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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sodu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4。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唐太宗特别注意了解官吏的优缺点。贞观四年，在一次有宰相参加的宴会上，太宗让“识鉴精通”的王珪悉加品藻。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唐太宗深以为然。贞观十八年，太宗还亲自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作了一番评论。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就在这一年，太宗与侍臣论及右卫大将军薛万徹等时说“于今名将，惟（李）世勣、（李）道宗、万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徹非大胜则大败。”3对文武大臣才能这种深刻的了解，充分表现了太宗用人的明达。
唐太宗不但明于知人，而且善于纳谏。他“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曾对公卿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他深以《贞观政要》卷七。
3《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元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4《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四年。
3《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为鉴，鼓励臣僚“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因此贞观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谏臣，如王珪、魏徵、刘洎、褚遂良等，而魏徵尤为特出。例如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举尧、舜之所以明，在于通达下情；秦二世、隋炀帝之所以暗，在于偏信谗佞。太宗听了很满意。贞观十年，太宗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左仆射房玄龄认为，群雄竞起，战胜乃克，草创为难。魏徵却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与人授，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魏徵从现实需要出发，强调守成之难，识见更为深远。所以唐太宗说“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3贞观十三年，魏徵看到唐太宗“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进谏，从十个方面指出太宗初期所为与近年不同。如始则体恤人民，近则轻用民力；始则亲君子疏小人，近则昵小人而疏君子；始则不事畋游，近则畋游无度；始则谦虚若不足，近则恃功骄矜；始则虽遇灾荒而民不逃怨，近则百姓疲于徭役而生怨心等，4无不切中时弊，深得太宗的嘉奖。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太宗哭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之世，群臣之所以敢于进谏，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贞观之治”的出现，也是和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的政治表现分不开的。
《贞观政要》卷二。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
3《贞观政要》卷一。
4《贞观政要》卷十。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第四节统一边疆，促进各民族交往贞观初期，边疆上存在着两个威胁力量，一是北部的突厥，一是西部的吐谷浑，而突厥对唐的威胁尤为严重。
唐高祖起兵时，为了取得突厥的，一度对颉利可汗称臣。及统一全国后，突厥不断侵扰唐境。太宗即位之初，颉利可汗以为有机可乘，率领重兵进逼长安。太宗亲自领兵隔渭水而阵，指斥颉利背信弃义，颉利无辞以对。在唐军的严加备御下，颉利不敢轻进，结果双方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突厥被迫退兵。太宗有鉴于此，决心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每天引数百人在显德殿前教射，亲自临试，对射中的人赏以弓刀、布帛，由此“士卒皆为精锐”3。太宗又整顿府兵制度，改天下军府为折冲府。当时共有军府六百三十四，而关中置府二百六十一，“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足以克敌制胜。
