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sp; 写南北朝史是李大师的夙愿，这也是个大胆、新颖的做法。那个时代，史家已习惯于或仿班固写某朝某代史，或仿司马迁写从古到今的通史，那么李大师为什么单单要把数代历史连起来写呢？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南北各政权相互攻击，各国修史者均站在本国立场上，南称北为“索虏”，北称南为“岛夷”，由于偏见作怪，记他国事既不详备，又往往失实。这些史书在隋唐大统一之后更显得与时代不协调。为了全面真实反映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李大师计划仿《吴越春秋》的体例，著一部南北朝编年体史书。可是，李大师没来得及写完这部编年史就死了。李延寿从任史官之始，就着手搜集资料，决心完成父亲的遗愿。
李大师的南北朝编年史完成了多少呢？李延寿在《北史·序传》谈到，在父亲旧稿中，齐、梁、陈、周、隋五代的事“所未见”。可见李大师编撰的是南朝宋、南齐和北朝魏这三代史事。大师在世时，这三代已有较完整系统的史书可供参考，即沈约所著的《宋书》，萧子显所著的《南齐书》，魏收所著的《魏书》。恰好，李延寿在贞观年间所参与撰修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正是大师旧稿中所没有的内容，延寿正可以凭借修史的有利条件续补。所以延寿除了完成史局规定的任务，“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工作极为辛苦。过了两年，延寿因事离开史局，资料远未抄录完，“以所得者编次之，然尚多阙，未得及终”。幸运的是，在贞观中、后期，延寿又获《高宗皇帝赐李延寿家物诏》，《全唐文》卷十三。
准参加修《五代史志》和《晋书》，于是他进一步“遍得披寻”，继续全面搜集史料。延寿还利用自己能够接触官藏史书的有利条件，对父亲旧稿内容加以完备，“因兹复得勘究宋、齐、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由于五代史修成后，暂时未予公开流布，只是藏于秘阁，延寿“不敢使人抄录”，只能自己以史官身份去翻阅抄写，又因“家素贫罄”，无钱雇人誊写，所需各种史书不得不自己动手去抄。延寿从八部正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000余卷，皆以编入，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八代正史共5卷，加上杂史000余卷，延寿在抄录、勘究这么巨大数量史书的基础上，才写成《南史》、《北史》80卷，史料准备和最后成书的比例大约是十比一左右，可见延寿作史的勤奋精神和认真态度。
延寿自述“始末修撰，凡十六载”，指的是具体编写过程所费的时间。
他从贞观十七年（43）着手编纂，“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到显庆四年（59）成书上进，时间为十六年。如果将贞观三年至贞观十七年的搜集史料时间也包括在内，那么延寿为《南史》、《北史》的诞生付出了三十年的艰苦劳动。
延寿虽继父遗志修史，并参考父亲的未成稿，但并未遵循父亲旧稿的体例。李大师所作是仿《吴越春秋》，为编年体；延寿所作则仿《史记》，为纪传体，但又与《史记》不完全一样，是介于《史记》和《汉书》间的一种体例。
人们都熟悉，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自远古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班固的《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记叙西汉一代史事。后世史家纷纷仿效《汉书》的体例纂修前代史。到了唐初，官方又把《史记》以下的历代纪传体断代史列为“正史”，视为史学正宗。不过，唐以前所修的七部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都是私家所修或是由官方批准，以个人之力完成。延寿所处时代，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已确立，官修前代纪传体断代史的一统局面已定。南北朝的各代纪传体史书除前代所修三部外，其余均由本朝刚刚补齐，并且这些书都是本朝“钦定”。李延寿不过是一名普通史官，却要重修南北朝史，对本朝皇帝批准的正史加以整理刊正，显示出他是一位较有勇气和责任心的史家。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要完成父亲的修成南北朝通史的遗愿，原因之二是他对已有的南北朝各断代史不满意，他在《进书表》中批评这些史书记叙矛盾，“互陈闻见，同异甚多”，又认为这些史书采集史料不广，而那些被忽视的史料“易为湮落”，如不抓紧利用，以后即使想纠史书之失，也会“求勘无所”。
李延寿欲以南、北二史代魏、齐、周、隋、宋、齐、梁、陈八史，气魄雄心之大是勿庸赘言的，那么他在编纂上下了哪几方面的功夫呢？
一、“编次别代，共为部秩”。他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分别对南、北朝史事做贯通的叙述。他把魏（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四代史事编成《北史》，起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至隋恭帝杨侑义宁二年（8），共二百三十二年。其实，隋已统一全国，本不应单列于北史，延寿此举可能有两点考虑，一是隋承继北周，将隋列入北史在编写上较方便，否则要在南、北两通史外再编一隋史，易给人体例混乱之感；二是将隋列入《北史》，可以突出唐统一的重大意义，为本朝政治利益服务。延寿把南朝宋、南齐、梁、陈四代史事编成《南史》，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至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共一百六十九年。
正因为李延寿用通史体例叙述南、北朝史事，所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分别对北朝、南朝的人物、史事作归纳集中，两史的帝纪、后妃、宗室均依照朝代先后顺序排列。以下的诸臣列传则大体有先后顺序，对一些高门大户则其子孙附其父祖传中，连缀书之。《南史》以王、谢二大姓为主，《北史》以崔、卢二大姓为主，家族体系分明。其他类传更进一步打破了朝代的断限。这种作法，引起后世某些学者不满。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学者认为延寿叙例为家传之体，不应用于国史。著名考据家王鸣盛批评延寿使国史变成家谱，最为谬妄。2其实这些批评者有些过于拘泥正史体例，没有看到李延寿对正史作法是因循中有创造。《南史》、《北史》为数代之通史，正为断代正史之变例，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首先，南北朝各代统治时间都不长，往往一人历经数朝，有时很难恰当把某人归入某朝，所以延寿把断代之体变为通史之体；其次，南北朝时门第之风大盛，王、谢、崔、卢等高门大族与南北朝相终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举足轻重，延寿注重谱牒世系是对历史的如实反映，而且世族牵连附传，便于读者检寻。
