浙江）居住。伪造宁宗遗诏，改立赵贵诚为皇子，改名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宝庆元年（225）正月，湖州人潘壬拥立赵竑为帝，史称“霅川之变”（霅川，即苕溪，今苕溪下游，为湖州别称）。赵竑后虽讨平潘壬，仍被史弥远迫害而死。
理学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史弥远自开禧三年（8）杀死主张抗金的权臣韩侂胄，降金乞和，订立屈辱的“嘉定和议”，虽受庸君宋宁宗的重用，很快升任丞相，但是不得人心，包括文臣武将不少人反对史弥远。名将毕再遇随即请求解甲归田以示抗议，史弥远为收买人心，不但没有同意他解除军职，后又升毕再遇为俸禄丰厚与丞相相同的承宣使，最后还升为俸禄最高与三公相同，被称为武臣之最的节度使才致仕。就在毕再遇致仕的嘉定十年（27），考中武举第二名的毕岳，也反对奸相史弥远降金乞和政策，早在嘉定六年就印卖《北征谠议》、《治安药石》，遭到毁板禁卖。嘉定十四年任为殿前司同正将的毕岳，以“谋去丞相史弥远”而被杀。
《宋史》卷455《毕岳传》；《备要》卷；《宋会要辑稿》选举8之25、刑法2之38。史弥远的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不少武将的反对，也受到许多正义文臣的抵制，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对史弥远唯金命是听的投降乞和政策深为不满，真德秀说“金人欲多岁币之数，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臣（韩侂胄）之首，而吾亦曰可与；往来之称谓，犒军之金帛，根括归明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谨，得无滋嫚我乎！”“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企图以此改善自己的丑陋形象，真德秀愤慨地说“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魏了翁在“收召诸贤”之列，“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史弥远当宁宗病死，进行夺嗣政变，废皇子赵竑改立理宗并杀害赵竑，在理宗已经即位的情况下，许多人通过不同方式表示了不满。魏了翁对于“宁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时势忽异”，更是“积忧成疾，三疏求闲”。真德秀、魏了翁在奏章中对前皇子赵竑被害表示不满，因而于宝庆元年（225）被以“谤讪”、“诬诋”而被落职闲居。
史弥远的谋士刘爚为其出谋划策，除了“收召诸贤”、“以爵禄縻天下士”外，就是提倡理学，他“言于丞相史弥远，请以（朱）熹所著《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又请以（朱）熹《白鹿洞规》颁示太学，取（朱）熹《四书集注》刊行之”，竭力把奸臣史弥远装饰成正人君子。史弥远因“推崇”理学有“功”，因而在元代理学信徒们修撰的《宋史》中，逃脱了被列入《奸臣传》的命运。而且称道奸臣史弥远的谋士“刘爚表章朱熹《四书》以备劝讲，卫道之功莫大焉”2。
南宋后期的理学名家们虽然对史弥远的为人不满，但还是赞成提倡理学，嘉定十三年（2），在魏了翁等人的请求下，追谥北宋周敦颐为“元”，史称周元公；程颢为“纯”，史称程纯公；程颐为“正”，史称程正公；张载为“明”，史称张明公。为理学走上思想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这次追谥非同寻常，赐谥号按规定主要是高级官员的专享礼遇，此四人都不符合赐谥的条件，这次赐谥是特殊的礼遇，大大提高了理学的地位。
宋理宗是由史弥远通过夺嗣政变扶立的，他深知不得人心，推崇理学也成了他改善形象，取悦士大夫的举措之一。宝庆三年下诏称朱熹的《四书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并追封朱熹信国公，不久进封徽国公。绍定六年（233）十月，史弥远死，理宗“亲政”，史弥远党羽郑清之在史弥远病危时，升任右丞相，知道史弥远擅权时期不得人心，十一月即诏改明年为端平元年，以示“更化”，对史弥远的帮凶，史称“甘为史弥远鹰犬，遗臭万年”的“三凶”李知孝、梁成大、莫泽2，以及“谄附”、“纳赂”史弥远的袁韶、陈晐、郑损等，纷纷贬逐。随后又重用真德秀、魏了翁等0《宋史》卷437《真德秀传》、《魏了翁传》。
2《宋史》卷40《刘爚传》及《传论》。
《宋史》卷427《道学传》作“赐谥曰元公”、纯公、明公、正公等，今诸书论及此数人，也常说赐谥为“纯公”等。按谥法无“公”字，公为尊称。史称此次赐谥是南宋理学家魏了翁奏请的，据《宋史·魏了翁传》称“上疏乞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赐爵定谥，如其请。”《鹤山先生大全集》卷44《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记》“予奉使东川日，建为州（周）程三子易名，先帝（宁宗）下其奏奉常，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纯、曰正。”
2《宋史》卷422《李知孝传》及《传论》。
多位名士，并恢复前皇子赵竑的官爵，竭力改变郑清之是史弥远亲信爪牙的形象。
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234）正月，蒙古、宋联军攻占金朝行都蔡州（今河南汝南），金哀宗完颜守绪自杀，末帝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金亡。开始了蒙古（元）、宋对峙时期，同年八月，宋军企图乘蒙军北退之际攻占河南，九月，宋军战败退回，从此宋蒙古（元）战事不断，直至宋亡。
端平二年正月，又下诏讨论北宋理学家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从祀孔子的问题。三月，又任命真德秀为副相（参知政事），但真德秀已病，四月，辞副相，五月病卒，未及有所作为。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也受到重用，但是，原史弥远的爪牙、左丞相郑清之不愿让魏了翁在朝，因而魏了翁于十一月被任为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十二月，又兼任督视江淮军马，肩负长江中下流的全部抗蒙古军事重任，任非其长，力辞不允，开督府于江州，奏陈边防十事，又受到左丞相郑清之等阻难，不到一月，郑清之等又以不宜设立督视府为由把魏了翁召回朝廷，魏了翁知道难以成事，遂以病辞职。
