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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它们的特点、产地元魔九道全文阅读、性能和功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记载矿物43种，大部分矿物名称至今仍在使用。如雌黄、云母、硫黄、钟乳、白垩、石灰、水银、消石、芒硝、滑石、紫石英、白石英、慈石、石膏、理石、方解石等。此外，书中记载的化石（琥珀）成因说也是比较早的。裴秀、郦道元、法显在地理学方面都有所成就，其中如裴秀的贡献还有很大的影响。本编对于他们都分别立传，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郭璞《山海经图赞·北山经》，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第二十七章生物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生物学有很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多种依一定分类系统，记载动、植物名称（通名或异名）形态特征、生态习性、地理分布和经济价值等的动植物志。与此同时，对昆虫和微生物的研究和利用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第一节分类学的发展在前一卷的叙述中已经提到，《尔雅》中保存了中国古代早期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尔雅》不仅著录了590种动物和植物，指出他们的名称和别名，而且还根据他们的形态特征分别纳入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中。《尔雅》成为后人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典籍。东汉对有个名叫窦攸的官员，由于能根据《尔雅》记载，识别各种动、植物，因而受到汉光武帝赐给万匹帛的奖赏。汉光武帝还号召群臣，要他们的子弟向窦攸学习《尔雅》。自汉代以后有许多学者研究《尔雅》所载之动、植物，其中以晋代郭璞的《尔雅注》最为重要。
郭璞（—324），字景纯，河南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在注释古籍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把《尔雅》视为研究动、植物的入门书，在《尔雅注》的序中说“若乃可以博物而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璞遵循《尔雅》原有的草、木、虫、鱼、鸟、兽的分类系统，对所记载的动、植物，首先用他生活时代人们通行的动植物名称，解释古老的动植物名称。例如《尔雅·释鸟》载“Ⅷ旟q”。郭璞注则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指出，Ⅷ旟q，就是当时人们常见的布谷鸟，江东人也叫它“获谷”。郭璞不仅引经据典解释动、植物的正名和别名，而且还根据自己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的知识，对许多动、植物的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例如对于桑天牛，《尔雅·释虫》只是著录了它的古老名称，“蠰，啮桑”。而郭璞注则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啮桑，似天牛，长角，体有白点，喜啮桑树，作孔入其中，江东呼为啮发。”这里相当详细地描绘了桑天牛的形态和生活习性。郭璞还为《尔雅》所载动、植物绘图，使用了分类研究的图示法。据《隋书》记载，他著有《尔雅图》十卷。但原图早已失传。现在大家能见到的《尔雅音图》是清嘉庆六年（08）影宋绘图重摹的刊本。它或许就是源于郭璞的《尔雅图》。郭璞的研究和注释，使《尔雅》中所包含的动、植物分类思想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更为鲜明。《尔雅注》成为历代研究动、植物的重要参考书。
比郭璞早些时候的三国吴人陆玑，字无恪，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这是一部专门针对《诗经》中所提到的动物和植物进行注释和描述的专著。原著已佚，但从书名可以看出，陆玑显然也是按照草、木、虫、鱼、鸟、兽进行动植物分类的。这部著作今有罗振玉辑本，分上、下两卷，共载动、植物54种，其中草类54种，木类3种，鸟类23种，兽类2种，虫鱼类29种（各家统计数字略有不同）。陆玑联系实际，对这些动、植物的形态、生态、产地和用途进行了描述，并指出他们的异名、今名。书中对芄兰是这样描述的“芄兰，一名萝摩，幽州谓之雀瓢。蔓生，叶青绿色而厚，断之有白汁。鬻为茹，滑美。其子长数寸，如瓠子。”这样的描述抓住了蔓生的萝藦科植物的特点，使人很容易就和今天所称的植物萝藦（）对应起来。根据生态特点，陆玑将“鹭”和“鹈”都归为“水鸟”。他说“鹭，水鸟也，好而洁白，故谓之白鸟。齐、鲁之间，谓之舂鉏。辽东乐浪吴扬人皆谓之白鹭。