二、“鸠聚遗逸，以广异闻”。李延寿之《南史》、《北史》，并非简单将旧史删节、离合而成，而是尽量充实了一些新的史料。针对旧史作者重视官方资料而忽于私人记载，延寿有意把自己补充史料的重点放在“易为湮落”的“小说短书”上，他认为这些材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延寿之后的著名史评家刘知幾也持同样观点“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这两位史家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官方记载受种种牵制，往往不能据事直书，隐讳必多，而私家记载多记亲历之事，没有审查之类的控制，较能求其真。南、北二史和《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比较，增加了不少重要的史实。就梁代史来说，《南史》比《梁书》多立了王琳等十余传，对原有的某些传也充实了内容，如《范缜传》。延寿所增内容固然有关于“人之善恶，事之成败者”，但由于延寿对奇闻异事兴趣较浓，导致所增内容中有不少神怪荒诞之事和无关宏旨的琐言碎事。如阴子春传中，《南史》就比《梁书》增青州有神庙，刺史王神念毁之，栋上一大蛇，长丈余，遂入海。子春夜梦一人乞地安置，乃办牲醴，请召安置一处。夜梦前人来谢曰“当以一州相报。”后果因破魏兵，授南青州刺史。此类怪诞事入史，显然失当。
三、“除其冗长，捃其菁华”。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史共5卷，而经延寿改作为南、北二史，减至80卷，可见删掉了相当多的文字。总的看，延寿删《魏书》、《宋书》最多，原因是这两部书在八史中原来卷帙就最多，《宋书》00卷，《魏书》更达30卷，延寿欲省减南、北史篇幅，宋、魏二书必为砍削重点。另外，宋、魏二书为前朝人所修，南、北朝相互攻击之辞甚多，延寿作史目的之一即是纠正此弊，斧削起来又不必有得罪本朝史官的顾忌。
延寿所删多为诏诰、符檄、章表，认为重要者则以简略语言概括之，意图简净。另一删削重点为南、北征战攻伐之事，这是因为延寿深知，原来各《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正史类·北史》。
2《十七史商榷》卷六八《并合各代每一家聚为一传》。
《史通》卷十《杂述》。
史关于战争记载多不实，夸胜讳败已为作史者惯例，延寿在此时一一核定战争胜败之迹实非易事，所以多删去。
四、“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对原有八史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延寿并不随意改动，只要是他认为合适的内容，则或全抄旧文，或离合编排。特别是对《陈书》、《隋书》，延寿基本上无大的增删改动。如《北史》中隋文帝、炀帝、恭帝纪论全录自《隋书》，仅《文帝纪》开头一句“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改为“树基立本，积德累仁”。
南、北二史和八史各有千秋，相辅相成，对于后人了解这一历史时期来说都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长处，所以后世学者大都把南、北史和八史对照起来读，互为补充。
李延寿修史思想的核心即是“以史为鉴”，这同唐初官修史书的主导思想是相一致的，但延寿的特点在于，他善于选择一些细小而又富有典型性的事件、情节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当然得益于他重视“小说短书”的独特眼光和更勘杂史一千余卷的勤奋劳动，史书因此也增加了趣味性。对于某人行为不单靠直接叙述，而是通过他人的谈话来显示，也易于给读者新鲜深刻印象。
李延寿赞成国家统一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他纠正了南北分裂时期某些史书的种种狭隘偏见，力求实事求是地描述历史，不带狭隘的地域观念，有力地向读者展示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民族团结、民族大融合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两史比较，《北史》比《南史》写得更好，因为李延寿和父亲李大师均为北方人，因此，对北朝的历史、掌故、风俗、人情都较熟悉，所能见到的史料也较多；另外，李唐起源于北朝，官方对北朝各代史的研究格外重视，客观上给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北史》的记载比《南史》详明。
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在普及历史知识上颇有功绩。由于卷帙不繁，易于抄写，所以得到较广泛流传，清代学者梁章钜在《退庵随笔》中就指出自《南史》、《北史》行世以来，原有的八部正史就变得不重要了，很少有人诵习，所以时间愈久，八史阙佚愈严重。这说明南、北二史比八史更受到社会重视，更有效地传播了历史知识。后代史家对延寿曾有较高的评价，后晋人所作《旧唐书》中赞道“李延寿研考史学，修撰删补，克成大典，方之班、马，何代无人？”宋代杰出史家司马光精研史学，博览历代史书，他在给刘道原信中感叹道“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李延寿当年主要是依据八史来编纂南、北二史，可是到了北宋刊印正史时，《魏书》、《北齐书》、《北周书》的一些残缺反而要靠《南史》、《北史》来补足了，可见，南、北二史在客观上还起了保存历史资料、维持八史基本完整的作用。这个贡献当然是李延寿当年未想到的。
《旧唐书》卷七三“史臣曰”。
司马光《与刘道元书》，《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六二。
第十三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第一节欧阳询生平欧阳询（557—4），字信本，潭州临湘（今属湖南）人，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元年（557）。祖欧阳頠，陈初任大司空。父欧阳纥，陈宣帝时为广州刺史，征召为左卫将军，不应召，举兵反，被宣帝诛杀。按照当时刑律，欧阳询应当处死，有人把他隐藏起来，幸免于难。陈朝尚书令江总同欧阳纥非常友好，便私下收养欧阳询，亲自教他读书写字。他虽相貌丑陋，却聪明过人，读书一目数行，于是博览群书，精通经史，成为学问渊博的名儒。隋朝建立后，搜罗各地才学之士，他以贯通儒经，被任用为太常博士。唐高祖李渊在隋朝任职时，也同他交游，招他为唐公府宾客。李渊即位后，任他为官，经过多次升迁，官至给事中。武德七年，高祖下诏命欧阳询和裴矩、陈叔达同撰《艺文类聚》00卷，书成之后，上奏朝廷，高祖赐以丝帛二百段。太宗贞观初年，欧阳询历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之职，封渤海县男。贞观十五年（4）卒，享年八十五。