淳祐元年（24）正月，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南宋集理学大成的朱熹终于被从祀孔庙，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将王安石排挤出从祀孔子的行列。理宗还下了一道完全是理学家口吻的诏书，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又亲自祭祀孔子，并撰写《道统十三赞》以赐给国子监向诸生宣示等一系列活动，正式确定了理学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下距南宋灭亡只有30多年。庸君理宗因而被修撰《宋史》的元代理学信徒称赞“后世有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焉。庙号曰理，其殆庶乎！”至于邵雍从祀孔庙并封为新安伯，已是度宗咸淳三年（27）正月的事，下距宋恭帝降元已不到0年。
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先后出任执政大臣，这在宋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这决不是真的要重用他们；包括推崇理学、确立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都是宋理宗、史弥远、郑清之等为了改善他们的丑陋形象而采取措施中的一部分。
嘉定抗金及宋金局势的变化金章宗在“嘉定和议”的当年十一月去世，完颜永济即位，是为金卫绍王，金朝从此迅速走向衰亡。蒙古成吉思汗已在三年前崛起于漠北，与金战，金军屡战屡败，蒙古军兵临金都中都（今北京）城下。金至宁元年（23）八月，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胡沙虎）杀卫绍王，完颜珣即位，是为金宣宗。在蒙古军多次兵临金都城下，河北大部地区被蒙古军攻占的情况下，金宣宗《宋史》卷42《理宗纪》二。
《宋史》卷45《理宗纪·赞》。
于贞祐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宋嘉定七年，24）三月，向蒙古求降乞和后，五月南迁，七月中旬至南京（今河南开封）。同月下旬，对“嘉定和议”中关于金朝各项要求“皆承之唯谨”不满、认为“金有必亡之势”2的真德秀奏请后，南宋终于停止了每年给金朝30万两、匹的银绢的“岁币”。宋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27）四月，金宣宗在被蒙古军打得无招架之力的情况下，以南宋不送“岁币”为由，决定以武力迫使南宋屈服，以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率金军南侵襄阳，为宋京湖制置使赵方击败。在赵方的奏请下，五月下旬宋宁宗下诏“伐金”。五月间，宋军渡淮河一度攻占涟水县（今属江苏）。七月，宋军又进围泗州（今盱眙西北）、灵璧（今属安徽）等地。十月，陕西金军完颜赟攻占天水军（今甘肃天水西南）、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后又退回，此次宋金之战，规模都不大，胜负相当。金兴定二年十二月，金宣宗在蒙古军不断攻击下，遣使赴宋议和，被宋军拒绝入境。次年金朝发动了一次规模稍大、全面进攻的侵宋战争，此后的三年内，东自涟水军，西至西和州（今甘肃西和西南），几十处战场，互有胜败。嘉定十二月闰三月，金军进至全椒、来安、天长（今皆属安徽）及六合（今属江苏）县境，游骑数百曾到长江北岸的东采石、杨林渡（皆在今安徽和县东），也使南宋惊恐了一下，但上述各地宋军坚守城池，金军无力攻占，只得退走。至宋嘉定十四年（金兴定五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22）四月，金军退回淮北后，在蒙古军攻击下，已无力南侵，在史弥远当政下的宋朝，也从没有真正攻金的意图，宋金战争“不宣而停”，时停时战，规模都不大。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223）十二月，金宣宗去世，太子完颜守绪即位，是为金哀宗。金正大元年（宋嘉定十七年，224）六月，金哀宗宣布“更不南伐”，宋金终于停战，金朝统治已接近尾声。
2《宋史》卷39《宁宗纪》三，卷437《真德秀传》。
第十一章南宋的灭亡第一节蒙古侵宋宋与蒙古联合攻金金朝连年侵宋，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国势更加衰弱。与此同时，金的背后已兴起了一个强大的蒙古。2年以后，金连续受到蒙古军的打击，已无力招架。这样，蒙古在22年灭掉西夏后，于宋绍定五年（232）2月，遣王檝使宋，提议与宋联合攻金，宋遣邹伸之报聘，议定灭金后以河南土地归宋。
宋与蒙古结盟以后，宋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233）南宋孟珙出兵攻占邓州（今属河南）、唐州（今唐河）等地，击败金将武仙于淅水（汉水支流，今淅川）。金哀宗逃到蔡州后，八月，蒙古都元帅塔察儿使王檝至襄阳，约宋攻蔡，十月，宋将孟珙帅兵万人，携粮50万石，与蒙古将塔察儿合兵围蔡州，蒙古军筑长垒围城。时金尽籍民丁守城，括壮健妇女穿男子衣冠，运大石防御。金哀宗试图突围不果，重又守城。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宋端平元年）正月，蒙古与宋联军急攻蔡州，蔡州城守危急，金哀宗以自己体肥不便骑马奔逃，于正月初十日（234年2月9日）传位给族人、东面元帅完颜承麟，是为金末帝。即位仪式刚结束，宋军已攻入南城，金哀宗自缢焚死，蒙古与宋联军攻占蔡州，末帝为乱兵所杀，金亡。
南宋收复三京的失败蒙古和南宋合力灭金后，窝阔台汗违背将河南归宋的诺言，只以陈、蔡东南一隅归宋，同时任刘福为河南道总管，南宋朝廷不得已而接受这一改变后退兵，蒙古军主力也北归。南宋一些官员提出乘河南空虚，出兵守黄河、据潼关（今属陕西）、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南），乘时收复中原。这种不考虑双方实力，破坏已达成的分界新协议，企图乘虚进占三京，迫使蒙古承认既成事实的提议，遭到不少有识之士的反对，但是宋理宗都听不进去，一意收复三京，以建立不世功勋。