正当唐太宗积极准备反击突厥的时候，突厥汗国由于颉利可汗“纵欲逞暴，诛忠良，暱奸佞”，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及被统治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又加“塞北霜旱，糇粮乏绝”4，给唐朝出兵以有利的时机。贞观三年十一月，太宗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行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军十余万众，分道出击突厥。次年春天，李靖自马邑（今山西朔县）出恶阳岭（今山西平鲁西北），大破颉利于定襄（治大利，今内蒙清水河）。颉利北走碛口（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途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李勣先已伏兵于此，又把颉利打得大败。李靖乘胜追击，李勣又伏兵碛口，堵住颉利逃往大漠的道路，颉利可汗穷蹙被俘，东突厥灭亡。原来隶属于东突厥的各族都举唐太宗为“天可汗”。唐军在这次反击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唐初，吐谷浑虽一度与唐通好，但多次侵扰兰州、凉州等地，阻碍唐与西域的交通。贞观九年（35），太宗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率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诸军进击吐谷浑。李道宗在库山（今青海天峻南库库诺尔岭）击溃了吐谷浑精锐。吐谷浑王伏允逃入沙碛。唐军深入追击，他们克服了高寒缺水的困难，经行了上千里的无人之境，其中侯君集率领的一支军队一直到达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札陵湖）。伏允在逃窜中为部下所杀，其子慕容顺降唐。唐军凯旋，从而解除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平定吐谷浑之后，唐太宗继续经营西域，用兵高昌。高昌地处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是通向天山南北的要道。由于高昌依附西突厥，阻绝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并侵扰唐的伊州（今新疆哈密）。贞观十三年冬，太宗命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军数万人进击高昌。次年八月，唐军越过“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长达二千多里的沙碛，进抵高昌，击破田地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鲁克沁），迅速包围高昌都城。唐军填堑攻城，飞石雨下。在众寡不敌的形势下，高昌王麹智盛被迫出降。唐军取得了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的地方，以其地为西州，置安西都护府。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3《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4《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太宗贞观十四年。
西州刺史。
贞观十八年，由于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勾结突厥与唐为敌，郭孝恪经过奏请，亲自率兵平定焉耆。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为完成西域的统一，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领大军十万进攻龟兹（都城在今新疆库车）。次年冬，唐军攻下龟兹都城，龟兹王布失毕逃保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唐军围攻四十日，城破，生擒布失毕，遂平龟兹。于是设置龟兹、焉耆、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克什）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统之，有效地控制了广大的西部边疆，从而促进了中国与西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唐太宗除用军事力量对付敌对势力外，也用和亲政策保持边疆的安定，而以唐与吐蕃和亲影响最为深远。松赞干布是吐蕃杰出的君主。他向慕汉族文化，于贞观八年遣使入贡，后来又奉表求婚，得到唐太宗的许可。贞观十五年，太宗命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前往吐蕃，不仅带去了大量的金银、绸帛、珍宝，还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精美的手工业品，带去了内地的菜种、蚕种以及各种药物和典籍，也带去了大批工匠和乐队。松赞干布对这桩婚事感到异常高兴。为了照顾文成公主的生活习惯，他“别筑城郭宫室而处之”，自己还改服汉人的“纨绮”。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对西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东北边疆，长期占据辽东一带的高丽，阻挠新罗、百济与唐朝的通使，而且不时侵犯辽西，杀害边民。贞观十八年（44），唐太宗决定进攻高丽，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水军四万，分乘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趋平壤；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趍辽东。第二年，李世勣攻下盖牟城（今辽宁抚顺），进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张亮袭取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曜兵鸭绿江上。唐太宗自统大军，亲到辽东前线督战。唐军攻破辽东城，进军安市（今辽宁海城东南），击败了高丽大将萨延寿、高惠真率领的援军，延寿、惠真降唐。但安市城守甚严，久攻不下。这时天气转冷，粮食将尽，太宗只好下令班师。