书法成就欧阳询擅长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被誉为唐初四大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独自成为“欧体”，所写的碑帖书信，遂**们学习书法的楷模。他写的字不仅誉满当时，也流行国外。高丽就几次派遣使臣到唐朝求欧阳询的书法，高祖叹赏说“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欧阳询在书法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除了天资聪明外，主要是他长期勤学苦练结成的硕果。比如，有一次他看到晋朝著名书法家索靖所写的碑帖，非常赞赏，看后很久才离去，但走了几步，觉得留恋不舍，又回转仔细鉴赏，站立久了，又坐下来看，直到把这幅碑帖的长处领会才悄然离去。
后代书法评论家对欧阳询的书法艺术作了高度的评价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辑有唐人张怀瓘所著《书断》说欧阳询“八体2尽能，笔力劲险，篆体尤精。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真行之书，虽于大令3，亦别为一体，森森然若武库矛戟，风神严于智永4，润色寡于虞世南。其草书迭荡流通，视之二王5，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又说欧阳询的“飞白、隶、行、草入妙；大令小篆、章草入能。”意思是说，欧阳询的《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欧阳询传》。
2八体指书法上八种主要书体，如宋周越所说“自仓、史逮皇朝，以古文、大篆、小篆、隶书、飞白、八分、行书、草书通为八体，附以杂书。”
3大令，指东晋王献之。
4智永，王羲之七代孙，陈朝著名书法家。
5二王，指王羲之、王献之。
书法技巧非常全面，对于各种书体都很有造诣，不仅精于篆书、飞白书，而且擅长正书（楷书）、行书、草书，虽然笔法出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最初摹仿二王，但能有所发展，自成一体，超出了著名书法家智永，可以同当代书法大家虞世南相比拟。其隶书也被《书断》列为妙品。
宋人《宣和书谱》亦称欧阳询“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面折廷争之风，或比之草里蛇惊，云间电发。至其笔墨工巧，意态精密俊逸处，而人复比之孤峰崛起，四面削成。论者皆非虚誉也。”但是该书佚名作者认为欧阳询的书法，应以他的正书为最，为其“翰墨之冠”。他说“然询以书得名，实在正书，若《化度寺石刻》，其墨本为世所宝，笔者虽尽力不能到也。而张怀瓘又称其飞白、隶、行、草入妙，大小篆、章草入能，盖亦各具一家之见。然而询虽以正书为翰墨之冠，而至于行字，又复变态百出，当是正书之亚，此得其行字为多焉。”清人梁《承晋斋积闻录》说“欧（阳询）《皇甫》、《虞公》二碑是一条路，是自成一家时，其用笔用意，折处是险，峭处是险。”他的《详书帖》也说“人不能到而我到之，其力险；人不敢放而我放之，其笔险。欧书凡笔险必力破余地，而又通体严重，安顿照应，不偏不支，故其险也，劲而稳。”可见险劲二字足以代表欧字的风格面貌。清人冯武编著的《书法正传》辑录了欧阳询关于书法理论的论述一是欧阳询《用笔论》“莹神静虑，临池志逸。虚拳直腕，指齐掌虚，意在笔前，文向思后。分间布白，勿令偏侧。墨淡即伤神采，绝浓必滞锋毫。肥则为钝，瘦则露骨，勿使伤于软弱，不须怒降为奇。调匀点画，上下均平，递相顾揖，筋骨精神，随其大小。不可头轻尾重，易令左短右长，斜正如人，上称下载，东映西带，气宇融和，精神洒落。省此微言，孰为不可也。”强调写字时必须精神贯注，注意执笔手法、和墨浓淡、字体肥瘦、调匀点画、上下对称等各方面。
二是欧阳询八法“丶，如高峰之坠石；乚，如长空之新月；一，如千里之阵云；丨，如万岁之枯藤；■，如劲松倒折，落挂石岩；，如万钧之弩发；丿，如利剑断犀角；丶，一波常三过笔。”这是指点笔画的具体写法。三是欧阳询付善奴诀“每秉笔必在圆正，重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心眼准程，疏密欹正。最不可忙，忙则失势；次不可缓，缓则骨痴。又不可瘦，瘦当形枯；复不可肥，肥则质浊。细详缓临，自然备体，此是最妙要处。”这一练字秘诀从强调秉笔运神开始，然后指出关键之处在于考虑每个字的形体和态势对其笔画的四面八边结构作出妥当安排，即“四面停匀，八边俱备”。如本书编著者冯武所说“此即方法，此八字惟欧公独妙，他人不能也。”此外，对于笔画的短长、粗细、疏密、斜正也必须适中，下笔时不可忙，也不可缓，不可瘦也不可肥。他认为这些都是写字的奥妙之处。他的书法论著尚有《三十六法》，但近人考证不大可信。他的书法和书法理论对于后代书法都有深远的影响。
欧阳询墨迹传世者颇多，据宋人《宣和书谱》称御府所藏欧阳询笔迹有四十品，流传至今的，行书主要有《卜商请书帖》、《张翰帖》、《梦奠帖》等，正书主要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以及隶书《唐宗圣观记碑》等。
小欧阳欧阳通也是著名书法家，他是欧阳询晚年得的幼子，人称小欧阳。母亲徐氏教他学习父亲的书法，恐怕他不勤奋，经常命他拿钱到市上书肆购买父亲写的字帖，“通乃刻意临仿以求售，数年，书亚于询，父子齐名，号‘大小欧阳体’”。故唐人《述书赋》云“学有大小夏侯，书有大小欧阳。”但欧阳通的字体“瘦怯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胡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2。“然行草得询之险劲，盘结分布，意态则有所未及，亦不失其为名书也”3。欧阳通历仕太宗、高宗、武后三朝，高宗仪凤年间，官居中书舍人之职。武后垂拱年间，升迁殿中监，天授年间，转司礼卿判纳言事，不久，因不同意立武承嗣为太子，被酷吏来俊臣诬告杀害。《宣和书谱》称其“风节学艺，父子表见，一时为唐名臣，亦已美哉！”
《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
2《朝野佥载》。
3《宣和书谱》卷八。
第二节虞世南早期生活虞世南（），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生于陈武帝永定二年（558）。他是隋朝内史侍郎虞世基之弟。祖虞检，萧梁时，任始兴王府咨议，父虞荔，陈朝时，任太子中庶子，均为知名之士。他继承家学，少年时，同兄长虞世基受业于吴郡名儒顾野王名下，勤奋好学，精思不倦，对经学、文学都有较深的造诣。在文学上仿效当时名家徐陵，徐陵称赞他的文风深得自己的旨趣，由此知名。同郡人智永禅师，继承其先祖王羲之书法，在当时负有盛名，虞世南又拜他为师，得到他的真传，并有所创新，擅长书法之名更超过了文学。陈文帝天嘉年间，征召虞世南为建安王法曹参军，后主至德年间，转调西阳王友。