宋端平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234）六月，金亡刚刚半年，南宋也未经再与蒙古协商，即单方实行收复三京，诏知庐州全子才率淮西兵赴开封，开封蒙古将杀长官崔立降宋。权兵部尚书、荆湖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率淮西兵5万经泗州到开封会师，计划先攻洛阳、潼关。七月，宋军先锋抵达洛阳城下，洛阳守御空虚，民众登城投降，宋军遂入城，次日，粮食已竭。蒙古将速不台急由陕州（今三门峡西）返兵洛阳，击败宋军后续部队，洛阳城中宋军出战，胜负相当，但因缺粮只得退兵。赵葵、全子才所收复的州县，大多只是空城，无兵饷接济，加上蒙古军决开黄河水灌开封，宋军多溺死，余众也相率弃城南还，南宋收复河南的行动终于以失败告终。
蒙古侵宋蒙古灭金后，以南宋为用兵的主要对象。宋端平元年十二月，蒙古遣使责问宋破坏盟约出兵河南，作为侵宋的借口。宋也因此进行了部分防御准备。次年正月，南宋孟珙进驻襄阳（今湖北襄樊江南部分），分屯樊城（今襄樊江北部分）、唐、邓间，以防备蒙古军南侵。
六月，蒙古决定侵宋，兵分三路大举南侵。
七月，西路蒙古军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统帅侵蜀。十二月，从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取沔州（今略阳），围宋制置使赵彦呐于蜀北咽喉的青野原，宋利州（今四川广元）守将曹友闻往援，击败蒙古军，既而又败蒙古军于大安军（今陕西宁强），遂引兵扼守凤州西南的仙人关。端平三年，蒙古合兵50万攻入汉中，宋军退守由陕入蜀的诸山隘。同年九月，阔端大败宋曹友闻军于大安军的阳平关（今汉中西南），曹友闻牺牲。蒙古兵遂长驱入蜀，一月之间，成都府、利州及潼川（今三台）府三路俱陷。西蜀所存，仅夔州一路，以及潼川府路所属的顺庆府（今四川南充）。蒙古的西路军曾遇到宋军的强烈抵抗，阔端兵进围文州（今甘肃文县），知州事刘锐昼夜拒守，搏战逾月，城破后殉难，军民死者数万人。不久，蒙古皇子曲出死，阔端遂暂退兵。宋嘉熙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239）八月，蒙古将塔海再度率兵入蜀，由蜀取道施（今湖北恩施）、黔（今四川彭水）以达湖湘，宋将孟珙分军屯守湖广西境各要隘，蒙古军不能东出，又败于巴东（今属湖北），宋军遂收复夔州。
中路蒙古军于宋端平三年正月南侵，遇到强烈抵抗，但襄阳宋军降蒙。
三月，蒙古军陷随（今属湖北）、郢（今钟祥）两州及荆门军（今荆门）。八月，陷枣阳军（今枣阳）、德安府（今安陆）。十一月，蒙古军中路统帅阔出死于军中。蒙古军副帅忒木■攻江陵（今属湖北）时，宋孟珙来救，攻破蒙古军24砦。宋将孟珙又与蒙古军在信阳（今属河南）和光化军（今湖北丹江口市）展开激战，三战皆胜，遂收复樊城、襄阳。后蒙古将张柔侵宋，也无多大进展。
东路蒙古军于宋端平二年六月，由口温不花及察罕等率军南侵江淮。十一月，攻入淮西蕲（今湖北蕲春）、舒（今安徽潜山）、光（今河南潢川）州，在攻真州（今江苏仪征）时，被宋知州邱岳置炮设伏所败后北还。宋嘉熙元年十月，蒙古将口温不花攻击黄州（今属湖北），被宋将孟珙所率援军击败。蒙古军转攻安丰（今安徽霍邱西），宋将杜杲竭力固守，宋池州（今安徽贵池）都统制吕文德率援军突围入城，合力抵御，蒙古军才退走。次年九月，蒙古将察罕率兵号称80万围庐州，新任庐州守将杜杲百计固守，又用炮击并乘胜出击，蒙古军又败走。
宋淳祐元年（24）月，窝阔台病死。蒙古争夺汗位的斗争激烈。直至宋淳祐十一年（25）初，蒙哥继承汗位后，又不断派军向宋进扰。253年，皇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进军云南，攻陷大理。此后，招降吐蕃，控制了西南地区，从西南方面对南宋造成了大包围的形势。
宋宝祐五年（257）春，蒙哥汗下诏大举侵宋，次年二月，自率西路蒙古军4万号称0万侵蜀，分兵三道。一趋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一趋米仓关（今四川南江北），一趋沔州（今陕西略阳）。蒙哥汗所部一路占城夺地，宋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259）正月，进攻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时宋合州徙治于此，山三面临江，依山筑城，守御甚固），宋知州王坚杀蒙招降使者，坚决抵抗。二月，蒙哥汗亲至钓鱼城下督战，王坚抗击，蒙古军连攻五月不克，伤亡很大。七月下旬，蒙哥汗因攻城受伤死于钓鱼山下，蒙古军解围。
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率东路军南侵，当年八月才渡淮，入大胜关（今湖北大悟东北），月末进至长江北岸。九月初一日，蒙古西路军所遣使者从合州钓鱼山下到达忽必烈军营，报告蒙哥汗死讯，请忽必烈北归以继承汗位，忽必烈以不可无功而返，决定北归前加紧攻宋以取得重大战果。随后自阳逻堡（今新洲西南）渡江，三道并进，三次击败阻击的宋军后到达南岸，进围鄂州（今武汉），宋军坚守抗击，蒙古军始终未能攻下。
十一月，蒙古军兀良合台部已由云南入广西，破湖南，攻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也遇到宋军的顽强抵抗。
这时蒙古宗室阴谋夺取汗位，情况紧急，忽必烈妻察必遣使于同月下旬驰至忽必烈军中，请忽必烈立即北返以夺汗位。忽必烈随即回驻长江南岸青山矶（今武汉东北），准备渡江北返，却扬言进军南宋首都临安。
时在鄂州督战的南宋右丞相贾似道遣使向忽必烈求和，愿意称臣纳贡、割让长江以北土地。蒙古军出发在即，忽必烈命使臣前往鄂州谈判，并嘱蒙古使见蒙古军旗动即返回随军北归，蒙古使在鄂州城头与宋谈判正在进行，见蒙古军旗动立即签订密约后返回。兀良合台也奉命北归，鄂、潭两州相继解围。
贾似道隐匿私订和议，而妄称战胜蒙古军，鄂州解围，因而有“再造功”，加官晋爵。
次年（宋景定元年，）三月初，忽必烈返抵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蒙古诸大臣劝进，遂即汗位。四月，下即位诏，称帝。并于五月首次建年号中统，遣郝经为国信使来宋告即位，并索取岁币。贾似道怕私自议和的秘密暴露，密令淮东制置使拘留蒙古使郝经等于真州。贾似道既对蒙古、宋双方都进行欺骗，又扣押蒙古使郝经等不遣，也不作防守准备。宋沿边诸将又纷纷无故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罢职或下狱死。宋骁将潼川安抚使刘整，以需要边费为蜀帅俞兴所阻，心益疑惧，遂于次年六月降蒙。七月，忽必烈以宋拘禁使臣郝经为背约，下诏侵宋，但忙于镇压内部叛乱，侵宋战事无大进展。
