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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工布、娘波等地区都被叛乱者所据，吐蕃西部的羊同、敌国苏毗也与旧贵族内外呼应，苏毗王子回到藏博乘机进行“复国”活动，他们与苏毗旧贵族结合，起兵驱逐琼波·邦色的官吏和驻军，发兵攻打吐蕃，新建的吐蕃王国面临新的危机。
这时，弃宗弄赞年仅十二岁，在这突如其来的危机时刻，在他叔父论科耳和宰相尚囊等亲信的大臣拥戴下，登上赞普宝座。他一方面坚守山南琼结、泽当一带，一方面追查阴谋毒害他父亲的人，经过一番追查，查出为首的几个人，消灭了许多旧贵族，并消灭了在宫廷内网游之云舞天下燃文部的敌对势力，局势很快就稳定下来。旧贵族力量逐渐削弱，羊同的进攻也被在年楚河地区的娘氏力量所抵制。
松赞干布在局势稳定以后，便亲自渡过雅鲁藏布江到吉曲河谷地区进行巡视，受到逻些贵族和庶民的欢迎和拥戴。彭域地区人们向他进献贡品，并表示对他效忠，北方地区得到巩固。弃宗弄赞见到他的人很广泛，对重新统一吐蕃增强了信心。有些大贵族看到弃宗弄赞年幼，表现十分自负，弃宗弄赞为了招集和训练士卒，与他们曲意周旋。他作为王子的骄贵任情，受到压抑，性格变成沉默寡言，少年老成，更符合“松赞干布”的尊号。藏语“松赞”是端庄尊严的意思，“干布”是深邃沉宏之意。松赞干布在此结托中小贵族，深入民间，问民疾苦，厚赏士卒，经过三年，军队十分精锐，大约在32年，开始出兵平定叛乱。在人心归服，将士用命的情况下，很快平定了叛乱，攻占了叛乱者所占地方，旧贵族兵败投降。这样，松赞干布把他们所占有的土地、民众和军队完全收归赞普统辖之下，吐蕃的统一又得到恢复。旧贵族受到严重打击，他们丧失了原有的特权。
第四节迁都逻些，统一西藏弃宗弄赞平定叛乱以后，便产生了迁都的想法。他北巡彭域时，曾到逻些地区，这里的险要地理形势，秀美的原野，雄峙的布达拉山，令他十分喜爱。在他平叛之前，曾在这里招集士卒，训练军队，与这里的部落首领及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得到他们的拥戴，他平定叛乱的武力，都是这里的部落成员，如果想控制着这支兵力，就不能远离这个地区。山南的琼结、泽当一带，虽然是吐蕃的发祥地，那里有祖先的坟墓，但由于朗日论赞的被害，他始终对那里的旧贵族心存疑虑。与小而窄的雅隆河谷相比，吉曲河谷地域更为广阔，逻些（今西藏拉萨）地处吉曲河下游，是彭域的中心，曾是苏毗的根据地，具有西藏高原政治中心的地位。逻些北有念青唐古拉山作屏障，东连娘波、工布等地，西邻羊同，南依雅隆河谷，位置适中。迁都逻些，更有利于防御北面的苏毗和西方的羊同。由于以上各种考虑，在平定叛乱后，弃宗弄赞和大相尚囊等人相度形势，决定迁都到逻些。
33年，适应形势，弃宗弄赞把都城从山南琼结，迁到逻些。随着都城的迁徙，许多依山而居的部落也纷纷迁到平原中居住，更多的人从事农耕，过去的游牧也改变为定居放牧，促进生产的发展。迁都逻些，使吐蕃真正据有西藏高原心腹地区，可以居中控制四方，为吐蕃的发展与强盛提供了有利条件。迁都以后，平原出现了大片农田，牛羊遍野，马匹肥壮。
吐蕃国力日益强盛，弃宗弄赞开始他统一西藏高原的计划。当时吐蕃北面的诸羌中，最大的是苏毗，平叛以后，虽然苏毗的进攻被遏止，但其威胁仍然存在。所以弃宗弄赞决定派具有政治和军事才能的宰相尚囊出征苏毗。尚囊在打败苏毗的抵抗后，采取招抚的办法，宣传松赞干布接纳归附者的政策，对苏毗庶民与吐蕃本部民户一样对待，使之安居乐业；允许苏毗贵族保留自己领地，按规定缴纳贡赋，所以很快就招降了苏毗各部，从此吐蕃的国土扩展到青海南部。收复苏毗后，东部的多弥、白兰、党项等部也相继臣服。在吐蕃西南，和田之南有羊同（又称象雄），朗日论赞时，曾与吐蕃联姻。平叛以后，弃宗弄赞亲自征讨羊同，羊同因而再次臣服吐蕃。弃宗弄赞将妹妹赛玛噶嫁给羊同王为妃，对他进行笼络。公元38年，弃宗弄赞攻打吐谷浑进兵唐边境时，羊同也出兵随征，也曾与吐蕃使臣朝见唐太宗。但羊同王不甘心役属于吐蕃，对征调财物深为怨恨，屡次进行反吐蕃活动并发生军事冲突。羊同王对赛玛噶疏远，宠爱原有王妃，赛玛噶也决意消灭羊同王。公元44年，弃宗弄赞发兵攻入羊同，杀了羊同王，羊同部众都归附吐蕃，收为编民。这样，弃宗弄赞完成了西藏高原的统一。以后羊同人和吐蕃境内人民经济文化关系更加密切，逐渐融合形成统一的藏族，使我国西部边疆得到开发。
在迁都逻些以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泥波罗（尼泊尔）国也开始与吐蕃通聘。泥波罗当时已进入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国王鸯输伐摩于30年开始摄政，实行重商政策，极力开展对外贸易。泥波罗的工艺品极为精巧，其雕刻、绘画、建筑等都达到很高水平，为了向吐蕃推销手工艺品，与吐蕃进行贸易，主动派使者到吐蕃通聘。弃宗弄赞为了建设都城，需要泥波罗人帮助，便立即答聘。在修建布达拉山顶的红宫时，招聘不少泥波罗工匠。在38年松赞干布向泥波罗求婚。39年，鸯输伐摩国王把他女儿尺尊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同年松赞干布派禄东赞、吞米等去泥波罗迎娶尺尊公主。尺尊公主入藏时带来释迦佛像、琉璃宝钵、珍宝绫罗、男女仆从等。尺尊公主的入藏，使吐蕃和泥波罗的关系更为亲密。
第五节文成公主与唐蕃联姻文成公主是唐宗室之女，可能是唐太宗族弟江夏王李道宗的女儿。李道宗随从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又助太宗剿灭群雄而定天下，以后又讨伐突厥、吐谷浑，功勋卓著，位极尊隆。所以当唐太宗许婚弃宗弄赞时，为了在政治上结托吐蕃，而选中了他的女儿。文成公主是皇室宗女，出生皇家，自幼就受过良好教育。她熟读经史诗文，通达礼仪。由于当时唐朝佛教盛行，因而使她虔诚信仰佛教，诵读过不少佛教经典，还通晓占卜之术。文成公主是一个有才识而端庄的女子，也是我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性，她为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作出很大贡献。
吐蕃与唐联姻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吐蕃各部很早就和中原地区有密切联系，在朗日论赞时，中原的医药、历算等书籍就已传入吐蕃。唐朝是中原的大国，地域辽阔，政治修明，典籍丰富，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发达，声威远播于西域。自从29年，唐太宗击败东突厥，统一漠南地区，薛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等国和奚、契丹、室韦等部，都遣使入朝称臣纳贡。吐蕃东北的党项、白兰等也都归附于唐。各国君主和首领，都以娶得大唐公主为荣，并可借此倚大国之威以服其众。弃宗弄赞做了赞普以后，对于中原文明就十分仰慕，因此在34年，征服苏毗、羊同之后，便遣使者到唐朝通好。唐太宗对吐蕃首次通使很为重视，当时唐朝正准备出兵征讨吐谷浑，希望与吐蕃建立友好关系，因之便立即派冯德遐为使者带着国书和礼物到吐蕃报聘。弃宗弄赞隆重地接待了冯德遐，见到唐朝使者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雍容优雅的态度，更加喜欢和汉族亲近。从唐朝赠送的礼物，具体体验了唐朝丰富多采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对中原文明更加羡慕，立即决定派遣使者携带珍贵礼品随同冯德遐一起到唐朝，向唐皇室求婚。当时边疆民族的国王和首领有很多向唐朝请求婚配公主，把唐朝公主下嫁看成是了不起的特殊恩典，等于得到唐朝的信任和，是一种殊荣。如3年，唐太宗把皇妹衡阳公主许配给突厥都布可汗阿史那社尔，把弘化公主下嫁给吐谷浑可汗诺曷钵，这些都使弃宗弄赞加深了他要和唐朝结亲的急切心情。弃宗弄赞第一次派使求婚，由于唐太宗从各方面慎重考虑，并未轻易答应，婉言拒绝了弃宗弄赞的请求。