大小如鸱，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鹰尾，喙长三寸许，头上有毛十数枚，长尺余，毵毵然与众毛异，甚好。将欲取鱼时则弭之。”这里对白鹭的形态特征和不同地区的称谓，都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首次对我国珍禽“鹤”作了形态和分类描述“鹤，形状大如鹅，长三尺，脚青黑，高三尺余。赤顶、赤目。喙长三尺余。多纯白，亦有苍色。苍色者，人谓之赤颊。常夜半鸣其鸣高亮，闻八九里，雌者声差下。今吴人园囿中及士大夫家皆养之。”我国常用的鹤类有五六种，这里所描述的是我国最常见的白鹤即丹顶鹤（）和赤颊鹤（）。对于莎鸡，陆玑指出“沙鸡如蝗而斑色，毛翅数重，其翅正赤，或谓之天鸡。六月中飞而振羽，素索作声，幽州人谓之蒲错。”这些描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和观察，是写不出来的。上述事例说明，《毛诗草木鸟鲁虫鱼疏》，对动、植物的分类描述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陆玑所记载的动、植物的分布地区，已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涉及现在的朝鲜和越南，可见其视野之广阔。
《神农本草经》问世后，对药用动、植物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发展，新发现的药用动、植物种类不断增加。陶弘景（）编著《神农本草经集注》时，他所著录的药物已增至730种。陶弘景打破了《神农本草经》的三品分类方法。就所著录的药用动、植物而论，他基本上将动、植物纳入草木、虫兽、果菜、米食等五大类。在每一大类中，再分上、中、下三品。很明显地已将三品分类放在很次要的地位。这一改进，对后来本草动、植物分类有很大影响。这部著作在动、植物形态鉴别描述方面也更为细致。例如说术有两种，白术叶大有毛作桠，根甜少膏；赤术叶细无桠，根少苦多膏，区分得很清楚。
这个时期在分类学方面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随着我国南方经济和生产的发展，对南方动、植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意，先后产生了二十多种“志”、“状”、“记”等形式的著作，著录并描述我国南方的动物和植物。早在东汉时就有杨孚《异物志》（又称《南裔异物志》）问世。原书已佚，从后人征引中还可以看到有关翠鸟、鸬鹚、孔雀、荔枝、龙眼、等有关南方动、植物的描述。晋初沈莹所撰《临海异物志》是一部专门记述我国江南沿海地区草木禽兽、矿物和风土人情的著作。其中记述了约六十种鱼，四十多种爬行动物和贝壳动物，二十多种鸟类和二十多种植物。《南方草木状》，旧题永兴元年（304）嵇含撰（关于该书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至今尚无定论）。这是专述南方植物的专著，颇类当今之地方植物志。全书著录华南植物八十种，分草、木、果、竹四大类，系统完整，描述典雅。《南方草物状》是东晋徐衷所撰，原著已佚，从后人所征引的内容来看，至少记有植物五十种，鸟、兽、鱼、蚌、贝等动物十七仲。此外还有《广州记》等。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志”、“状”、“记”一类著作，所载之南方动、植物不少于235种，极大地丰富了关于中国动、植物种类的知识。第二节生态知识的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学知识，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人们就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发展的影响及生物之间各种复杂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中国古代很早就注意到环境对动、植物生长和分布的影响。秦汉前有不少关于生物地理分布的论述。秦汉以后，进一步发展为对生物分布界线的探索。在《南方草木状》和《南方草物状》等著作中记述了各种动、植物的分布状况和生活习性，勾画出把南岭作为我国南北植物分布的分界线思想。如指出芜青不能生长于南岭以南，即使种植到南岭以南，也要发生变异。戴凯之《竹谱》记述竹类数十种，指出由于气候寒冷，所以黄河以北竹类很少，而南方竹类却非常茂盛。他所记述的各种竹类分布状况，大致上将淮河、秦岭作为竹类植物分布的北界。在秦岭、淮河以北，只有个别耐寒竹种才能良好生长。
温度对昆虫发育的影响，亦被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所发现。养蚕取丝，是中国古代在开发利用动物资源取得辉煌成就的最显著例子之一。在长期养蚕生产中，不断积累了关于蚕与环境关系的知识。众所周知，蚕有一化性、二化性和多化性的区别。一化性蚕一年只能孵化一次，二化性蚕，一年能孵化两次。即使当时温度很高，二蚕卵也要等到第二年才能孵化，这在昆虫学上称为“滞育”。在晋代人们已经知道人为的用低温催青蚕卵，就可以中断滞育，使二蚕卵在当年就能继续孵化。据郑辑之《永嘉郡记》（公元4世纪）记载，当时浙江温州地方蚕农的具体做法是，将二化性蚕的第一化蚕所产的卵，放在低温环境中（如山间冷泉），“使冷气折其出势”。这样经低温而孵化出来的蚕，其所产的卵，在当年就会继续孵化。当时蚕农利用低温影响家蚕发育的方法，实现利用二化性蚕，在一年内孵化多次，以便饲养多批蚕。关于昆虫寄生现象的发现，在中国传统生物学史上，也颇具重要意义。