关于蒙哥汗死的原因，记载不一《元史》卷3《宪宗纪》记载六月“帝不豫，七月癸亥，帝崩于钓鱼山”。《重庆记》（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75注引）说他“中飞石而死”。《马可波罗游记》（张星烺译本）第0页作中箭伤而死。《宋史纪事本末》卷02以及邵远平《元史类编·王得臣传》也说“中流矢”。拉施特《史集》（转引自冯译《多桑蒙古史》下册第274页下注）则说蒙哥嗜酒，时军中痢疫流行，因染疾死。
第二节南宋的灭亡宋咸淳七年十一月十五日（27年2月8日），忽必烈改蒙古国号为元，以示正统，是为元世祖。次年二月，迁都大都大兴府（今北京）。
早在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27）十一月，刘整“奏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如攻占襄阳浮汉入江，则宋可灭。次年七月，忽必烈命刘整协同阿术围攻襄阳，宋将吕文德艰苦拒守。咸淳五年十二月，吕文德病死后宋军继续抗击。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273）正月，樊城在被围4年后失陷。二月，宋襄阳守将吕文焕降元，历时5年的襄樊保卫战结束。
元军占领襄阳后，次年六月决定大举伐宋，以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并晋升为统帅，会师于襄阳，分军为三路侵宋。七月，度宗死，子赵■即位，年仅4岁，是为恭帝，理宗皇后谢道清以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275）初，元军已顺流东下，宋沿江城邑纷纷败降。二月，宋相贾似道以战舰2500艘、战士7万，抗击元军于丁家洲（今安徽贵池北），伯颜命左右翼骑兵夹江而进，炮声远震百里，宋军大败，贾似道逃往扬州，江东及淮西诸郡相继败降。
同年十一月，伯颜分军三路直奔南宋首都临安，阿剌罕率西路军从建康出广德，东路董文炳率舟师向澉浦（今浙江海盐南）；伯颜从中路节度诸军，定期会于临安。
元军长驱直入，宋将王安节保卫常州达两月之久，十一月中旬常州破，死者无数，邻邑望风奔溃，遂迫临安。次年正月初八日（27年2月4日），伯颜进至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宋遣使迎降，但还求保留宋朝。次日，勤王抗元的文天祥被宋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并奉命与伯颜交涉，文天祥因坚持不降而被元军扣留。二月初五，南宋恭帝降。五月初，恭帝及生母全太后等被押至大都，岁的宋恭帝被降封为瀛国公，元至元十九年（282）被迁往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后为僧，元至治三年（323）死。
从235年窝阔台汗对宋用兵至27年伯颜入临安，南宋恭帝降，共约40年之久。
《元史》卷《世祖纪》三。
第三节张世杰、文天祥的抗元斗争元军兵临临安前夕，恭帝的异母兄赵昰被封为益王，判福州；异母弟赵昺被封为广王，判泉州。元兵至皋亭山，驸马都尉杨镇等奉二王走温州，陆秀夫、苏刘义继追及于道，遣人召陈宜中、张世杰。五月初一，益王赵昰即帝位，改当年为景炎元年（27），是为宋端宗，年仅7岁，母杨太后听政。陈宜中为左丞相，李庭芝为右丞相，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任签书枢密院事，晋封赵昺为卫王，改福州为安福府。不久，文天祥从被元军押往大都途经镇江时逃回，被任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南宋流亡朝廷继续进行抗元斗争。
时南宋疆域已大部丧失，只有李庭芝、姜才坚守淮东，张钰坚守重庆。
其余仅有闽、广以及浙、赣南部，元兵日逼。李庭芝、姜才、张钰先后战死，浙东、闽、广也相继失守。
七月，元兵三道侵闽。十一月，元军至建宁（今福建建瓯）。陈宜中、张世杰以元兵日迫，奉端宗及卫王、杨太后以下俱航海逃亡，元军占领福州，右丞相文天祥转战于福建、江西、广东等地。
同年十二月，端宗等率舟师到广州港口，被元守兵抗拒不得入，舟还大海，驻师秀山（今东莞西南海中），寻次于惠州（今属广东）的甲子门。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277）九月，宋水师次于广东路的浅湾（今汕头东北的南澳岛附近），十一月，为元将刘深所攻。张世杰战败，乃奉端宗退保秀山。十二月，至井澳（今中山南海中横琴岛）。三年三月，端宗等驻于■州（今湛江东南硇州岛），四月，端宗病死。
卫王赵昺嗣立，是为宋末帝，时年岁，杨太后听政，陆秀夫升任左丞相，张世杰升任枢密副使，改当年为祥兴元年。六月，张世杰攻雷州（今海康）失利后移于新会的崖山（今台山东南）。十二月，右丞相文天祥兵败，于五坡岭（今海丰境）被俘。元至元二十年（283）正月，就义于大都。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279）正月，元将张弘范以舟师围崖山海口，张世杰结大舶千余驻海中抗击元军，元军切断宋军淡水汲路。二月初六日（279年3月9日）元军大举进攻，宋军战败，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年仅7岁的南宋末帝赵昺投海自尽，杨太后亦投海死，南宋亡。
张世杰率部分宋军冲出重围，后遇台风，海船倾覆，张世杰溺水死，宋军残部亦被消灭。
附表南宋世系表（>
第十二章金的发展与灭亡金末红袄军起义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联合夹击下灭亡了，从此结束了在中原地区金与宋保持的一个世纪之久的对峙局面，也结束了金在北方统治的年的历史。
第一节社会制度的发展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金朝从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到灭辽，只有年。两年之后，金又攻克宋的京城东京，迫使宋朝南迁。随着金对宋战争的发展，金的社会制度也在改变，由女真族单一的统治制度发展到多种制度并存，由奴隶制逐渐向封建制过渡。