吐蕃使者回去后，由于没有完成求婚的使命，又不能直说唐朝不许婚，恐怕伤了弃宗弄赞的自尊心，恰好他出使唐朝时吐谷浑的诺曷钵也到长安朝见，因此便编造谎言对弃宗弄赞说，初至唐时，唐朝待他甚厚，而且许婚，只是由于吐谷浑可汗到后，从中离间破坏，婚姻才未成，把罪责推到诺曷钵头上。弃宗弄赞听了后，很是恼怒，吐谷浑王能配公主，只有自己遭到拒绝，这有损自己在各族中的威望。于是立即征调境内和羊同的军队，进攻吐谷浑。诺曷钵不能抵抗，逃到青海湖以北，牲畜和人民多为吐蕃所掠。以后弃宗弄赞转兵东向，攻破党项、白兰（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公元38年，弃宗弄赞率二十万大军进攻松州（今四川松潘），唐都督韩威领兵抵抗被打败。原已归顺的阔州、诺州的党项部落也叛唐归附吐蕃。弃宗弄赞用兵的目的主要是对吐谷浑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向唐炫耀武力，迫唐许婚。吐蕃进攻松州后，于38年八月，唐太宗任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右武卫大将军牛进达、右领军将军刘兰，率步骑兵五万人分四路出击吐蕃，大败吐蕃兵。弃宗弄赞以武力求婚未能如愿，一些吐蕃大臣纷纷劝他罢兵回国，他不接受，有八个大臣因气愤先后自杀。直到在松州失败后，乃觉悟到这种做法的失策，引兵而回。
弃宗弄赞回到逻些后，派大论禄东赞为使入唐谢罪，带着嵌有朱砂宝石的金甲作为礼物，再次表示求婚的诚意。唐太宗考虑吐蕃是西陲的强国，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宁，宽恕了他的侵犯，允许他的请求。使者回到吐蕃，向弃宗弄赞报告了唐朝许婚。弃宗弄赞十分欢喜，立即准备了丰厚的聘礼，黄金五千两，珠宝珍玩数百件，命大论禄东赞到长安纳聘。贞观十四年（40）十月，禄东赞到达长安，朝见了唐太宗，向唐太宗述说弃宗弄赞仰慕大国，殷切请求结亲的愿望和诚意，得到了唐太宗的信任，下诏准其所请，决定以文成公主下嫁弃宗弄赞。
为了等候公主赴藏，禄东赞在长安逗留了三个多月，目睹中原风物，京城雄伟气派的建筑，皇宫的庄严壮丽，居民之多和街市的繁华，甚为赞叹。在逗留期间，唐太宗和文成公主曾多次召见了他。唐太宗见他机智聪敏，精通谋略，非常喜欢，给他优厚礼遇，想把琅玡公主外孙女段氏许他为妻，禄东赞上奏说，国中已有妻室，不可遗弃，况且这次是为赞普迎亲，赞普还未会见公主，自己怎能先娶？他的深明礼义，忠于职守的品格，颇为唐太宗和群臣所赞赏。
在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首先是确定由唐太宗的族弟江夏王李道宗前往护送。入吐蕃的行程，事先也作了周密的安排，在吐谷浑边境修筑了行馆，作为公主和随从人员中途作较长时间的休息，熟悉高原的气候。约定文成公主在进入吐蕃时弃宗弄赞率兵到河源亲迎。订婚以后，文成公主并没有沉湎在远离家园和父母的哀伤之中，而是悉心筹划到吐蕃后如何迎接新生活、如何从事高原的建设。她召见禄东赞了解吐蕃地方的物产、风土人情各个方面，准备了妆奁和各种物资。在她的妆奁中，有大量金银、绸帛、珍宝；还有大批书籍，除了儒家经典、史书、名家诗文、佛经外，还有种树、医药、历法、工艺技术等书籍。还准备了耐寒抗旱的芜菁、各种谷物的种子，准备到吐蕃试种和推广，并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科技知识介绍给吐蕃人民。
除了一些物质准备外，还组织一支人数众多的随从公主到吐蕃去服侍和服役的队伍，其中有公主奶母一家，官属和他们的家属、侍女、卫士，制造日用品的工匠和厨役等。为了公主的安全，李道宗挑选了一支工队，人马精悍，装备整齐，衣甲鲜明。这是最早进入西藏高原的汉族人，他们对汉藏民族友谊和西藏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次年（4）一月，一切准备就绪后，便择日启程。临行前唐太宗为禄东赞等吐蕃使臣设置了丰盛的宴会，为之饯行。启程之日，载着珠宝、绫罗、衣服、饰物、书籍等妆奁的马骡骆驼列成大队前行，还另备洁车载着释迦牟尼佛像。衣甲鲜明的卫队前后护卫着文成公主所乘的绣车，一些侍婢、官属随从人员也各乘车马，浩浩荡荡地离开长安。朝中文武百官也到郊外欢送。文成公主等行进到大城鄯城（今西宁）时，大队作了停留，然后前行两百余里到险峻的赤岭，下车换乘马，进入吐谷浑境内，文成公主第一次经历了高原的风霜后，受到河源郡王诺曷钵和弘化公主的热烈欢迎，住在早已建成的行馆。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息，解除旅途疲劳以后，又继续西行。在吐谷浑和吐蕃边界柏海（今青海扎陵湖）地方，弃宗弄赞带着禁卫军按约早已到此等候迎接。弃宗弄赞和文成公主会见，对公主娴静文雅的仪表十分爱慕，对于随从人员的众多，妆奁的丰厚，繁缛的礼节，都感到新奇。见到前来护送的李道宗，非常恭敬，执子婿礼。弃宗弄赞陪同公主观览河源风光，见到侍女们华丽衣着，珠宝饰物，隆重的亲迎仪式，尤其是文成公主的学识、风度，盛赞中原服饰之美，礼仪之盛，不胜羡慕。行过亲迎礼后，李道宗告别公主和弃宗弄赞回朝复命。因为道路险阻，弃宗弄赞先启程回逻些，公主带来的汉族工匠也先行出发，和吐蕃人民一起为公主平整道路，设立驿馆，开辟一条联系唐蕃的驿道。禄东赞和吐蕃大臣共同护送公主缓慢前行。文成公主在路过的农业区，安装碾硙，留下芜菁种子和各种谷物种子，教导吐蕃人民各种种植方法。
文成公主到达逻些以后，吐蕃人民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吐蕃人民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庆祝赞普的婚礼。弃宗弄赞为公主举行盛大的宴会，婚礼十分奢华，热闹。弃宗弄赞对亲近的大臣说我祖上从来没有与中原上国通婚的先例，现在我能娶大唐公主，实在太幸福了，应当为公主筑一座城，以夸示子孙后代。吐蕃人的习俗，人们都以赭色涂面，公主看了很不习惯。弃宗弄赞立即下令停止这种习俗。弃宗弄赞在他和公主相处时，都脱去毡裘，穿着唐朝所赐的华贵汉装。弃宗弄赞和文成公主结婚时年二十五岁。
在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前，弃宗弄赞便大兴土木进行沼泽的平整，修筑逻些市街，建筑神殿。文成公主到逻些后，根据公主的心愿先后修建了小昭寺和十二座神殿，也为泥波罗尺尊公主修筑了大昭寺。把文成公主带去的一尊觉阿佛像，供奉在小昭寺内。为了纪念和公主结婚，弃宗弄赞在公主经过的道路上建筑一座城寨，如中原的雕楼，气魄雄伟，十分壮观。
