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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唐高祖诏修前代六史，对梁、陈史的分工是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修梁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府文学姚思廉修陈史。但这次修史没有成功就作罢了。第二次是贞观三年唐太宗诏修前代五史，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贞观十年（3）正月，《梁书》、《陈书》与同时所修《北周书》、《北齐书》、《隋书》一起修成上进。
梁、陈二史是姚氏父子接续而作。魏徵也在贞观初参与了修撰。那么，姚思廉对梁、陈二史做了多少工作呢？从书中史论的署名上大体可见端倪。《梁书》有三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十五篇，另有署“史臣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一篇（“史臣”二字当为衍文）；署“史臣曰”二十七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陈书》有一卷无史论，署“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二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曰”一篇；署“史臣侍中郑国公魏徵考览记书，参详故老，云”一篇（兼补充史实）；署“史臣曰”三十三篇。由以上数字可大体看出，就《梁书》而言，姚察与姚思廉所撰基本相当，而《陈书》，则多为思廉所撰。魏徵是以监修身份加以指导，共写了三篇论。虽然姚察有开创之功，但思廉对梁、陈二书的贡献是最大的。从撰述数量上看，思廉明显多于姚察，而且，思廉在贞观初奉诏修史，又要根据唐皇朝的政治需要，对姚察所撰部分作必要改动。思廉对梁、陈二书是有续撰、整理、定稿之功的。没有思廉的竭尽全力，这两部史书就很难问世。因此梁、陈二书题姚思廉撰，世人从无异议。这两部书也基本上反映了姚思廉的史学思想和文风特点。
撰史之风从梁、陈二书中，可以看到姚思廉治史的优点和不足。
一、注重史料价值。《梁书》5卷，记载了梁天监元年（502）至陈永定元年（557）共五十六年的历史。《陈书》3卷，记载了陈永定元年至祯明三年（589）共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两部书是关于梁、陈二代史的最早的较完备记载。思廉注重史书的史料价值，注意对史料博采善择。二史对比，关于梁史可资参考的著述很多。梁人所著就有沈约《武帝本纪》4卷，周兴嗣《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普通北伐记》5卷，谢吴（或作谢昊、谢炅）《梁书》49卷，萧韶《梁太清纪》0卷，萧世怡《淮海乱离志》4卷等。梁亡后，著梁史的有许亨《梁史》53卷，姚察《梁书帝纪》7卷，刘璠、何之元各撰《梁典》30卷，阴僧仁《梁撮要》30卷，姚最《梁后略》0卷等。关于陈史可资参考的著述略少，有陆琼《陈书》42卷，赵齐旦《陈王业历》卷，顾野王、傅縡各撰《陈书》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杂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等类，还有不少有关梁、陈史的著述。另外，姚察曾为梁、陈史官，可以接触到梁、陈二代国史，因此，梁、陈国史也是修梁、陈二书的重要依据，在书中有多处显出国史的痕迹。
梁、陈二书较多地保存了有关农民起义的珍贵史料，如发生在齐的唐■之起义，赵续伯起义，乐宝称、李难当起义，帛养起义，雍道晞起义，程延著者或作萧大圜、萧圆肃。
期起义。发生在梁的焦僧护起义、始兴起义、吴承伯起义、徐道角起义、姚景和起义、会稽起义、鲜于琛起义、李贲起义、刘敬躬起义、王勤宗起义、胡通起义等。
梁、陈二书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多收录诏册、奏表、书札、文赋，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如《梁书·武帝纪》载大同七年（54）十一月、十二月两诏，透露了梁代社会黑暗、阶级压迫严重的事实。《陈书·章华传》载章华上书，反映陈末严重的社会危机。
《梁书·诸夷传》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和一些外国历史的记载较详，有其有利的客观条件。由于梁、陈时代佛教兴盛，中外僧人往来增多，加之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加深，思廉所能参据的史料也就相应丰富。
姚氏父子并有文名，为时人所重，思廉对文化亦有特殊的兴趣，梁、陈二书卷数不多，文化史料却颇多。思廉多为学者立传。《梁书》的《儒林》、《文学》两传就为四十二名学者立传，另外《处士》传中也多记学者。《陈书》的《儒林》、《文学》传，也为三十一名学者立传，还有些学者另外立传。著名学者如范缜、锺嵘、刘勰、阮孝绪、裴子野、顾野王、沈约、徐陵等人，都有内容较详的传，他们的事迹及学术成就得以保存。思廉较多地记载了史学史方面的宝贵资料。梁、陈二代较知名的史家都有传，并录其著述，有时略加评论，或注明其著作是否行世。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梁、陈二代，佛教极为兴盛，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姚思廉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他如实记载涉及佛教的史事及重要信佛事例，如《梁书·武帝纪》记述梁武帝数次舍身寺院而又由群臣重金赎回。《陈书·傅縡传》记傅縡笃信佛教，收录其关于佛教的论辩文章《明道论》，长达二千五百余字。《梁书·范缜传》叙范缜“卓越不群而勤学”，“盛称无佛”。与竟陵王萧子良辩论，“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传中收录了《神灭论》这一篇幅较长的哲学史、思想史的珍贵文献。这篇论文对佛教泛滥而造成的蠹俗害政的恶果给予了深刻揭露。“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较形象地刻画了范缜大无畏的战斗者形象。
二、是文风朴实。梁、陈二书全用散文写成，其语言通晓简练，在唐初“八史”中首屈一指。六朝盛行骈文，唐初行文仍多用骈文。但这时的骈文已失去了它在勃兴时对文化产生的积极作用，表现为专意注重辞藻用典，过分强调音韵对偶。这种形式主义文风往往影响思想内容的表达，颠倒了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主从关系。就史书而言，唐以前的《宋书》、《南齐书》，叙事及论赞时用骈文。贞观年间所修《晋书》，其论赞仍喜用骈文。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即用骈文写成。可见唐初仍有崇尚骈文的风气。但姚思廉坚决抛弃以骈文写史的做法，代之以朴实、准确的散文。清人赵翼对《梁书》的散文大加称赞“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这一见解是非常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韩愈是唐宋古文运动发起者，但韩愈（78—824）为中唐人，而姚氏父子在梁至初唐之际，就以实际行动开拓古文运动了。姚思廉仿司马迁笔法，常常引用当时口语，既能反映时代特点，又能使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条。
