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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武德末年,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围绕着储位问题的激烈竞争,很快由暗争发展为明斗,势如水火,互不相容。善于审时度势的房玄龄极力赞助李世民的武力夺宗斗争,并劝世民先发制人。他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祸机将发,天下忷忷,人怀异志。变端一作,大乱必兴,非直祸及府朝,正恐倾危社稷。此之际会,安可不深思也!仆有愚计,莫若遵周公之事,外宁区夏,内安宗社,申孝养之礼。古人有云‘为国者不顾小节’,此之谓欤。孰若家国沦亡、身名俱灭乎?”房玄龄的老谋深算及李世民的亲遇,遭到了太子李建成的忌恨,遂乘机诬告于唐高祖,正在他与李世民加紧策划之际,高祖下令将他与杜如晦一起驱逐出秦王府,不得事奉秦王。

    武德九年(2)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决定采取行动,派长孙无忌等召回房玄龄谋事。为了防止他人发现,他穿着道士服,秘密而来,经过密谋策划,决定翌日凌晨伏兵于玄武门,乘太子早朝时突然袭击。结果一举射杀了太子及齐王元吉,助成了李世民夺宗的成功,由此擢任太子右庶子,赐绢五千匹。

    贞观良相唐太宗即位,房玄龄被擢为中书令。在论功行赏时,他与长孙无忌等五人为第一等功,进爵邗国公,赐实封一千三百户。淮安王李神通以为房玄龄等人为刀笔之人,不应功居第一。太宗回答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贞观三年(29),进为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改封魏国公。他位居辅弼以后,更是精诚奉国,孜孜求治,史称他“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房玄龄对尚书省的政务一向是认真负责,对省中的公牒、狱讼都亲自披阅,予以妥善处理,不辞辛苦。唐太宗见他如此勤苦,对他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比闻阅牒讼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于是敕令尚书省“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2。让他从繁杂的事务工作中解脱出来,以帮助唐太宗更好地处理军国大事。

    房玄龄追随唐太宗平定天下,出入生死,备尝创国立业之艰辛。一次在太宗与侍臣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他深有体会地说“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克,创业则难。”玄龄还认识到,创业之主历经艰险,了解民情,精勤于治,一般说国家治理得较好,而子孙却易骄奢败亡。在他回答太宗的“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的问题时说“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2可见,他时刻不忘创业之难,警钟长鸣,力戒骄奢淫逸,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房玄龄重视吏治,认为吏治问题是求治的根本问题,而官吏的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卷三。

    2《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24《贞观政要》卷三。

    又是治国之要道。一次与唐太宗论治,曾谈及了隋朝名相高颎的公平正直,他颇有感慨地说“臣闻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故《尚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又孔子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今圣虑所尚,诚足以极政教之源,尽直公之要,囊括区宇,化成天下。”这话正好与唐太宗不谋而合,他高兴地说“此直朕之所怀,岂有与卿等言之而不行也?”3房玄龄的这一吏治思想,对贞观时期的吏治清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选举官吏的问题上,唐太宗主张“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房玄龄忠实地贯彻了他这一思想,大力简政,并省官吏,“由是所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4。唐太宗依从其议。房玄龄精减官吏的做法,对经隋末大乱、人口锐减的唐初来说,既裁去了冗官滥职,避免了十羊九牧,有利于提高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节省了国家的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贞观十一年(37),唐太宗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房玄龄以本官为宋州刺史,改封梁国公。他与司空长孙无忌联名上表,极陈其弊,列举了世袭分封的四不可,最终使唐太宗宣布废止了早已过时的功臣刺史世袭制。

    修定朝章国典房玄龄精通典制政令。贞观初年,时值天下初定,朝章国典还很不完备,他与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2。

    在修定律令方面,房玄龄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审定法令,意在宽平”,在修定律令时,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思想。唐太宗即位不久,他即奉诏与长孙无忌撰定律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后来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驳律令四十余条,又诏令玄龄与弘献重加审定。房玄龄认为,古代有五刑,其中一为刖刑。及肉刑废除后,现以笞、杖、徒、流、死为刑,而又刖足,这样即为六刑,比古代尚繁。根据房玄龄的意见,“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3。旧令规定,兄弟分居,荫不相及,但是连坐俱处以死刑。唐太宗对此提出异议。房玄龄等人又议论,认为“祖有荫孙令,是祖孙重而兄弟轻”。于是改为“反逆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没;恶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4房玄龄与法司撰定律五百条,分为2卷;一是名例,二是卫禁,三是职制,四是户婚,五是厩库,六是擅兴,七是盗贼,八是斗讼,九是诈伪,十是杂律,十一是捕亡,十二是断狱。分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这次制定的律令,删繁就简,务求宽平,史称“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其当徒之法,唯夺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既简化了律令,又除去了隋朝的苛酷刑3《贞观政要》卷五。

    《文苑英华》卷六○七《请罢功臣袭封表》。

    2《旧唐书》卷六六《杜如晦传》。

    34《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2《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法。

    房玄龄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分为3卷。贞观十一年(37),正式颁行天下。接着,又删改武德、贞观以来敕格三千余条,最终删削二千三百余条,定留七百条,分为8卷,称为《贞观格》,留作诸司施行。《贞观格》也是“斟酌今古,除烦去弊,甚为宽简,便于人者”2。

    史家对房玄龄修定唐律给了很高的评价。《新唐书·刑法志》说“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讫太宗世,用之无所变更。”其实,不仅贞观朝如此,以后有唐都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动。唐高宗时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只是在于“律疏”,并未作什么改动。唐律对后世影响很大,而房玄龄确有首创之功。尽管作为法律来说,唐律也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阶级的依据,但它比较宽简,较隋律有所减轻,人民总比生活在摇手触禁、动辄得咎的严刑峻法的统治下要好一些。

    房玄龄对封建的礼仪也颇为精通。早在武德二年(9),诏命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高祖释奠时,又以周公为先圣,以孔子为配。贞观二年,房玄龄认为此做法不符合礼教,遂与博士朱子奢建议说“周公、尼父俱圣人,然释奠于学,以夫子也。大业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于是唐太宗依从房玄龄的意见,罢去了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并于贞观四年诏令州县学校都立孔子庙。在唐太宗平定突厥后,五谷丰登,群臣曾请封泰山。唐太宗命秘书少监颜师古等人召集当时名儒博士杂议封禅的仪式,但久议而不决。太宗又命房玄龄与魏徵等人博采众议奏上,对于坛之大小,玉牒、玉检的尺寸等作了详细规定,“遂著于礼”2。