《诗经》中有“螟岭有子，蜾蠃负之”的诗句。螟岭是鳞翅目昆虫，蜾蠃即细腰蜂。螟岭的幼虫被一种细腰蜂掳走，这本是一种自然界常见的现象。但在汉代以前，人们还不了解这种现象的自然本质。汉代扬雄在《法言》中认为，蜾蠃掳走已经死亡的幼虫，是为将它咒成为蜾蠃。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如许慎、陆玑等都相信这种说法。陶弘景最早揭开了“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秘密。他通过实际观察发现，细腰蜂有许多种类。其中有一种色黑、腰很细、含泥作窠，并产下如粟米大小的卵。它捕取青蜘蛛放在窠内，作为子代成长时的食物。他说，另外还有一种，是在芦竹内作窠，它捕取青虫作为子代食物。根据这些发现，他正确地指出，所谓“取青虫教祝，使变成己子”的说法是错误的。陶弘景的发现，对后人进一步研究昆虫的生活是很有启发的。
在古代养蚕中，人们也发现了蚕蛆蝇的寄生现象。蚕蛆蝇在古代称为“蚃”，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尔雅·释虫》。郭璞在《尔雅》注中指出，“蚃”，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蛹虫”。蚃为什么叫“蛹虫”，我们从宋代陆佃《埤雅》记载中得到了解答。《埤雅》“蚃，旧说蝇于蚕身上乳子，既茧化而成蛆，俗呼蚃子，入土为蝇。”原来蚕蛆蝇是家蚕害虫，它在家蚕幼虫体上产卵，待蚕化蛹成茧时，蚕蛆蝇卵便孵化为蝇蛆，蝇蛆咬穿蚕茧，钻入土中，不久便化为蚕蛆蝇。因为人们主要是在蚕蛹身上发现蚕蛆蝇幼虫，所以就称它为蛹虫。蚕蛆蝇寄生现象的发现，为防治这种家蚕害虫提供了依据。
害虫天敌的发现，是对园艺生产的一个重要贡献。据《南方草木状》记载，当时我国南方果农已经知道利用一种“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来防治柑桔害虫。南方柑桔若无此蚁，则“其实皆为群蠹所伤”。所谓“赤黄色，大于常蚁”的蚁，即现今的黄猄蚁（），又称红树蚁，常于柑桔树上网丝筑巢，“其巢如薄絮”，能吞食柑桔害虫。从《南方草木状》记载看，当时已有专门收集和贩卖黄猄蚁的商贩。他们以“席囊”或“布袋”贮蚁，售给果农，放养于果树上，以捕食害虫。这种利用捕食性昆虫防治害虫的方法是很先进的。
第三节微生物知识我国很早就对微生物的活动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到公元世纪，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总结了我国历代在利用微生物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书中有关制曲酿酒、作酱、制醋（酢）、作豉、制乳酪等论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在认识利用微生物发酵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和知识。制酒一般包括制曲和酿酒两个步骤，制曲就是在酿酒前先培养微生物菌种。《齐民要术》酒曲分为两大类，即笨曲和神曲，这相当于现在的大曲和小曲。根据《齐民要术》记载，用神曲酿酒，“一斗杀米三石”，即用曲量只需原料总量的三十一分之一；用笨曲酿酒，“一斗杀米六斗”，用曲量也仅占原料总量的七分之一。可见当时我国酿酒发酵中，糖化力和酒化力都有明显提高。在制曲过程中，要掺入生料，这起到了接种微生物的作用。制曲时，对于温度和湿度的调节，都提出了相当周到的措施，并把“五色衣成”作为制成曲的标准，可见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微生物的生长规律。在酿酒发酵过程中，还十分注意“曲势”。所谓“曲势”就是现在所说的糖化酶和酒化酶的活力。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根据“曲势”来分批投料。
我国传统的酿醋法，通常是淀粉糖化、酒精发酵和醋酸形成三个过程在同一醪液中进行的。北魏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醋酸的形成与醪液中菌膜的生成有关。《齐民要术》把醪液中醋的菌膜的生成，称之为衣生。他说“衣生，勿得怪也，但停置勿动，挠搅之。数十日醋成，衣沉，反更香美”。这里已将“衣生”和“衣沉”与醋酸的形成联系起来，已经模糊地意识到醋酸生成是与某种生命物质的作用有关。
第四节戴凯之与《竹谱》《竹谱》（公元5世纪中叶）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竹类植物专著。作者戴凯之，字庆预，南朝刘宋时武昌（今湖北鄂城）人，曾被派遣为南康（今江西赣州）相，才章富建，所著《竹谱》，亦为韵语。