正当唐军征辽的时候，漠北的薛延陀乘机侵入河套。贞观二十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等分兵数路，进击薛延陀，将其灭亡，原来服属薛延陀的诸部降唐。次年，唐于铁勒诸部设置六府一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刺史。设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今内蒙自治区五原县）东南的大单于台，以统新置各府、州。还根据各部酋长的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者的食宿。唐朝的势力已达到漠北的广大地区。
唐太宗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他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因而他很注意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
唐平东突厥后，将突厥降众安置内地，让他们保持原有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仍以其酋长担任都督等职，统治原有的部众。突厥首领在长安被任为五《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五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八年。
品以上将军、中郎将的官员有一百多人，“殆与朝士相半”。定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一万家之多。吐谷浑平定以后，仍以慕容氏为可汗。后来又把弘化公主嫁给诺曷钵可汗。
唐太宗对少数民族与汉人民表示同样的关怀。隋末以来，边民多为突厥所掠，北疆平定以后，下令“访求没落之人，赎以货财，给粮递还本贯。其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对汉民“没落外番投化，给复十年”3。“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4。对各族将领都视为一体，不分畛域。当时有不少战功卓著的少数民族将领，如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左领军将军执失思力、右领军将军契苾何力、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右卫大将军李思摩（即阿史那思摩）等，尤为有名。至于被任为将军而在地方任职的那就更多了。
由于唐太宗大量吸收了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密切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当时突厥与吐谷浑各请互市，他们从内地得到了大量的布帛，而内地“资于戎狄，杂畜被野”5，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乏耕牛”的困难。内地的盐、茶、绸缎、文具、饰品与吐蕃的马匹、药材、皮毛等的互市，也十分活跃。特别是文成公主进藏，带去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医药、生产工具、蔬菜种子等物品，以及经史、诗文、工艺、医药、历法等书籍，使中原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了吐蕃。在唐朝规模庞大的国学中，学生多达八千余人，其中有不少是西域、吐蕃、渤海等族酋长的子弟。在吐鲁番等地还曾发现《论语》、《史记》、《汉书》、《神农本草》等书的残片。这都说明唐文化对边疆地区的深刻影响。同时，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画师等大量进入内地，带来了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绘画艺术。高昌葡萄酒的酿造法和海马葡萄纹的铜镜，也传入内地，并被普遍采用。在“四海宁一”的条件下，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唐代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
《通典》卷一九七《突厥》上。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3《唐律疏议》卷四《名例》。
4《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5《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八年。
第五节太宗晚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一诗句对唐太宗来说不太适合，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贤君。但他晚年的行事，也确实不如早年的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这样就引起人们对他前后期政治的不同观感。贞观前期，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遂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曾经自鸣得意地说“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这种自满情绪使唐太宗在政治上产生了前后不同的变化。贞观十一年，魏徵上疏说“贞观之初，侧身励行，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顷年则“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这是说纳谏不如以前了。