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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成文治，名垂后世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尽股肱之力，辅助太宗理政，已成为太宗的左手右臂。魏徵建言行事，匡正朝政失误，助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并亲手解下佩刀，赐予魏徵。
贞观十六年（4）七月，魏徵染病，卧床不起。太宗手诏慰劳，并说“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魏徵不顾疾病在身，又上言数事，对太宗近来临朝时“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魏徵平素为官清正，生活简朴，以至家无正堂。太宗下令停止营造小殿，用其木材为魏徵建造正堂。建成后，又根据魏徵的好尚，赐给他素屏风、素被褥、几、杖等家物。贞观十七年（43）正月，魏徵病情恶化，太宗命一中郎将住在他家中，及时通报病情，所赐药膳无数，中使相望于道。太宗与太子两次亲临病榻看望，并而许将衡山公主下嫁给他儿子叔玉。十七日，魏徵病卒。时年六十四。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陪葬昭陵。安葬时，其妻裴氏遵照魏徵的夙愿，以布车载着灵柩。太宗悲恸之极，登苑西楼望丧痛哭，还诏令百官送丧至郊外。并亲自撰写碑文，亲笔书写。他思念魏徵不已，对侍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太宗论定功臣，魏徵得以图像于凌烟阁。他望着魏徵画像思绪万千，遂吟诗曰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3太宗对魏徵的特殊礼遇与尊宠引起了某些人的妒嫉，经魂徵举荐入相的杜正伦、侯君集或以罪被黜免，或以叛逆受诛，因指摘魏徵有朋党；又扬言魏徵将前后谏诤之语抄录给史官褚遂良，太宗信以为真，很不满意，遂终止了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事，并下令推倒了亲自书写的纪念碑。直到贞观十九年（45），太宗亲征高丽，战士死伤数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之七八，他深深悔恨这一举动，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魏徵是唐初卓越的政治家，他刚正不阿，素以有胆有识、犯颜直谏而著称，辅弼唐太宗拨乱反正，以成贞观之治。太宗曾说“为政者岂待尧、舜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3史家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说他“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移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这并非是谀美之辞。魏徵的名字与贞观之治将同垂于青史。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六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太宗贞观十七年。
《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十九年。
3《魏郑公谏录》卷五。
第六章唐高祖第一节晋阳起兵唐高祖（5—35）是唐朝的开国君主，姓李，名渊。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其后屡经迁徙，至渊高祖李熙、曾祖李天赐均居赵州昭庆县（今河北隆尧）。祖父李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拜柱国大将军，与宇文泰、独孤信等为著名的“八柱国家”3，北周时追封为唐国公。父李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爵。
李渊七岁袭封唐国公，母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都是独孤信的女儿。妻子窦氏是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其母为北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因此李渊与隋朝上层统治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隋初李渊为千牛备身，得到独孤皇后的关爱，累转谯（今安徽亳县）、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西陇县）三州刺史。大业初，为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征为殿内少监。九年，迁卫尉少卿，掌管宫廷禁卫事，开始由文官转任武职。隋炀帝第二次征辽时，派李渊往怀远镇（今辽宁辽中附近）负责督运。杨玄感起兵反隋，又命李渊往镇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兼知关右诸军事。大业十一年夏，炀帝巡视太原，看到山西一带农民纷纷起义，便命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承制黜陟选补郡县文武官，仍发河东兵讨捕群盗”。李渊留家河东，率军至龙门（今山西河津西北），打败了毋端儿部的起义军。又代樊子盖进攻绛郡起义军敬盘陀、柴保昌部。樊子盖在军，焚毁村坞，坑杀降人，“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李渊一反樊子盖所为，软硬兼施，对降人往往“引置左右”，于是降者“前后数万人，余党散入他郡”3。大业十二年，迁右骁卫将军，这年十二月任太原留守。