吐蕃的习俗，王室冬天住在逻些王宫中，到了夏季，便移居琼结，在原野里建起巨大帐幕，用于居住，官吏也在此处理公事。山南泽当一带，柳林茂密，翠色宜人，文成公主喜欢这里的景色类似中原，也到这里定居，命令她所带来的随从人员和工匠，向当地人民传授整地开畦等耕作方法，安装水硙等技术。命侍女们教授当地人民纺织、刺绣，吐蕃人民很快便掌握了这些技术，对于吐蕃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弃宗弄赞非常赞赏工匠的技巧，下令免除他们的差役。并且派使者到唐朝要求赠送蚕种，派遣酿酒、碾硙、建筑等各种技术工匠到吐蕃，帮助建设，唐朝满足了他这个要求。
为了进一步学习中原文化，弃宗弄赞派遣很多贵族子弟到唐朝国学学习诗书，还聘请中原儒者为他掌管文书奏章，加强唐蕃文化的交流。文成公主的出嫁，密切了唐蕃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增强了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第六节立法建制，发展文化在朗日论赞时期，吐蕃虽然已形成国家，实际上仍是一个贵族的军事联盟，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机构，各贵族独立统治自己的领地，拥有自己的家臣和军队，赞普只是联盟的最高首领。弃宗弄赞平定叛乱以后，统一西藏高原建立吐蕃王国后，深深体会到要想巩固国家统一，必须加强王权，建立集中的统治机构，制定法律和各项制度。在他继位为赞普以后，就极力从事政权的建设，决定把唐的政治制度作为借鉴。
吐蕃王廷官制，原来专设大论（宰相）一人，统领内政外交，权力极大，往往难以控制。弃宗弄赞深感改革的必要，乃仿效唐朝制度，在大论以外，增设宰相多人，其中有小论（副相）、兵马都元帅宰相同平章事、副元帅同平章事，统领全国军队。此外，还有掌管民政的四个最高长官，都称为“宰相同平章事”，他们与大论共掌国政，一切重大国事都由宰相会议研究决定，报请赞普批准后执行。在宰相之下设置各类官员，分掌各种政务。其中有曩论（内相），掌管官员升迁调补等内政，相当于吏部尚书。纰论（外相），相当于鸿胪寺卿，掌管外国使臣的接待等外政事务。“岸奔”（度支使），分掌财政。资悉波折逋（大会计官），掌管征收赋税。喻塞波掣逋（断事官长），又称“整事大相”，掌管刑政，相当于刑部尚书。此外还有掌管宣发诏令的给事中等官员，合称宰相僚属。在上述诸官中，大论最尊，总揽政务，事无大小，必须由他批准。上述的官职都由贵族担任，父死子代，世袭其职。这样国家政治、军事等各项政务由王廷统一管理，贵族就不能各行其是，加强了王廷权力。
弃宗弄赞在官吏制度上还仿效唐朝，制定了官阶品级制度，向各级官员颁发告身（一种章饰），分六种，各有大小二等，共十二等。最上等为瑟瑟，次为金、银、镀金、铜、铁。
在兵制和地方官制方面，弃宗弄赞把地方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结合起来，把吐蕃全国分成四个如伍如（中翼），辖以逻些为中心的雅鲁藏布江以北地区；约如（右翼），辖以雅隆河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叶如（左翼），辖雅鲁藏布江上游南北之地；拉如（后翼），辖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北之地。征服苏毗后又设一孙波如。“如”有“翼”、“旗”的意思，是吐蕃的大军事区和行政区。每如分为上下两个分如，共八个分如，每个分如各有四个千户所，每个如又各有一个下千户所，四如共有三十二个千户所和四个下千户所。另外，还有四个禁军千户所分镇四如。每个分如有元帅一人，副将一人，判官一人。分如在旗帜和马匹上各有不同颜色，作为区别。军队编制以一百余人为单位，设一个百夫长。一个大五百统帅五个百夫长，一个千夫长统率两个大五百，实际上每个千夫所有各约万人左右，统率二十个大五百，以后称为万户府或万夫长。各千户既是军事组织单位，也是地方行政单位，同时也是原来的贵族领地。大将以下各级官员，都是由当地的大小贵族担任，世袭其职，但须经王廷的任命。所有士兵都登记造册，由朝廷掌管，全国军队由兵马都元帅统率，调动以赞普的金箭为凭。
随着吐蕃国家制度的完善，在统治上也有加强法制的需要，弃宗弄赞继为赞普以后，积极学习文字，制定和颁布法律。据吐蕃史书说“松赞干布在位，以臣民于君前忿教争竞，无礼无仪，乃创十善法律，使善者有所劝，恶者知所戒”。据记载当时颁布的律文有二十条，其主要内容在于“令行善者劝，作恶者惩，强梁者以律绳之，贫弱者以法扶之，设四兵以为禁卫”。“定度量衡之法，设阡陌之制。教民习书，为马装备，创兴礼义。”这都是说的立法的意义。至于法律律文，有“争斗者罚金，杀人者依其大小抵偿。盗窃财物者，罚赔八倍，并原物为九。通奸者，断肢体而流之。诳语者，割舌”（刘立千译《史鉴》）。各种记载不同，有的说弃宗弄赞有“十善法律”，有的说有“德行诫命十八条”，多为道德训条，有些是出于后世附加的。根据史籍记载弃宗弄赞时制定法律，用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史书记载说吐蕃“用政严酷，人无敢违”。“其刑，虽小罪必抉目，或刖、劓，以皮为鞭，抶之从喜怒，无常算（数）；其狱，窟地深数丈，纳囚于中，二三岁乃出”。当时吐蕃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制定这样落后的刑罚，也完全符合奴隶制度的情况。
弃宗弄赞为了改变吐蕃的落后情况，一方面吸取各国的先进文化，同时也积极从事本民族的文化建设。他和文成公主结婚后，加强了唐蕃的文化交流，派遣贵族子弟到唐朝学习，积极地引进唐朝的生产和工艺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开启学习唐朝文化的风气，造就许多兼通汉藏文化的人才。让汉族医生帮助吐蕃医生翻译医学典籍，发展藏医学。
弃宗弄赞在文化上突出的建树，就是创造吐蕃文字。吐蕃原来没有文字，“其吏治，结绳齿木为约”。公元33年（？），弃宗弄赞派遣吞米·桑布札等十六名贵族子弟到天竺留学，在克什米尔向大婆罗门李敬学习文字学，学成回到吐蕃以后，吞米·桑布札等把梵文与西域各国文字，特别是和阗文互相比较，采取笔画简单易于书写不同形体，制定了三十个藏文字母，这三十个字母都是辅音，利用辅音重叠或在辅音上加上符号的方法构成复辅音，另外又制定四个元音符号，加在字母上下，用以拼写藏语。桑布札又著《文法三十韵》，作为藏文学习的书籍。藏文创造以后，弃宗弄赞大力提倡，他专心学习了四年，强制贵族子弟学习，号召大臣们学习，采取了许多奖励学习的办法，这样很快得到推广和应用。从此，朝廷的公文、法令，军队和人民的册籍都使用藏文记录，还用藏文翻译汉文医书和梵文佛经，创作文学、史学等作品，对于吐蕃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藏文的创造，也推动了医学的发展。文成公主带了许多医书，汉医韩信杭帮助吐蕃人哈律马哈德娃和德日马郭吉两人翻译成藏文。韩信杭和印度医生巴惹多札、大食医生朵利诺波共同研究，合著《无畏之武器》医书。在汉医学的影响下，藏医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和处方等都有了发展。
在唐朝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弃宗弄赞的提倡和推广，文学、算学、历法、历史等，都有所发展。无论是大食、突厥、印度、泥波罗各国的先进事物，弃宗弄赞都积极学习，兼收并蓄，在周围各族的先进文化影响下，结合吐蕃固有文化的改造，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吐蕃文化。