陈朝灭亡后，虞世南、虞世基兄弟从建康到了长安，都以擅长文学获得声誉，当时人把他们比作西晋时代的二陆。那时隋炀帝杨广为晋王，听说虞氏兄弟很有才学，同他的兄弟秦王杨俊争着聘任他们为王府属官，结果晋王依仗权势把他们招致门下。炀帝大业年间，任用虞世南为秘书郎，后转起居舍人。炀帝虽然爱重他的才学，但由于他为人正直，不善于逢迎，所以不肯重用，十年之久仍然是七品官。虞世基却因善于阿谀奉承，得到宠信，官至内史侍郎，颇有权势。虞世南素来勤俭清廉，过着清贫生活。隋末，虞世基随同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虞世南则随宇文化及到聊城（今山东聊城西北）。后他被窦建德擒获，任用为黄门侍郎。
归唐以后窦建德所建农民政权覆灭后，虞世南归唐，被任用为秦王府参军，不久，转任记室，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同掌秦府文书。秦王为太子后，升任他为太子中舍人。太宗即位后，转著作郎，仍兼弘文馆学士。虞世南以年老，多次请求致仕，太宗不许，升迁为太子右庶子，辞谢不就，转秘书省少监，贞观七年，升任秘书监，赐爵永兴县子。八年，晋爵县公。太宗器重虞世南学识的广博，每逢处理政事后有闲暇时间，便同他共观经史，互相议论。他虽是一个体弱多病容貌儒雅的文人，但是秉性刚正不挠，每当太宗向他询问时事，或同他议论古代帝王政事的得失时，他都能直言敢谏，因势利导，提出一些兴利除弊的意见。贞观八年，陇右地区山崩，各地多次出现大蛇，山东和长江、淮河流域相继发生水灾，太宗感到忧虑不安，向虞世南征求意见。世南举出历史上一些山崩地震，洪水泛滥，大蛇出现的例子。说明深山大泽是龙蛇所居，出现大蛇，不足为怪；山崩、洪水等自然灾害，只要实行德政，“施惠于天下”，“修德可以销变”，太宗采纳他的意见，派使者到各地赈济灾民，平反冤狱，从而减轻了人民的疾苦。
太宗喜好宫体诗，写了一首命虞世南唱和。虞世南进谏说“圣作虽工，体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随之。此文一行，恐致风靡，而今而后，请不奉诏。”太宗嘉奖他的直谏，赐绢50匹。太宗颇好畋猎，虞世南多次规谏，《大唐新语》卷三。
都被采纳，史称其“有犯无隐，多类此也”。
虞世南的直言规谏，深受唐太宗的器重，“太宗尝谓侍士曰‘朕固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2“帝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3唐人《隋唐嘉话》亦称“兼是五善，一人而已”。他的直言敢谏，为官清正，对于促成“贞观之治”是有影响的，不仅是书法、文学见长而已。
博学与文采虞世南在陈、隋、唐三朝都以博学文采著名当世。据《隋唐嘉话》记载“太宗将致樱桃于酅公4，称奉则以尊，言赐则以卑，乃问之虞监，曰‘昔梁武帝遗齐巴陵王5称饷’，遂从之。太宗常出行，有司请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也。’”“太宗令虞监写烈女传，以装屏风，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
虞世南的生平著作，除有文集30卷外，尚有《北堂书钞》。据《大唐新语》所载“太宗顾见前代帝王事得失，以为鉴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采经史百家之内嘉言善语，明王暗君之列，为五十卷，号《群书理要》。”可惜他的著作大部散失。
贞观十二年（38），虞世南因年老多病再次请求致仕，得到朝廷准许，不久病逝，终年八十一岁。虞世南逝世后，太宗对他十分悼念，赠礼部尚书，谥文懿，陪葬昭陵。贞观十七年，太宗下诏图画功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虞世南即其中之一。他的儿子虞昶，官至工部侍郎。
书法成就虞世南书法渊源于王羲之父子，幼年从智永禅师学书。智永笔法又来自家传，故唐人《云仙杂记》称“虞世南书冠当时，人谓其有（王）羲之鬼”。宋人《宣和书谱》谓“释智永善书，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师焉。于是专心不懈，妙得其体，晚年正书遂与王羲之相后先。”虞世南作品之佳者可同王羲之相比。清人梁《承晋斋积闻录·名人书法论》对虞世南书法艺术也有很高评价“唐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邕、徐浩，皆第一等书也。”虞世南在中国书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虞出自王氏嫡传，欧阳询则从王氏脱体另树风格；欧擅长各种书体，比虞全面，虞则专精正行草书，较欧严谨；虞书内含刚柔，欧书筋骨外露，各具特色。在唐太宗君臣珍惜王氏父子书法的影响下，出自王氏嫡传的虞氏当然更受重视，因而唐代书法评论家自张怀瓘开始以欧书外露筋骨，虞书内含刚柔为名，引用“君子藏器”2《旧唐书》卷七二《虞世南传》。
3《新唐书》卷一○二《虞世南传》。
4隋恭帝杨侑禅位后，唐封之为酅国公。
5齐和帝刘准禅位后，梁封之为巴陵王。
引自清人戈守智《汉谿书法通解校证·述古卷第一》。
的说法。
虞世南在书法理论方面的论述，主要有唐人张彦远所辑《法书要录》中所录《书旨述》，清人冯武编著的《法书正传》中辑录的《虞永兴笔髓》。其中《笔髓》一篇影响较大。
虞世南书法真迹保存至今的为数不多，其中最受推崇也较可信的代表作当为《孔子庙堂碑》，凡四十行，三千余字，碑成于贞观七年，为虞氏晚年作品。“用笔俊朗圆腴，外柔内刚，字形稍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派平和中正之气象。然端观之，其中每一波法，无不一过而三折；每一浮鹅，无不调锋而再三；其一纵一横，无不平铺而直过者；乃至每一点划无不精思俯会，如见其血脉之流动”。除《孔子庙堂碑》外，其他尚有《昭仁寺碑》、《破邪论序》、《汝南公主墓志》以及散见于刻帖的《大运帖》、《用笔赋》、《书指述》、《演连珠》、《景纬成象》、《孔有新制帖》、《积时帖》、《朝会帖》、《瘦朽帖》、《临乐毅论帖》、《潘六帖》、《世南伏奉三日疏》、《醒滞帖》等。这些碑帖中，有些是伪作，有些是集碑文钩摹而成，可信的为数甚少。
汪谷兴《虞世南的书法》，《书法》985年第期。