这时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全国，尤其是大河南北和江淮地区的农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猛烈地冲击着隋朝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益加剧。杨玄感兵变之后，隋炀帝越来越猜忌文武大臣。先后杀害了宿将鱼俱罗和董纯，逼死了名将吐万绪。又以郕国公李浑名应“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杀了他一家三十二人，因此使得人人自危。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使时，副使夏侯端就对他说“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并且指出炀帝“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即李浑）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4。李渊“深然其言”。及任太原留守，他便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这表明了李渊起兵的意图和策略。所以他到任以后，首先带兵在雀鼠谷击溃了活动于太原以南的历山飞别将甄翟儿部，稳定了山西的局势。此据《旧唐书·高祖纪》，《新唐书》作陇西成纪（甘肃静宁西南）人。历来对李唐先世的说法不一。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有考证，可参考。
参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
3《周书》卷十六“史臣曰”。
3《资治通鉴》卷一八二，炀帝大业十一年。
4《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夏侯端传》。
345《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但在对突厥入侵的防御战中，前时虽曾获胜，这次派副留守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作战，却遭到失败。炀帝下令系渊而斩王仁恭。李渊对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尔昆弟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过了不久，炀帝又遣使者驰驿赦渊及仁恭，使复旧职。李渊高兴地对世民说“天其以此使促吾，吾当见机而作。”于是“雄断英谟，从此遂定”3。经过这次事故，李渊便加速了举兵反隋的活动。
李渊为人“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4。他是一个胸有成竹，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早就授意长子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次子世民在晋阳“密招豪友”。建成兄弟“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5。当时晋阳令刘文静看到李渊“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及刘文静坐与李密联姻系狱，李世民前往探视，共商大计。刘文静根据当时天下大乱的形势，主张“驱驾取之”。并且指出，招集大军，“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盈半岁，帝业可成”。大业十三年二月，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马邑，进据汾阳宫，自称天子，国号定杨。李渊乘机以讨伐刘武周为名，募集兵员，“旬日间众且一万”。又暗中派人往蒲州召儿子建成、元吉至晋阳，准备起事。副留守高君雅、王威对李渊颇怀疑惧，将为不利。五月甲子，李渊借口高、王二人“潜引突厥入寇”，把他们杀了，正式起兵。
李渊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自为手启，卑辞厚礼，对始毕可汗说“欲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惟可汗所择。”突厥可汗复书说，如李渊自为天子，愿以兵马相助。六月己卯，建成、元吉自河东到达晋阳，裴寂等乃因建成兄弟，请“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3。李渊完全照办了。西河郡不肯从命，李渊使建成、世民将兵攻破郡城，斩郡丞高德儒。自此李渊自称大将军，署置府僚，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为左右统军。自余文武官员，随才授任。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领左三统军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领右三统军等，各置官属。又“开仓库以赈穷乏，远近响应”4。遂定入关之计。