弃宗弄赞在发展文化的同时，对佛教也采取保护的政策。吐蕃人原来信奉苯教。苯教以占卜休咎、祈福禳灾、治病送死、役使鬼神等为主要活动。苯教首领在朝廷中有较高地位。后来佛教徒进入吐蕃传教，当时苯教势力较大，并未被统治阶级所接受，因此吐蕃不仅没有佛教徒，也没有佛殿和佛像。弃宗弄赞先娶泥波罗尺尊公主为妃，后又娶文成公主为妃。泥波罗是著名的佛教国家，唐朝佛教也盛行，两位公主都信仰佛教，她们都把佛像、佛经、法物等带到吐蕃。吞米·桑布札从印度留学回来也带来佛经，并译成藏文，从此佛教在吐蕃开始流传。在两位公主影响之下，弃宗弄赞也接受了佛教，并为尺尊公主、文成公主修筑了大昭寺、小昭寺，弃宗弄赞又建立了十二座寺庙，这样佛教和苯教同样在吐蕃国内传播开来。弃宗弄赞曾迎请天竺、泥波罗和唐朝僧人到逻些兴佛法，资助翻译佛经，据说译出的佛经有二十五部之多。但终弃宗弄赞之世，吐蕃人没有出家的。
第七节吐蕃和唐朝的友好关系在朗日论赞时，吐蕃与唐朝就有经济、文化的交流，两族人民之间就有交往。文成公主入吐蕃以后，吐蕃和唐朝成为“甥舅之国”，汉藏两族人民间的亲密关系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弃宗弄赞在文成公主的帮助下，积极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在人力物力以及技术等各方面，都得到唐朝的支援与帮助，两国人员往来频繁，互相援助。以前两国间时有边境冲突，自从和唐朝联姻以后，十余年边境相安无事，弃宗弄赞一直以唐朝的子婿自居。在公元44年，唐太宗远征高丽回朝，弃宗弄赞派遣大论禄东赞奉表庆贺，其表说“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于臣礼。天子自领百万，渡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向唐太宗献上金制的七尺高金鹅，可盛酒三斛。
48年，唐朝使臣出使印度（天竺）。中天竺阿罗那顺劫夺诸国贡献的名贵贡物，使者王玄策战败逃至吐蕃，弃宗弄赞立即派出一千多精兵与泥波罗七千多骑兵，随从王玄策攻讨劫贼，擒了阿罗那顺，然后遣使向唐献捷。49年，唐太宗崩，高宗即位，授弃宗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
弃宗弄赞接受唐朝官爵封号，深以为荣，以臣礼自居，致书给唐顾命大臣、司徒长孙无忌等人说“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赴国除讨。”表示愿尽臣属的义务。同时献上金银珠宝十五种，请求奠祭于唐太宗灵座之前，表示对唐太宗深切哀悼和怀念之情。唐高宗对弃宗弄赞的忠诚友好，非常赞赏，于是晋封他为宝王，并在唐太宗陵前竖立他的石刻像。弃宗弄赞向唐朝请求蚕种、造酒、碾硙、纸、墨的匠人，唐高宗允其所请，选派优秀工匠去吐蕃传授技术，帮助吐蕃建设。
49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患病，居住在彭玉色莫冈别墅养病，于50年春季逝世，把遗体安置在琼瓦，文成公主派使者到唐朝报丧，夏五月到达长安后，高宗派遣武卫将军鲜于匡济赍玺书赴吐蕃进行吊唁。弃宗弄赞逝世时，他的嫡子贡日贡赞早已亡故，他的儿子贡日贡赞与昆交芒木杰赤噶生子芒伦芒赞。在他逝世后，其大臣拥立他的孙子芒伦芒赞继位为赞普。弃宗弄赞逝世以前，泥波罗尺尊公主已故世，除文成公主以外，弃宗弄赞又娶象雄妃、如羊妃、木聂妃三人，但均未生子。
弃宗弄赞娶文成公主后，九年中和公主共同生活有三年之久。弃宗弄赞逝世，文成公主并未要求回到唐朝，继续留在吐蕃生活了三十年，直至80年，文成公主逝世。唐高宗又派使者吊祭。在这期间，她仍热爱吐蕃人民，关心生产和人民生活，得到吐蕃人民的尊敬和热爱。唐朝和吐蕃两国间曾一度失和，进行战争，但吐蕃人民对她敬爱如故。她逝世时吐蕃为文成公主举行隆重的葬礼仪式，并记载在吐蕃史书中，这是吐蕃以前都没有的。吐蕃人对文成公主十分怀念，在人民中流传着许多关于文成公主的故事。诗歌歌颂文成公主，戏剧、舞蹈都纪念文成公主，说明吐蕃人民对文成公主有十分深切的感情。
第十一章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第一节陆德明陆德明，名元朗，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约生于梁末陈初，历仕陈、隋、唐三代。青年时代，随从梁、陈时代知名人士周弘正学习，善于谈论老、庄和《周易》。陈宣帝太建年间，太子陈叔宝即后来的陈后主召集全国各地名儒，在建康皇宫的承光殿举行一次关于儒家经学的讨论会。那时，陆德明年方二十，应邀前往参加，坐在最末的席位上。由德高望重的国子监祭酒徐孝克主讲儒经经义，他依仗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趾高气扬，旁若无人，与会的名儒们在这个权威的面前甘拜下风，谁也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唯独叨陪末坐的年轻人陆德明敢于起来同他争辩，多次指出徐孝克讲解中的弱点，深中要害，博得满座的赞赏，也受到陈后主的重视。从此，名声大震，步入陈朝名士之林。陈朝朝廷任命他当始兴王王国的左常侍，后升迁为国子监助教。陈朝灭亡以后，回到故乡吴县。
隋炀帝即位后，搜罗南朝著名学者到长安任职，陆德明被任命为秘书省学士。炀帝大业年间，下诏召集京城及各地通晓儒经的名士到长安讲学，命陆德明同名儒鲁达、孔褒同到门下省会合诸儒讲授经义，互相诘难，互相争辩，谁也没有辩论过他。于是加授他为国子助教。不久，礼部侍郎许善心推举陆德明和徐文远、包恺、褚徽、鲁达等为学官，授陆德明和包恺、鲁达、褚徽为太学博士，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当时人评论陆德明讲《易》、徐文远讲《左传》、褚徽讲《礼》、鲁达讲《诗》，都是高水平的。
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所杀后，隋朝东都留守王世充拥立越王杨侗为帝，号皇泰主。杨侗任命陆德明为国子监司业，命他进殿中讲授经书。不久，王世充废黜杨侗，自立为帝，封自己儿子王玄恕为汉王，任命陆德明为散骑侍郎，充当汉王师傅。充当王世充儿子的师傅一事，陆德明自认为是莫大的耻辱，但又深知王世充为人残忍，不便当面拒绝，便想了一条苦肉计来推辞这件差使。就在举行拜师礼的前一天，他服用一剂喝了要腹泻的巴豆散。第二天他卧床在东墙壁下。王玄恕到来后，跪在床前向他大礼参拜，他竟然当面腹泻起来，装着病势十分沉重的样子，既不回礼，也不答话。王玄恕无奈只得以师傅得痢疾向王世充禀告。然后陆德明以养病为名，移居洛阳以东的成皋县，同一切人断绝往来。
不久，唐秦王李世民率兵攻克洛阳，平定王世充，派遣使者征召陆德明到长安，任命他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命长子中山王李承乾随从他学习经书。秦王对他十分敬重，使阎立本写真形，褚亮为之赞曰“经书为贵，玄风可师，励学非远，通儒在兹。”不久，补授太学博士。后来唐高祖亲自到太学祭奠先哲先圣，祭奠后，召开了一次儒、佛、道三家经义讲习会，由大儒徐文远主讲《孝经》，高僧惠乘主讲《波若经》，著名道士刘进喜主讲《老子》。讲授完毕后，由陆德明先依据各家经义，分析其要旨；然后提出问题请这三位名流回答，他们都给难住了，最后还是由陆德明把问题一一解说清楚。高祖叹赏说这三位大儒、高道、名僧学问渊博，能言善辩，但都被陆德明问徐孝克，《旧唐书》卷一八九上《陆德明传》作徐克。
《大唐新语》卷三。