第三节褚遂良贞观诤臣褚遂良（59—58），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2，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父褚亮，历仕陈、隋、唐三朝。隋末贬官凉州西海郡（今青海青海湖西）司户。薛举称帝割据凉州时，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唐平定凉州后，授秦王府文学。太宗贞观年间，官至散骑常侍。褚遂良隋末被薛举任为通事舍人。后随父归唐，被任命为秦王府铠曹参军，掌管兵器铠甲事务。太宗贞观初，升迁至起居郎。他博览文史，擅长书法，尤工隶书楷书。自从虞世南死后，太宗常常叹息说“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魏徵推荐褚遂良精通书法，令其谒见，果然非凡，于是太宗命他充当侍书。太宗深爱王羲之书法，当时正好下令广泛收购王羲之墨迹，各地纷纷进献，但是真假难辨，于是命褚遂良加以鉴定。他接过这些法帖，精心挑选，去伪存真，指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论据充分，令人信服，经过反复验证，他的鉴定完全正确无误。从此，他逐渐得到太宗的信任，君臣之间谈论的内容，也逐渐从论书转移到论政，而他又以直言敢谏著名于贞观、永徽之际。太宗曾说“朕始得魏徵，朝夕进谏，徵亡，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继之。”2贞观十五年（4），太宗准备效法古代帝王举行封禅，到泰山祭祀天地，命群臣扈从，从长安到了洛阳，这时天上出现彗星。褚遂良以为封禅泰山，劳民伤财，便假借彗星出现，进谏说“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辄见，此天意有所未合。”3太宗采纳他的意见，下诏停止封禅。不久，升任谏议大夫，仍兼知起居事。太宗问他“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他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也，善恶必见，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他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举必书。”太宗阅览古书所载“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谏者十余不止。”深感奇怪，认为区区小物，何必如此？褚遂良进谏说“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也。漆器不止，必金为之。金又不止，必玉为之，故谏者救其源，不使得开，及夫横流，则无复事矣。”2认为这些不是小事，人的欲望是逐渐升级的，一旦奢侈成风，就无法制止了。太宗听了他这番治国必须防微杜渐的议论，非常赞叹。
唐初，在政治制度上有一种特殊的惯例，即皇帝的子弟不论年纪长幼一律充当各州都督、刺史。褚遂良上书进谏说“今州县率仿秦法，而皇子孺年并任刺史，陛下诚以至亲捍四方。”3并指出各州刺史是亲民之官，是人民的表率，任用是否得人，对于人民生活，国家安宁至关重要，所以必须革除以年幼皇子充当州刺史这一荒唐可笑的弊政。经过褚遂良的直言规谏，太宗翻然醒悟，立即表示采纳。
2一说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人。
《新唐书》卷一○五《虞世南传》。
2《新唐书》卷九九《刘洎传》。
3《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234《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太宗晚年，锐意经营四方，他为了安抚在平定突厥中起过支援作用的薛延陀，曾经答应以公主下嫁薛部可汗，并已接纳其聘礼，后来又后悔，宣布断绝婚姻关系。褚遂良进谏劝太宗对边疆藩属部落首领要守信义，以免挑起边患。由于太宗有灭薛延陀的打算，所以没有采纳。后太宗准备伐高丽，平辽东。褚遂良又规劝“一不胜，师必再兴；再兴，为忿兵。兵忿者，胜负不可必。”4太宗表示采纳谏言，后因李勣极力反对褚遂良计策，遂决心东征。遂良感到畏惧，又上言劝阻。太宗虽没有听从他的谏阻，但还是嘉奖他的忠谏，升迁他为黄门侍郎，掌管机要，参与朝政。不久，因父亲褚亮去世，在家服丧罢官，服丧期满，拜中书令。
受命托孤，反对废后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危，召见褚遂良、长孙无忌，命为顾命大臣，对他们说“汉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诚辅之。”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而（尔）毋忧。”因命褚遂良草拟太子继位遗诏。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封河南县公，晋升郡公。不久，因事牵连出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刺史。第二年，召回朝廷，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并监修国史，兼任太子宾客。不久，进职尚书右仆射，主持尚书省政务。
唐高宗永徽六年（55），高宗将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宣召大臣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和褚遂良入宫。事前，他们都已知道这个消息。有人以为赵公长孙无忌德高望重，又是皇亲国戚，应当先谏，褚遂良说“太尉，国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弃亲之讥。”又有人以为英公李勣劳苦功高，又为皇上敬重，应先进言，褚遂良还是认为不可，他说“司空，国元勋，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吾奉遗诏，若不尽愚，无以下见先帝。”进言以后，高宗说“罪莫大于绝嗣，皇后无子，今欲立昭仪，谓何？”褚遂良进谏说“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执陛下手语臣曰‘我儿与妇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无它过，不可废。”高宗听了，很不高兴。当天，未作出决定。次日，再议，褚遂良直言不讳说“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高宗羞愧不言。遂良把手中所持朝笏放在金殿台阶上，叩头流血，说“还陛下此笏，丐归田里。”高宗大怒，命人把他牵出金殿。武昭仪从金殿后的帷帐中高声呼喊“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启奏说“遂良受顾命，有罪不加刑。”这时李勣提出异议，认为废立皇后是皇帝家事，大臣不能干预，遂立武昭仪为后，贬褚遂良为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调任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不久，又贬爱州（属岭南道，今越南北部）刺史。褚遂良心中忧惧，恐怕死在爱州，而高宗不了解自己的拥立功劳，死后不能自明，遂上表启奏，希望能迁徙内地，但高宗畏惧武后，对他的奏章置之不理。显庆三年（58），褚遂良死于爱州，终年六十三岁。死后二年，许敬宗、李义府诬奏褚遂良煽动长孙无忌谋反，高宗下诏削去他的官爵。他的两个儿子褚彦甫、褚彦冲流放爱州，不久被杀。中宗复唐后，以遂良忠于唐室，下诏恢复其官爵。