    房玄龄奉诏与魏徵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最后定著五礼,总38篇,分为00卷,名为《大唐新礼》。另外,房玄龄还与礼官一起,对不合时宜的旧礼作了改定。他认为,“依礼,有益于人则祀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天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对皇太子入学、天子大射,农隙讲武,天子上陵、朝庙等礼仪,“皆周、隋所缺,凡增多二十九条”。其余的也都依准古礼,稽考历代,择善而从。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可,遂“颁于内外行焉”3。

    房玄龄在修史方面也很有成绩。贞观三年,唐太宗诏命再次撰修北周,隋,南朝的齐、梁、陈五代史书,房玄龄以左仆射的身份为总监。4在贞观年间,先后撰成了《晋书》、《魏书》、《周书》、《北齐书》、《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计八部史书。其中《晋书》30卷,乃房玄龄亲自主持撰定。另外又撰高祖、太宗实录各20卷。

    忠肃恭懿,更得殊遇贞观十三年(39),唐太宗又以房玄龄德高望重,加授太子少师,以教谕太子。他自惧盈满,屡次上表请解除左仆射职务。唐太宗诏令回报他说《新唐书》卷十五《礼乐志》五。

    2《新唐书》卷十四《礼乐志》四。

    3《旧唐书》卷二一《礼仪志》一。

    4《新唐书》卷一○二《令狐德棻传》。

    “公忠肃恭懿,明允笃诚。草昧霸图,绸缪帝道。仪刑黄阁,庶政惟和;辅翼春宫,望实斯著。而忘彼大体,徇兹小节,虽恭教谕之职,乃辞机衡之务,岂所谓弼予一人,共安四海者也?”不得已,他只得以本官就职。当时,皇太子欲行拜见师傅之礼,并准备好了仪卫,以等待房玄龄的到来。但房玄龄得知此事后,“深自卑损”,不敢谒见太子,悄悄回到家里。“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

    贞观十六年(42),房玄龄又进拜司空,仍综理朝政,依旧监修国史。

    他已居端揆长达十五年之久,其女为韩王妃,子遗爱又尚高阳公主,深感自己贵显与尊宠之极,又以年老为口实,上表请求致仕。太宗特派使者劝谕他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竭,当更奏闻。”在唐太宗的劝说下,房玄龄只好留任原职。

    贞观十七年(43),房玄龄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为他写的赞语说“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对房玄龄的才行作了很高的评价。太宗改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后,他又进为太子太傅,仍知门下省事,并依然监修国史。

    房玄龄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对周边诸国与少数民族实行亲睦政策,赞助唐太宗以修旧好。贞观十五年,薛延陀部乘太宗东封泰山之机,进攻唐属国突厥,被唐兵击败。第二年,薛延陀可汗夷男另派叔父前来求婚,言归于好,并贡献马三千匹。当时,太宗认为“北狄世为寇乱,今薛延陀部崛强”,是以武力征灭,还是“结以婚姻,缓辔羁縻”,一时还拿不定主意。这时房玄龄上奏说“今大乱之后,疮痍未复,且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唐太宗听从了玄龄的意见,当即表示“朕为苍生父母,苟可以利之,岂惜一女?”遂决定与其和亲。

    贞观十六年十一月,高丽东部大人盖苏文弑其王,更立王弟子藏为王,遂专擅国政。消息传到长安,唐太宗表示,盖苏文弑君攘国,取之甚易,但又不愿劳民伤财。房玄龄马上表示赞同太宗的意见,说“陛下勇而力有余,戢不用,所谓‘止戈为武’者。”2司徒长孙无忌也不同意出兵,于是便对高丽采取了安抚政策。

    贞观十九年(45)春,唐太宗执意亲自远征高丽,他命房玄龄留守京师,委以重任,并对他说“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忧矣。”凡军粮器械,军伍行留,由玄龄“悉裁总之”3。唐太宗对房玄龄十分倚重,特命他“得以便宜行事,不复奏请”。当太宗离开京师不久,有人来到留台,声称有密告。玄龄问密告何人,那人回答说告房玄龄本人,他听说二话没讲,即命乘驿将告者递送太宗所在。太宗听说留守有表送告密人,马上料到是诬告房玄龄,不由怒气冲天,命左右执长刀而后接见他,问密告何人,回答说是房玄龄。果然不出太宗所料,立即喝令腰斩,并玺书告谕房玄龄,责备他不能自信,又再次重申“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由于房玄龄知人善任,唐太宗在选任官吏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贞观《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铁勒传》。

    2《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3《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九年。

    二十一年(47),太宗幸翠微宫时,曾擢任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这时房玄龄正留守京城。适遇一官吏从京师来翠微宫,太宗便问他房玄龄听说任李纬为尚书有何意见时,那人回答说“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2太宗听后,即将李纬改授洛州刺史。

    房玄龄事奉唐太宗小心谨慎,兢兢业业,但缺乏像魏徵那样面折廷诤的骨鲠品质,遇到太宗处事失误之处,不敢极言谏诤。贞观五年,(3),相州人李好德因患有疯癫病,言涉妖妄。大理丞张蕴古上言,说好德患病,不当判罪,太宗将宥免他。但蕴古却将此事秘密地告诉他,还与他博戏。此事被人弹奏。唐太宗一怒之下,将蕴古斩首于东市。事后,太宗又非常后悔,即批评房玄龄等人说“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今不问则不言,见事都不谏诤,何所辅弼?如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所司又不复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3批评了房玄龄不能直言规谏,以致使其处事出现了失误。

    贞观二十二年(48)七月,房玄龄留守京师,病情渐重。太宗将他召入玉华宫,坐肩舆进入殿内,直到御座侧才下,君臣相见涕泪不止。太宗特意将他留在宫内,每听说玄龄病情好转,则喜形于色;一听说病势加剧,则面容忧悴。