《旧唐书》卷五七《刘文静传》。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3《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4《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第二节进取关中，建立大唐炀帝大业十三年（恭帝义宁元年）七月壬子，李渊以四子元吉为太原留守，委以后事。第二天，李渊自率甲士三万誓师，由晋阳出发，沿着汾河谷道南下河东。表面上打着“志在尊隋”的旗号，宣布尊立代王为帝。始毕派人送马千匹，驻在楼烦的突厥阿史那大奈也率兵相助。渊军行至贾胡堡（今山西灵石西南），代王侑（炀帝孙）派遣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屯霍邑（今属山西），左武候大将军屈突通将骁果数万屯河东，阻击渊军南下。这时正值秋雨连绵，道途泥泞，渊军不得前进，军粮也感匮乏。外间还谣传突厥将与刘武周乘虚掩袭晋阳，因刘文静出使突厥未归，不知虚实。李渊召集将佐商议对策。裴寂等主张“还救根本，更图后举”。建成、世民则力主进军。他们认为“武周位极而志满，突厥少信而贪利，外虽相附，内实相猜。突厥必欲远利太原，宁肯近忘马邑。武周悉其此势，未必同谋。”再者，“今来禾菽蔽野，人马无忧，坐足有粮，行即得众。李密恋于仓粟，未遑远略；老生轻躁，破之不疑。定业取威，在兹一决。”3李渊经过慎重考虑，终于作出了继续进军的决定。八月己卯，雨止天晴，军粮也从太原运来了，李渊便率军进攻霍邑。先以轻骑挑战，宋老生统兵三万由东门、南门出而迎战，渊兵少却，宋老生以为李渊畏惧，引兵前进，离城里余而阵。殷开山率步兵抵挡宋老生，建成、世民绕向宋老生阵后，分别屯守东门和南门，断其归路。正当双方激战的时候，李渊派人高呼“已斩宋老生”。宋老生部众听了，阵势大乱，纷纷往回逃走，渊兵所向奋击，打得敌军“血流蔽地，僵尸相枕”4，宋老生也被杀死了。李渊乘胜挥兵登城，攻克霍邑。进军临汾（今山西临汾南），克绛郡（今山西新绛），直抵龙门县（今山西河津）。这时刘文静从突厥赶到，同来的还有突厥大将康鞘利所带的兵士五百、马匹二千。沿河守臣也纷纷来降。李渊以书招降冯翊农民军首领孙华。及渊进军壶口（今山西吉县西南黄河畔），孙华渡河来见，渊以孙华为左光禄大夫、武乡县公，领冯翊太守，赏赐甚厚，仍使回河西接应。又遣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演寿等将步骑六千，自梁山渡河，以待大军。李渊自率诸军围河东，屈突通婴城固守。渊见城坚不易攻取，意欲引兵西往长安，与将佐商议。裴寂说“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长安恃通为援，通败，长安必破矣。”李世民则持相反意见，他说“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李渊综合两种意见，扬长避短，决定留兵围困河东，自统主力军西进。遂自壶口渡河，舍于朝邑长春宫（在今陕西大荔朝邑镇西北），“关中士民归之者如市”。李渊分军两路，命李建成、刘文静率王长谐等数万人屯永丰仓（今陕西华阴东北），扼守潼关，以备东方援敌；命李世民率刘弘基等数万人，掠取渭水北岸之地，对长安采取钳形《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34《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攻势。
李渊在关中的亲属，听到渊军到来的消息，纷纷响应。他的女儿（柴绍之妻，开国后封为平阳公主）在鄠县（今陕西户县）别墅散家财，招集南山亡命，得数百人。又遣家人马三宝说降邻近的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部，众至数千。李渊的从弟李神通也在鄠县起兵，众至数千。李渊的女婿段纶在蓝田起兵，有众万余。其中平阳公主的势力最大，招集诸部攻下盩厔（今陕西周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始平（今陕西兴平）等县，众至七万人，号称“娘子军”。李世民一路西进，所到之处，“吏民及群盗归之如流”。及至泾阳（今属陕西），胜兵九万，与“娘子军”相会，声势大张。李渊乃命建成率永丰仓精兵，自新丰西进长乐宫，世民回师北屯长安故城。李渊引军西行，“所过离宫园苑皆罢之，出宫女还其亲属”。十月辛巳，渊至长安，驻营春明门（长安城东面三门之一）外。合军二十余万，大修战具，围攻京城。十一月丙辰，发起攻势，一时“云梯竞耸，楼橦争高，百道齐来，千里并进”。军头雷永吉等先登，守军溃散，遂克长安。李渊入城，迎代王侑于东宫，迁居大兴殿后。渊还居长乐宫，“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苛禁”3。杀隋大臣右翊卫将军阴世师、京兆郡丞骨仪等，余无所问。于是文武将佐请李渊即帝位，李渊不听，仍在观望和等待时机。王戌，迎立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甲子，渊自长乐宫入长安。隋恭帝授渊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事，进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视事于虔化门（在大兴殿前东偏）。“诏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任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4。置丞相官属，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李纲为司录。李建成为唐国世子，世民为京兆尹、秦国公，元吉为齐国公。
义宁二年（8）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为宇文化及等所杀，消息传到长安，隋恭帝被迫让位，李渊便在文武官吏一片劝进声中，于五月甲子正式做了皇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以世子建成为皇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其余官属，自相国府长史裴寂以下，均进位有差。李渊从晋阳起兵到长安称帝，正好费了一年的时间。