《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
书品与书迹褚遂良擅长书法，颇负盛名，为唐初四大名家之一。
历代书法评论家对褚遂良在书法上的造诣都有较高评价，也指出其不足之处。唐人李嗣真《书后品》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因而把他的书法列为上品下。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所辑张怀瓘《书断》称褚遂良“善书，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说褚遂良的正书不在欧、虞之下，行书草书则在其下；并把他的隶书、行书列入妙品。清人戈守智《汉谿书法通解校证·述古卷》引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说“褚书如熟战御马，举动随人意，而别有一种骄色。”今人杨仁恺《中国书画》评褚书说“他的书法融欧、虞为一，方圆兼备，波势自然，结体较方，比欧、虞舒展，用笔强调虚实变化，节奏感较强，晚年益发丰艳流动，变化多姿。唐人评其书风‘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褚遂良书迹流传后世的，碑刻主要有《伊阙佛龛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房玄龄碑》、《孟法师碑》、《随清损墓志》；碑刻以外墨迹，主要有楷书《倪宽赞》、《赐观帖》、《大字阴符经》，小楷《小字阴符经》、《灵符度人经》、《千字文》；行书《枯树赋》、《帝京篇》、《文皇哀册》、《千字文》、临王羲之《兰亭集序》；草书《阴符经》等。其中《雁塔圣教序》原石仍在西安。最早宋拓本曾为赵世骏藏，已佚，此碑行笔瘦劲，风华宛转，为褚书杰作。
杨仁恺主编《中国书画》，上海古籍出版社990年版第7页。
第十四章玄奘义净鉴真第一节玄奘释门千里之驹玄奘，俗姓陈，名祎，法号玄奘。生于开皇二十年（00），一说生于仁寿二年（02）。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附近）人。
他的曾祖陈钦，做过北魏的上党（今山西长治）太守，祖父陈康，做过北齐的国子博士，父陈惠，在隋朝时一度任江陵（今属湖北）县令，以后回到故乡，过着且耕且读生活。陈惠对于儒家经术很有研究，又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有四个儿子，玄奘最小。当时佛教盛行，玄奘的二兄陈素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号长捷。受兄影响，幼年的陈祎常去寺内，对佛学产生强烈兴趣，十一岁时即能“诵《维摩》、《法华》”。十三岁时也在洛阳出家2。他天资聪颖，专心致志研究佛学，很快就掌握了《涅槃论》等佛教基本经典。隋末天下大乱，僧众纷纷西游，玄奘随兄入川受学，数载钻研，学业大进。为追求更高的目标，他不顾二兄的劝阻，毅然顺长江东下，先后在荆州、赵州、相州等地遍访名师，广涉佛经。贞观元年（27），他移住长安大寺院庄严寺，从道岳学《俱舍论》，又从法常、僧辩“二大德”学习。二十八岁时，由于玄奘超群的智力和刻苦的求学精神并达到一定的水平，受到“二大德”的称赞，被誉为“释门千里之驹”而驰名长安。玄奘在苦心钻研佛学中，发现当时国内佛教经论的体系杂乱，有些问题各家说法颇多分歧，部分经典的翻译又差错较多。尽管他已深研国内主要经典，遍访名师，但对佛家经典依然“莫知适从”2。贞观元年十二月，印度学者波颇蜜多罗来到长安，该僧对《瑜伽师地论》备极推崇。玄奘听说天竺（古印度）地方有很多佛经，于是决心西游，“以问所惑，并取《十七地论》，以释众疑”3。《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该经为大乘瑜伽学的要典。弄清《瑜伽师地论》的真义，是玄奘誓游西方的重要原因。玄奘深知西行的艰难，所以除了积极学习梵文外，还有意经受各种痛苦的磨练，创造西行的条件。
西行求法唐朝初年，西突厥势力很大，西北边塞局势不稳，玄奘邀集西行的僧侣虽一再申请西行，都未被批准。同行者纷纷退出了西行行列，但玄奘依然不改初衷。贞观三年（29）月间4，长安闹饥荒，朝廷同意僧侣外出就食，玄奘乘机离开长安，私自跟一些商人向西进发，来到边塞重镇凉州。凉州都督李大亮为执行朝廷禁止私自出塞的规定，逼令玄奘返回长安。幸得当地高僧慧远的帮助，玄奘昼伏夜行，经过张掖抵达瓜州。这时，朝廷的访牒也到了瓜州，通令玄奘返京。瓜州州吏李昌为玄奘这种立志求经、勇往直前的精《续高僧传》卷五。
2《续高僧传》卷四。
23《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4出长安时间另据《新唐书》作贞观元年。
神所感动，毅然放行。
途中玄奘碰到一位熟悉西行地理情况的老翁。老翁告诉他“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遇无免者。”玄奘则表示自己不到天竺不东返，就是死在路上也决不后悔。老人深为所动，便将一匹往返伊吾（哈密）国十五次的老马送给他。
唐初，西行之路出玉门关后分南北二路，北路由天山南麓过葱岭，南路由昆仑山北麓向西过葱岭，玄奘选择了北路，他与向导乘夜出发，但不久向导借故离他而去，玄奘独自一人继续赶路。茫茫荒野上，玄奘靠着一堆堆驼马粪和骸骨的痕迹前进，过了四座烽火台，便踏上了莫贺延碛（意为大戈壁，即今安西至哈密一段沙漠）。碛长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险途莫测。入沙漠后，玄奘便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野马泉，匆忙中又弄翻了水袋，沙漠中没有水，就等于没有生命，玄奘打算回返取水，走了十余里，想起自己的誓言，宁可西行而死，决不东归而生，便又重新西进。四五天后，由于没有滴水入喉，他浑身热燥，眼睛也睁不开了，最后昏到在黄沙之中。半夜里昏迷中的玄奘被凉风吹醒，他又振作精神，继续前进。幸而老马识途，终于在附近找到了水泉，玄奘得救了。
出了大沙漠，玄奘经伊吾（今哈密）来到高昌国（今吐鲁番）。高昌国王麹文泰笃信佛教，他久闻玄奘大名，热情挽留，竟给玄奘造成了意外的困难。因玄奘拒绝留居高昌，高昌国王采取强硬措施，坚决不许玄奘离开高昌。玄奘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最后以绝食表示决心。到第四天，高昌国王终于同意放行，条件是玄奘为高昌臣民讲经一个月，取经回来先在高昌讲经三年。玄奘继续西行，经阿耆尼（焉耆）、层支（库车）而进入凌山（一名冰达板，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穆素尔岭）。凌山高入云天，山顶冰雪不化，登攀极为不易，特别是食宿困难，只能“悬釜而饮，席冰而寝”。玄奘转道中亚地区，再爬过艰难程度超过凌山的大雪山（即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翻越黑岭（兴都库什山南面的大岭），终于在夏末进入北印度。玄奘从高昌国到这里，经过了大小二十多个国家，从离开长安那天到这时，跋涉了将近一年。