文字活泼通俗。如《梁书·侯景传》记僧通与侯景对话“僧通取肉揾盐以进景。问曰‘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不咸则烂臭。’”思廉运用语言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使人物语言个性化。符合人物特定的身份、经历、环境，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如《梁书·曹景宗传》中曹景宗的一段自白就很自然、生动。思廉还在梁、陈二书中经常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文风的见解，如在《梁书·简文帝纪》、《梁书·裴子野传》、《陈书·蔡景历传》、《陈书·江总传》等，都推崇古文，批评浮艳文风。
三、是叙事简严。思廉叙事不好铺张，行文简洁。他不轻信奇闻异事，不好采琐事入史。李延寿和姚思廉同在史局，思廉地位又高于延寿，一般说来延寿所见之修史资料，思廉也能够见到。但延寿作史多采入琐言碎事和神鬼怪异事，而思廉不采或极少采，可见二人识见之差别导致史笔之异趣。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一一连举二十余例说明《南史》增《梁书》琐言碎事。但是，这两部书在编纂上也有一些缺陷和不足。其一是隐讳，如《梁书·敬帝纪》和《陈书·刘师知传》都不载陈武帝指使刘师知害敬帝事。其二是文饰，在叙及梁代齐、陈代梁史事时，在帝纪中长篇累牍地照录加九锡文、禅位诏、策、玺书等虚伪的文字，也有作人情佳传现象。另外，《梁书》不为萧詧立传，使后梁事失载，是一大缺陷。思廉还不重视科技，甚至在为父姚察作传时隐讳其祖父姚僧垣以医术知名。梁、陈二代科技方面史实记载甚少。史学思想姚思廉的史学思想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一、是以史为鉴的著述宗旨。唐初统治者极其重视修前代史，甚至唐太宗和一些主要大臣都亲自参与修史，这是急需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治服务。思廉承旨而撰梁、陈二史，也就突出了以史为鉴的宗旨。姚察先撰的部分已有这个思想，而思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以继承和发扬。
《陈书·何之元传》中记述何之元修史事较详，并录其《梁典序》，称何“屏绝人事，锐精著述，以为梁氏肇自武皇，终于敬帝，其兴亡之运，盛衰之迹，足以垂鉴戒，定褒贬”。“垂鉴戒”，主要着眼于总结前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定褒贬”，主要着眼于对前代人物作出是非功过的评价，力图“敦励风俗”。
姚思廉写人物很注意褒扬或贬斥，以期用著史来影响世风。他为良吏立传，注意突出各人的特点。如《庾荜传》叙其生活俭朴，为官廉洁；《沈瑀传》叙其执法严明；《孙谦传》叙其体恤民情，重视生产；《何远传》叙其抑富扶贫。为“悖逆”之人立传，均置于全书末尾，以示贬斥。
二、是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姚思廉多次总结梁代太清之乱和陈代祯明沦覆的历史经验，着重强调国家的治乱安危取决于人事情况如何，决定历史的是人事而不是天命。他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政权的兴亡更替是必然现象，“夫道不恒夷，运无常泰，斯则穷通有数，盛衰相袭”，认为历史取决于人事。他在《梁书》的第一篇史论中，就鲜明指出，梁之亡国，“虽历数斯穷，盖亦人事然也”。他评述梁武帝从夺取帝位到饿死宫城这几十年经历，是始终以人事来说明历史的。他指出齐末政治昏乱，把萧衍推上历史舞台，颇有时势造英雄之意，接着又指出萧衍成功的原因和措施，又总结萧衍晚年之失。《梁书》卷五六史论。
2陈太建九年（577），陈派将军吴明彻率军北伐，被周军打败，“众军皆溃”，明彻被俘，病死于长安。姚思廉认为，“金陵虚弱，祯明沦覆，盖由其渐焉”3。他把吴明彻吕梁之败与祯明年间陈亡于隋联系起来考察，这种原察始终的方法是有一定识见的。陈亡的起因虽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吕梁之败，但思廉能够认识到，陈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陈亡的萌芽显现较早，属于人事问题，这就是对天命的否定。思廉还进一步分析吕梁覆师的原因。他指出，陈宣帝初即位时，命将出师，开拓土宇，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后则失之于骄傲，“享国十余年，志大意逸，吕梁覆军，大丧师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4。姚思廉也有个别论述未完全摒弃天的作用，如论述侯景、王伟成篡盗之祸，在《陈书·后主纪》述陈亡原因，都是人事和天命并举，这说明，由于封建皇朝宣传方针的制约，思廉不可能在头脑中完全排除天命论的影响。2《梁书》卷三史论。
3《陈书》卷九史论。
4《陈书》卷五史论。
第二节李百药隋唐间的政治遭遇李百药（55—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由于幼年时体弱多病，祖母赵氏就为他取名“百药”，寓祛病防疾之意。父李德林，字公辅，学问渊博，名重于时，在北齐、北周、隋都做过高官，负责起草诏令和重要文件。
百药幼时很聪慧好学，七岁就能理解文章大意。有一次，父亲的朋友陆乂、马元熙来他家作客，谈诗论文。客人读陈时著名学者徐陵文章，对其中一句“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邪之稻”，颇感迷惑，不知出自何典。百药在旁应声答道“《传》称‘鄅人藉稻’。杜预注云‘鄅国在琅邪开阳。’”客人听后大为惊叹。