34《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第三节削平群雄，统一全国李渊称帝时，群雄纷争。北方边境有李轨、薛举、梁师都、郭子和、刘武周、高开道；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徐圆朗；江淮之间，有杜伏威、李子通、陈稜；江南一带，有沈法兴、林士弘、萧铣。面对这一形势，李唐的战略方针是，首先巩固关中根据地，然后进军关东，逐步统一全国。
以上邦（今甘肃天水）为都城，雄踞陇右，自称秦帝的薛举，当李渊攻占长安之后，即令其子薛仁果（一作杲）率兵进攻扶风郡城（今陕西凤翔），被唐军打退。武德元年（8）六月，薛举亲自统军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高墌（今陕西长武西北）一战，唐将刘文静等以轻敌失败，薛举方欲乘胜前进，突然病死军中。其子仁果继位，居于折墌城（今泾川东北）。李世民乘机进军高墌，与秦将宗罗■相持两月有余，乘仁果粮尽、将士离心之际，在浅水原大败宗罗■，进围折墌，薛仁果穷蹙降唐。
平定薛仁果之后，唐军便把锋芒指向河西的李轨。除联络吐谷浑以孤立李轨外，主要用分化手段来瓦解李轨集团。武德二年五月，唐高祖派安兴贵至姑臧（今甘肃武威），招抚号称凉帝的李轨，轨不从。安兴贵乃与其弟安修仁引胡人发动兵变，颠覆了李轨的政权，河西五郡并入唐的版图。
正当唐廷经营西北的时候，代北的刘武周大举进攻太原，唐军战败，太原留守李元吉弃城逃走。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南下攻取浍州（今山西翼城），兵势直达夏县、蒲坂，关中震骇。唐高祖“悉发关中兵”，命李世民统领抵御。世民自龙门渡河，驻军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部僵持五个月之久，到武德三年四月，唐军乘宋金刚军粮匮乏，向北撤退的时机，迅猛追击。在吕州（今山西霍县）、介休（今属山西）一带，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把宋金刚打得大败。宋金刚和刘武周一起逃往突厥，后来都被突厥杀死。唐军完全占领了山西地区。这样就巩固了关中根据地，扫除了进兵关东的障碍。
这时关东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李密为首的瓦岗军，遭到洛阳王世充的沉重打击，已经失败降唐，后来又因图谋东山再起被杀。据有河北地区的窦建德，击溃了由江都北上的宇文化及统率的隋军残部，又渡河消灭了占据周桥（今山东定陶）的孟海公。王世充则在洛阳自称郑帝，雄踞河南，与河北的窦建德遥相对峙。江淮之间，杜伏威在与李子通、陈稜等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统一了这个地区。长江中游仍有萧铣割据称王。
武德三年（0）七月，李世民奉命率领大军出关，进攻王世充。世民屯军北邙山（今河南洛阳北），指挥各军对洛阳采取大规模的包围形势。洛阳虽有坚城利器，但围困既久，粮食短缺，死者相属。王世充面对强敌，几次派人向窦建德求援，建德起初颇存观望，意图坐收渔人之利。后来看到洛阳十分危急，认为“郑亡则夏不能独立”。于是乘战胜孟海公的余威，在武德四年三月率兵援救洛阳。李世民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对战守的利害进行了剖析，决定采取“围郑击夏”的策略。亲率精锐，驰往武牢，据险御敌。窦建德迫于武牢之险，无法前进。留屯累月，军心懈怠，竟为唐军所败，建德被《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资治通鉴》卷一八八，高祖武德三年。
俘。王世充见大势已去，投降了唐军。李世民一举消灭了窦、王两大劲敌，加速了统一关东地区的进程。
唐廷既杀窦建德，对他的旧部多加迫害，并下令征召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等赴长安，范愿等畏祸，共推刘黑闼为首，起兵漳南，各地纷纷响应。不到半年时间，就恢复了窦建德的故地。黑闼自称汉东王，仍都洺州。旧时官员，“半复本位”。武德五年初，李世民再度出兵，打败刘黑闼，黑闼逃奔突厥。这次唐军虽然赢得了战争，仍然没有赢得河北的人心。过了两个月，刘黑闼在突厥骑兵的掩护下又回到河北，仍然得到旧部曹湛、董康买等的，“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3。旬日之间，刘黑闼就完全占领了以前失去的旧境，并拥兵南下，“相州以北州县皆附之”4。这次唐高祖派太子建成率军攻打刘黑闼，并对俘虏宽大处理，以安定人心，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刘黑闼在被唐军打败退却途中，为部将诸葛德威所执，被送洺州杀害。
还在唐高祖攻克长安时，就派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击破朱粲。自金川（今陕西安康）出巴、蜀，“檄书所至，降附者三十余州”。孝恭被拜信州（旋改夔州）都督。大治舟舰，训练水师，积极备战。武德四年九月，唐以李孝恭为荆湖道总管，统水陆十二军，进攻占据江陵（今属湖北）、自称梁帝的萧铣。铣将文士弘拒战失败，萧铣出降。唐军一举平定了荆湖地区。淮南的杜伏威，已于武德二年归附于唐。中原既定，伏威奉诏入朝，留输公祏据守。武德六年，公祏“诈言伏威不得还江南，贻书令其起兵”，遂举兵反唐，称帝于丹阳。唐高祖命赵郡王李孝恭率诸将水陆并进，以讨公祏。七年三月公祏败死，江南全部平定。
武德七年，高开道为其部将张金树所杀，金树以地降唐。同年，唐将李世勣讨平徐圆朗。至此，唐廷基本上削平了隋末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
34《资治通鉴》卷一九○，高祖武德五年。
《资治通鉴》卷一八四，恭帝义宁元年。
《旧唐书》卷五五《辅公祏传》。
第四节玄武门之变唐高祖的皇后窦氏生有四子，除第三子玄霸早夭外，长子建成立为皇太子，为人宽厚有干才，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起过重要的作用。次子世民，封秦王，才艺不凡，经常领兵出征，战功卓著，随着李世民威望的提高，与李建成之间便产生了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高祖第四子齐王元吉一直李建成。