魏徵又说，“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这是说用法不如以前了。就在这一年，马周也上疏说“贞观之初，率土霜俭，一匹绢才得粟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谤誌。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十余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以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故也。”这是说徭役比以前繁重了，繁重到“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这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营建宫殿。从贞观八年，太宗断然不顾群议，修复洛阳宫后，接连在洛阳修飞山宫，在汝州修襄城宫，在长安修翠微宫，在宜君修玉华宫，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其次是对边疆的用兵不戢，贞观末年，西取龟兹，东击高丽。为准备再次征辽，大量征发江南、剑南民工造船，既役民力，复征“船庸”，因此“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4。激起了雅（四川雅安）、邛（四川邛崃）、眉（四川眉山）三州僚人的反抗。
贞观后期，唐廷还出现了废立太子之争。太子承乾放荡不羁，不近正士，不听规谏，甚至纠集党羽，密谋为变，终于贞观十七年谋泄被废。太宗原想立魏王泰取代承乾，但遭到魏徵等人的反对。承乾被废后，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大臣的推戴下，太宗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立晋王治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高宗。
太宗少娴骑射，驰骋疆场，长习文事，优游翰墨，身体本来很好。但早年曾患气疾，累年不愈。在征辽的归途中，得过癰疾。贞观二十一年，又得风疾。由于疾病缠身，就在这年前后已“饵金石”。所谓金石，大概就是丹药。次年，有个印度方士那罗迩娑婆，“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贞观政要》卷十。
《贞观政要》卷五。
3《贞观政要》卷六。
4《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但是“药成，服竟无效”。实际上太宗服食此药，不但无效，而且是中毒暴亡。高宗时的郝处俊和宪宗时的李藩都谈到这件事，李藩说“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3因为他时代较后，忌讳较少，所以说得很坦率。唐太宗卒于贞观二十三年（49）五月，时年五十二。葬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东北九嵕山）。
唐太宗论其私德虽有不足，但他作为一个历史的巨人，则光照简册。他少娴军事，能征善战。自晋阳起兵，北翦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轻扫刘黑闼，奠定了全国统一的基础。即位以后，他吸取历史上各朝特别是隋朝的统治经验和隋末农民战争的深刻教训，励精图治，明于知人，善于纳谏，厘改政治制度，发展社会经济，提倡学术文化，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贞观之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他既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位罕有的英明皇帝，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旧唐书》卷一九八《天竺传》。
3《旧唐书》卷十四《宪宗纪》。
第八章长孙无忌房玄龄第一节长孙无忌戚里右族，秦王腹心长孙无忌（？—59），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出自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祖父长孙兕仕北周，官至开府仪同三司，袭爵平原公。父长孙晟，为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无忌从小爱好读书，因而“该博文史”，通达颖悟，富有谋略。其妹十三岁“嫔于太宗”，即唐太宗文德皇后。隋义宁元年（7）七月，李渊起兵太原，向长安进发。九月，渡过黄河，进入朝邑（今陕西大荔东）长春宫，长孙无忌即前来进见。李渊见他有才略，授任渭北行军典签。从此，长孙无忌常随从李世民征战，成为他的心腹人物。后因功擢任比部郎中，封上党县公。秦王李世民在平定天下时屡建大功，位望隆重，从而威胁着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于是他们兄弟之间围绕着储位暗中角逐，并逐渐表面化了。武德九年（），太子建成以反击突厥侵犯为名，欲乘机调出秦王府精兵猛将，并与齐王元吉谋杀秦王。长孙无忌见形势十分危急，极力劝说秦王先下手为强，杀掉太子。他说“今大王临机不断，坐受屠戮，于义何哉？若不见听，无忌等将窜身于草泽，不得居王左右。”六月三日，秦王命长孙无忌等将房玄龄、杜如晦召入王府，共商对策。经过筹划后，决定先发制人。六月四日凌晨，长孙无忌等随秦王伏兵于玄武门。当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早朝路经此门时，发动了突然袭击，成功地杀死了太子与齐王。事变后，秦王李世民被立为太子，无忌任太子左庶子。
贞观佐命元勋唐太宗即位后，无忌迁升左武侯大将军。贞观元年（7），再迁任吏部尚书。唐太宗论定佐命功臣，以无忌为第一等大功，又进封齐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无忌身为佐命元勋，又为皇后兄长，受到唐太宗的特殊礼遇，并得以经常出入太宗卧室。很快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开始执掌朝政。