中国有丰富的竹类资源，尤其南部地区，不仅竹资源丰富，而且种类繁多。我们祖先很早就已对竹类资源进行了研究，开发和利用。《诗经》、《禹贡》、《山海经》、《周礼》、《尔雅》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关于竹类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有关竹类的记述也就更多了。沈莹《临海异物志》就记述竹六种，《南方草木状》亦描述了六种竹。戴凯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大大丰富了有关竹类的知识。《竹谱》全书以韵文为纲，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解释。书之开头，是对竹类植物特点的概括，指出竹体“既刚且柔，非草非木”，是植物界里的一个大类。“竹”就是这一大类植物的总称。植物界中有竹，犹如动物界中，有“虫”、“鱼”、“鸟”、“兽”一样。《竹谱》指出，虽然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关于竹类的分布特点，《竹谱》说，竹“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竹类不耐严寒，因此，其分布有明显的区域性。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竹谱》的主要内容是记述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如《竹谱》是这样描述“棘竹”的，“棘竹，生交州诸郡。丛生，初有数十茎，大者二尺围。肉至厚，实中，夷人破以为弓。枝节皆有刺，彼人种以为城，卒不可攻卒崩根出，大如十石物，纵横相承如掺车，一名笆竹”。根据这些描述，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将它和秆粗质厚，节上有刺，地下茎为合轴型的箣竹属植物对应起来。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所见虽然没有那么多，但至少也有三十多种。所记竹种类之多，是空前的。
《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的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思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二十八章医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医药学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对《内经》与《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一方面则是内容丰富的临床经验的系统总结。因此，无论医学之基础理论，或是治疗经验，都有着较明显的进步。
第一节医学旧籍的研究整理《内经》的整理研究《黄帝内经》成书以来，已历近千年之流传，除文字古奥难懂外，战火，虫蛀、脱简散乱及传抄之误，已给该书内容的完整性、科学性带来巨大损害，急需予以整理训解。齐、梁间医学家全元起，曾任太医侍郎，对《内经》有着较深入的研究，撰有《素问训解》。该书虽然在南宋时已佚，但其内容由于《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引用，仍部分得到保存。全氏医术高明，故有“一时慕之如神，患者仰之，得元起则生，舍元起则死”的誉论。
《伤寒杂病论》的整理研究东汉张仲景撰成《伤寒杂病论》，最初流行并不广泛。晋代王叔和对仲景书颇为重视，他为了便利读者检阅诵读，对《伤寒杂病论》加以整理编次，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部。前者专论传染性疾病之辨证论治，后者专述一般杂病之脉因证治。由于王叔和距张仲景生活的时代很近，有人认为王氏可能是张仲景的学生，或曾见过面，所以王氏所整理仲景书是接近原貌的。
因此，历代医学家多予以较高的评价。例如晋代皇甫士妥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宋代以校勘医学文献而著名于世的孙奇认为“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金代成无己是以整理注解《伤寒论》而闻名于医界的，他称赞“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2但也有指责者，如明清学者主要批评王叔和于仲景书中杂以己言，以及在编次、序例中多有谬误等3。但对这些批评意见，有更多医学家为王叔和辩护，如清代徐灵胎强调“不有叔和，焉有此书。”4可见王叔和将《伤寒杂病论》整理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对发展仲景学说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脉学和中医诊断术王叔和还撰有《脉经》一书，对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切脉是中医学诊断疾病、确定预后的一门重要学科，也是中医学术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晋人王叔和，名熙，高平（今山西高平，一说今山东济宁）人。性沉静，博通经史，医术精良，尤擅切脉，集《内经》、《难经》、扁鹊、淳于意、张仲景等之脉法，结合个人多年临床切脉诊断的丰富经验，编撰《脉经》经》之卓越贡献有.总结前人经验，确定24种脉象，使《本草经集注》。