百药二十岁左右，正值隋朝初年，被授东宫通事舍人，步入仕途。不久，升迁为太子舍人，兼东宫学士，成为陪伴太子的学者。年少有才的百药招来一些人的嫉妒和诽谤，为避祸，他随即称病辞官。开皇十九年（599），因父亲去世，袭爵安平公。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很看重百药，于是奏请授百药为礼部员外郎，太子杨勇又将百药召为东宫学士。从此，百药发挥自己的才学，奉诏参与修《五礼》，定律令，撰《阴阳书》，作奏议文表。然而正当百药积极施展才能抱负之时，却突然被卷入最高统治层的争斗中，成了受害者。原来，隋文帝第二子晋王杨广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他对其兄杨勇的太子之位早存觊觎之心，乘出镇扬州（今属江苏）之机，四处招揽人才，培植个人势力。他召百药为幕僚，但百药称病推辞，杨广由此对他怀恨在心。仁寿四年（04）隋文帝死，已谋得太子之位的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百药被贬出京城，为桂州（今广西桂林）司马。后来罢州置郡，百药的司马一职也被免去，于是回归乡里。大业五年（09），百药出任鲁郡（治所在今山东曲阜）步兵校尉，大业九年（3），戍守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后又授建安（治所在今福建建瓯）郡丞。这时，隋末农民大起义正如火如荼地兴起，百药去建安途经乌程（今浙江吴兴南）时，隋炀帝被部将宇文化及杀死于江都，隋皇朝统治机构一片混乱。百药没有到建安就职，参加了反隋的农民起义，先后任职于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军中。杜伏威占有江南一带，北方李唐势力浩大。李渊派使者招抚杜伏威，百药力劝杜伏威归唐。杜伏威听从，遂前往京城，命部将辅公祏与百药留守。但杜伏威在途中又有些犹豫后悔，遂写信密令辅公祏杀百药，幸杜伏威养子王雄诞极力保护，百药得免于死。随后辅公祏起兵反唐，任命百药为吏部侍郎。有人告知李渊，百药与辅公祏同反，李渊大怒。平定辅公祏后，李渊就要治百药之罪，恰好这时发现杜伏威令辅公祏杀百药的密信，证明百药与辅并非同党。李渊这才怒气稍平，但仍以反唐罪名将百药流放泾州（今甘肃泾川北）。一直到武德末年，百药始终未获唐高祖的任用。
唐太宗即位后，他很看重百药的才名。贞观元年（27）召百药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并命其参与修撰《五礼》及律令。百药又奉诏撰北齐史，贞观十年（3）正月《北齐书》上进，得到嘉奖，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子，赐物四百段。第二年，《五礼》及律令撰成，百药爵位又从“男”进为“子”。这个时期是百药一生中最惬意时期，才能得到较充分发挥，官位显赫，生活安定。他自然对唐太宗尽心竭力，以报知遇之恩。由于以往百药经历坎坷，几经贬官，数次遭人谮害，甚至险些丧生，因而他生活阅历丰富，积累了较多的政治经验。从他撰《封建论》和《赞道赋》两件事中可看出李百药的政治眼光和对李唐皇朝的忠心耿耿。
《封建论》和《赞道赋》贞观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辩论，即，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唐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萧瑀答道“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萧瑀是守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子，年九岁就封新安郡王。因此他极力鼓吹分封制是不奇怪的。他的这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竟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于是，“始议封建”。诸大臣各抒己见，展开辩论。魏徵、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都反对实行封建制，但有理有据、系统深刻阐述这一观点的，当推李百药所上长篇奏疏《封建论》。
百药认为，时代变了，制度也须改变，实行郡县制是必然趋势。赞成分封者，是不通古今变化。当今若实行分封，就如同“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等于“锲船求剑”。这是一种朴素的历史发展观点。
接着，百药具体分析了分封制的危害封邦建国之后，使受封家族以高贵门第自傲，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不愿靠个人才干而进取，莫不一代比一代骄奢残暴。并且数代之后，王室一旦衰弱，所谓藩国屏障就会变成仇敌，封国各行其是，强国欺凌弱国，争夺土地人口的战事不断。百药以“春秋二百年间，略无宁岁”的史事来说明，分封制造成了连绵不断的攻伐征战。另一方面，百药大力推崇郡县制的优越性设官分职，任贤使能，内外百官都由朝廷决定。可以从士人庶民中提拔人才，可以像水镜那样清晰地考察他们。以资格及辛劳程度确定其官职阶品，以政绩优劣确定废黜或迁升。总而言之，爵位不世传，启用贤人之路就广；百姓无定主，与朝廷的离心力就不大。《封建论》表现出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进步倾向，充分肯定了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是历史的进步。百药卓越的政治见解，深深打动了唐太宗，“太宗竟从其议”2。唐中叶，柳宗元有一篇著名的《封建论》，可以看作是百药《封建论》的继承和发展。
还有一件事反映出李百药对唐皇朝的忠心耿耿。贞观四年（30），唐太宗授百药太子右庶子，令其辅教太子承乾。起初太子对学习经籍颇有兴趣，但后来耽于享乐，嬉戏过度。于是百药便作《赞道赋》一文以规劝太子。唐太宗见到此赋后非常赞赏，派使者对百药说我在太子处见到你所献的赋，以历来储君成败事告诫太子，很是精辟切实。我选你辅佐太子，非常称职，《旧唐书》卷六三《萧瑀传》。
2《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希望能善始善终。赐百药彩绢五百段。
百药以才学和操行闻名于世，受到各方面名流的敬重。他为人沉静寡言，乐于引进青年，提携后进，又不喜聚敛财富，所得俸禄，多散分亲友。百药不但在史学上有突出成就，而且文学上也造诣颇深，尤其擅长五言诗，通俗易懂，“虽樵童牧竖，并皆吟讽”，可见影响之广。唐太宗晚年曾作《帝京篇》，让也进入晚年的百药以此题另作一篇。文成，唐太宗极为赞叹“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贞观末，百药因年老执意辞官，回到故里。贞观二十二年（48）去世，年八十四。有文集30卷。
撰写《北齐书》李百药撰成《北齐书》，这是他在史学上的重大贡献。《北齐书》50卷，大致记载了东魏、北齐（）的历史。由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而东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高欢手中，高欢之子高洋建立北齐，因此从历史叙述的系统完整性来看，《北齐书》记载由叙高欢事迹开始，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百药撰《北齐书》，有数家北齐史可供参考，最主要的是其父李德林的未完稿。李德林在北齐官中书侍郎，曾奉诏修国史，终北齐末，修纪传体北齐史27卷2，全书未成。入隋后，李德林续撰，增至38卷，送交朝廷，藏于秘府。其他北齐史有，王劭《齐志》及《齐书》。王劭，字君懋，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历仕北齐、北周、隋，为著名史家。他最初撰编年体《齐志》20卷，又撰纪传体《齐书》00卷。此外还有崔子发《齐纪》3药治史有几个特点。首先，《北齐书》记载了不少当时口语，叙事生动活泼，如卷十二《高俨传》“帝（后主，俨之兄）召俨，俨疑之。陆令萱曰‘兄兄唤，儿何不去。’”