得哑口无言，他真是一位学术精深的贤才啊！赏赐他丝帛五十匹。太宗贞观初年升为国子博士，封吴县男。不久病故。他生平著作颇多，主要有《经典释文》30卷，《老子疏》5卷，《易疏》20卷，流传当代。后来太宗阅读《经典释文》，对陆德明学识的渊博善辩甚为嘉奖，赏赐其家布帛二百段。陆德明的儿子陆敦信，唐高宗龙朔、麟德年间历任门下省左侍极、同东西台三品、检校右相等职，封嘉兴县子，后任大司成，因年老多病致仕归家。第二节颜师古青出于蓝颜师古（58—45），名籀，以字行2，祖籍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祖父颜之推为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先后仕于梁、北齐、北周，终于隋，于是家居关中，遂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颜之推学识渊博，尤善《周官》、《左传》，著有文集30卷、《颜氏家训》20篇，并行于世。颜之推从山东辗转跋涉到关中，跨越了南北阻隔，在读书治学的实践中，发现了不少典籍在流传中产生的问题，以及语言因古今、地域的不同而出现的差异，他对这些问题作了开创性的探讨，把这些心得与其他内容一并写入《家训》以备子孙遵循。
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以儒学显名，撰有《汉书决疑》。武德初年他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事。师古受家学熏陶，博览群书，精训诂之学，善作文章。隋仁寿年间，经人举荐，授安养尉之职。后因失职罢归长安，此后长达十年未能调任新职，迫于生计，以授徒为生。
唐初，师古拜为燉煌公府文学，后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由于他办事机敏，谙熟国家政事，又正逢军国事务繁多之时，诏令一概出自他手，所写册奏无人能及。太宗即位，师古备受重用，拜中书侍郎，封琅邪县男，后又因公事获罪免官。贞观七年，师古拜为秘书少监，专司刊正之事，对那些令人困惑的奇书难字，他都能原原本本地将疑难剖析明晰。当时秘书监引入很多后进之士任校雠，担任秘书少监的颜师古却压制清贫寒士，而优先任用勋贵权势之人，就连富商大贾之流亦混迹其中，舆论称师古收受贿赂，于是被贬为郴州刺史。赴任前，太宗怜惜师古的才华，责备他“事亲居官，未为清论所许。今之所授，卿自取之”。希望他“宜深自戒励也”。于是仍留任秘书少监。
颜师古不论为官还是赋闲，都能遵循家训坚持读书，研习学问，所以能胜任经史的考定和注释。太宗尝“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令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多所厘正。书成，太宗诏诸儒重加详议，诸儒各守门户，同声非难师古，师古则依据晋、宋以来古今传本，对诘问一一答复，解答中援引证据简赅透彻，才情溢于言表，令诸儒无不折服。贞观年间，颜师古还参与了《五礼》的修撰，十一年，《五礼》撰成，颜师古进封为子爵。后又奉太子承乾之命，为《汉书》作注。颜师古在广泛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有创新，解释翔实明晰，深受时人称许，誉其为班孟坚忠臣。太子将《汉书注》奏上朝廷，太宗下令将此书编入秘阁，并赐师古物二百段、良马一匹，以示褒奖。十五年，太宗下诏将祭泰山，主管部门与公卿博士集议其仪式，众说纷纭，颜师古上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春，于时诸儒参详，以为适中。”2于是将此著交付公卿定其可否，多赞同其说，但祭泰山事终未成行。不久，颜师古调职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十九2此据《旧唐书》本传。《新唐书》则曰名师古，字籀。
《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即《旧唐书·经籍志》所著录《大唐新礼》，《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大唐仪抢瘛贰*2《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年，随太宗东巡，途中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颜师古所注《汉书》、《急就章》大显于时，又有文集40卷传世3。永徽三年，其子颜扬庭将其遗作整理成《匡谬正俗》8篇奏于朝廷。保留至今者有《汉书注》及《匡谬正俗》。
汉书功臣在颜师古之前，已有多人为《汉书》作注，对此清人王先谦有个总结。
他说“颜监以前注本五种服虔、应劭、晋灼、臣瓒、蔡谟也。”这五本中有集注本，如晋灼就在服、应二氏之外，又增伏俨、刘德等十四家，而臣瓒又增刘宝一家，总共有二十家，其中不乏像应劭、服虔、韦昭这样的名家。但颜师古《汉书注》一出即受到时人的称道，显然因其有魅力。他自称注《汉书》的宗旨“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粉泽之光润。今之注释，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2。颜师古明确反对借注《汉书》攻击《汉书》，进而阐述自己的想法，他主张“一遵轨辙”，即依照《汉书》原文客观地注《汉书》，“翼赞旧书”也只是为了正确地解释《汉书》。从此出发，他注《汉书》，首先要订正《汉书》在流传中产生的讹误脱漏，恢复《汉书》的原貌，其次要阐明由于时代的推移所出现的语音、词义的变化，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的不同等问题。
颜师古在《叙例》中提到《汉书》表中有“前后失次，上下乖方，昭穆参差，名实亏废”的问题，他“则寻文究例，普更刊整”，做到“非止寻读易晓，庶令转写无疑”。但是为了“一遵辙轨”，不便改动《表》的内容，于是就在与表有关的传中加以说明，如卷三三《韩王信传》提到其后裔韩说，“以校尉击匈奴，封龙頟侯。后坐酎金失侯，复以待诏为横海将军，击破东越，封按道侯”。师古注曰“《史记年表》并《卫青传》载韩说初封龙頟侯，后为按道侯，皆与此传同。而《汉书·功臣侯表》乃云龙頟侯名■，按道侯名说，列为二人，与此不同，疑表误。”对令人困惑的表，颜师古则予以说明，决不妄加己意。如卷十五上《王子侯表》序结尾有注“侯所食邑，皆书其郡县于下。其有不书者，史失之也。或但言某人嗣及直书薨，不具年月，皆阙文也。”这显然是对此表的批评，这批评符合事实，有助于读者了解原文，与“攻击本文”有本质区别。至于那些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颜师古也多是指出错误，阐明理由，而不轻易改动。如卷四三《朱建传》“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下注曰“《佞幸传》云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斯则二人皆名为孺，而姓各别。今此云闳籍孺，误剩籍字，后人所妄加耳。”颜师古这样做意在“归其真正”，而按照颜之推“不妄下雌黄”原则不予改动，可以避免新的“以意刊改”，不仅保持了《汉书》原貌，而且为以后的校勘树立了典范。