天竺求学与讲学当时的天竺分为五部。玄奘进入北印度后，即瞻仰佛教圣迹并随处求学，足迹遍及北印度、中印度的四十余国。贞观五年（3），他进入中印度到达伽耶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加雅城），即前往著名的那烂陀寺（一名施无庆寺）学习。那烂陀寺建寺已有七百余年的历史，是当时印度最大、最壮丽的佛教寺院和文化中心。该寺除讲习佛经外，对因明（逻辑学）、声明（音韵学）、婆罗门经典乃至医术等也都有研究，僧众人数常在万人以上。寺院的经费由政府负责供给，并该寺的各种活动，所以那烂陀寺久盛不衰。寺内学徒勤学苦练，学风严谨，学术思想自由活跃，经常举办各种讲学、辩论活动。主持法师戒贤这时已年逾百岁，学问、道德为人所景仰，大家尊称他为“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
法藏”。戒贤之外，还有不少精通佛学的高僧。戒贤在问明玄奘西行的目的后十分感动，表示欢迎，并在生活上给玄奘以上宾的待遇。那烂陀寺内达到上宾待遇的，包括玄奘在内只有十人。戒贤法师因年事已高，多年不讲学了，这次破例主讲大乘佛教“瑜伽”学派主要经典《瑜伽论》等，从听者达千余人。至此玄奘求学《瑜伽师地论》的目的经过几年的努力达到了。还听了戒贤主讲《顺正理论》、《显扬》以及因明、声明、集量、中、百等学问。他不时地提出学习经典时所存在的疑问。其间玄奘的梵文、婆罗门文的水平有很大提高。
在那烂陀寺刻苦学习五年后，玄奘又到南印度等地考察学习。六年后再次返回那烂陀寺。这时的玄奘学术已达到极高的水平。戒贤对玄奘也极为钦佩，安排玄奘以留学生身份主持讲席，为全体僧众讲授《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等。这两论是属于那烂陀寺以外的体系，戒贤让玄奘主讲，足见该寺学术空气的活跃。
寺内有个戒贤的高徒师子光，专讲“中观”法门中的主要经典《中观论》、《百论》，而对“瑜伽”学说颇有非难之词。这是由于他存在偏见，不能融会贯通。玄奘为了团结他，消除彼此误会，就以梵文著《会宗论》三千颂，说明大乘佛教中“瑜伽”和“中观”两大派并不相悖的道理，戒贤以及寺中僧众看了交口称赞，把它刊布流通。
师子光愤然离去，从东印度请来高僧旃陀罗僧诃，怂恿他前去辩论，想借此驳倒玄奘。谁料该僧来到后听了玄奘讲论的佛经，心悦诚服，不敢再出面辩论。这样一来，玄奘的声誉益发远扬。
玄奘刻苦钻研印度各种佛教经典的成就，受到了印度各界的尊敬和重视。在印度大、小乘纷争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各国国王都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玄奘身上。东印度的迦摩缕波国国王鸠摩罗遣使邀请玄奘赴该国讲授大乘教义。戒贤本已同意殷切思归的玄奘返回唐朝，因而尽管使者往返说明还是拒绝了鸠摩罗的请求。不意鸠摩罗求请玄奘心切，见被拒绝便以武力相胁，如果不答应，“必当整理象军，云萃于彼，踏那烂陀寺，使碎如尘”。戒贤只好同意玄奘前往讲学。北印度羯若鞠阇国雄主戒日王听说玄奘在鸠摩罗处讲学，便遣使请鸠摩罗急送玄奘来该国。两王为此发生纷争，差一点就动了武。最后双方协商，决定在曲女城召开学术辩论大会，请玄奘主讲。
曲女城在羯若鞠阇国的首府，即今印度北方邦坎诺吉城。贞观十六年（42），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五印度的十八个国家的国王，通晓大小乘的僧人三千余人，婆罗门等二千余人。那烂陀寺也去了千余人，前来观礼的人更是人山人海。曲女城大会成了印度历史上空前的学术盛会。会议开始，戒日王、玄奘先入宝座，后依次是十八国国王，各国名僧及婆罗门等，其余道俗僧尼在会场门外。玄奘以主持的身份宣讲自己所撰的《会宗论》和《制恶见论》，阐发大乘精义。玄奘宣讲后，由明坚法师宣读全文，并抄写一份悬于会场门口，征求辩论。在场数千僧众，仅少数偶尔提出疑问，一经解释又深表折服，此后再无人提出问题。这样十八天过去了，无人能难倒玄奘。大会结束后，戒日王按印度传统请玄奘坐在饰有锦幢的大象背上，由高贵的大臣陪同巡游。他们掀着玄奘的袈裟，向周围观众宣扬“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十八日来无敢论者，普宜知之！”当时万众欢呼，群情悦服。从此，玄奘博学名声，传遍印度。
归国译经玄奘在印度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并未改变玄奘学成归国的初衷。贞观十七年（43）春，玄奘带上多年搜集的佛经佛像，离印度返回祖国。戒日王的赠赐十分丰厚，玄奘仅留下路上所需，其余婉言谢绝。他改走从葱岭南端越过大山，经于阗回国。沿途由于有戒日王的文书，所以顺利地到达于阗。在得到唐太宗的诏书之后，玄奘继续向长安进发。
贞观十九年（45）正月，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不久，玄奘到洛阳朝见准备东征高丽的唐太宗。玄奘归国成为唐朝举国上下共闻的盛事。
玄奘冒险西行的原因之一就是求取包括《瑜伽师地论》在内的佛教经典。此次从印度带回的佛经有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归国三个月后，玄奘谢绝了唐太宗的召用，全神贯注地从事译经。由于取经印度在唐朝引起强烈反响，人事交往成为译经的严重障碍，为了能有个安静的环境，玄奘向唐太宗提出到幽静的少林寺译经的请求，太宗没有答应，而将为其母亲修建的位于长安的弘福寺选为译场，并指令守卫者严加把守。除弘福寺外，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等地都先后成为翻译场所。十九年间，玄奘孜孜不倦地译出梵文经典七十四部，共335卷。比我国早期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真谛、不空三人翻译的总和还多00多卷。玄奘译著数量惊人，质量也很高。唐代以前佛经的翻译已有一段历史，出现过鸠摩罗什、真谛等著名译家。他们虽然精通梵文，但对汉语却不在行。他们翻译时是“手执胡本，口宣秦言”，再由助手笔录，这样“则校竟终日，卒无所成”，他们只能意译，经助手笔录润色，文章固然流畅又富文学色彩，但译出的文章却“虽得大意，殊隔文体”2，常出现辞不达意或错译的情况。而一些精通汉文的中国僧人，则对梵文又缺乏了解，译成的作品也是“终隔圆通”3。玄奘兼通汉梵语，水平也极高。在去印度之前，他既“广求诸蕃，遍学书语”4，到印度后又集中精力学习婆罗门《声明记论》，了解其音韵变化，达到了能以梵文著书立说的熟练程度。在印度各地“百有余国君臣谒敬，言议接对，不待译人，披析幽旨，华戎胥悦”5。因此在翻译时达到了出口成章、下笔即是的程度。尽管有优越的条件，但玄奘对翻译工作仍十分认真。在他主持下，建立了效率很高的翻译机构。译场由译主、证义、证文、书手、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等十个环节组成，彼此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玄奘选拔了像灵润、法祥、辩机、道宣等一流学者有二十余人，因此助译的水平也是很高的。后又有文学大臣参加，更是锦上添花。