卷二三《魏兰根传》述魏恺迁青州长史，推辞不就，文宣帝高洋闻知大怒，对杨愔说“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明日将过，我自共语。”待高洋见到魏恺时说“死与长史孰优，任卿选一处。”魏恺答“能杀臣者是陛下，不受长史者是愚臣，伏听明诏。”高洋对杨愔说“何虑无人作官职，苦用此汉何为，放其还家，永不收采。”
卷二四《杜弼传》“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
卷五○《高阿那肱传》记北周军进攻北齐，齐将安吐根在齐后主面前夸口说“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着汾河中。”
这类例子很多。刘知幾赞扬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由于《齐志》为百药所参考，所以《北齐书》采用不少口语，大约是受了王劭的影响。其次，《北齐书》保存多方面珍贵史料。
一是有关农民起义。北魏末年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东魏、北齐时期，农民起义也接连不断。李百药尽管主观上不能意识到农民起义的《旧唐书》卷七二《李百药传》。
2此据《史通·古今正史》。又，《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均云李德林北齐末修书2书》卷六九《王劭传》。
2《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
重要历史意义，但他为了表现高氏统治集团镇压农民起义的发迹过程和社会激烈动荡的现实，还是对农民起义作了一些记载，这在同时所修的几部正史中是较突出的。李延寿《北史》中有关东魏、北齐内容，基本上取材于《北齐书》，但删去了不少农民起义史料。在《尉长命附子兴传》、《任祥传》、《斛律羌举传》、《叱列平传》、《慕容绍宗传》、《薛修义传》、《封隆之传》、《高季式传》，共删掉《北齐书》中同传所载九次农民起义。另外，《北齐书》的《高市贵传》、《李元忠附李愍传》中所载五次农民起义，因《北史》未给高市贵和李愍立传，因而也失载。《北齐书》记载的这些农民起义，有些规模是很大的，如《封隆之传》载，天平初“阳平民路绍遵聚众反，自号行台，破定州博陵郡，虏太守高永乐，南侵冀州”。
二是有关生产科技。李百药比一般封建文人及士大夫有见识之处，表现在他不轻视生产技术和发明创造。他在《北齐书》中立《方伎列传》，记载了当时著名科技人物的事迹。
数学家信都芳，河间（今属河北）人，少年时就擅长算术，在州里很有名声。他专心致志研究问题时，往往废寝忘食，走路时也看不见坑坎。撰《器准》一书，将历来的浑天仪、地动仪、欹器、漏刻等科学仪器作了具体记述，并且附有图。他还私撰历书，名为《灵宪历》，一年中分大月、小月，天象记载很符合实际。
《方伎列传》还记载了医学家马嗣明的事迹。马嗣明熟悉医家经典，如《甲乙》、《素问》、《明堂》、《本草》，并且能融会贯通。他为人治病，能在一年前预知病人生死。他很擅长治痈肿，烧石取屑，然后加醋调匀，涂患处，“无不愈”。他针灸也敢于创新，取穴往往与《明堂》不同。
记述较详的还有一位冶炼专家綦毋怀文。他善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百药还指出其方法流传后世，“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乃其遗法”。
三是有关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百药较详细记载了杜弼与邢劭“共论名理”的一场辩论。邢劭认为，人死之后，不会复生，也没有灵魂存在，“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杜弼则认为灵魂和人体可以分离，既不是一同产生的，也不能一同消灭，“神之于形，亦犹君之有国。国实君之所统，君非国之所生。不与同生，孰云俱灭？”此次辩论是两人在扈从东山途中进行的，以后他们又以书信形式继续辩论，“前后往复再三”，可见思想斗争之激烈。李百药虽然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看待这场辩论，但毕竟记载保存了邢劭唯物主义思想的基本观点。
《魏收传》内容详赡、文笔精采，是一篇很出色的人物传。此传简述魏收袒籍、少时经历、在魏时修史事迹及出使梁朝事，着重记述北齐建立后魏收如何撰魏史，并追述在魏收之前关于魏史的撰述情况，如著作名称、卷数、撰人，加以简要说明。对于魏收修史过程中用人多非史才、纳贿受金及《魏书》成后“众口喧然”的激烈反应，都记载生动具体。对于魏收的评价，既赞其“硕学大才”，又指出其“既缘史笔，多憾于人”。这些记载对于后人了解此期史学史是很有帮助的。
《文苑列传》序，述有齐一代文学发展概况，实际形同北齐文学小史。
《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
百药《北齐书》第三个特点是，较多暴露统治集团的丑行恶事。
在唐初修成上进的梁、陈、周、齐、隋五代史中，《北齐书》的这个特点是较突出的。如卷九《皇后列传》述高澄妻元氏，“文宣（即高澄弟高洋）受禅，尊为文襄皇后，文宣渐致昏狂曰‘吾兄昔奸我妇，我今须报。’乃淫于后。其高氏女妇无亲疏，皆使左右乱交于前。”宫闱中的禽兽之行代代相传。武成（高湛）即位后，又逼文宣皇后李氏淫乱，并威胁说“若不许，我当杀尔儿。”卷八《幼主高恒纪》的记载反映出北齐灭亡之必然。后主高纬“不喜见朝士。自非宠私昵狎，未尝交语”。所任佞臣“各引亲党，超居非次，官由财进，狱以贿成，其所以乱政害人，难以备载”。“宫掖婢皆封郡君，宫女宝衣玉食者五百余人，一裙直万疋，镜台直千金，竞为变巧，朝衣夕敝”。除“增益宫宛”外，“又于晋阳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所爱不恒，数毁而又复。夜则以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百工困穷，无时休息。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内”。上行下效，官僚、地主也奢暴惊人。卷二二《卢中传附子宗道传》载，卢宗道“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将赴营州，于督亢陂大集乡人，杀牛聚会。有一旧门生酒醉，言辞之间，微有疏失，宗道遂令沉之于水。”百药之父李德林入仕在北齐，并累迁至高官，但百药却大量揭露了北齐诸帝和官僚、地主的罪恶，并没有像一般封建史家那样曲笔掩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一方面是反映百药对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行径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李唐皇朝视北齐和南朝各代为僭伪。暴露“僭伪”皇朝的“无道”，是希图反衬“正统”皇朝的“有道”。
李百药的历史观是较复杂的。《封建论》一文中所反映出的历史观，有进步的一面，如认为历史是发展运动的，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必然趋势，统治政策应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但也有落后的一面，即较突出的天命论思想。如“臣以为自古皇王，君临宇内，莫不受命上玄，飞名帝箓”，“祚之长短，必在天时，政或盛衰，有关人事”。