颜师古作《汉书注》，参酌二十家注释，对前人注释的甄别采取了不同做法。对于“汎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祗秽篇籍，盖无3《新唐书·艺文志》作0卷。
《前汉书补注序例》，见《汉书补注》卷首。
2《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取焉”。而“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2。如卷五一《邹阳传》“有白头如新”，其下只有孟康注“初相识至白头不相知。”而颜师古不置一辞。但不是所有注都能如此简单地全取、全舍，有的注“指趣略举，结约未伸”3，颜师古则“衍而通之，使皆备悉”4。如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罔若淑而不昌，畴逆失而能存？”下引应劭注“罔，无也。若，顺也。淑，善也。畴，谁也。”此注把难解的词都分别解释了，但对此句的意思仍不甚了了，于是颜师古注曰“言行顺善者无不昌大，为逆失者谁能久存也。”这样此句的内在含义就很清楚了。还有的注则“诡文僻见，越理乱真”，这样的注本可不采，但是它们已经造成不好的影响，为了正确地理解《汉书》原文，对这些错误的注释，必须“匡而矫之，以祛惑蔽”。如卷七《昭帝纪》“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下引文颖注“贾谊作《保傅传》，在《礼大戴记》。言能通读之也。”晋灼注“帝自谓通《保傅传》，未能有所明也。”臣瓒曰“帝自谓虽通举此四书，皆未能有所明，此帝之谦也。”师古则曰“晋、瓒之说皆非也。帝自言虽通《保傅传》，而《孝经》、《论语》、《尚书》犹未能明也。”
《汉书注》是一部《汉书》的新注，颜师古根据新注的需要利用旧注，但这还不够，因为“旧所阙漏，未尝解说”2，颜师古作新注，“普更详释，无不洽通”3，并且是“上考典谟，旁究《苍》、《雅》，非苟臆说，皆有援据”4。这样，颜师古所作新注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引据确凿，有很强的说服力。颜师古注中有关注音、解词、辨古今字的内容较多，有人称颜注是重训诂一类的史注，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汉书》多用古音、古字，到唐代已有古今之隔，这是注释《汉书》必须做的。为了疏通《汉书》文句，颜师古不仅注音解词，而且还串讲语句，指出词句由何演化而来。如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下注曰“天功，天下之功业也。《虞书·舜典》曰‘钦哉，惟时亮天功也’”。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颜师古根据《汉书》是史书的特点，非常重视时间、地点、史实的补充和注释。如卷三六《楚元王传》“大雨雹”，下注曰“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又如卷二五上《郊祀志》“兵车之会三”，注曰“谓庄十三年会于北杏以平宋乱。僖四年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六年代郑围新城也。”颜师古反对考辨正文，但注中也存有异说，如卷五五《卫青传》“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也’”下注曰“言众寡不敌，以其坚战无有退心，故士卒丧尽也。一说，若建耻败而不自归，则亦被匈奴禽之而去。”这样兼容并存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不同解释，其目的仍是为了正确理解原文，决无“多引杂说”哗众取宠之意。另外，《叙例》有这样一条耐人寻味，“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阙。若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如卷二二《礼乐志》记“高祖说而叹曰”，下注“说读曰悦。”下段记文帝事，“天子说焉”，亦注“说读曰悦。”这不仅表明颜师古深感难字、假借字是读懂《汉书》的主要障碍，同时也考虑到读者会因“更求诸别卷，终恐废于披览”而影响正确理解原文。
234《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234《汉书叙例》，见《汉书》卷首。
语言大家《匡谬正俗》是颜师古另一部重要著作，全书分8卷，一百八十二条，前四卷五十五条，主要论诸经训诂音释，后四卷一百二十七条，则博及诸书，以论诸书字义、字音与俗语相承之异为主。《匡谬正俗》是一部未完稿，结构亦不完备，但就其具体条目而言，则引征丰富，论述中肯，尤其是颜师古能指出某些解释的谬误是因音读的差别造成的，从而推出同音假借之说，更有价值。故《四库全书总目》称他“与沈重之音《毛诗》，同开后来叶音之说”。
《匡谬正俗》主要探求造成解释谬误与读音的关系，而这关系往往有古今之别、雅俗之异。我国南北方语言本来就有很大差别，加之南北朝时南北长期隔绝，难以交流，造成不少读音、字义的不同。对此，颜之推已有所察觉，在《颜氏家训》的《书证》、《音辞》两篇中有所论述，并表示出寻求异音相承关系的意向。颜师古从此得到启发，把字音与字义的解释自觉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很多难以理解的字义迎刃而解，这不仅使颜之推寻求异音间相承关系的意向付诸实践，而且创后世叶音之说，为注释又开新径。《论语》、《尚书》、《史记》作为《匡谬正俗》的条目并不辨正某些词语的解释，而是涉及书的思想、某一体例的运用及流传中的一些情况。如《史记》条追溯《太史公自叙》与《尚书序》的相承关系，以及后人对《太史公自叙》和《汉书叙传》的曲解等等。这类以书名为题的条目虽为数不多，却反映出颜师古对具体词汇的解释是建筑在对全书的统观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而《汉书注》也是如此。
颜师古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名物、制度、习俗有了改变，与其相应的词汇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或是损益、或是消亡、或是与原意相反，而这类词汇变化的来龙去脉，是解释词汇时必须说明的。如卷五解“郎署”“《冯唐传》云，‘文帝辇过郎署，见冯唐而问之’。郎者，当时宿卫之官，非谓趣衣小吏；署者，部署之所，犹言曹局，今之司农、太府诸署是也今之学者不晓其意，但呼令史、府史为郎署。自作解释云，郎吏行署文书者，故曰郎署。至乃摛翰属文，咸作此意，失之远矣。”唐代学者不明郎署自汉至唐，内涵已有损益，以唐郎署解汉郎署当然不免失之远矣。
《匡谬正俗》的宗旨是纠正诸经、诸书部分音读、注释的错误，并对出错的原因加以探讨。如卷一“甲”条，颜师古认为甲有狎音，不是假借为字，而是因甲训为狎，后世把甲训为狎误认为假借，故使甲有狎音。这说明音读讹误的原因之一，是将释义词的读音与被释词读音相混（包括字义相同读音相混），同时也澄清了假借的概念，假借是指因甲乙二字同音，即可互为代替，这与因二字义同，即将二字读如一音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另外，由于读音造成解释错误或障碍，在典籍中也屡见不鲜。而出现这些不同的读音，或因古今音，或因方言，或因俗语，颜师古在书中以充分的论据，对不同的情况作了具体的说明。