还在武德二年，太子詹事李纲就规劝过建成，“不宜听受邪言，妄生猜忌”。指的就是对李世民的猜忌，这可能是他们之间矛盾的开始。到李世民削平关东以后，矛盾就更深了。刘黑闼再度起兵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提醒建成说“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因而建议他去讨伐刘黑闼，以图“立功”，“因结山东英俊”。建成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实践了这一建议。为了加强军事势力，建成私募骁勇二千余人，屯守东宫左右长林门，号称“长林兵”。又拉拢后宫妃嫔，特别是高祖宠妃张婕妤和尹德妃，使之吹捧自己，短毁世民。还联合元吉多次策划谋害李世民。至于李世民呢，封德彝就曾指出“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3这并非妄测之辞。在李世民的周围，早就团聚一批才能出众的文官武将，还有蓄养在外的勇士八百余人。他虽因赏赐李神通田庄事，得罪过张婕妤，但也“遍见诸妃”，“有以赂遗”4。他的妻子长孙氏也在高祖和妃嫔之间，“尽力弥缝”5，以争取后宫的，但收效不大。
武德六年以后，李世民深感“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矛盾更加尖锐了。七年六月，唐高祖避暑仁智宫（今陕西宜君西南），建成乘居守之机，私下叫庆州总管杨文干“募健儿送京师，欲以为变”7。这事被揭发后，高祖大怒，召建成至宫究问，又令世民前往讨伐举兵反叛的杨文干，并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诛杀骨肉，废建成作蜀王，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世民很快平定了杨文干，但高祖在元吉与诸妃的请求及封德彝的游说下，改变主意，仍令建成回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东宫和秦府的臣僚王珪、韦挺和杜淹，加以流放而已。后来，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酖之，世民心痛吐血，高祖因此对他说“观汝兄弟，终是不和，同在京邑，必有忿竞。汝还行台，居于洛阳，自陕以东，悉宜主之。仍令汝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建成、元吉认为放走世民，于己不利，暗中阻挠，一面派人上书谏止，一面派人对高祖陈说利害，高祖遂罢此议。这时建成加紧活动，翦除世民的羽翼，或进行收买。房玄龄、杜如晦皆以谗言被逐出秦府，尉迟敬德、段志玄等成为收买的对象，形势显得非常紧迫。因此长孙无忌、尉迟《旧唐书》卷六二《李纲传》。
3《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4《新唐书》卷七九《隐太子建成传》。
5《旧唐书》卷五一《太穆皇后窦氏传》。
《贞观政要》卷五。
7《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3，世民犹豫未决。恰在这时突厥入寇，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4。率更丞王晊又向世民告密，说建成将乘为元吉饯行时暗害世民，并尽坑敬德等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世民便与房玄龄等密商发动政变。世民向高祖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听了很惊讶，告诉他说“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5六月四日，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伏兵玄武门，杀死了建成、元吉。高祖方泛舟海池，尉迟敬德戎服入见，高祖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敬德说“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时裴寂、陈叔达等均在，高祖对裴寂等说“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说“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高祖只好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令，才平息了这场事变。过了六天，高祖便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且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到了八月间，便正式传位于太子，以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高祖晚年亲见贞观时期的太平景象，有一次在未央宫为高级官员举行的宴会中，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使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高祖笑道“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3太宗举杯上寿道“臣早蒙慈训，教以文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睿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袵，并为臣妾，此岂智力，皆由上禀圣算。”4高祖欢喜极了，宴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罢。贞观九年（35）五月庚子，唐高祖病卒，年七十，葬于献陵（在今陕西三原）。