综观《北齐书》全书中的叙事及论赞，百药对史事得失成败的看法是天命、人事并重。关于北齐亡国之原因，百药指出，文宣帝高洋“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飨国不永，实由斯疾”。武成帝高湛“爱狎庸竖，委以朝权，帷薄之间，淫侈过度，灭亡之兆，其在斯乎？”2后主高纬“罕接朝士，不亲政事，一日万机，委诸凶族”，“卖狱鬻官，溪壑难满。重以名将贻祸，忠臣显戮，始见浸弱之萌，俄观土崩之势，周武因机，遂混区夏，悲夫！盖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3。这些分析都切中要害。但百药又认为天命也在起作用。卷八《幼主纪》之末，一连举四个例子说明天意，一是“武成梦大蝟攻破邺城”，“识者以后主（高纬）名声与蝟相协，亡齐征也”。二是“妇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状如飞鸟，至于南面，则髻心正西。始自宫内为之，被于四远，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侧当走西也”。三是“又为刀子者刃皆狭细，名曰尽势”。四是“游童戏者好以两手持绳，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盖高氏运祚之末也”。用这四个例子来说明齐亡征兆，显然是极牵强荒唐的。但百药却由《北齐书》卷六史论。
23《北齐书》卷八史论。
此得出结论，“然则乱亡之数盖有兆云”。由于百药把天命和人事混在一起，主次轻重不甚分明，因而监修魏徵在《北齐书》帝纪后又写一总论，强调“天道深远，或未易谈，吉凶由人，抑可扬榷”。“抑又闻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齐氏之败亡，盖亦由人，匪唯天道也”。应当看到，百药较浓厚的天命论思想还受到其父李德林和王劭的影响。李德林仕隋时，曾为隋文帝劝降江南梁士彦及元谐，作《天命论》，宣扬“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王劭仕隋，屡屡上书言符命，取悦于隋文帝。甚至撰写专门著作，“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依约符命，捃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2。李百药修史主要参据了李德林和王劭所著齐史，从《北齐书》来看，李、王的天命观对他有所影响。
《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
2《隋书》卷六九《王劭传》。
第三节令狐德棻一生荣华令狐德棻（583—），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出身于名门望族，祖父令狐整为北周大将军，父亲令狐熙在北周位至吏部中大夫、仪同大将军，“善骑射，解音律，涉群书，尤明《三礼》”。德棻才华出众，博涉文史，早年就有文名。隋炀帝末年，德棻授官为药城（今安徽亳县东南）长。当时天下纷乱，炀帝已是穷途末路，德棻很明智地没有远程跋涉去就职。待李渊起兵反隋后，李渊从父弟李神通在今陕西鄠县起兵响应，德棻就加入了这支反隋军队，在总管府任记室。李渊入据长安后，先为丞相，奉代王杨侑为傀儡，德棻即任大丞相府记室。李渊称帝后，德棻随即转为起居舍人，“甚见亲密”2，又迁秘书丞。在贞观年间德棻历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太子右庶子，雅州刺史，秘书少监；在唐高宗时，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太常卿，国子祭酒，兼授崇贤馆学士。龙朔二年（2），德棻以八十高龄致仕，仍加金紫光禄大夫，又四年，卒于家。
德棻的爵位是步步上升的。贞观六年（32）赐爵彭阳男，又五年，进爵为子，高宗时，进爵为公。在近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中，他同唐初三位皇帝都有较亲密关系。皇帝信重德棻，不断委以修史重任，而德棻也殚精极虑，竭诚尽忠。由于令狐一门为关中望族，而李唐皇家也发迹于关中，故把关中贵族集团作为政权的重要支柱。
奏请购募遗书令狐德棻在唐初倡举了两件事很有历史意义。其中一件是奏请购募天下书。唐初，德棻任秘书丞，职责是掌管经籍图书之事。当时经隋末大乱，经籍图书大量散失，德棻向唐高祖建议，以朝廷之力广泛收求天下书，对献书者“重加钱帛”，予以奖励，对所收之书，“增置楷书，令缮写”。在唐高祖下，这个计划顺利执行，“数年间，群书略备”。这项工作的成绩是很可观的，至武德九年（2）九月唐太宗即位，已是“于宏文殿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这其中除了武德初得隋旧书八万余卷外，另十二万余卷则是购求而来，并且已分类别，足见成绩之大。这项工作随后也坚持了下去，贞观年间，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继续购求遗书，选书手、雠校百余人，缮写群书，藏于内库，由宫人掌管。2特别是贞观二年（28）魏徵带领学者，对购求之书按“四部”分类，进行校订，“数年之间，秘府粲然毕备”3。德棻在新朝建立之初，百废待举之时，及时向皇帝提醒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建议并主持购募遗书，从而及时地抢救了大批散失的古书图籍，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这一大规模求书壮举，为贞观初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大《周书》卷三六《令狐整传》。
2《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下引两《唐书》本传，不另加注。《唐会要·宏文馆》。
2《新唐书》卷五七《艺文志序》，《旧唐书》卷一九○上《崔行功传》。3《唐会要·经籍》。
规模修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唐代文化高潮的到来奠定一个良好基础。参与八史撰修德棻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首倡修史。唐初史学成就是极辉煌的，而“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武德四年（2）十一月4，德棻对高祖李渊说了一番言辞恳切的话“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数十年后，恐事迹湮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这段话从史学和政治两个角度，十分扼要地强调了修前代史的重要性。从史学上看，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史学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高潮，朝代兴替频繁，反映各朝历史的撰述也大量涌现，一朝史可达几种至十几种。但由于多以私人之力完成，内容又往往不能包举一代，所以资料丰富、首尾完整的著作并不多见。而且由于战乱频繁，史书随出随亡。德棻所举的梁、陈、齐、周、隋五代，均无完整史书。其中梁、陈、齐，尚有一些文籍保存，而周、隋文籍散失尤为严重。所以，如果不利用时代相连、“耳目犹接”的有利条件抓紧修史，那么以后再修就困难了。可见德棻具有史家的高度责任感。