陈邦贤等著《中国医学人名志》。据《古今医统》，人民卫生出版社955年版。皇甫谧《黄帝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95年重版。2林亿等《伤寒论·序》，见《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93年版。3参见严器之《注解伤寒论序》，人民卫生出版社93年版。
4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第页，人民卫生出版社95年版。临床切脉诊断有所准绳；2.列举八项相类的脉象，可为切脉鉴别之依据；3.系统论述了脉学理论知识和切脉诊断的部位和方法；4.详论各种脉象之阴阳、逆顺、寒热、虚实、生死之辨别；5.叙述了人体脏腑之生理脉象和病理脉象同各种病证之间的关系；.对各种疾病之脉证、妇人脉证以及小儿脉证等均加以记述。《脉经》对中医诊断学之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不但推动了中医学的进步，而且对世界医学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公元八九世纪，阿拉伯医学兴起，0世纪前后，阿拉伯医学与中国医学形成鼎立的世界两大医学体系。但阿拉伯医学中有关脉学的内容，其中不少是直接引进中国脉学而丰富发展起来的。《脉经》不但为阿拉伯医学所引进，而且早在世纪已传至朝鲜、日本。公元7世纪后还被译成为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5。在脉学诊断之外，此期还出现了病理解剖诊断技术，如《南史·顾恺之传》记有安徽濉溪一位名叫唐赐的人，因病临终时告诉妻子，死后作尸体解剖以求病因，妻按遗言解剖，却为统治者以“不道”，子“不孝”而惨遭杀害，刚兴起的求实精神就这样被泯灭了。《庾书·庾黔娄传》记有黔娄尝父便甜苦，以判断父病之预后吉凶。此举虽不符合卫生要求，然而我国诊断糖尿病以小便甜为依据即源于此，从而为人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针灸学之整理与提高晋人皇甫谧编撰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是此期针灸学发展承先启后的代表作。皇甫谧（25—282）字士妥，幼名静，自号玄宴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境）人。幼年家贫，务农为生，从坦席学儒。中年因病风痹，肢体活动受限，始钻研医学。为人沉静寡欲，好学博览，专事著述，撰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玄宴春秋》等。魏晋时，多次谢绝当局而不仕，一心致力于学术和医学研究。在针灸学发展上，他以《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之有关内容为基础，结合历代医学名家的有关论述和经验，编撰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2卷、《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学专著。皇甫氏在编撰过程中遵循“删浮词、除重复、论精要”的原则，使前世针灸学得到明显的提高。《针灸甲乙经》共28篇，对人体生理、病理，腧穴总数、部位、取穴，针法、适应症、禁忌症等，都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该书使中国针灸之穴位总数达54处，其中单穴48处，其他则为双穴，分布于全身4个经脉线上，称为经穴。后世所发现者，则称之为经外奇穴。关于取穴方法、针刺手法、疾病主治、禁忌等，其经验及理论也都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是针灸学家临床治病和撰著的指南。《针灸甲乙经》不但是我国发展针灸学的典籍和培养针灸医师的教科书，而且也是日本、朝鲜等国医学教育的教科书，并有法文等译本在欧洲流传。因此，皇甫谧在医学界并不以文学、史学闻名，而以其针灸学上之卓越贡献为历代医学家所推崇而闻名于世。
5徐灵胎《医学源流论》卷下，“伤寒论”条。
第二节医学经验总结和医学的发展丰富多采的医疗方剂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医辈出，总结经验，著书立说之风亦甚盛行。根据《隋书·经籍志》所收录，此期医学家医药方书约有百种，其中在当代及后世有着明显影响者，如陈延之撰《小品方》2卷，范东阳撰《范汪方》7卷，姚僧垣撰《集验方》0卷，徐叔响撰《杂疗方》22卷等等，都是有着较高学术水平的佳作。这些医方著作一般多真实记录了著作者本人的宝贵经验，在隋唐时期仍较广泛地流传着。例如《小品方》曾流传日本，在日本医学教育中，曾被列入医学院校教材而广为传诵。我国隋唐及后世医家之综合性著作，也多有引用。可惜，这些医方书籍几乎全部散佚，但由于孙思邈之《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等大量引用而尚能窥其梗概。