金朝建立后，由金太祖所确定的最基本国策，是抗辽灭辽和在新的占领区推行猛安、谋克制度。起初是把被征服的女真和周邻各族编入女真猛安、谋克，后来占领辽东京（今辽宁辽阳）道时，在咸州（今开原北）设咸州路，置咸州军帅司，在东京设南路，置南路都统司，对汉人以猛安、谋克改编，对渤海编为八猛安。征服奚族时，设奚路都统司，后改为六部路都统司。又把契丹遥辇九营改编为九猛安，属六部路都统司统辖。在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道和泰州（今吉林白城南）也设都统司。这便是形成金初北面官制的基础。
南面官的汉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情况更加复杂。金太祖天辅七年（23），由于占领辽南面官制统治的汉人的燕京（今北京）地区，始行南面官汉制，即继承原辽朝统治地区所实行的南北面官制度，北面官制是女真猛安、谋克制，南面官制是原汉人的州县制。金太宗南下讨宋，在占领黄河以北地区后不改变宋制，这样南面官制又出现宋制与辽制的区别。金对河南、陕西册立傀儡政权，在金朝管辖之下出现保留宋制的附庸，而南宋也成为以金为宗主的贡纳国，因而在统治的范围内有金制、辽制、宋制的不同。而宋制又有黄河以北金直接统治地区和河南、陕西傀儡政权地区，由继承原辽的南北面制度变成更加复杂的多种制度的并存。
在多种制度并存的历史条件下，金朝所设的最高统治机构仍然是国相勃极烈制，为对南面官制下的汉人不同地区进行统治设元帅府。在元帅府下分燕京枢密院与云中（今山西大同）枢密院，时称东西两朝廷，后燕京枢密院并于云中。多种制度并存，是多种社会发展不平衡暂时均衡的结果，是不利于制度的统一的。由多种制度并存走上统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向。金太宗在灭北宋后，即着手制度的统一，并随着南北相持局面即将到来，由对宋的战争转向议和，为了使北方生产转向恢复，便提出从马上取天下而由文治国的方针。在这一历史的变化中，为把原辽、北宋的制度在黄河以北统一起来，设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三省制。但北面官制度实行的仍是猛安、谋克，河南、陕西保留着刘豫伪齐的宋制。当时实行的是重北轻南的政策，把黄河以北的汉人分为辽人、宋人，这从选举行“南北选”反映得极为清楚。
金太宗生前，在女真政治家宗幹的主持下，欲废除女真旧俗，整顿朝廷的勃极烈制度，削弱由宗翰（粘罕）等把持的元帅府权力，在全国实行汉官制改革，未及行而死。熙宗即位后，继承了太宗改革的遗志，废除朝廷的国相勃极烈制，置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尚书省，由尚书省左、右丞相兼领中书、门下二省，由三师并领三省事。废除刘豫“齐”，设行台尚书省于汴。颁行新官制和“换官格”，实行新的法制《皇统制》，创建猛安、谋克屯田军，实行“计口授地”，基本上完成了金政权封建改革，废除了多种制度并存，而把州县制和女真猛安、谋克制统一在封建政权之下。海陵王于天德二年（50）下令废除行台尚书省，政令统一于朝廷。正隆元年（5）又废除中书、门下二省及领三省事，只置尚书省，尚书省直属皇帝。仿汉制改元帅府为枢密院，罢万户路置节度使路，颁行正隆官制，“南北选”于贞元二年（54）亦罢，将都城由原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迁于中都（今北京）。
金熙宗与南宋议和，标志着由过去金朝的奴隶制政权与宋对峙，转化为南北两个封建政权的对峙。海陵王发动对南宋的战争，破坏了南北议和，使北方又出现新的不安定的因素，世宗趁势在渤海大族、曷苏馆女真以及反对海陵王的势力下，即位于东京，改元大定（）。金世宗继承熙宗、海陵王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对金朝的制度加以新的调整。金世宗继承了熙宗的致治和南北议和、与民休息的思想，定都中都，修订官制，重新增设平章政事官，加速以多民族为核心的统治权力的形成。金世宗继承历史上致治时期的治国方法，拨乱反正，使金朝沿着熙宗、海陵王的事业继续发展。金世宗是个守成者，他只是调整和改变一些不合理的方面，而对社会不作大的根本的改革。正因为如此，其初、中期不过是海陵王天德（49—53）小康的延续。历史发展到金世宗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安定，在女真族奴隶制内部孕育着一次新的革命，即由奴隶制变革为封建制。大定二十年（80）左右，女真族奴隶制内部变化急剧起来，牛头地制度破坏，随着猛安、谋克私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计口授地的大家族土地经营向个体家庭的独立经营转化。奴隶主出卖奴隶，扩大私人所有的土地，把土地出租给汉人耕种，女真族的个体经营者转化为国家佃租者和自耕农。金世宗一方面采取措施维护猛安、谋克组织和大家族的奴隶制；另一方面对私人土地出租采取限制的政策，规定他们出租的土地不得超过0顷。
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左右到金章宗明昌（90—9）、承安（9—0）间，是女真族奴隶制全面崩溃和封建化完成的阶段。从金熙宗开始基本完成封建化时，奴隶制并没有废除，而是采取渐进的方法使奴隶制变革为封建制。到金章宗明昌、承安间，女真族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度变革已经成熟，于是从法律上更为彻底地作出解放奴隶的规定，确定猛安、谋克自种和出租土地的合法，把女真族社会同中原统一于一种封建制之中，把金朝的历史发展推向极盛时期。《金史·章宗纪·赞》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此间的小康是海陵王天德小康的全面发展，是金朝发展繁荣的标志。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加剧金章宗时期也是由盛转衰的开始，泰和（—8）后，金朝的发展进入后期之初。《金史·哀宗纪·赞》称“章宗志存润色，而秕政日多，诛求无艺，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极衰始。”章宗没有随着女真族封建化完成，进一步抓住当时社会中的弊政加以新的改革，促进金朝强盛的持续，进而统一全国。他是世宗的继承者，只是从守成出发使当时封建制更加完备，所以在章宗时北宋以来及本朝中的封建弊病，没有得到应有的医治，女真族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39《忻州修学疏代郝侯作》。