从政治上看，隋代北周，唐代隋，一脉相承，而且恰好这三代帝王祖籍同出关中武川，并且李渊的祖父李虎是北周政权的核心“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公，李渊的父亲李昺也在北周袭封唐公，为柱国大将军。所以德棻指出“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果能通过修前代史而向世人强调北周一隋一唐的一脉相承的正统观念，进而宣传李唐祖先功业，那么对于巩固刚刚建立的唐政权，是再好不过的明智之举了。德棻的及时建议和扼要分析引起了唐高祖的慎重考虑，经过一番筹划，于武德五年（22）十二月正式下诏修前代魏、周、隋、梁、齐、陈六史，对各史编修人员作了分工。负责周史的是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但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就而罢”。未成的原因虽然史无明文，但据事分析，大约有以下几点一是未明确诸史撰修的总监和主编，各组撰修人员工作不会很协调。编纂方针、内容和体例的意见不一，是避免不了的；二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各人特长。若要使集体修史扬长避短，就要既发挥众人协作的长处，又要以有专长者为主，免得众口不一。如北齐史，隋时李德林已有部分撰述，梁史也有陈时姚察撰述相当多篇卷，但诏令却没有安排李百药和姚思廉分别主修北齐史和梁史，使他们未能继承父业，未能发挥家学优势。而另一方面，诏令中指定的修史人员近半数并不长于撰史；三是当时地方战事未完全平息，隋末造成的破坏还未很好恢复，大规模修史所需甚多，但此时财政和图书资料是难以充分保证的。
待到贞观三年（29）唐太宗又下诏修前代史，则计划措施显然更周密切实了。这次由于众议以《魏书》已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决定不再修《魏书》。对其他各史的分工是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德棻又奏引崔仁师佐修；李百药修齐史；魏徵、孔颖达、许敬宗修隋史；姚思廉修梁、4此时间据《唐会要·史馆》。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五《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陈史；魏徵与房玄龄总监诸史。值得注意的是，令狐德棻和魏徵起了全面负责指导的作用。魏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德棻除主周史外，“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所修五史均有德棻参与。所谓“总知类会”，即是负主编之责。有意思的是，魏徵作为总监，为隋史写了序论，为梁、陈、齐三史各写了总论，但独于周史未写，这反映了他对德棻是相当尊重的。此次修史，由于有长于史学的魏徵和长于运筹的房玄龄为总监，主编令狐德棻又为当时史家先进，分工考虑到修史诸人特点，加上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人力物力财力都能保证，因而工作效率很高，贞观十年（3）正月五史修成上进。由于这五史只有纪、传两部分，没有志，贞观十五年（4）诏修《五代史志》，德棻又参加了修志，其他参加者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等，至唐高宗永徽元年（50）德棻升任《五代史志》监修。是书于高宗显庆元年（5）上进，共0志，30卷，后附入《隋书》，称《隋志》。
贞观年间修成的另一部正史是《晋书》。贞观二十年（4）闰三月，唐太宗诏修《晋书》，当时德棻以公事免职在家，于是房玄龄特意奏请起用德棻参与修撰。在当时同修的二十余人中，“并推德棻为首，其体制多取决焉”。可见德棻深为当时史家所推重。
李延寿在当时史家中，年纪较轻，地位不高。他继承父亲李大师遗志，撰成《南史》、《北史》，因是私人修史，对能否得到官方认可没有把握，于是先请任监修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审查，德棻作为史学前辈，大力提携后进，充分肯定了李延寿的工作，并作了一些修改，之后这两史才正式奏进于朝廷，获得公开流传的机会。
唐代所修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或饱含着德棻的大量劳动，或受到德棻的具体指导，总之，均和德棻有直接、实际的联系。一个人的名字能与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发生联系，这实在是史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国史、实录及其他令狐德棻的史学贡献除了修前代史，他还参加了本朝国史和实录的撰写。
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载，“显庆元年（5）无忌与史官、国子祭酒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表上之”。
永徽元年（50），德棻参与修撰的《太宗实录》上进，起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勒成2庆四年（59），德棻参与修撰的《高宗实录》上进，起高宗贞观二十三年即位至显庆三年，成书20卷。
令狐德棻还撰有《凌烟阁功臣故事》4卷，《令狐家传》卷，《皇帝封禅仪》卷，《令狐德棻集》30卷，但可惜这些著述均已遗佚。流传至今的令狐德棻文字，《全唐文》卷一三七收上奏二状和二碑铭并序，《全唐诗》《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据《唐会要·史馆》，国史“起义宁尽贞观末，凡八十一卷”。
2《唐会要·史馆》。
卷三三收五言诗一首。
令狐德棻是一个异常博学的人，他的著述才能也是多方面的，并不仅局限于史学。他曾参与了类书、政书、律书等各方面的大量撰述。
武德五年（22），德棻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艺文类聚》，成书00卷，武德七年奏上。
贞观十一年（37），同修《新礼》上进，成书0观十二年（38），同修《氏族志》上进，成书00卷。永徽元年（50），同撰定律令，第二年上新删定律令格式，勒成律2卷，令30卷，式40卷，颁行全国。2令狐德棻勤奋一生，“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暮年尤勤于著述”，他以自己过人的才华和罕见的勤勉，在中国史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写出灿烂的一页。