颜师古《匡谬正俗》纠正不少音读、注释的错误，内容非常丰富。从这里可以看到，文献典籍在流传中因口传、笔抄出现不少错误，而这些错误随着时间的延续，已被当做正确的东西流传。颜师古撰《匡谬正俗》正是为防止谬误继续蔓延，贻误后人。颜师古纠正典籍音读、注释的错误，不是简单地标其正误，而是征引大量资料，阐明其产生谬误的前因后果，这样不仅使其结论有充分的说服力，而且客观上保存了很多宝贵资料。颜师古从诸多谬误原因中，总结出一条教训“《传》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苟不明练，岂宜臆说，以误将来。”此可谓整理古代文献的千古不易箴言，值得遵循。
第三节孔颖达孔颖达（），字冲远2，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祖父孔硕，北魏时任南台丞。父亲孔安，北齐时任青州（州治今山东益都）法曹参军。他八岁入学，非常勤奋，每天能背诵书本一千余言。成年以后，遂贯通经史，尤其是对于汉儒服虔所注《春秋传》、郑玄所注《尚书》、《诗经》、《礼记》以及王弼所注《周易》都有较深的造诣，并擅长文学，通晓算术历法。同郡大儒刘焯是知名学者，孔颖达慕名前去拜访，刘焯见他年轻，态度有些傲慢，后通过言谈议论，问难答疑，才知道后生才识不凡，不觉肃然起敬，非常佩服。
隋炀帝大业初年，改州为郡，下诏各郡推举通晓经书的贤良文学，孔颖达被本州推举，朝廷授以河内郡（今河南沁阳一带）博士职。当时炀帝征召各郡儒官在东都洛阳集会，命国子监、秘书省所属各学士同他们一起讨论经义，互相问难。孔颖达出类拔萃的学识崭露头角，使那些以前辈自居的著名学者大吃一惊。他们因为在辩论中被这个年轻人驳倒而感到羞惭，也因为他一举成名而妒火中烧，竟然不择手段雇了一名刺客去刺杀他，幸而礼部尚书杨玄感把他藏在家中，得免于难。不久补授太学助教。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孔颖达避乱迁居武牢（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
唐太宗平定洛阳王世充后，搜罗文学之士，授孔颖达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年，封曲阜县男，调任给事中。当时太宗初即位，励精图治，留心政事，以孔颖达屡次进忠言规谏，对他更加亲信。太宗曾经问他《论语》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回答说这是圣人教人谦虚的话。意思是说自己虽然有能力，并不妄自尊大，仍然向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询问自己不会的事情；自己的才艺虽多，还以为不足，仍然向那些才艺不如自己的人请教，更求集思广益。自己虽然有智谋，切勿锋芒外露。自己虽然有真才实学，仍须态度谦虚。不仅匹夫庶民应当这样，就是有的君王也应如此。凡是有德的帝王内心虽然蕴藏着神明，但外表必须沉默不露，使人不能测知其深浅。所以《周易》说长上教化百姓必须用启发蒙童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德性；又说君上有神明之德必须隐晦不露，使臣民潜移默化。如果身居帝王高位，好炫耀自己的聪明，把自己的才智凌驾于臣民之上，从而掩饰自己的缺点，拒绝接受群臣的谏诤，就会导致下情不能上达，上下隔阂，君臣大义也就荡然无存，自古以来灭国亡身，都是由此引起的。唐太宗听了，深以《匡谬正俗》卷五《隄》条。
2《旧唐书》、《新唐书》俱作“字仲达”，《旧唐书》校勘记根据于志宁《曲阜宪公孔公碑铭》改作“字冲远”。
易经“蒙以养正”，“明夷以莅众。”见《易传》蒙第四，明夷第三十六。为然。
贞观六年，太宗任用孔颖达为国子司业。一年余，升任太子右庶子，仍兼国子司业，与诸儒议论历法、明堂各项事宜，多按孔颖达的意见议定。又同魏徵撰成《隋史》，以论撰功劳，加授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他又同朝臣修定《五礼》，遇有疑难，都向他咨询决定，书成后，进爵为子，赐帛三百段。皇太子李承乾命孔颖达撰写《孝经义疏》2，他针对太子过失，在文中借题发挥，多方规劝。太宗知他在东宫屡次进谏，赐他和左庶子于志宁每人黄金一斤，绢一百匹。贞观十二年，拜国子祭酒，仍在东宫侍讲。贞观十四年，太宗到国子学参加释奠典礼，命孔颖达宣讲《孝经》，宣讲完毕后，他上《释奠颂》，太宗亲写诏书嘉奖。后来太子承乾不遵守法令制度，他多次进谏，太子乳母遂安夫人对他说太子已长大**，不应当面数说他的过失。他回答说我受国家厚恩，应当进谏，虽死不辞。进谏次数更多，言词也更为恳切，太子未能采纳，后来终于因过失被废黜为庶民。贞观十七年，孔颖达年老致仕。十八年，图形于凌烟阁，赞语说“道先列第，风传阙里，精义霞开，掞辞飚起。”主要是称赞他在弘扬儒学经典上的功绩。贞观二十二年（48），孔颖达病逝，终年七十五岁，赠太常卿，谥曰宪，并赐予陪葬昭陵的恩典。
孔颖达死后，其子孔志继承父业，官至国子司业。后来孙子孔惠元也继承父祖当过司业之职，官至太子谕德。他们祖孙父子三代相继任国子司业，时人传为美谈。
孔颖达是唐代著名儒家大师之一。贞观年间，他奉诏命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写“五经”义训共一百八十余篇，号称《义赞》，太宗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4卷，《尚书正义》20卷，《毛诗正义》40卷，《礼记》正义70卷，《春秋正义》37卷，因为孔颖达是主要撰稿人和纂稿人，所以这几部书都署名孔颖达撰。撰成后，太宗下诏表彰说“卿等博览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令国子监采用，并赐孔颖达帛三百段。《五经正义》对唐以前各家著作详加考订，采其所长，舍其所短，博览群书，成一家之言，在经学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仍有不少错谬或繁琐之处。博士马嘉运对此一一驳正。太宗下诏加以修改裁定，没有完成，孔颖达已经病故。高宗永徽二年（5），诏令中书、门下西省召集国子监三馆博士以及弘文馆学士等共同考订，后由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担任总裁，加以增损，然后定稿，颁行天下。这部经学名著的编成，对于后世经学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2《旧唐书》作《孝经义疏》，《新唐书》作《孝经章句》。