为了保证译著的质量，玄奘审选版本，往往“备详众梵本”，“殷勤省覆、方乃著文”，遇到疑义，便校多本以定。如《大般若经》即是通过三个版本翻译的。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玄奘突破了鸠摩罗什以来的意译局限，不拘泥于直译或意译的框框，以直译配合意译，坚持既不违原意，又便于中国《大唐内典录》卷五作六十七部，冥祥《行状》作七十五部，均不确，以《慈恩传》卷十的七十四部为据。
《出三藏记集》卷十。
2《高僧传》卷三。
3《出三藏记集》卷一。
45《续高僧传》卷四。
读者阅读的原则，达到了文从字顺和文义切合。例如“印度”一词的翻译即是明证。《大唐西域记》记载“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这个准确称呼就是玄奘时定下来的。玄奘的译文语言精练，切合原著，形成了鲜明、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
除了将梵文译成汉文外，玄奘还将汉文译成梵文，如老子《道德经》，《大乘起信论》等。玄奘的翻译事业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大唐西域记》玄奘到印度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数万里，历尽艰辛。他计划把自己旅行的情况记述下来，以了解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情况，并教育后人。他与弟子辩机合作，据他的口述，辩机笔录，将西行经过撰成《大唐西域记》共2卷。弟子慧立、彦悰也据玄奘事迹撰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两部书从不同角度记述玄奘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其中包括玄奘亲身经历的一百一十国以及传闻听说的二十八国的详细情况。《大唐西域记》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具体是地理环境、山川走向、气候物产、城市关防、交通道路、种族人口、风土民情，宗教信仰、衣食住行、政治文化等等。这些记载成为研究这些地方和国家古代历史以及当时中西交通的宝贵资料。如关于千泉的介绍“素叶水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垂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对其他地区的介绍也是方位准确，距离清楚。如阿旃陀石窟和那烂陀寺就是根据《大唐西域记》提供的线索得以确认。至今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碎叶城和怛罗斯城是唐朝在中亚地区的名城，碎叶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怛罗斯以发生唐军与大食军队的激战而闻名。唐朝的史书对两城的介绍甚略，而《大唐西域记》则记述颇详“清池（咸海）西北行五百里，至素叶水城（碎叶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桃”。“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怛逻私城（怛罗斯），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三百余户，本中国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2。这两条记载是研究这两城和唐朝与中亚地区交往的重要史料。
在中印关系史上的影响玄奘去印度取经的过程，直接沟通了唐朝与中亚、西亚、南亚的联系，特别是中国与印度的友好关系。唐朝以前中印之间虽有往来，但限于复杂的地理条件，除了佛教事务之外，交往不多。随着玄奘西行取经，交往迅速发展。“初，玄奘在印度，声扬五天，称述支那（中国）人物为盛”，引起了印度僧俗的强烈兴趣。东印度的鸠摩罗王听说后，便遣使表示“弟子愿见支《大唐西域记·跋》。
2《大唐西域记》卷一。
那大德，愿师发遣，慰此钦思”。戒日王思玄奘更切，点名要鸠摩罗“急送支那僧来”！他们“思闻此国（中国），为日久矣”。所以才这样要见玄奘。戒日王见到玄奘时问及中国的政治形势，特别是谈到舞蹈，他说“师从支那来，弟子闻彼国有《秦王破阵乐》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复有何功德，致此称扬？”2玄奘盛赞了唐太宗统一中国、周边少数民族臣服的功绩，戒日王当即表示“我当东面朝之”3。玄奘回唐朝后，双方“各遣中使，赍诸经宝，远献东夏。是则天竺信命，自奘而通”。贞观十五年（4）摩伽陀王遣使上书，唐太宗令云骑尉梁怀璥持节慰抚。后又有王玄策出使印度的活动，中印来往进一步加强了。直到今天，中印人民仍共同认为玄奘是中印友好的象征。
业绩垂千古麟德元年（44），玄奘在长安郊外玉华寺圆寂。玄奘在印度求学时就得到“三藏法师”的称号，这是对精通包括《经藏》、《律藏》、《论藏》在内佛学经典的大师称号。他归国之后，唐太宗亲自撰写了一篇长七百八十一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文中称赞玄奘“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足见评价之高。唐高宗得到玄奘病危的消息，即时派多名御医救治。玄奘逝世后，高宗哀恸伤感，为之罢朝，反复叨念“朕失国宝矣”。
直到近现代，人们依然对玄奘业绩和精神难以忘怀。近代学者梁启超说“玄奘是中国第一流学者，决不居第二流以下。”2印度著名学者柏乐天教授说“无论从哪方面看来，玄奘也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翻译家。在中国以外没有过这么伟大的翻译家，在全人类的文化史中，只好说玄奘是第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中国很荣幸的是这位翻译家的祖国，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产生这么伟大的翻译家。”32《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
3《新唐书》卷二二一上《天竺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十。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六章。
3《翻译通报》第2卷第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