《周书》的特点令狐德棻著述虽富，但传至今最有价值是《周书》。《周书》主要为德棻所修，助手有岑文本、崔仁师。岑文本，字景仁，邓州棘阳（今河南南阳南）人。贞观元年（27）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旧唐书》本传称“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但《新唐书》本传不载其同修周史。崔仁师，定州安喜（今河北定县）人，武德年间由陈叔达荐为史官，曾参与修梁、魏史。贞观初，为殿中侍御史。两《唐书》本传均不载其参与修周史。由于德棻主修《周书》，又负同修诸史的主编之责，因此可以认为，《周书》的编纂形式，内容去取和点明鉴戒之处的史论，主要体现了令狐德棻的思想意图。后人了解德棻的政治、历史观点也主要根据《周书》。在同时所修的五史中，《周书》突出地全面体现了李唐皇朝的修史宗旨、观点。
北周自公元557年由宇文觉取代西魏而建立，到公元58年外戚杨坚代周建隋，立国仅二十五年。但事实上宇文氏政权的历史是从东、西魏分裂，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535）开始的，所以《周书》也就增加记载了西魏的历史，这符合历史实际，表明了德棻的识见。
德棻在修前代史建议中曾强调史书的作用是“贻鉴今古”，接着唐高祖修史诏也指出史书的作用为“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太宗更是经常阐述“以古为镜”的思想。德棻既负“总知类会”之责，对唐皇朝的意图自然领会得相当透彻，在《周书》中，以史为鉴的观点得到了全面体现。《周书》中各个类传的立意，都与封建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孝义列传》树立了一些愚忠愚孝的典型，传序明确指出这些忠孝事迹可以“垂范方来”，“有助于名教”。《儒林传序》则着重指出儒学的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周书》对方术技巧也有新的见解。一般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史家，或把方技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或是迷信其修仙炼金之诡说，耗费钱财，甚至送命。《周书》的《艺术传》则把方技视为对于社会有广博用处的技术手段，并且可以和仁义教化相辅相成，“仁义之于教，大矣，术艺之于《旧唐书·太宗纪》称30卷。
2《唐会要·定格令》。
用，博矣”。贞观初，唐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比见前、后汉史载录扬雄《甘泉》、《羽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班固《两都》等赋，此既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其有上书论事，词理切直，可裨于政理者，朕从与不从，皆须备载。”2唐太宗要求史书所载内容以能否资治为取舍标准。德棻对皇帝的这一指示心领神会，如《乐逊传》中就这样记载“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经时，诏百官上封事。逊陈时宜一十四条，其五条切于政要。”对崇治方、省造作、明选举、重战伐、禁奢侈五条，因“切于政要”而全部照录传中，其余九条全删。
德棻不但崇儒，也笃诚于佛教。唐高宗为稍抑佛教，提高君权，于龙朔二年（2）下“制沙门等致拜君亲敕”，令僧、道对君、亲也要行致拜礼节。僧、道行不行俗礼，这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事情，敕文一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一个月后，朝廷九品以上文武官员和州、县官等千有余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令狐德棻慷慨陈词，认为僧、道为出家离尘之人，“功深济度，道极崇高”，如拜俗则不伦不类，“披法服而为俗拜，践孔门而行释礼，存其教而毁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详稽理要，恐有未惬”。会议之后，唐高宗于六月八日又下“停沙门拜君诏”，许不拜君，但须拜亲。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德棻推崇儒家礼义王道之说，却同时又笃于佛教之规，颇耐人寻味。还在东晋时，儒佛两家就围绕僧人见皇帝应否跪拜发生争执，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儒、道、佛三家逐渐调和，既相互斗争，也相互补充，有合流的趋势。德棻既崇儒又尊佛，就是一个例证。
德棻在《周书》中所表现的历史观，是完全符合唐皇朝要求的。同时所修诸史关于天人关系的看法，姚思廉的《梁书》、《陈韦》和魏徵的《隋书》，表现出注重人事的进步史观；李百药的《北齐书》，虽然也承认人事的作用，但过多地突出了天命的作用，以至于魏徵不得不在该书帝纪总论中加以匡正；德棻所主《周书》则天命人事并举。如认为魏“水历将终”，北周代魏是以木代水，天命所归，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大宝”不可以“力征”，“神物”不可以“求得”。宇文泰本来“田无一成，众无一旅”，但能成功，就因为“属兴能之时，应启圣之运”，天命系于此人，“非夫雄略冠时，英姿不世，天与神授，纬武经文者，孰能与于此乎”。但天命也须人事相配，宇文泰“推至诚以待人，弘大顺以训物德刑并用，勋贤兼叙，远安迩悦，俗阜民和”2。德棻所宣扬的天命人事并举的观点是符合李唐利益的。唐朝建立于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君臣深切感到总结前世施政经验教训的迫切性，但同时为了欺骗人心，又要给新皇朝披上应天命的外衣，所以唐初统治者的总的宣传方针总是天命和人事均予以强调。
《周书》对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重要史实记载较具体，保存了一些珍贵资料。西魏、北周地处较偏僻的西北，本来经济落后，国弱民穷，在与东魏、北齐的抗衡中处于劣势。但经过宇文泰和其子宇文觉、宇文邕的相继改革，国力逐渐强盛，终于统一了北方。所以，改革是西魏、北周历史上的《周书》卷四七《艺术传·史臣曰》。
2《贞观政要·文史》。
以上均见《广弘明集》卷二五。
2《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关键事件。《周书》对此记载颇为详明。宇文泰所建立的府兵制，在北周统一北方过程中发挥很大作用，并且为隋、唐所沿用，直至唐玄宗天宝年间才名存实亡。关于府兵制的一些情况、特点，《文帝纪》、《苏绰附苏椿传》、《韩褒传》、《郭彦传》、《韦瑱传》等都有记载。西魏、北周时期，各族人民起义屡屡发生，《周书》出于总结教训和宣扬统治者武功的目的，对这些起义记载较多、较具体，这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最突出的。从中可以看出起义之多，声势之大。
《周书》很注重记载周边各民族情况和邻国大事，显示出德棻具有纵观全局的眼光和风度。《异域传》共2卷，序文说“斯皆录其当时所记”，可见所据资料来源于魏、周人当时记录，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另外，《周书》对于东魏、北齐和南朝梁、陈的重要史事，都在本纪或有关列传中简要叙及，显示出天下大势的主要脉络，这是个突出的优点。