这一年，东突厥内乱，不少大臣上言欲乘机攻灭突厥。唐太宗感到突厥君臣昏乱，不出兵则坐失了良机；出兵又违背了同盟之义。他犹豫不定，一时难以决断，便召问宰相。萧瑀以为“兼弱攻昧，击之为善”。而无忌却主张“今国家务在戢兵，待其寇边，方可讨击。彼既已弱，必不能来。若深入虏廷，臣未见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为宜。”他主张休养生息，反对穷兵黩武，显然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因而得到了唐太宗的赞同。
唐太宗非常亲重长孙无忌。贞观二年（8）在南郊祭祀完毕，即命长孙无忌与司空裴寂同乘金辂。裴寂推辞，太宗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于是三人同乘而归。
有人上表说长孙无忌权宠太盛，对长孙无忌深信不疑的唐太宗手持奏表《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传》。
《旧唐书》卷五七《裴寂传》。
对他说“我与公君臣间无少疑，使各怀所闻不言，斯则蔽矣。”并转而对群臣说“朕子幼，无忌于我有大功，视之犹子也。疏间亲、新间旧之谓不顺，朕无取焉。”尽管太宗对他毫无嫌疑，而无忌却自惧盈满，请求辞职，长孙皇后也屡次劝说。太宗不得已，遂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授任开府仪同三司。
贞观七年（33）十月，长孙无忌被册拜为司空，位居三公。无忌再三推辞，太宗总是不允。他又让高士廉上奏说“臣幸居外戚，恐招圣主私亲之诮，敢以死请。”太宗仍然不答应，并说，任官必择才行，若无才行，即是至亲，也不虚授，任用无忌是取其才行，“无忌聪明鉴悟，雅有武略，公等所知，朕故委之台鼎”。无忌又亲自上表辞让，太宗诏令回报他说“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由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居藩邸，公为腹心，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以公功绩才望，允称具赡，故授此官，无宜多让也。”
唐太宗追思创业之艰难及长孙无忌的佐命之力，于是作《威凤赋》赐与他。太宗在赋中把无忌比喻成一只威凤，“资长风以举翰，戾天衢而远翔。西翥则烟氛闭色，东飞则日月腾光。化垂鹏于北裔，驯群鸟于南荒。殄乱世而方降，应明时而自彰”，以颂扬其功。
长孙无忌认为，治理好国家在于君臣同心同德，孜孜于治。贞观十一年（37）春，唐太宗巡幸洛阳宫时，曾谈及隋朝的灭亡。无忌奏说“隋氏之亡，其君则杜塞忠谠之言，臣则苟欲自全，左右有过，初不纠举，寇盗滋蔓，亦不实陈。据此，即不惟天道，实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深以为然，当即表示说“朕与卿等承其余弊，惟须弘道移风，使万世永赖矣。”这年六月，唐太宗以为封建亲贤当是子孙长久之道，分封了诸王之后又要分封功臣为世袭刺史。长孙无忌被封为赵州刺史，改封赵国公。长孙无忌认为实行分封有害无益，遂与房玄龄联名上《请罢功臣袭封表》，以规谏太宗。他们的上表，首先陈述了历史上的变迁，时代变了，不应墨守成规。他说“臣闻质文迭变，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沿，致理之方乃革。缅维三代，习俗靡常，爰制五等，随时作教。盖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礼乐节文，多非己出。迨夫两汉，用矫前违，置守颁条，蠲除曩弊。无益之文，覃及万方，不易之礼，有逾千载。”接着又分析了世袭刺史的弊病，指出了四不可一是“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佥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二是或“器识庸陋”，或“情缘右戚”，搞世袭是“重裂山河，愈彰滥赏”；三是“孩童嗣联，义乖师佥之方”，他们专擅地方，就可能“上干天宪，彝典既有常科，下扰生民，必致余殃于后，一挂刑网，自取夷灭”；四是“求贤分政，古称良守，寄在共理”。如行世袭，“封植儿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上表极陈世袭刺史于国、于民、于功臣之弊，剖析事理颇深。太宗见了上表，又发现功臣多不愿世牧外州，遂停止了分封功臣的做法。显而易见，无忌等反对分封世袭，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定，防止分裂割据形势的出现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贞观十六年（4），长孙无忌被册拜为司空。翌年，唐太宗于凌烟阁为《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
《贞观政要》卷十。
《文苑英华》卷六○七《请罢功臣袭封表》。
功臣图像，他身居二十四功臣之首。
就在这年四月，太子承乾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又有夺宗之心。有的大臣也赞成立魏王为太子，太宗一时尚举棋不定。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大臣立晋王李治。当太宗表示要立晋王时，无忌当即表示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询问他朝臣对立晋王的意见如何时，他又果断地回答说“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陛下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在无忌等人的大力赞助下，晋王李治终于被立为太子。同时，他也被任命为太子太师，以辅佐太子。