    唐太宗对房玄龄的尊宠使他感激万分,这使得他对唐太宗一再扬言东征高丽一事的过失再也不能缄默不言了。他对诸子说“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无事,唯东征未已,群臣莫敢谏,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责。”于是他拖着沉重的病体,上表劝谏。上表说“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决一重囚,必令三复五奏,进素膳,止音乐者,重人命也。今驱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使肝脑涂地,独不足愍乎!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诛之可也;侵扰百姓,灭之可也;他日能为中国患,除之可也。今无此三条而坐烦中国,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愿陛下许高丽自新,焚凌波之船,罢应募之众,自然华、夷庆赖,远肃迩安。臣旦夕入地,倘蒙录此哀鸣,死且不朽!”唐太宗看完上表,十分感动,对玄龄儿媳高阳公主说“彼病笃如此,尚能忧我国家。”房玄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唐太宗为便于探病,遂凿通苑墙,特开一门,频频派中使候问。在他生命垂危之际,太宗又亲临病榻,与玄龄握手话别,悲痛难忍,还诏令皇太子与他诀别,并当面将其子房遗爱擢为右卫中郎将,遗直为中散大夫。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房玄龄病卒,享年七十岁。为了深切悼念他,唐太宗特废朝三日,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曰文昭。为给房玄龄办理丧事,特赐绢布二千段,粟二千斛,并陪葬昭陵。

    房玄龄生前极力辅佐唐太宗治理军国大政,同时也善于料理家事。他早年服事父母以孝而闻名。父亲曾身染重病,卧病十旬,他尽心料理药品与膳食,百余天“未尝解衣交睫”。父死后,他悲痛万分,五天不食不饮。他事奉继母也是“恭谨过人”。母亲病了,每逢请的医人来到家门,他“必迎拜2《贞观政要》卷三。

    3《贞观政要》卷八。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垂泣”。在他守母丧期间,“尤甚柴毁”。唐太宗特命散骑常侍刘洎前去安慰,并赐与寝床、粥食、盐菜等物。房玄龄对其妻也以礼相待,恩爱很深。在他年轻时,病得将死,便对其妻托以后事说“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由于夫妻感情笃厚,其妻卢氏听了二话没说,哭泣着进入帷帐中,用刀自剜一目,以向玄龄表示誓无二心。玄龄病愈后,“礼之终身”2。

    房玄龄治家也有法度,尝告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凌人”,特意搜集古今圣贤家诫,书于屏风,令各取一具。并对他们说“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还说“袁家累叶忠节,是吾所尚,汝宜师之。”只是到了高宗时,次子遗爱所尚高阳公主疾恨遗直居嫡,遂与遗爱阴谋夺其封爵,事情败露后,遗爱被诛,公主赐自尽。遗直虽以父功特予宥免,也除名为庶人,把房玄龄辛苦经营的家业荡涤一空。

    房玄龄一生辅佐唐太宗安定天下,凡三十二年,他孜孜奉国,举贤任能,亲自主持制定了朝章国典,初创唐朝规模,权重而不专,位望崇隆而谦虚谨慎,与杜如晦一起被称为唐初贤相。

    《贞观政要》卷五。

    2《新唐书》卷二○五《房玄龄妻卢氏传》。

    第九章李靖第一节才识与胆气李靖(57—49),字药师,京兆府三原(今属陕西)人。出生于官宦之家,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李靖长得仪表魁伟,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从小就有“文武才略”,又颇有进取之心,曾对父亲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他的舅父韩擒虎是隋朝名将,每次与他谈论兵事,无不拍手称绝,并抚摩着他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2李靖先任长安县功曹,后历任殿内直长、驾部员外郎。他的官职虽然卑微,但其才干却闻名于隋朝公卿之中,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左仆射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卿终当坐此!”3大业(05—7)末年,李靖任马邑郡(治今山西朔县东)丞。这时,反隋暴政的农民斗争已风起云涌,河北窦建德,河南翟让、李密,江淮杜伏威、辅公祏等领导的三支主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隋皇朝的腐朽统治。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也暗中招兵买马,伺机而动。李靖察觉了他的这一动机,遂“自锁上变”,将往江都,以告发此事。但当到了京城长安时,关中已经大乱,因道路阻塞而未能成行。不久,李渊于太原起兵,并迅速攻占了长安,俘获了李靖。李靖满腹经纶,壮志未酬,在临刑将要被斩时,大声疾呼“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李渊欣赏他的言谈举动,李世民爱慕他的才识和胆气,因而获释。不久,被李世民召入幕府,充做三卫。武德元年(8)五月,李渊建唐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为了平定割据势力,李靖随从秦王东进,平定在洛阳称帝的王世充,以军功授任开府。从此,李靖开始崭露头角。

    《旧唐书·李靖传》云“本名药师”,按《新唐书》本传、《宰相世系表》、《金石萃编》卷五一李靖碑皆作“字药师”,今从《新唐书》传、表及碑。

    2《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3《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二节平定江南当进击王世充的战役打响不久,盘踞在江陵(今属湖北)的后梁萧铣政权派舟师溯江而上,企图攻取唐朝峡州(今湖北宜昌)、巴、蜀等地,被峡州刺史许绍击退,遂退守安蜀城及荆门城。为了削平后梁萧铣这一割据势力,唐高祖李渊调李靖赴夔州(今四川奉节)安辑萧铣。

    李靖奉命,率数骑赴任,在途经金州(今陕西安康)时,适遇蛮人邓世洛率数万人屯居山谷间,庐江王李瑗进讨,接连败北。李靖为庐江王出谋划策,一举击败了蛮兵,俘虏甚多。于是顺利通过金州,抵达峡州。这时,由于萧铣控制着险塞,再次受阻,迟迟不能前进。李渊却误以为他逗留不前,贻误军机,秘密诏令许绍将他处死。许绍爱惜他的才干,为他请命,才免于一死。

    不久,开州蛮人首领冉肇则叛唐,率众进犯夔州,赵郡王李孝恭率唐军出战失利,李靖则率八百士卒袭击其营垒,大破蛮兵。后又在险要处布下伏兵,一战而杀死肇则,俘获五千多人。当捷报传到京师时,唐高祖高兴地对公卿说“朕闻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展其效。”立即颁下玺书,慰劳李靖说“卿竭诚尽力,功效特彰。远览至诚,极以嘉赏,勿忧富贵也。”李靖的精诚至忠博得了李渊的信用,改变了对他的成见,并亲笔写敕与李靖说“既往不咎,旧事我久忘之矣。”