封建化完成及封建制度更加完备之日，也就是金朝统治走下坡路的开始。金章宗时，随着社会繁荣而来的便是人口的急剧增长，浮食者众，与社会生产所能提供的人民之需发生矛盾。再加上北对鞑靼和南对宋入侵的战争，以及严重自然灾害的侵袭，在财政的收支上又发生严重矛盾。金章宗为应付财政困境而滥发纸币。金章宗在政治上也是“秕政日多”。婢妾和近臣擅朝政，统治阶级内部和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以及民族矛盾加剧，致使社会不安。至卫绍王时更加腐败，加之蒙古军南下，国势渐微，金朝衰落和灭亡的诸征象已在各方面暴露出来。
金宣宗尚欲有所作为，但只知守世宗的老政策，对摆脱当时的困境和抗击蒙古军的南下，均无根本的良策。金朝中兴已成为不可能，遂走向崩溃的阶段，金宣宗南渡是由衰落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的转折。金宣宗南渡后，括地不成，屯田无效，更加动摇了统治的经济基础，同时战争的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加速了生产大破坏。有数字可查的，河南军民田总共97万顷有奇，能耕种者只有9万余顷，荒芜一半。南京（今河南开封）一路旧垦田余顷，兴定（27—223）间则“饥民流离者太半”。叶县（今叶县北）耕地荒废7000亩有奇2。及至哀宗，金朝已处于灭亡的前夕。
《金史》卷47《食货志》二。
2《金史》卷2《刘从益传》。
第二节金在北方的统治金初战争和奴隶制对北方地区的破坏金朝前期之初，一方面继承辽和北宋之末的社会经济残破和已经崩溃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女真族正处奴隶制上升的时期，虽然打着统一战争的旗号南下侵宋，但奴隶制的掠夺性对已经残破的北方社会更加上一层战争的野蛮摧残和破坏，接着的是对北方汉族人民的落后统治。这种战争要比中原改朝换代的战争的破坏性更严重和残酷得多。在金初战争的年代中，金军进入中原大肆烧杀掠夺，城市和农村遭到严重破坏。“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屋舍产业”3。金兵所到之地，无不被其害，人口逃散，城市农村都被摧毁。当时北宋都城东京，猫犬残尽，黄河南北，两河、京东和淮南，农村被烧毁；破瓦残垣，田野荒芜。人民有的被掠为奴隶，有的成为驱丁。并强行把女真族的习俗加在汉人的头上，其中突出、为害深的是“薙发易服”，金元帅府下令髡发，禁民汉服，稍不如式，即被斩首。女真统治者以对待奴隶的办法对待北方人民，于诸州郡大起地牢，严刑峻法，视民如草芥。宗翰采用大同尹高庆裔的建议，凡窃盗赃一钱以上的皆处死，甚至在市上拾遗钱和行人拔菜圃的葱皆被处死。金对户籍和人身的控制极严，使北方人民丧失行动自由和阻碍了商业往来。
金初战争中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是反动的。金朝灭辽后是作为中国北方政权而出现在历史上的，对宋的战争也有统一的问题。但不能以奴隶制统一先进的汉人地区，这样女真族和所建立的政权为适应对全国进行统治的需要，就要用先进的制度改革其自身。金太宗在灭亡北宋后，在统治的制度和政策上相应地有了变化。他为医治战争和初期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创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由于战争还未结束，他下诏抑制游手，使各务本业，“其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下诏“若诸军敢利于俘掠辄肆荡毁者，底于罚”。实行“南北选”，选拔能吏，招安地主恢复家产，使民归田，悉均辽人士庶赋役，天会十年（32）社会“小安”2。
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熙宗、海陵王时，确定了和平时期以文治国的方针，恢复、发展生产，如《金史·食货志》所述“熙宗、海陵王之世，风气日开，兼务远略，君臣讲究财用之制，切切然以是为先务。”彻底废除宗翰掌权时所采取的一切设施，废除刘豫政权的苛政，减轻赋税，史书记载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元好问称海陵王天德（49—53）为“小康”。海陵王对南宋发动统一战争是失策的，由于战争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劳役的负担，又一次破坏生产，加深了民族和阶级的矛盾。世宗的政3《三朝北盟会编》引《赵子崧家传》。
《金史》卷3《太宗纪》。
2《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金虏图经》“天会十年，海内小安。”《金史》卷0《思敬传》。
策主要是恢复了“南北讲好，与民休息”，采取措施发展生产，促进民族合作和社会安宁。金朝为对中原进行统治，把猛安、谋克向中原迁徙，与汉人杂居，其目的是为统治、镇压和监视汉人。到金世宗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2。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当时许多女真奴隶主贵族成为封建地主，这些新兴的地主以他们特殊的权势和贪婪性展开对土地的掠夺，通过各种途径和使用各种手段侵占民田和多占、冒占官田。这样不仅加深了地主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女真贵族地主与各族（包括女真在内）中小地主、农民之间的矛盾，这成为金朝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金世宗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既未吸取历史上的可行经验，又无新的良策。他把括地的对象不限于掠夺土地的女真贵族地主，而扩大到一般的民田，结果受害的是一般农民，而从中渔利的是官府和女真贵族地主。随着女真贵族地主的兴起，便是贫富变更与赋役不均，金世宗推行“通检推排”之法，他下令“凡监户事产，除官所拨赐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税田宅，皆在通检之数。”名义上是均赋役，实际上变成国家强行掠夺人民财富的一种手段。时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财物为功，“妄加民产业数倍”，如诉于官府，反遭刑罚，甚至当场被杖死。通检推排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是灾祸。