事后不久，唐太宗感到太子仁厚懦弱，似不尽称心如意。他又感到吴王李恪英明果断，类似太宗本人，想改立吴王为太子。当太宗向长孙无忌说明了这一意思后，他马上劝谏说“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也。且举棋不定，前哲所诫，储副至重，岂可数易！惟陛下审思之。”太宗只好放弃了这一念头。
李治为长孙皇后所生，也许是念舅甥之情，无忌是极力拥戴李治为太子的。之后他又不时称道太子的功德。贞观十八年（44），苑西监穆裕不知因什么激怒了唐太宗，太宗大发雷霆，命令于朝堂上将穆裕斩首。皇太子见此情景，马上犯颜规谏，最后使太宗息了怒。无忌便乘机称赞说“自古太子之谏，或乘间从容而言。今陛下发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颜之谏，诚古今未有”。从此以后，唐太宗不再有更立太子的想法了。
长孙无忌位高权重，但他对朝廷的失误很少犯颜直谏，唐太宗对此似不太满意。一天，太宗曾对无忌说“朕闻主贤则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论，攻朕得失。”他听后却回答说“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孝经》云‘将顺其美’。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太宗不喜欢他的阿谀之辞，当面批评他说“朕冀闻己过，公乃妄相谀悦。朕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可以无过，闻之者可以自改。”于是看着无忌说“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太宗对无忌的评论，既有褒扬，也带有批评之意。
贞观十九年（45），唐太宗出兵讨伐高丽。起初，高丽盖苏文弑其君而专国政，太宗不欲诉诸武力，长孙无忌也说“高丽无一介告难，宜赐书安慰之，隐其患，抚其存，彼当听命。”可是高丽又与百济联兵进攻与唐朝关系密切的新罗，又不听唐朝的一再警告，于是太宗决定亲自东征高丽，令长孙无忌代理侍中职务。
贞观二十三年（49）五月，唐太宗患了重病，在生命垂危之际，将长孙无忌召入含风殿。君臣相遇三十余年，一旦离去，感到不胜悲痛。太宗摸着他的面颊，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过了几天，太宗又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善辅导之！”又转而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他还嘱托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可见，长孙无忌是唐太宗生前最宠信的大臣。
《册府元龟》卷三二七《宰辅部》。
《贞观政要》卷二。
《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忠信获罪，无名受戮唐高宗即位后，进封长孙无忌为太尉、检校中书令，知门下、尚书二省事。无忌坚决辞去知尚书省事，高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年间（50—55），无忌为顾命大臣，位在百官之首，又兼为元舅，倍受高宗尊宠和倚重。洛阳人李弘泰曾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诏令立时处斩。无忌与褚遂良悉心辅政，以天下安危为己任，高宗也很尊重二人，拱手以听，“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永徽二年（5），由长孙无忌监修国史。唐高宗曾广开献书之路，以从中发现人才，予以提拔重用。但是上疏虽多，却都没有价值，不足采用，心中不太高兴。无忌劝高宗说“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
永徽三年（5），驸马都尉薛万徹遭贬后不满，遂与房遗爱、司徒荆王李元景谋反。事情败露后，长孙无忌奉命审理此案，查清了罪状，高宗诏令将遗爱、万徹等斩首，赐李元景及公主自尽。吴王李恪名望高，素为无忌所忌恨，也因房遗爱诬与同谋而冤死。江夏王李道宗平时与无忌、褚遂良不和，因与房遗爱有来往而受株连，被流放于岭南。
尽管唐高宗在处理军国政事时非常尊重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但在册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却固执己见，并由此导致君臣关系由疏远而至最终破裂，从而决定了长孙无忌晚年的不幸遭遇。
大约在永徽二年，武则天由感业寺再次入宫。早在贞观年间，身为才人的武则天以她的妩媚打动了太子李治的心扉，据说两人关系暧昧。这次武则天入宫后很快拜为昭仪，倍受高宗的宠爱，王皇后、萧淑妃也因而相继失宠，于是册立武昭仪为皇后的问题很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高宗一心一意要立武则天为皇后，但却遭到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激烈反对。唐高宗心里明白，废立皇后一事能否得到朝臣的赞许，关键在于打通长孙无忌这一关节，于是他与武昭仪带着重礼亲自到无忌家里拜访。在酒酣耳热之际，高宗当面封无忌宠妃所生三子为五品朝散大夫，还赠送了十车金银珠宝与缯帛之物。之后，高宗流露了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意思。尽管无忌接受了厚礼与封赏，但却“对以他语，竟不顺旨”。高宗与武昭仪无计可施，只得怏怏而归。此后，武昭仪还让生母杨氏出面，到无忌府上“屡有祈请”，均遭到拒绝。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多次相劝，也遭到长孙无忌的严厉斥责。