    武德四年(2)正月,李靖鉴于敌我双方的情势,上陈了攻灭萧铣的十策,得到了唐高祖的重视,二月即任命李孝恭为夔州总管,擢任李靖为行军总管,兼任孝恭行军长史。高祖又以为孝恭不太精通军旅之事,“三军之任,一以委靖”。李靖实际上已成为三军统帅。

    李靖组织人力和物力大造舟舰,组织士卒练习水战,做好下江陵的准备。同时,他见巴、蜀之地归附唐皇朝不久,各部族还不太稳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他劝说李孝恭把各部族酋长子弟都召集到夔州,根据才能的优劣分别授以官职,安置在左右,“外示引擢,实以为质”。这对于稳固巴、蜀政局起了积极的作用。

    这年九月,唐高祖诏令调发巴、蜀兵士,集结于夔州,并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荆湘道行军总管,李靖兼行军长史,统辖十二总管,自夔州顺流东进;又任命庐江王李瑗为荆郢道行军元帅,出襄州道,为北路军;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为南路军;黄州总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为东路军。四路大军分头并进,一齐杀向江陵,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军事攻势。

    这时,适值秋天雨季,江水暴涨,流经三峡的涛涛江水咆哮狂奔而下,响声震撼着峡谷。萧铣满以为水势汹涌,三峡路险难行,唐军不能东下,遂休养士兵,不加防备。唐将也大都望而生畏,请求待洪水退后再进兵。李靖以他那超人的胆识和谋略,力排众议,说“兵贵神速,机不可失。今兵始集,铣尚未知,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城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纵彼知我,仓卒征兵,无以应敌,此必成擒也。”孝恭依从其议,遂率战舰二千余艘,沿着三峡,冲破惊涛骇浪,顺流东进。由于萧铣毫无防备,唐军连破荆门、宜都二镇,并乘胜前进,十月即抵夷陵城(湖北宜昌)下。这时,萧铣的骁将文士弘率数万精兵驻守在附近的清江。李孝恭大兵一《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四年。

    到,即想进击。李靖劝告他说“士弘,铣之健将,士卒骁勇,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是救败之师,恐不可当也,宜且泊南岸,勿与争锋,待其气衰,然后奋击,破之必矣。”李靖的避其兵锋,挫其锐气,然后一战可擒的战术是很正确的,但李孝恭由于连战告捷,错误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听从他的劝告,遂命李靖留守军营,自己率兵出战。果然不出李靖所料,双方一交战,孝恭军大败,即逃奔南岸,损失很大。文士弘获胜以后,即纵兵四出抢掠,兵士肩扛手提,多有收获。李靖见敌军队伍大乱,遂不失时机,迅即指挥唐军出战。文士弘军队一时难以收拢,措手不及,结果被唐军打得落花流水,被杀及溺水而死者将近一万人,获得舟舰四百余艘。攻下夷陵之后,李靖又马不停蹄,率轻骑五千为先锋,直奔后梁都城江陵,李孝恭率大军继后。李靖首先攻克江陵外城,接着又占领水城,缴获了大批舟舰,却让孝恭全部散弃江中,顺流漂下。诸将对此做法都困惑不解,认为缴获敌船,正好充当军舰,为何却遗弃江中,以资敌用?李靖胸有成竹地说“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军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觇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2李靖的疑兵之计果然奏效,长江下游的萧铣援兵见江中到处都是遗弃散落的舟舰,以为江陵已破,都疑惧不前。交州刺史丘和、长史高士廉等将赴江陵朝见,在行进途中听说萧铣已败,便都到孝恭营中投降。

    唐军把江陵围得水泄不通。萧铣见内外隔绝,外无援兵,城内又难以,走投无路,遂开门投降唐军。李靖率军进入城内,号令严肃,秋毫无犯。这时,诸将都以为萧铣将帅抗拒官军,罪大恶极,建议籍没其家财产,用以犒赏官军将士。李靖立即出面劝止,晓以大义,说“王者之兵,吊人而取有罪,彼其胁驱以来,藉以拒师,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宽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坚城剧屯,驱之死守,非计之善也”3。李靖高瞻远瞩,宽宏大度,不贪财宝,确比诸将更高一筹。他这一做法颇得人心,由是江、汉纷纷望风归降。萧铣投降几天之后,有十几万援军相继赶到,听说萧铣已经投降,唐朝的政策宽大,也都放下兵器不战而降。李靖佐助李孝恭出师,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即消灭了江南最大的割据势力后梁,战功卓著,唐高祖诏封他为上柱国、永康县公,赐物二千五百段。攻取江陵的战斗历程,表现出了李靖杰出的军事才干,他进一步得到了唐高祖的倚重。战事刚一结束,即擢任为检校荆州刺史,命他安抚岭南诸州,并特许承制拜授。这年十一月,李靖越过南岭,到达桂州(今属广西),派人分道招抚,所到之处,皆望风归降。大首领冯盎、李光度、宁真长皆派遣子弟求见,表示归顺,李靖承制都授以官爵。于是连下九十六州,所得民户六十余万。自此,“岭南悉平”。高祖下诏劳勉,授任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李靖以为南方偏僻之地,距朝廷遥远,隋末大乱以来,未受朝廷恩惠,若“不遵以礼乐,兼示兵威,无以变其风俗”,遂率其所部兵马从《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2《资治通鉴》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3《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资治通鉴》卷一八九,高祖武德四年。

    桂州出发南巡,所经之处,李靖亲自“存抚耆老,问其疾苦”,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于是“远近悦服”2,社会安定。