第十二章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第一节姚思廉文史世家姚思廉（？—37），字简之，一说名简，字思廉。约生于梁末陈初，在八十岁左右去世。世居吴兴（今浙江湖州）。他随父姚察在陈朝灭亡后到隋朝做官，迁至北方，故两《唐书》中《姚思廉传》称其为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祖父姚僧垣“少好文史”，还“医术高妙，为当世所推”。曾多次治愈皇帝和王公大臣的疑难病症，得到赏赐颇多。名声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边地和外域都前来求医。僧垣“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2。姚察、姚最兄弟就是靠这种较充裕的收入，游历求学，购聚图书，见闻日益广博。姚察十三岁时就显露出才华，“于宣猷堂听讲论难，为儒者所称”3。姚察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保持终生，即使在当了陈朝吏部尚书以后，仍大力寻求天下图书，遇到没见过的书即马上抄录下来。他聚书多达万余卷，并都阅读过，为梁、陈、隋之际公认的著名学者。隋平陈以后，隋文帝杨坚也以能得到姚察而高兴，他对臣下说“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唯得此一人。”2姚察的著作很丰富，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0卷，《西聘》、《玉玺》、《建康三钟》等记各卷，还有《文集》20卷，并行于世。此外，还有未撰成的梁、陈二史。
这样的家学传统，对姚思廉有良好影响，少年时就喜好史学，不仅聪颖，而且勤奋学习，除了读书，再没有其他嗜好，甚至从不过问家人的生计状况。三朝仕宦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由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统一之际，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陈时，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转会稽王主簿。入隋后，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室，寻除河间郡司法。入唐后，授秦王府文学，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贞观九年（35）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在仕途上还较顺利。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7），李渊乘农民大起义浪潮，在太原起兵直取长安。这时镇守长安的是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姚思廉正任职于隋朝，为代王侍读。李渊率兵占领长安后，代王府僚属都惊骇走散，唯独姚思廉依然服侍代王，不离左右。唐兵涌入王府，思廉大声呵斥道“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正往里冲的众兵将闻听此言十分惊愕，见思廉独自一人伴随代王而面无惧色，心中也觉钦佩，于是纷纷停立在大堂台阶之下。李渊闻知，于是准许思廉扶代王下堂。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后，思廉才哭泣着拜辞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称他为“忠烈之士”。李渊、李世民《周书》卷四七《姚僧垣传》。
23《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册府元龟·总录部·赐书·聚书》。
2《陈书》卷二七《姚察传》。
父子由此便赏识和重用姚思廉。李渊称帝后，即授思廉为秦王文学。秦王李世民开文学府，招揽一些有文武韬略、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褚亮、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受到延聘亲重，姚思廉就是“十八学士”之一。
武德年间，李世民曾率军赴鲁南征讨徐圆朗，战争间隙，他与人议论起隋朝事，谈到姚思廉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感慨叹道“姚思廉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即使古人也很罕见。”当时思廉远在洛阳，于是李世民专派使者带帛三百段赏赐思廉，并附信说“想节义之风，故有斯赠。”这是很不寻常的优礼之举。李世民命著名画家阎立本画“秦府十八学士图”，并命文学褚亮各为赞语，对思廉的评价是“志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思廉作出褒奖。“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当上太子，思廉也随即升迁为太子洗马。
姚思廉对于政事“直言无隐”，督促太宗勤于国事。太宗因思廉是秦府旧人，许可他随时就政事的得失直接秘密上奏，思廉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展尽无所讳”2。有一年夏天，唐太宗准备往九成宫避暑，思廉劝谏说“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辞恳切尖锐。唐太宗只好下谕解释说“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为奖赏姚思廉的直谏，赐帛五十匹。姚思廉去世后，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号“康”，特准许葬于昭陵。
撰梁、陈二史姚思廉的一生，除了政治上有所作为，主要建树是在史学方面。
隋大业五年（09），姚思廉奉炀帝之命，与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区宇图志》，这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共250卷。
唐代史家刘知幾在叙述唐修国史情况时指出“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粗成三十卷”。这是武德、贞观二朝唯一的一次修成纪传体国史。由于思廉修这部国史是在贞观初，因此推知其内容应是“武德朝”史。这部国史的本来面目已无法窥见。唐高宗显庆元年（5），长孙无忌与令狐德棻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80卷，显然，思廉所撰的国史为其奠定了基础。
姚思廉费时数十年撰写的重要史著，当推继承父业而成的《梁书》、《陈书》。其父姚察不仅以文知名，而且潜心于修梁、陈二史，他在梁、陈、隋朝都任过史职，参与过国史的修撰。并且在陈宣帝时开始修前代史——梁史。陈亡入隋后，开皇九年（589），隋文帝诏授姚察秘书丞，命其撰梁、陈二代史。这样，在官方的下，姚察开始了全面系统的编纂工作。大业二年（0）姚察去世，二史尚未修成。在临终时他将修撰体例交给儿子，嘱他继续写完。思廉哭泣着接受了父亲的嘱托，从此，就开始了续撰工作。经内史侍郎虞世基奏闻隋炀帝，从而得到了官方的。
唐初，曾两次诏修前代史，姚思廉均参予撰修工作。第一次是武德五年《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
2《新唐书》卷一○二《姚思廉传》。
《史通·古今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