34《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5《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一，高祖武德九年。
34《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第七章唐太宗第一节从起兵到即位唐太宗（），姓李，名世民。唐高祖李渊的次子。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武功（今属陕西）别馆。李世民生长在军事贵族家庭，从小就娴习武艺，很会骑马射箭。他所用的箭，比通常的箭要大一倍，能够在百步之外，“射洞门阖”。他也喜爱读书，写得一手好字。为人豪爽有识见，“临机果断，不拘小节”，具有进取向上的性格。
大业十一年（5），隋炀帝被突厥围困在雁门，下诏求援。十八岁的李世民应募从军，隶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他向云定兴提出“必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认为始毕可汗“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猝无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3。第一次表现了李世民根据敌我力量采取对策的军事才能。十二年，李渊与农民军甄翟儿在雀鼠谷作战，李世民率领骑兵冲破义军的包围，从而取得了胜利。开始表现出李世民善于以骑兵冲锋陷阵的英勇战斗精神。大业十三年，李渊由晋阳进军关中的过程中，李世民统军作战，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唐军占领长安，李渊以丞相辅政，世民为京兆尹，封秦国公。武德元年（8），高祖即位，世民为尚书令、右翊卫大将军，进封秦王。以击溃陇右的薛举集团的功勋，拜右武侯大将军、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这时刘武周侵占并州，世民统军出击，大破刘军，收复并州，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世民旋即率军东征，一举消灭了河北窦建德和洛阳王世充两大劲敌，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武德四年六月，唐军凯旋，世民“被金甲，陈铁骑一万，介士三万，前后鼓吹，献俘于太庙”。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加号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上。五年，再度东出，打败窦建德余党刘黑闼于河北，黑闼奔突厥，加拜左右十二卫大将军。这时海内渐平，世民“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3。以武功见称的李世民，从此也很重视文事了。
由于李世民战功卓著，威胁着太子建成的地位。武德晚期，双方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唐高祖虽然重视有功的次子世民，但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太子建成的地位。世民深感“有功高不赏之惧”，便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建成、元吉，唐高祖被迫立世民为皇太子，不久就传位于世民，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酉阳杂俎》卷一。
3《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新唐书》卷二《太宗纪》。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
3《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第二节“贞观之治”
贞观时期（7—49），由于唐太宗的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国势极为强盛，出现了历史上艳称的“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特别是贞观前期的主要业绩如下第一，在政治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而略有改革。朝廷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贞观时因太宗曾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便以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号为宰相。宰相品位既高，太宗常以参议朝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义，任职位较低，又有才能的官员，担任宰相职务。这样不但有利于进用贤才，而且宰相的人数多了，可使互相制约，避免个人专断，从而加强了皇权。