世医徐之才与中医方剂学之发展在中国医学史上有许多父子传授世代业医的医学世家，政府也很强调医学籍贯，群众对“世医”也更为信任，所以“世医”成为评价医生医术的一个重要条件。徐之才（），字士茂，世医出身，祖籍东莞（今山东莒县），迁居丹阳（今江苏镇江）。先祖徐熙，好黄老之学，精医术，从祖徐謇、祖父徐文伯均以医术著名于时，且擅长炼丹术，颇得统治者之赏识。父徐雄，亦以医术见称于江南一带，曾任南齐政权的兰陵太守。之才兄弟等也均以医术闻名，后因战乱被俘至北魏，封西阳王。他聪明过人，博学多才，治病每多奇效，对药物方剂之组成原则和方法颇有研究，曾对《雷公药对》及《药对》等书详加修订，在药物炮制加工和总结吸收前代方剂学精华方面，有着显著的贡献。譬如他总结和发挥中医学之“七方十剂”理论和经验，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所谓七方，即大、小、急、缓、奇、偶、复；所谓十剂，即宣、通、补、泄、轻、重、滑、濇、燥、湿。由于他阐发了经典，总结了新经验，故有承先启后的作用。譬如宣剂，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通剂，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补剂，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等等。结合陶弘景“诸病通用药”，从而使中医学在临床处方之药物调遣和配伍原则的掌握上，有了一个更为科学的新规律可循。徐之才除发展了中医方剂学外，对妇产科学也研究有素，特别是对产科的产期卫生，胎儿发育等很有见地。他还撰有《家传秘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小儿方》等等。徐氏历代以医传家，学贯南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极有名望的医学世家。
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外科之伤残、感染性疾病大大增加，客观上促进了外科学与外科手术的发展，我国现存较早的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即成书于此时。该书作者可能是刘涓子，后经龚庆宣整理编次为0卷而流传于世。据龚氏序，刘涓子晋末人，曾随同宋武帝北征，夜射“黄父鬼”而得其所遗医方书，故名《刘涓子鬼遗方》。据其序，刘涓子为随军医生，用该书处方治病疗伤，“千无一失”，并谓“有被创者，以药涂之即愈”。该书内容包括有战伤、各种化脓性感染、疥癣，以及其他皮肤病等。其治疗技术，载有止血、止痛、解毒、收敛、镇静等内、外治法处方40多个。所有药物也以富有抗菌、消毒作用的黄连、大黄、水银等为最多，而且配制成软膏等剂型。更有价值的是该书提倡早期治疗的先进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该书强调痈疽早期诊断和治疗，在脓已成时则应及时进行手术切开引流，对手术切开之部位也作了科学的论断。
外科手术治疗先天性畸形在此期也有显著的进步。例如《晋书·魏咏之传》记载咏之先天性唇裂（俗称兔唇），曾往殷仲堪帐下名医求治，术后唇裂弥合，达到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这一唇裂修补术的成功是很出色的，反映了我国古代整形外科已达到很高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次，如目瘤摘除术、头部巨大肿瘤的手术切除等，也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中外医药学交流公元59年，扶南遣使中国，其易货贸易中有中药郁金、苏合香、沉木香等；中天竺等也以中药琥珀、郁金、苏合香、真珠等与我国交换；波斯更以琥珀、真珠、朱砂、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香、青木香、胡椒、毕拨、石密、香附、诃黎勒、雌黄等与我国互易，这些都反映了此期东南亚、南亚和阿拉伯世界在与我国香药贸易上的兴盛状况，也反映了我国对这些香药等的大量需求和广泛用于临床治疗的情况。公元54年，朝鲜请中国医生治病，公元552年，我国以《针经》赠送日本，又有吴人知聪带《明堂图》等医药书籍0卷赴日传播中医学。尽管中国尚不统一，战争不断，但医药之与国外交流较前代还是有着明显的扩大，从而也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和进步。葛洪和陶弘景是这一时期的医学的大家，本编已分别为他们立传，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十九章妇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妇女的记录慢慢地多起来。见于《隋书·经籍志》者，有“梁武帝女《临安恭公主集》三卷，梁征西记室范靖妻《沈满愿集》三卷，梁太子洗马徐悱妻《刘令娴集》三卷。又著录有“《妇人集》二十卷，梁有《妇人集》三十卷，殷淳撰。又有《妇人集》十一卷人集抄》二卷”。这些都是妇女自己写的书。《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杂文》六十卷”，原注称“为妇人作”。又著录“《女鉴》一卷，梁有《女训》十六卷。《妇人训诫集》十一卷，并录梁十卷，宋司空徐湛之撰。《娣姒训》一卷，冯少胄撰。《贞顺志》一卷”。这些大概都是男性作者为妇女而写，可能主要是关于妇女教育的撰述。《隋书·经籍志》以上所著录的这些书，当是了解当时妇女情况的重要资料，可惜都失传了。范晔《后汉书》、沈约《宋书》都有《列女传》，而其中可用的资料不多。现在，只能就各书所见零碎的材料，取其有突出成就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汇成本篇。