尽管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执拗不从，但在李勣、许敬宗等朝臣的下，高宗仍然废掉了王皇后，并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在这场废立皇后的政争中者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加官晋爵，飞黄腾达，而反对者褚遂良、韩瑗等宰相相继被贬出京城。长孙无忌虽然以他那特殊身份未遭贬斥，但也是势单力薄，特别是面对着过去曾被他极力反对的武则天皇后，心里更有几分不安。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武皇后对长孙无忌怨恨不已。她刚被立为皇后，尚能克制自己，时间久了，地位稳固了，就开始了对长孙无忌的严厉报复。于是便让新擢任中书令的许敬宗乘隙陷害他。显庆四年（59）四月，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搞朋党，诏令许敬宗审理。许敬宗审讯急迫，韦季方自杀未遂，许敬宗则乘机诬奏韦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今事觉，故自杀”。由于废立皇后问题舅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已渐渐失去了高宗往日的尊宠。但高宗似不相信长孙无忌会谋反，只对许敬宗耸人听闻的诬奏感到惊讶和疑惑。于是自叹“我家不幸，亲戚中频有恶事”。许敬宗又摇唇鼓舌，煞有介事地说“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能成事？且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事露，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诚愿陛下断之，不日即收捕，准法破家。”素以仁厚见称的唐高宗仍半信半疑，不肯下手，命许敬宗再加审查。第二天，许敬宗上奏，诡称昨晚韦季方已承认与长孙无忌共同谋反，还编造了谋反的口实，极力敦促高宗以法收捕。许敬宗见高宗怕留下杀舅父的恶名，迟迟下不了决心，又例举了汉文帝杀其舅父薄昭，至今天下仍称为“明主”一事，以消除其疑虑，还进一步说“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人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唐高宗被许敬宗这些危言耸听弄得昏头昏脑，在他的一再劝说下，竟不召见长孙无忌，仅凭许敬宗的一面之辞，即下诏剥夺他的官爵、封邑，流放于黔州（今四川彭水），并发兵立即遣送。他的家族也受株连，从弟渝州刺史长孙智仁，族弟长孙恩，儿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祥等也诛贬相继。或许高宗仍念舅甥之情，或念他有拥戴之功，特准许按一品标准供给饮食。
这年七月，唐高宗又命司空李勣、中书令许敬宗等五名宰相再次审理长孙无忌一案，许敬宗命大理正袁公瑜到黔州再鞫无忌谋反罪状。他一到黔州，则逼迫无忌投绳自杀身死，并籍没其家。身为三朝元老重臣的长孙无忌竟因执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遭许敬宗诬构而被无辜地杀害了。
长孙无忌对唐皇朝建有功勋，又因死非其罪，到了上元元年（74）九月，一时醒悟的唐高宗特颁下诏令，追复他的官爵，并以他的曾孙长孙异袭爵为赵公；并准许归丧，陪葬昭陵。长孙无忌的冤案至此才得以昭雪。
该博经史，制律定礼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初佐命元勋，而且在文化典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虽然出身于鲜卑族，但由于他爱好读书，该博经史，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因此他对中国古代的律法、礼仪、史学比较精通，在为唐代制定律法、礼仪及修史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在唐律的修定上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唐武德年间，唐高祖命裴寂等撰定的《武德律》，大略以隋《开皇律》为准。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显庆四年。
《新唐书》卷一○五《长孙无忌传》。
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唐高宗即位后，再次命长孙无忌与李勣等人撰定律令格式。律、令、格、式是唐代律令的四种形式。据《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长孙无忌参加撰定的律令有与中书令房玄龄等人撰定了贞观《式》30卷，凡律五百条，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格七百条。与司空李勣撰定永徽《留本司行格》8卷，是“以尚书省诸曹为目，其常务留本司者”。又删定《散颁格》颁格》是颁行天下的律令。特别是由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据史籍载“（永徽）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太尉赵国公无忌，参撰律疏，成三十卷。明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唐律疏议》最初编撰的目的是为律文提供“定疏”，它对五百零二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并以问答形式，辨异析疑，大大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同时，由于该书又是官修诏颁，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所以它不仅是唐律的注释书，也同样具有法律效能，成为唐代国家的重要法典。在撰定《唐律疏议》时，长孙无忌强调刑法的轻重、宽猛要适宜，他曾在《进律疏表》中指出“轻重之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泣辜慎罚，文命所以会昌；斫胫剖心，独夫可荡覆。”