腐朽没落的金后期金朝后期在北方的统治，是前期发展繁荣中已孕育着的诸消极因素的恶性发展，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其统治都是不成功的。从经济上看，后期的括地始于章宗，而宣宗时其议尤甚。宣宗南渡，从河北迁到河南的军户，都靠国家供养，因而使河南地区的租赋负担加重，金朝为维持其统治局面，抗击蒙古，欲括河南民地，以处置来自河北的军户。过去在河北、山东括地，“民之茔墓井灶悉为军有，怨嗟争讼至今未绝”，因此“闻者无不骇愕”。后期战争的浩劫和自然灾害的侵袭更加速了生产的大破坏，而金朝官府仍是加重剥削和肆意勒索，人民的赋役负担三倍于平时，军国所需都由河南人民担承，“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而无法禁止。官吏酷暴，擅括宿藏，怙势营私，官府所得才十分之一。“州县长吏不知爱养其民，督责征科，鞭笞逼迫，急于星火。文移重复，不胜其弊”2。叶县（今河南叶县北）耕地荒废.7万亩有奇，而其岁入7万石如故3。自章宗以来的币制紊乱，也成为金后期统治中一大弊端，宣宗贞祐（23—27）、兴定（27—222）间，屡次更改钞的名目，钞价不断跌落，物价上涨，直接影响是对人民剥削的加重，商旅不行，市肆皆闭，铜钱多外流于宋，经济瘫痪。
金后期的统治，在政治、军事上也表现极为腐败不堪。宣宗后期喜刑罚，把吏治发展为对人民的残暴统治。皇帝为保护其统治地位，以侍御治军。近2《金史》卷8《世宗纪·赞》。
《金史》卷4《食货志》一。
《金史》卷47《食货志》二。
2《金史》卷05《温迪罕缔达传》。
3《金史》卷2《刘从益传》。
侍擅权，皇帝既被群小包围掣其肘腋，而又轻信谗言，致使奸臣得以专横朝政，政刑大失。刘祁《归潜志》记述“金人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以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以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曰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遇敌则先奔，故师多丧败。”
金自纥石烈执中、术虎高琪用事后，风俗为之一变，“朝廷矫宽厚之政，好为苛察”，“将帅鄙儒雅之风，好为粗豪，然用非其宜，终至跋扈”4。纥石烈牙吾塔，“为人鸷狠狼戾，好结小人，不听朝廷节制”。他曾入朝，诣省堂，诋毁宰执，宰执也不敢吱声。矜暴不法，不喜欢文人，僚属有穿长裾的，则以刀裁去，又喜欢凌侮使者，凡朝廷派使者来，他就让喝酒，如果不喝，连吃的都不给，只好饿着肚皮而去。司农少卿张用章以行户部过宿在他那里，牙吾塔要他饮酒，张以寒疾推辞不饮，牙吾塔笑着说“此易治耳。”命令左右持艾来，使张卧在床上，灸之数十。又以银符佩妓，屡往州郡取赇，州将的老婆都得远远相迎，号“省差行首”，厚贿之。当时称他为“卢鼓椎”，并用他的名来吓唬哭着的小儿。其子阿里合，同样残暴，世人目之曰“小鼓椎”。
刘祁《归潜志》从各方面揭露了宣宗南渡后金朝在北方统治的腐败，如当时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完颜白撒止以能打球称，完颜讹可也能打球，号板子元帅。完颜定奴，号三脆羹。也有以刚愎残忍号为火燎元帅的。宣宗南渡后，在位者多苛刻，如右丞徒单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当时朝廷宰执已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抑压改革者。近侍权重，以谄谀成事。在位者临事，互相推诿，不负责任，号“养相体”。宰执用人，专选无锋芒而软弱易制的，叫做“恐生事”。奖用胥吏，抑压士大夫，凡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军制亦益弊，以任子为兵，士大夫充厮役。
金朝后期的统治，说明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掌握在当时最腐朽的集团手中，但还不能说当时整个封建制度已面临最后崩溃，在末期大乱之中仍有局部的治理与恢复。金朝在北方统治的经验教训，《金史·食货志》认为没有“用唐之永业、口分以制民产，仿其租庸调之法以足国计”。“常有恤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敛之名，而不能致富国之实”。刘祁《归潜志》卷2《辨亡》比较客观地概括了金朝发展的过程，认为其为政之所以不能长久，是由于“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没有“尽行中国法”，只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没有积极的改革措施。金朝因缺少长久、富国之策，所以金朝的发展繁荣受到限制，其贡献也受到影响，但金朝毕竟是构成历史发展的一个时代。
4《金史》卷《赞》。
《金史》卷《纥石烈牙吾塔传》。
第三节金末红袄军起义红袄军大起义金朝后期的统治和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在金朝内部孕育着新的大分裂。蒙古军南下，金朝内部分裂为抵抗与投降、逃跑两派。金宣宗屈辱求和，蒙古军暂自中都（今北京）撤退，宣宗弃中都迁汴（今河南开封），金朝从此走上灭亡的道路。中都北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失陷，官员、地主纷纷叛金降蒙古或叛金自立。张鲸、耶律留哥、蒲鲜万奴称王，标志着各族以及女真族内部的分裂。蒙古军进入河北、山东，肆意掳掠，与此同时山东、河北等地人民也纷纷举行反抗金朝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的武装起义。《金史·仆散安贞传》称“自杨安儿、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团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号‘红袄贼’。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国用安、时青之徒焉。”后来把这次人民起义概称为“红袄军起义”。