三省各有分工，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管执行。唐太宗对三省长官要求很严，他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后来太宗又一次对侍臣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毋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唐太宗因此重申三省旧制，凡军国大事，由中书舍人各抒己见，并且署名，叫做“五花判事”。制敕草成后，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门下省，交由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复奏以后，然后施行。“由是鲜有败事”。唐初地方行政分州、县两级，设刺史和令为州、县长官。地方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休戚。唐太宗很重视地方官的人选，他说“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3他经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对他们治绩的好坏，分别列于名下，以便考察。由于马周建议朝廷不可独重内臣，而轻视刺史、县令，太宗宣布“刺史朕当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4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地方官的素质。贞观年间，各地循吏辈出，如邓州刺史陈君宾“储仓充羡”，通、巴二州刺史李桐客“治尚清平”，沧州刺史薛大鼎、瀛州刺史郑德本、冀州刺史贾敦颐“皆有治名”，河北人民称道他们为“铛脚刺史”5。因而使唐初吏治出现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唐初为改变隋末苛法滥刑的局面，制定《武德律》，“大略以开皇为准”，而删其苛细。贞观元年，太宗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本着“意在宽平”7的精神，重加删定。贞观十一年书成，定律五百条，分为卷，一曰名例，《贞观政要》卷一。
《贞观政要》卷一。
《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
34《贞观政要》卷三。
5《新唐书》卷一九七《循吏传》。铛有三脚，故以为喻。
《唐会要》卷三九。
7《旧唐书》卷六六《房玄龄传》。
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改革后的《贞观律》成为唐律的定本，对后世封建法律起过重要影响。第二，在经济方面，继续推行武德末期颁行的均田制。贞观初，泽州刺史长孙顺德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贞观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暴雨成灾，太宗“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遭大水户”3。这说明当时确实给农民分配过土地。不过这种土地除没官及官地外，大多为“荒闲无主之田”4。因此荒地较少的“狭乡”，农民受田往往不足规定的数量，所以贞观初“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5。贞观十一年新颁唐律规定，宽乡占田违限不以违令论处。原因是“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得虽多，律不与罪”。贞观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灵口（今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村落偪侧，问其受田，丁三十亩”。太宗因忧授田不足便“诏雍州录尤少田者并给复，移之于宽乡”7。均田制的推行，使贫困的农民多少得到一些土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唐太宗经常派遣使者巡视各地，考察官吏，劝课农桑。他告诫使者到达州县时，当“遣官人就田陇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多废农时”。为了不误农时，唐太宗还在法律中规定，“诸非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以此防止非时调用民工，有利于季节性很强的农业生产。
唐太宗还很重视水利建设，除朝廷设置专官，以“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外，各地兴修水利，颇著成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中所修水利，北方多渠道，有如虢州弘农渠，太原晋渠、栅城渠，河中涑水渠、十石垆渠、马鞍坞渠，冀州葛荣渠，陕州利人渠，瀛州长丰渠、滹沱渠，沧州无棣渠等，南方多塘堰，如福州材塘，泉州诸泉塘、永丰塘、横塘、颉洋塘、回清塘，绵州折脚塘、云门堰、洛水堰，资州百枝池，扬州雷塘、勾城塘，杭州阳陂湖等，不下二十余处，其他不见记载的可能更多。水利的兴修，自然使“百姓获其利”。
贞观时期，由于社会安定，人口增加，生产不断发展。贞观初年，霜旱为灾，米谷踊贵，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逐食外地的人民“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3。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4。八年九年，“频至丰《旧唐书》卷五○《刑法志》。
《旧唐书》卷五八《长孙顺德传》。
3《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
4《文献通考》卷二《田赋》。
5《旧唐书》卷一九一《崔善为传》。
《唐律疏议》卷十三《户婚》。
7《册府元龟》卷一○五《惠民》。