    武德六年(23)七月,原投降唐皇朝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杜伏威、辅公祏二人不和,辅公祏乘杜伏威入朝之际,窃据丹阳(今江苏南京),举兵反唐。高祖命李孝恭为帅,李靖为副帅,率李勣等七总管东下讨伐。辅公祏派大将冯惠亮率三万水师驻守当涂(今安徽当涂),陈正道率二万步骑驻守青林,从梁山用铁索横亘长江,以阻断水路。并筑造建月城,绵延十余里,以为犄角之势。孝恭召集诸将议军事,大都认为,公祏劲兵连栅,固守不战。若直取丹阳,捣毁其巢窠,惠亮则不战自降。李靖透辟地分析了敌方形势,认为公祏留守的也是精锐部队,他们极力坚守,“若我师至丹阳,停留旬月,进则公祏未平,退则惠亮为患,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惠亮、正道虽然据城持重,“今若攻其城,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唯在此举”。孝恭依从其计。李靖遂率黄君汉等水陆并进,经过浴血奋战,杀伤敌军万余人。冯惠亮招架不住,落荒而逃。接着李靖又乘胜而进,率轻兵直抵丹阳城下,公祏惊恐不安,兵虽众多,但人无战心,不得不弃城出逃,后被活捉,于是“江南悉平”。

    李靖运筹帷幄,判断准确,很快地平定了辅公祏的反叛。高祖为了嘉奖他的军功,赐物千段,并赐奴婢一百口,良马一百匹。设立东南道行台,授任他为行台兵部尚书。高祖十分钦佩他的军事才干,极口赞叹说“靖乃铣、公祏之膏肓也,古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何以加!”2《册府元龟》卷三九七《将帅部》。

    《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三节北灭突厥江南的局势安定以后,北方的形势又一时紧张起来。隋末唐初,东突厥势力强大,李渊太原起兵时,曾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以换取北方的相对安定。唐皇朝建立后,突厥一方面薛举、刘武周等割据势力,与唐皇朝分庭抗礼;另一方面,又自恃兵强马壮,不断举兵南下侵扰。在平定江南中功勋卓著的李靖又被调到北方,以反击突厥。

    武德八年(25)八月,突厥颉利可汗率十余万人越过石岭,大举进犯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唐高祖马上命李靖为行军总管,统率一万多江淮兵驻守太谷,与并州总管任瑰等迎击敌人。由于突厥来势凶猛,诸军迎战多失利,任瑰全军覆没,唯李靖军得以保全。不久,又调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以抗击东突厥。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即位不几天,突厥颉利可汗乘唐朝皇帝更替之机,遂率十几万精锐骑兵再次进犯泾州(今甘肃泾川西北),并长驱直入,兵临渭水便桥之北,不断派精骑挑战,还派其心腹执失思力入朝,以观察虚实。当时征调的诸州军马尚未赶到,长安市民能拿兵器打仗者也不过几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此种情况下,太宗曾冒险亲临渭水桥,与颉利可汗结盟,突厥才退兵。事后,太宗擢任李靖为刑部尚书,不久转任兵部尚书。因他作战屡建功绩,赐实封四百户。

    此后不久,东突厥国内发生了变乱,所属薛延陀、回纥、拔野古诸部相继叛离,又恰遇暴风雪,羊马死亡甚多,因而发生了饥荒,族人纷纷离散。贞观三年(29)八月,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出击东突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张公瑾为副,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又任命并州都督李勣、华州刺史柴绍、灵州大都督薛万徹等为各道总管,统率十几万军队,分道出击突厥。

    贞观四年正月,朔风凛冽,李靖率领三千精锐骑兵,冒着严寒,从马邑(今山西朔县)出发,向恶阳岭挺进。颉利可汗万万没有想到唐军会突如其来,兵将相顾,无不大惊失色。他们判定如果唐兵不倾国而来,李靖决不会孤军深入,于是“一日数惊”。李靖探知这一消息,密令间谍离间其心腹,其亲信康苏密前来投降。李靖迅即进击定襄,在夜幕掩护下,一举攻入城内,俘获了隋齐王杨暕之子杨正道及原炀帝萧皇后,颉利可汗仓皇逃往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西南)。李靖因军功进封代国公,赐物六百段及名马、宝器等。太宗高兴地对大臣说“李陵以步卒五千绝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书竹帛。靖以骑三千,喋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在李靖胜利进军的同时,李勣也率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与突厥军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北)遭遇。唐军奋力冲杀,把突厥军打得溃不成军。颉利可汗一败再败,损失惨重,遂退守铁山,收集残兵败将,只剩下几万人马了。

    颉利可汗处于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派执失思力入朝请罪,请求内附,并表示愿意入朝。其实,他内心尚犹豫未决,意欲赢得时间,以苟延残喘,俟草青马肥之时,逃到大漠以北,以卷土重来。

    唐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等前去安抚,又诏命李靖率兵迎颉利可汗入朝。

    《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李靖率兵抵达白道,与李勣谋议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度碛北,保依九姓,道路且远,追之难及。今诏使在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之,不战可擒矣。”2商议已定,遂率军连夜出发,李勣继后而进。

    李靖率军进至阴山,遇到突厥斥候千余帐,一战而全部俘获,命与唐军同行。这时,颉利可汗见到唐使臣,放松了戒备。李靖前锋苏定方率领的两百余骑又乘着大雾,悄然疾行,直到距牙帐七里远的地方才被发觉。如同惊弓之鸟的颉利可汗慌忙骑马逃走,突厥军也四散而逃。李靖大军随之赶到,杀敌一万余人,俘虏十几万,缴获牛羊数十万只(头),并杀死隋义成公主。颉利可汗率万余人想北过大漠,在碛口受李勣所阻,不能北逃,其大酋长皆率众投降。不久,颉利可汗被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擒获,并送到京师。东突厥从此宣告灭亡了。

    自隋朝以来,突厥是西北的强国。李靖等灭了东突厥,不仅解除了唐朝西北边境的祸患,而且也洗刷了唐高祖与太宗向突厥屈尊的耻辱。因此,唐太宗颇有感慨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来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耻其雪乎!”太上皇李渊也欣喜万分,他把太宗、贵臣十几人,还有诸王、王妃、公主等召至凌烟阁,设宴庆祝。他一时兴起,还亲自弹起了琵琶,太宗起舞,大臣们也接连起身举杯祝贺,一直延续到深夜。

    李靖虽在战场上勇猛善战,叱咤风云,但却性情沉厚。事后御史大夫萧瑀妄加劾奏李靖治军无方,在袭破颉利可汗牙帐时,一些珍宝文物,都被兵士抢掠一空,请求司法部门予以审查。太宗虽一时不明缘由,特赦不得审查。在李靖入见时,唐太宗仍严加责备,李靖却不加辩白,只是顿首谢罪。太宗以其功劳大,加授左光禄大夫,赐绢一千匹,加实封户,通前为五百户。后来,唐太宗知道李靖受了诬告,又赐绢二千匹,并由兵部尚书晋升为右仆射,成为宰辅。在宰相议政时,又“恂恂似不能言”。