《周书》的文字比较简洁，反映出令狐德棻出色的史学才能。清代史家赵翼称赞《周书》“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
德棻修《周书》主要采三种资料，一是西魏大统年间秘书丞兼领著作柳虬所修起居注；二是西魏、北周的国史；三是隋开皇中秘书监牛弘追撰《周纪》十八篇。从《周书》行文中，仍可见到采用周代国史之语句，如，“陈人于是以鲁山归我我师不利”2。《艺术传序》说“茂雅、元华、许奭，史失其传。”在卷末又简略提及蜀郡卫元嵩，“史失其事，故不为传”。这明确说明有些资料遗佚，另外也是存疑备考，虽作不成传，但记下名字，给后人查考留下线索。
德棻所修《周书》并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人情佳传之多，在同时所修诸史中是较突出的。推崇门阀士族的倾向也是较明显的。德棻对“并在周时”的李唐“二祖功业”是尽力宣扬的，在排列八柱国十二大将军顺序时，将李世民曾祖李虎赫然列第一位。还夸耀说“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3德棻既出身于阀阅之家，对自己家世门第也是很自豪的。《周书》为德棻祖父令狐整立传，附述德棻父令狐熙、叔祖令狐休等，炫耀令狐家族官爵、门第。这虽与当时社会风气有关，但作为史家而津津乐道于此，则不能不说是史学思想的局限了。
赵翼《陔余丛考》卷七。
2《周书》卷三九《杜杲传》。
3《周书》卷十六卷末。
第四节李延寿先世李延寿，字遐龄。有关他生平流传下来的记载很少。两《唐书》中仅在令狐德棻传后有附传。甚至没有记载他的年龄情况。李延寿自撰的《北史·序传》，为后人了解他的家世、生平提供了宝贵资料。其先人原是陇西的名门大户，后迁居相州（今河南安阳），待他出生时，家居相州已有数代了。受魏晋南北朝以降门阀制度影响，唐初仍存留一些崇尚门第习气，李延寿也未能免俗，他在《北史·序传》中津津乐道地讲述先世事迹，自称帝颛顼高阳氏、周柱下史李耳为“李氏之先”。被尊为道教教主、太上老君的李耳，在唐朝是有特殊身份和地位的。唐高祖武德八年（25）定三教顺序为道、儒、佛，唐太宗贞观十一年（37）宣布李耳是他的祖宗。李延寿以李耳为祖，意在表明自己为圣贤之后，并且与当代皇帝同出一祖。在同一序传中长篇累牍地列举了历代祖先的仕宦情况和功绩，形同撰述家谱，表现出较强的门第观念。他既迷恋于先祖的光荣，又流露出对现时自己名位较低的不满。
像那个时代的多数史家一样，李延寿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是与家学渊源分不开的。曾祖李晓，字仁略，“博涉经史，早有时誉”，“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很受当时人称赞；祖父李超，字仲举，“博涉经史，不守章句业”，颇有创新学术的气概。特别给延寿重大影响的是他的父亲李大师。李大师，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勤奋好学，知识广博，善于作文，尤长史学，“备知前代故事，若指诸掌；商较当世人物，皆得其精”。大师一生经历坎坷，他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升迁极慢。隋炀帝末年，政治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大师任信都（今河北冀县）郡司户书佐，“独守清戒，无所营求”，生活很窘迫。郡丞鞠孝稜感佩地说“后于岁寒，此言于公得之。”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窦建德据有河北，大师在建德军中为尚书礼部侍郎。起义军被唐兵镇压后，大师被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他在那里郁闷不乐，作《羇思赋》以寄怀。当时镇守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的杨恭仁见到此赋，很赞赏大师的才学，于是把他召至府内，深相敬重。大师早有编著南北朝史的志向，此时正有闲暇时间，而且杨恭仁家中藏书丰富，可以尽情阅览。于是大师在辛勤著史中度过了几年时光。到了武德九年（2），唐朝廷大赦天下，大师才得以回到京城长安。他的旧友房玄龄、封德彝已为朝中高官，劝他留京做官，他已无心仕进，便回河南家乡继续编写南北朝史。不幸的是，两年以后，他就病逝了，著述尚未完成。
史学生涯李延寿承继家学，专意治史。大师去世后第二年，即贞观三年（29），延寿就正式成为一名史官，在颜师古、孔颖达督导下编撰《隋书》。从此，他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修史中度过的。
延寿参加贞观三年至十年的“五代史”修撰工作后，于贞观十五年（4），又参加了编写《五代史志》，同修的还有令狐德棻、于志宁、李淳风、韦安《北史》卷一○○《序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仁。这次修志费时达十六年，成书30卷，在唐高宗显庆元年（5）由长孙无忌奏进。贞观二十年（4）诏修《晋书》，李延寿也是撰人之一，两年后修成。
李延寿也参加了本朝史的修撰。显庆元年（5）七月三日由长孙无忌等奏进国史8卷，起于义宁，尽于贞观末。参加修撰的有于志宁、崔敦礼、令狐德棻、李义府、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
值得称道的是，延寿还撰《太宗政典》30卷。在他去世后，唐高宗看到了这部书，大为赞赏，诏赐延寿家属绢五十匹，诏书中称延寿“艺文该洽，材兼良史，撰政典一部，词殚直笔，虽其人已亡，功有可录”。评价是很高的。还命将《太宗政典》详细刊正，抄录三部，交秘书省存二部，赐皇太子一部。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从名称上看属于政书。学者一般以刘秩《政典》为政书之始，但延寿的《太宗政典》则更早数十年。中唐又有杜佑《通典》。这一段时期，三部政书相继诞生，说明封建制度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客观上要求政书的出现。李延寿在政书方面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李延寿的一生在仕途上是平稳的。既未飞黄腾达，也未贬斥流离。贞观初，延寿曾任太子典膳丞（负责太子的膳食事务）、崇贤馆学士（掌管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贞观中，延寿为符玺郎（掌管皇帝印玺及国家符节）；贞观末，延寿为御史台主簿（管理御史台文书事务）。延寿专注于史学，似乎对于做官没多大兴趣，尽管官职屡有变动，始终没有做到大官，以致他的《南史》、《北史》写成后，当时人还因为他地位不高而“不甚称其书”。《南史》与《北史》延寿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独立完成两部正史英雄年纪小说5200——《南史》、《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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