第一节女诗人蔡琰蔡琰，字文姬，陈留人，文学家蔡邕之女。她博学有才辩，妙通音律。
《后汉书》李贤注引刘昭《幼童传》曰“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琰曰第四弦。并不差谬。”蔡琰在音律方面的才能，在幼年已有所表现。
蔡琰初嫁江东卫仲道。仲道早死，琰回娘家居住。兴平年间（93—95），天下混乱，琰为胡骑所虏，居南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惜蔡邕无嗣，以重金将琰赎回，再嫁陈留董祀。董祀犯法当死，琰蓬首徒行，向曹操请罪。她言辞清辩，旨甚酸哀，当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满一堂，无不为之动容。曹操说你的情况我很同情，可是定罪的文状已经发出，怎么办？蔡琰说，“明公有良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曹操听了很受感动，便把文状追回。因问蔡琰，听说夫人原先藏书很多，不知还能记忆不。蔡琰回答说，原来先父留下的书籍有四千余卷，经过变乱，都已损失，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四百多卷了。蔡琰把能回忆的各篇亲自写出后与曹操藏书核对，没有错误和遗漏。
蔡琰感伤乱离，追怀悲愤，写诗二章。其中一章为五言《悲愤诗》。诗云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终己。有客自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夏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别离。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影，怛咤靡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勗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首诗包括三段。第一段是说董卓的残暴和篡汉的野心。第二段是说她在胡地所感到生活的困难，听到中原有使者来迎接她回去时的喜悦以及她不忍离开子女的依恋心情。第三段是说她回到中原后所看到的依然是一片悲惨凄凉的景象，从而怀疑人生的意义和个人生活上的安定。全诗感情充沛，写出乱离生活中的切身感受，感人至深，有高度的艺术成就，是三国初期文学上的杰作。近人认为可与建安七子的作品并列。诗长五百四十字，也是前所未有的。
蔡琰所著还有另一《悲愤诗》，见《后汉书·列女传》，有《东征赋》，见《昭明文选》。相传《胡笳十八拍》也是蔡琰所作，但有不同的见解。《胡笳十八拍》的内容及其艺术成就与《悲愤诗》相类似，但还不能据此论定十八拍为蔡琰所作。
本节材料见《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
第二节刘兰芝抗婚刘兰芝，据说是建安年间庐江府吏焦仲卿的妻子。她聪明、美丽、能干，“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受过较高的教养。十七岁出嫁到婆家，与丈夫恩爱，又致力于家庭纺织。她每天从鸡鸣开始织布，夜夜不得休息，只用三天就织出了五匹布。而婆婆却嫌织得太慢，百般加以挑剔。兰芝实在做不下去了。
焦仲卿了解了情况后，上堂在母亲面前为妻子说情。他说，儿子的骨相不好，幸亏娶了这个媳妇，可以长久相处。现在我们一起生活才二、三年，时间不算长，并没有什么斜歪之事，不知她如何不好？焦母说，你的心眼太小了。媳妇不懂礼节，举止随便，我久已不满，岂能按你的意思去做！我们东邻有贤惠女子，长得也很漂亮，我可以替你求婚。你快把这媳妇打发了吧！仲卿长跪乞求说，若是休了她，我决不再娶。焦母听后大怒，说，你好大胆！竟敢替老婆说话。我已跟她没有情意可言，不会答应你了。
焦仲卿回到自己房中，看见妻子，难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说，这是母亲强迫她离去，不是自己的意思。他请兰芝暂时回娘家暂住，等他把府里的公事办完，再去接兰芝回来，请兰芝不要违背他的意思。兰芝说不要再找麻烦了。自从嫁到你家后，事事顺奉公婆，进退那敢自专，昼夜辛劳，孤孤单单，总觉自己没有什么过错，原想准备奉养老人到底。哪想到这样做还是被驱遣！又说我有生光的绣腰襦，有垂香囊的红罗帐，还有箱帘六七十个，各物都有它的特点。人贱了，东西也算不了什么，留着送人吧！时时安慰自己，久久不要相忘！
天亮了，兰芝离开焦家的时间到了。她认真地把自己打扮起来，上堂辞行，焦母毫无挽留之意。兰芝又与小姑告别，小姑泪落如珠。
焦仲卿骑着马送兰芝到了路口，下马对兰芝说“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兰芝说我很感激你的诚意，希望你不久来接我。她把仲卿比作磐石，把自己比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只是兰芝担心自己的兄长性情暴躁，由不得自己。俩人依恋不舍地分手了。