    2《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贞观政要》卷二。

    《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第四节西击吐谷浑李靖在青少年时曾锐意进取,然而一旦富贵在身,又深惧盈满,能知足而退。到了贞观八年(34)十月,担任宰相职务刚满四年的李靖即以足疾辞任,而且言辞恳切。唐太宗明白他的心意,并十分欣赏他的这一举动,派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转告他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贤智,莫相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特颁下诏书,加授特进,赐物千段,尚乘马两匹。如足疾稍好一些,每二三天可到中书、门下平章政事。不久,又特赐李靖一条灵寿杖,以帮助他疗养足疾。

    可此事还未过两个月,就发生了吐谷浑进犯凉州的事件,朝廷决定兴兵反击。在任命统帅时,唐太宗自然想到了足智多谋、威名震撼边庭的李靖,认为他是最为合适的人选,可惜足疾未愈。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将军一听到朝廷将远征吐谷浑的消息,顿时精神抖擞,他顾不上足疾与年事已高,主动去求见宰相房玄龄,请求挂帅,亲自远征。唐太宗大喜过望,这年十二月,即任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又分别任命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右卫将军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五人为各道行军总管,统由李靖指挥。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吐谷浑的战争序幕拉开了。

    李靖奉命赴任之时,正值寒冬腊月季节。他一路踏着冰雪,风餐露宿,备尝艰辛。翌年闰四月,唐军在库山(在今青海天峻)与吐谷浑交战,李道宗部大败吐谷浑,唐军首战告捷。

    狡诈的吐谷浑可汗伏允一面往西败退,一面令人把野草烧光,以断绝唐军马草。干草已被烧光,春草尚未萌生,诸将大都认为战马瘦弱,不可长途追击。侯君集认为吐谷浑已“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如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决定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于是兵分两路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等从北道,侯君集、李道宗从南道,两路大军一齐进发。

    李靖亲自率领的北路军进展顺利。不几天,其部将薛孤儿于曼头山(今属青海)击败吐谷浑军,杀其名王,用缴获的大批牛羊充作军食。接着李靖的主力军也先后于牛心堆、赤水源两次大败吐谷浑军。侯君集、李道宗所率南路军进展也很迅速,他们深入荒漠二千余里。这里荒无人烟,温差变化大,有时酷热难忍,有时寒冷得令人颤栗。有时无水,他们只能刺马饮血解渴。唐军克服了种种困难,长途奔袭,到了五月,终于在乌海(今青海兴海)追上了伏允可汗,又大败其军,俘获了其名王。薛万均等于赤海也打败了吐谷浑的天柱王军。

    李靖都督各军继续进击,又连战告捷。李大亮军于蜀浑山击败吐谷浑军,获其名王二十人。部将执失思力也在居茹川击败吐谷浑军。唐军乘胜进军,经过积石山河源,一直打到吐谷浑西陲且末(今新疆且末)。部将契苾何力追击伏允可汗,破其牙帐,杀数千人,缴获牛羊二十多万头(只),并俘虏了其妻子。

    伏允可汗率一千多骑兵逃到碛中,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部下纷纷离《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太宗贞观九年。

    散。不久,伏允可汗为部下所杀。其长子大宁王慕容顺杀死天柱王,率众降唐。李靖率军经过了两个月的浴血奋战,平定了吐谷浑,并向京师告捷。唐朝为了控制吐谷浑旧境,封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并留下李大亮协助防守。

    在进击吐谷浑时,利州刺史高甑生任盐泽道总管,未按期到达,贻误了军机,受到李靖的责备,他心怀不满。战事结束后,即串通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令调查此事,弄清事实真象,判定高甑生以诬罔罪减死,流放边疆。从此,李靖“乃阖门自守,杜绝宾客,虽亲戚不得妄进”。

    不久,李靖以功进封卫国公。贞观十七年(43),又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像于凌烟阁,尊奉为功臣,并进位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亲自征伐高丽,把李靖召入阁内,对他说“公南平吴,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浑,唯高丽未服,亦有意乎?”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将虽染病在身,仍表示愿意从行,对太宗说“往凭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虽衰,陛下诚不弃,病且瘳矣。”太宗见他实在年老体衰,未同意他远征。

    李靖虽未从征高丽,但对前线的战事颇为关注。唐太宗进至驻跸山(今辽宁辽阳南)时,高丽兵倾国出动,内部空虚,李道宗曾请求率精兵五千,奇袭平壤,太宗未答应。事后回京,太宗询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蕞尔之夷,何也?”素以出奇制胜的李靖以为太宗未能听从李道宗的计谋,便说“此道宗所解。”太宗询问李道宗,他说明了当时的建议未被采纳,太宗听后怅然说“当时忽遽不忆也。”李靖明察事件,善于见微而知著。唐太宗要他教给侯君集兵法,后来侯君集上奏太宗,说李靖将反,因为每到精微之处,李靖则不教授。太宗听后责备李靖,李靖却回答说“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尽臣之术者,是将有异志焉。”此时,君集尚未有任何反迹,太宗似不相信。一次,朝后回尚书省,君集骑马越过省门数步尚未发觉。李靖见到这种情况,便对人说“君集意不在人,必将反矣。”2至贞观十七年四月,侯君集果然与太子承乾谋反,事情败露后被杀,证明了李靖的预见准确无误。

    《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唐语林》卷五。

    2《大唐新语》卷七。

    第五节杰出的军事家在李靖的戎马生涯中,他指挥了几次大的战役,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不仅因为他勇敢善战,更因为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思想与理论。他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3卷,《阴符机》卷,《玉帐经》卷,《霸国箴》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卷,《韬钤总要》3卷,《卫国公手记》卷,《兵钤新书》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今传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系宋人所撰,盗用李靖之名,不足为据。但从散见于杜佑《通典·兵典》及《太平御览·兵部》中的《卫公兵法》,犹能管中窥豹,有关李靖的治军、行军作战、扎营斥候等都有所记载。