他认识到，严刑峻法并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他“崇宽简以弘风，树仁惠以裁化”。这比隋皇朝残暴的法制统治思想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长孙无忌熟谙儒家的礼仪。贞观十一年（37），由他与房玄龄主持撰成《大唐仪礼》00卷，其中《吉礼》0篇，《宾礼》4篇，《军礼》0篇，《嘉礼》4篇，《凶礼》篇，《国恤》5篇，总30篇。显庆三年（58），他又主持撰定《永徽五礼》30卷，削掉了《国恤》，定著9时处处以礼仪行事。在他辅政期间，对违背或不符合礼仪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永徽二年（5），以唐太宗配明堂，而礼司却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长孙无忌与礼官议论此事，以为“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3。遂上表，建议遵照礼仪行事。高宗依从了他的奏议，乃以高祖配于圆丘，太宗配于明堂。显庆元年（5）九月，他鉴于武德年间所撰《衣服令》，规定天子祭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一事，认为自周以来，俱用衮冕，按《周礼》，“衮与大裘，事乃有异”，不合礼仪，“请遵历代实诸祭并用衮冕”。他还认为，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按照礼仪要着素服。而如今“令乃云白帢，礼令乖舛，须归一涂”，因此奏请改用素服，“以会礼文”。高宗都一一依从了他的奏议。
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武之才，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为唐朝的典章制度的制定作出了贡献。正如史家所评论的那样“无忌戚里右族，英冠《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
《册府元龟》卷六一二。
《唐律疏议》附录《进律疏表》。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
3《新唐书》卷十三《礼乐志》三。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著，始终不逾。”《旧唐书》卷六五“史臣曰”。
第二节房玄龄秦府十年房玄龄（），字乔松3，齐州临淄（今属山东）人。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祖父房熊，任州主簿。父房彦谦仕隋，历司隶刺史。
玄龄少年时就很聪敏，又喜欢读书，因而博览经史，善写文章。他曾随父亲到了长安，当时天下太平无事，人们都以为隋祚久长，而善于见微而知著的房玄龄却看出了将乱的征兆，悄悄地对他父亲说“隋帝本无功德，但诳惑黔黎，不为后嗣长计，混诸嫡庶，使相倾夺，储后藩枝，竞崇淫侈，终当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房彦谦虽然不让玄龄明说此事，但心里却也同意他的见解。
隋开皇十六年（59），年仅十八岁的房玄龄即由本州举进士，授任羽骑尉，并于秘书省担任校雠。这时，素以知人见称的吏部侍郎高孝基见了他的举止言谈，便对裴矩说“仆观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当为国器，但恨不见其耸壑昂霄云。”后来补为隰城（今山西汾阳）尉，因地近太原，受汉王杨谅谋反事件的牵连，被贬职后转任上郡（今陕西富平）。
隋末天下大乱，中原地区农民反隋浪涛汹涌澎湃，隋皇朝在风雨中飘摇。这时，房玄龄“慨然有忧天下志”。隋义宁元年（7），李渊挥师进据京师长安，秦王李世民出兵渭北，他走马投身于世民麾下。两人一见如故，即授任渭北行军记室参军。从此，便随从李世民转战南北。房玄龄的忠诚及才干深受李世民的赏识，他很快成为秦王府的心腹及决策人物。
房玄龄喜遇知己之主，他对李世民更是“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他尤其注意招揽人才，每次战胜敌人，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寻求金宝，唯有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3。在击破王世充后，玄龄认为张亮“倜傥有智谋”，遂推荐给李世民，任秦王府车骑将军，“委以心膂”4。其他诸如才思敏捷的薛收，有“王陵、周勃节，可倚大事”的李大亮，“聪明识达，王佐才”的杜如晦等都是经房玄龄举荐以后才受到李世民重用的，后都位至卿相。因此，一些猛将谋士纷纷辐辏于秦王府，致使秦王府人才济济。李世民曾颇为感慨地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今我有玄龄，犹（邓）禹也。”房玄龄在秦王府近十年，先被授任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又以本职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秦王府开设文学馆，又加授文学馆学士。他常主典管记，遇有军书表奏，他总是“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玄龄的杰出才干也博得了唐高祖的赞许，他曾极口称赞房玄龄说“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
3房玄龄名字诸史书记载歧异，今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碑，参见《容斋随笔》卷十二《房玄龄名字》条。
《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下引本传，不另加注。
《新唐书》卷九六《房玄龄传》。
3《贞观政要》卷二。
4《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