到了娘家，兰芝进退两难。母亲见到她回来，感到意外，拍着手说，你怎么回来了？我教你学了许多本事，想你不会不守婆家的规法，你今天没有过错，怎么倒自己回来了？兰芝说，儿愧对母亲，但儿实在没有罪过。母亲听了大为悲痛。
兰芝回家不多日，便有媒人来说亲。媒人是为县令的第三郎说亲，据说这位年青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母亲要兰芝答应了这门亲事，兰芝噙泪说府吏和我结誓永不别离，今日违约，恐不合适。母亲便回绝了媒人。
隔了几日，太守遣府丞来求亲，说是他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兰芝的母亲再次谢绝了媒人，她说“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兰芝的哥哥听说此事后，却颇不以为然。他对妹妹说做事何不掂量掂量！你先嫁府吏，后嫁郎君，这是天地之别，够你享受了。有郎君不嫁，你还想去哪里？兰芝仰着头回答道你说得不错。在家事夫婿，中见《乐府诗集》。
途回兄门，由你安排吧，我哪能自己决定。虽然我与府吏有约，但怕是日后却永无相聚之时了。这时，兰芝所处的境况已经是若不改嫁，就无家可归。她答复哥哥的话，只能说是她已作了采取最后步骤的思想准备。
结婚的日期很快定了下来。男方的聘礼十分丰厚，据说是“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兰芝对这一切视若不见，只是遵照母亲的嘱咐，含泪作嫁衣。
焦仲卿听说后，立即告假回家。在离家二、三里的地方，马儿嘶叫起来。兰芝听见了熟悉的马嘶声，慌忙出来相迎，远远地看见了焦仲卿。兰芝上前拍着马鞍对仲卿说，自从分别后，事情变化很大，如我所言，我的亲父母兄弟逼我嫁给他人，你没有什么指望了。焦仲卿故意挖苦兰芝说贺你高迁！磐石可保持千年不变，而蒲苇只是一时的纫劲。你当荣华富贵，我却要独赴黄泉！兰芝说你怎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都是被逼迫所为。你被逼离婚、而我也是被逼嫁人。黄泉下相见，不要违背今日的诺言！俩人约定后，各自回家。
结婚的日子终于到了，轿子把兰芝抬走了。兰芝好容易熬过了一天。夜深人静了，她下了最后的决心，提起衣裙，脱去丝鞋，投水自尽。焦仲卿知道后，也在树下自缢而死。人们痛惜他们二人的死，将他们合葬在一起。后来有人为刘兰芝写了《孔雀东南飞》的长诗，流传后世。
今案刘兰芝不慕权势，不爱金钱、财物、玩好，也不追逐贞妇烈女的名声。她是为了维护夫妻恩爱的纯洁而牺牲了年轻的生命。她在中国妇女史上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反映了中国妇女中优良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节谢道韫的才辩2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谢道韫是在这个风气影响之下的一个才女。
她的父亲是晋安西将军谢奕，丈夫是江州刺史王凝之。她自幼聪识，有才辩。叔父谢安曾问《毛诗》中何句最佳，道韫称“吉甫作颂，穆如青风，仲山甫永怀，以谓其心。”谢安说她有雅人深致。
一次，家人们聚在一起，天上下起雪来。谢安便问大家，这雪象什么？
有人回答说，象在空中撒盐。道韫说，不对，象柳絮迎风起。谢安听了很是高兴。
凝之的弟弟献之，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让婢女告知献之说，欲为小郎解围。她施青绫步鄣自蔽，参与谈议，客不能屈。
晚年，道韫嫠居会稽。太守刘柳久闻其名，请与谈议。道韫素知刘柳之名，也不推辞。她“簪髻素褥坐于帐中，柳束脩整带造于别榻”道韫丰韵高迈，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涟，徐酬问旨，词理无滞”。刘柳大为叹服，说，他从未见过这样使人心服的人。
一千多年来，谢道韫和蔡文姬一直是流传很广的人物。
道韫著有诗赋诔讼，《隋书·经籍志》录有《谢道韫集》二卷。
2见《玉台新咏·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
第四节苏蕙巧织回文图诗苏蕙，字若兰，苻秦时期始平（治在今陕西兴平东南）人，《晋书·列女传》有传，但所记过于简略。依《烈女传》所记和有关记载考证，苏蕙是秦州刺史窦滔的妻子，善属文。窦滔因事徙流沙，苏蕙未相从而去。窦滔违背夫妻告别时的诺言，在外再娶。苏蕙非常伤感，织成回文诗，以赠滔。回文诗或称璇玑图诗，共八百余言，上下左右，婉转读之，皆成章句。原图五色相宣，用以区别三五七言诗句，后来变五色为黑色，诗句便不可读。约在宋元间，僧起宗以意推求，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明康万民增读其诗四千二百零六首。两家合计共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四库全书总目》认为“但求协韵成句而不问义之如何，辗转钩连，■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为若兰本意如斯，则未之能信。存以为艺林之玩可矣。”《四库全书总目》的意见是正确的。而苏蕙作为回文图诗的创始人，其运思之巧，也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