    李靖严于治军,赏罚分明,不避亲疏与仇雠,以惩恶劝善,激励将士。

    《卫公兵法》说“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他欣赏诸葛亮斩马谡的军法严明,又称道曹操因违犯军纪而割发示众。为了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李靖申明了二十四条法令如漏泄军事斩之,背军逃走斩之,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并与其往还言议者斩之,吏士所经历侵略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人入营斩之,吏士破敌滥行戮杀、发冢焚庐、践稼穑、伐树木者斩之。2这样,就能造就出一支战斗力强、军纪严明、深得民心的军队。

    在对敌作战方面,李靖特别主张善于因势利导。《卫公兵法》说“凡事有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他认为“如我方士卒已齐,号令已行,奇正已设,布阵已定,誓众已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已震,风势已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他还比喻说,面对张牙舞爪的猛虎,头有利角的凶兕,自己手无寸铁,身无蔽护,却要与之搏斗,势不可能,其道理也是非常明白的。他总结出“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如果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励青云,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如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道如“龙蛇盘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所谓地势也”。如果因敌怠慢,劳役饥渴,“风波惊忧,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后营未济,此所谓因势也。”善于因势利导,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

    在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时代,李靖认为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是至关重要的。《卫公兵法》说“《军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利为宝,不其然矣’。”他指出,要根据双方的地利条件,及时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比如彼此都具有有利的地形,这时就要采取“让而设伏,趋其所爰而傍袭之”的战术;如彼此地形都不利,则采用“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击之”的战术;如在平旷的地方,适用骑兵冲杀,则要“率参见蓝永蔚《李靖问对伪辩》,《安徽大学学报》979年第期。2《通典》卷一四九《兵典》二。

    《通典》卷一五八《兵典》一一。

    骑而与阵”;在地势险隘之处,则适于步兵作战。他还指出几点指挥者禁忌的地方在阴暗的沼泽之地,“沮洳幽秽、垣埳沟渎,此车之害地也”。在有进无出之地,“大阜深谷,洿泥堑泽,此骑之败地也”。他善于利用地物,在“深林盛薄”之地,可以使用矛铤杀敌;在“芦苇深草”之地,则必用风火。他总结说“凡战之道,以地为主,虚实为佐,变化为辅,不可专守险以求胜地也。仍须节之以金鼓,变之以权宜,用逸待劳,掩尽为疾,不明地利,其败不旋踵矣。”2李靖认为,为了战胜敌人,使用反间计,促使对方相互猜忌,上下离心离德,这是瓦解敌人,战而胜之的策略。《卫公兵法》说“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于天地,在乎因人而成之。历观古人用间,其妙非一也。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他还进而指出了行使反间计的方法“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伺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人之使,矫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要更好地使用反间计,达到预期的目的,“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可行焉”。李靖还进一步指出,在我方使用反间计的时候,还要提高警惕,严防自己中敌人的反间计。他说“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己,己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于心,参会于事,则不失矣。”这样才能万无一失。如果只考虑用反间计,却不提防对方也会使用反间计,以离间我方,就可能出现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危险了。

    《卫公兵法》还列举了将帅不善于统兵作战的十大失败因素“军中有贤能而不能用者败;上下不相亲而各谈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兵士多怨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之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阨者败;劳逸无别,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候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于险道,而不知深沟绝间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之所以会导致这十败,是因指挥者不善于用人抚士,不知己知彼,不懂地理,不懂阵法等所造成的。因此他结论说“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李靖对下营安寨及斥候也有一套理论。《卫公兵法》说在平原广袤、无险可守之地扎营,要作方营,即把军队分为七军,“中军在中央,六军总管在四畔,象六出花。”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必须放哨警戒,安排好斥候,哨兵“须择勇敢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向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哨兵必须精明强干,见微而知著,“见水迹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驱驰也”2。

    贞观二十三年(49),李靖病情恶化,唐太宗亲临病榻慰问。他见李靖病危,涕泪俱下,十分难过地对李靖说“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3这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逝去。享年七十九岁。唐太宗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坟墓如同卫青、霍去病故事,筑坟形如同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积石二山《太平御览》卷二九三。

    《太平御览》卷三二三。

    2《通典》卷一五七《兵典》十二。

    3《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

    形状,“以旌殊绩”4。

    李靖军功卓越。上元元年(70),唐肃宗把李靖列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庙。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为唐朝的统一与巩固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太宗曾给予高度评价“尚书仆射代国公靖,器识恢宏,风度冲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运始,效绩边隅,南定荆扬,北清沙塞,皇威远畅,功业有成。”5同时,他治军、作战又积累了一套成功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军事思想和理论。

    4《贞观政要》卷二。

    5《加李靖特进制》,《全唐文》卷四。

    第十章弃宗弄赞文成公主弃宗弄赞(7—50),又号为松赞干布,是我国古代吐蕃王国第三十二世赞普。在他一生中,承继父祖基业,稳定内部,巩固王权,创建统一的吐蕃王国,并发展经济,对沟通汉藏文化友好关系,有过重大贡献,是我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

    第一节吐蕃的兴起吐蕃王国是羌族的一支(今藏族)所建。羌族是居住在中国西部的古老游牧民族,所居地是以西海(今青海)为中心,向四方伸展。早在战国初期,其中氂牛部率众向南迁徙,居留在越巂(今四川西昌)一带,称为越巂羌。这些部落迁徙无常,以后进入西藏。到公元五世纪,在西藏高原散布许多羌族部落,其中以氂牛部势力最强,分为六个兄弟部落。酋豪弃聂弃自称为天神之子,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的雅隆河谷(在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琼结一带),成为六氂牛部的王。后来弃聂弃自立一部,降服其余六部,六部酋长被称为父王六臣,另外有三个通婚部落,称为母后三臣。这时羌族部落已处于氏族社会末期,部落中已有等级分化,有立君长的需要,弃聂弃被称为赞普,意为雄强的丈夫。以后其子孙世袭赞普称号。到第七代支弓赞普时,发生内乱,赞普被他臣下罗阿木所杀。以后其子集结同族消灭了罗阿木势力,被拥为赞普,即第八世布岱巩甲赞普。这时吐蕃居住在琼巴地方。吐蕃人已会冶炼银、铜、铁,制造犁具,引水灌溉,从事农耕。到了第十五世赞普提肖烈时,建立琼巴堡寨(今西藏山南琼结,汉文史籍称为疋播城,跋布川)。到十七世赞普时,出现了政权机构,在政权机构中,设置大论2辅助赞普统理国事。吐著从二十六代赞普弃脱赞(又称为瘕悉董摩)起,才有赞普世系的记载。到第三十世赞普达布聂西(又称讵素若)时,吐蕃开始强盛,“侵伐不息,土宇渐广”,经济文化逐渐发展,统一邻近各部,初步形成为国家。