金末人民起义是一种巨大的群众性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起义的原因主要是统治阶级残酷剥削与压迫所造成的。金朝廷在山东、河北等地长期向汉人搜刮土地，腴田沃壤尽入于权要势家，而剩余的瘠恶土地为汉贫民所有。由于金统治者所造成的土地矛盾和军民间的对立，必然遭到广大人民的愤怒反抗。据《遗山先生文集》卷28《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贞祐二年（24），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盗贼充斥，互为支党，众至数十万，攻下郡邑，官军不能制。渠帅岸然以名号自居，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其中“仇拨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便是红袄军起义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金朝统治失策之所在。金章宗为适应女真族封建化的完成而解放奴隶，但他仍保留处于农奴地位的驱丁。金时寺院二税户已沦为奴隶，章宗解放二税户允许其为驱丁，金末良民被掠为驱丁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金末人民起义与反对农奴化的斗争不无关系，这也是起义的一个原因。当时河北、山东屡遭战争所扰，加上赋敛益横，连年饥馑，地主对佃户的凌辱，不胜其酷，人民只有起义一途，可以求生。
金末红袄军起义，其发展规模与活动地区已相当广大，少者数万人，多者数十万。金末人民起义，可以上溯到金章宗泰和（—8）时期。《大金国志》卷2泰和五年（5）“时岁饥，耕猎皆废，河北、河南、山东之民，贫悴饥疲，无力以耕，寇盗蜂起。”当宋对金战争开始，山东人民聚众反金的斗争已拉开序幕。
杨安儿起义杨安儿是益都（今山东青州）人，本名杨安国，因以贩卖鞍材为业，市人称他为杨鞍儿，遂自名杨安儿。当南宋韩侂胄“开禧北伐”时，山东人民聚众起义，杨安儿从这时起便开始领导反金斗争的活动。后来由于形势所迫受金招安，累官刺史、防御使。大安三年（2），命为铁瓦敢战军副都统戍边，行至鸡鸣山（今河北宣化东南），中途赶回山东，与张汝楫等共同举起反抗金朝统治的起义大旗。于是“攻劫州县，杀略官吏，山东大扰”。贞祐二年（24），杨安儿领导的起义军日益强大，潍州（今山东潍坊）李全也于这年起义，与其兄李福聚众至数千人，在潍州、安丘、临朐一带与杨安儿配合作战。接着刘二祖、彭义斌等也都起义。由杨安儿、刘二祖、李全领导的起义军成为当时起义斗争的三支主力。
蒙古军撤退后，金派最精锐部队“花帽军”，前往山东镇压。杨安儿败于益都城东，转战莱阳，莱州徐汝贤以城降，军势复振。登州（今蓬莱）刺史耿格也开门迎降。杨安儿遂称帝，置官属，改元天顺。起义军乘胜陷宁海（今牟平），攻潍州，以元帅方郭三守密州（今诸城），略取沂（今临沂）、海（今江苏连云港西区）；李全略临朐，据穆陵关（临朐东南），欲取益都。后为仆散安贞等军所败，杨安儿与汲政乘舟渡海，欲走岠嵎山（今栖霞东北），被舟人曲成所击，落水而死。仆散安贞派牙吾塔等破巨蒙等四堌及马耳山（今五莲东北），以集中捕灭刘二祖起义军，刘二祖被擒。杨安儿、刘二祖领导的起义军相继失败后，在兖州泗水（今属山东）人郝定领导的起义已结集至万人。这支起义军接连攻陷滕（今属山东）、兖、单（今单县）诸州及莱芜、新泰（今皆属山东）等0余县。郝定称大汉皇帝，设百官。后被仆散安贞军队所镇压，郝定被擒，送至汴京被杀。
李全、杨妙贞起义军起义军虽先后被镇压而失败，但没有因此而屈服，停止战斗。杨安儿被击败后，其妹杨妙贞（四娘子）勇悍，善骑射，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刘全收集余众，奉妙贞称“姑姑”，至磨旗山（今莒南东北）与李全联合并结成夫妇。刘二祖死后，先后由霍仪、彭义斌率领起义军继续斗争。但红袄军继续作战的条件越来越艰苦，这主要是因为金廷不断加强军事镇压和政治招诱；山东经战火焚毁，皆为赤地，人烟亦绝。起义军面临严重军事进攻和粮荒，致使内部分化，乃至互相火并。
当红袄军面临最严重的困难关头，主要是继续坚持抗金和抗蒙古，但南宋对起义军在政治上有相当诱惑力，因此起义军在金、蒙古、宋之间便出现聚结和分化的关系。在金廷的军事镇压与政治的招诱下，有一部分起义军中不坚定分子相继投降金朝。如张汝楫、孙邦佐降金，张汝楫想再次反金，因孙邦佐告变被杀，金以孙邦佐为德州（今陵县）防御使加节度。国用安，淄州（今淄博南）人，是杨安儿、李全的残部。时青，滕阳（今滕州）人，初与其叔父时全俱为红袄军。此二人于杨安儿、刘二祖败后皆降金。后复归宋，不能自立。
李全、石珪、夏全、裴渊等在兴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28）后归宋，但李全归宋之初仍坚持高举反金的旗帜，曾分兵袭密州，擒金将黄掴械至楚州城（今江苏淮安）。次年又曾说服张林以青（今属山东）、莒（今莒县）、密、登、莱、潍、淄、滨（今滨州西北）、棣（今惠民）、宁海、济南（今属山东）等2州、府归宋。同时拒绝金宣宗对他的招降，表示“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李全在后来发展为一个地方割据势力，由一个农民《金史》卷02《仆散安贞传》。
周密《齐东野语》卷9《李全》。
起义的首领堕落为一个扩展个人势力唯利是图的罪恶分子。
坚持抗蒙、反金的彭义斌起义军在起义军中也有一部分归宋的人民起义将领，一直坚持抗金的道路，还英勇抗击蒙古，这主要是以彭义斌为代表的起义英雄人物。
南宋朝廷对北方金统治下的红袄军起义，和北宋一样采取的是违反民意的反动政策，并没有把起义军争取过来成为抗金抗蒙的力量。一方面想招诱起义军，授以官号，以联合抗金；但是另一方面，又惧怕起义军，甚至惧怕起义人民比惧怕金朝统治者更厉害。南宋朝廷对南渡归宋的人民，并不妥善收容，相反的，封锁淮水不许南渡，甚至目为“盗贼”，明揭榜示，来者即行剿杀。《鹤山先生大全集》卷8《奏议》应诏封事云“异灵替身全文阅读而山东、河北、关陕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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