    在公元六世纪,西藏高原上,小邦林立,堡寨遍布,由于奴隶制的发展,各邦贵族间相互攻伐,强者兼并弱者。在互相争夺中,吐蕃、苏毗以及西部的羊同,先后发展成为西藏高原上三个最强的国家。尤其苏毗,北接于阗,东邻多弥(居住在青海通天河一带的部落),南至吐蕃,统辖着雅鲁藏布江以北直至昆仑山脉广大地区的吉曲河(今拉萨河)流域,比吐蕃更为强盛。苏毗有两个都城,女王达甲瓦,驻于年卡宁波(今西藏日喀则一带),小女王弃邦孙,驻在儒那堡寨(今拉萨)。苏毗发生内乱,贵族年纪颂纳波杀死女王,立弃邦孙为国王,吞并了达甲瓦的领地,引起一些贵族的不服,以綝·臧古和巴·鱼泽布为首的贵族,暗中与吐蕃赞普达布聂西勾结,先遣使通款输诚,然后又潜至疋播城和吐蕃赞普达布聂西共立盟誓,密谋叛变,共同反对苏毗。

    大约在9年,达布聂西病死,论赞弄囊继为赞普,綝·臧古、巴·鱼泽布等苏毗贵族再和他订立盟约。大约在20年,经过一番准备,论赞弄囊便亲率精兵万人渡过雅鲁藏布江进攻苏毗,在苏毗贵族的内应下,很快攻下儒那堡塞,杀了弃邦孙和权臣念氏,苏毗王子逃往西突厥,占有了苏毗的领土和吉曲河流域的一些地方。论赞弄囊发布命令,把吉曲河流域原名岩波,《新唐书》卷二一六上《吐蕃传》上云“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故号君长曰赞普。”2吐蕃王廷的宰相称为大论,副相称为小论,唐人译为宰相平章国事。

    改名为彭域。原苏毗贵族和当地庶民向他进上赞普尊号,称颂他“政比天高,盔比山坚”,号为朗日论赞。论赞弄囊也按功行赏,把原来苏毗贵族所占城堡、土地和奴隶封赐给綝·臧古、巴·鱼泽布、农·仲波、哲蚌·纳生,这四个原苏毗的大贵族,由于助吐蕃有功,都成为吐蕃的新贵族,吐蕃赞普的重要大臣。苏毗领主琼波·邦色也杀了藏博小邦主马尔门,率藏博二万户归附吐蕃,论赞弄囊即将二万户赐给邦色,以后达波贵族叛乱,企图脱离吐蕃,论赞弄囊领兵平定了叛乱,并征服达波全境,从此西藏高原主要地区都为吐蕃所有。

    第二节弃宗弄赞的少年时代弃宗弄赞是朗日论赞的独生子,在公元7年他出生于吐蕃旧都亚隆札对园的降巴木决岭王宫。他父亲朗日论赞是吐蕃的赞普,母名萨颓格姆。藏族传说他从小聪慧,沉毅,多才多艺,故其臣僚奉以尊号松赞干布。一些史书记载也都称赞他“为人慷慨才雄”,“骁武绝人”,“多英略”,“通达工艺、历算、武技”,是一个聪明而有才干的英雄。弃宗弄赞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这是与他的家庭和所受的熏陶、教育分不开的。他是朗日论赞的独生子,吐蕃赞普的合法继承者,家庭和吐蕃臣民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幸福和发展。从幼年起他就在骑射、击剑、武术等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十岁以后已经成为武艺超群的勇士。在文化修养方面,他能背诵赞普的世系,十分熟悉历史英雄传说。他喜欢吐蕃民歌,长于诗歌创作,常常在宴会上即兴赋诗,他的作品是现在流传的吐蕃文学作品中最早的。

    朗日论赞十分关心对弃宗弄赞在品德方面的培养。为他选择的朋友,都是道德品质好、行为端正、诚实谨慎的人,如吐蕃著名的大相尚囊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经常一同骑射、游猎、唱歌、跳舞,也喜欢做陆博、围棋等游戏。弃宗弄赞虽是王子,他对待朋友都是推心置腹,以诚相见,性格豪爽而无骄贵习气,因而深得人心。

    弃宗弄赞出生以后,就过着宫廷豪华优越的生活。当时的琼巴,不仅是政治中心,经济也十分繁荣,商贾云集,远方的食盐、布帛、以及松耳石、珠翠等装饰品,珍奇的物品,也都运到这里,王宫的仓库中收储着各类珍宝和特产,供给王室的需要,弃宗弄赞就是在这种物质条件下度过他的童年。弃宗弄赞是在吐蕃势力蒸蒸日上的年代成长起来的,所以从幼年起就立志光大祖先的事业,把吐蕃蓬勃发展的形势推向前进,对于未来充满信心。第三节嗣位和平叛朗日论赞征服苏毗,平定达波以后,西藏高原得到统一,吐蕃王朝一时出现了升平的景象。但是在这和平的景象中却蕴藏着危机。

    朗日论赞依靠綝·臧古、巴·鱼泽布、农·仲波等原苏毗贵族的力量兼并了吉曲河流域等地,赐给他们领地和奴隶,使他们成为效忠于自己的新贵族,凡事都与他们商议,并且任命綝·臧古的儿子尚囊为大论。这样新贵族的地位就超越了旧贵族,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王权因此大为增强。朗日论赞的重用新臣,却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引起吐蕃旧臣(主要是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的不满,因为他们不仅没有在征服苏毗过程中分享到一土一民,而且原有的地位反而降低,因之心怀怨恨,阴谋叛乱。公元29年的一天,朗日论赞吃了有毒食品突然死去。父王“六臣”和母后“三臣”等贵族一起举兵进行叛乱,达波、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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