《贞观政要》佚篇，罗振玉校录。
《唐律疏议》卷十六《擅兴律》。
3《贞观政要》卷一。
4《旧唐书》卷二《太宗纪》上。
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5。这就是所谓“贞观之治”的太平景象。
第三，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尊崇儒学，自称“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因为儒家之道，是“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而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贞观二年始以孔子为先圣，在国学中设置庙堂，以备祀典，并下令各州县都置孔子庙。
为了培养更多通晓儒学的士人，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在朝廷设立国子监，下隶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种学校，收教各级官僚子弟。另有弘文、崇文两馆，专为皇亲国戚和大官僚子弟而设。在地方设京都学及府、州、县学，但主要是州、县两级学校。这些学校就其规模、种类、数量和课目来说，都比前代为进步。特别是专科性质学校的出现，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太宗的崇儒，引起了对经学的重视。贞观四年，他以经籍流传已久，文字颇多讹谬，命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颜师古是名儒颜之推的孙子，少传家业，尤长训诂、声韵、校勘之学。他据晋、宋以来经籍古本，悉心校正，完成了《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定本，于贞观七年颁行全国。是为统一经学的第一步。不久，太宗又以儒家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定“五经”义疏，贞观十六年书成，凡80卷，名曰《五经正义》。参与这项工作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二十多人。书成以后，由于博士马嘉运提出许多批评意见，至高宗永徽四年重新裁定，明令颁行。《五经正义》的编撰，实现了前此未有的经学思想的统一。
唐太宗还很重视历史对政治的借鉴作用。他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而贞观时期，在史书编纂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绩。贞观三年，太宗诏修齐、周、隋、梁、陈五代史，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以司其事。由令狐德棻、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药修齐史，姚思廉修梁、陈史，魏徵、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以房玄龄、魏徵为总监。贞观十年五代纪传修成。计《周书》50卷，《齐书》50卷，《梁书》5卷，《陈书》3卷，《隋书》55卷。为与五代纪传相配合，贞观十五年，又命于志宁、李淳风、令狐德棻等纂修《五代史志》，历时十五年，成书30卷，编入《隋书》，故《隋书》共85卷。贞观二十年，有诏重修《晋书》，先后由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监修，参加编纂的有令狐德棻、李淳风、李延寿等十八人。逾二年成书，凡30卷。以上六史均系官修，那时史家李延寿又私撰《南史》80卷，《北史》00卷，统称为唐初“八史”。
在修撰前代史的同时，也开始修撰国史。贞观三年闰十二月，“别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贞观初，姚思廉始撰纪传体的国史，粗成30卷，嗣后续有修撰。贞观十七年，唐太宗要观看国史，要求房玄龄“撰以闻”。“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从5《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太宗贞观二年。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传序》。
《唐六典》卷九《史馆》。
《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太宗贞观十七年。
此，除纪传体的国史外，又创立了编年体的实录，历朝相继纂修不辍。由此可见，贞观时史学盛极一时的情况。
第三节求贤和纳谏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一个重要的长处就是善于求贤和纳谏。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即位之前，已收罗了不少文武贤才。即位之初，就要求右仆射封德彝举贤，德彝久无所举，理由是“于今未有奇才”。太宗对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这说明人才无时不有，关键是在善于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3强调宰相的职责在于举用贤才。这年夏天，因天旱下诏求言，中郎将常何条陈二十余事，深切时宜。太宗看了很奇怪，常何是武将，怎能写出这样的好奏章呢？问知是出于他的门客马周之手，太宗立即召见马周，留置门下省供事，后来马周官至中书令。太宗用人，不问亲疏，不论贵贱，不分畛域，一视同仁。在他的大臣中，有出身寒素的马周、戴胄、杜正伦、张玄素、刘洎、岑文本、崔仁师等，有来自敌方的屈突通、尉迟敬德、李世勣、秦叔宝、程知节等，有出身贵族的萧瑀、陈叔达等，有拔于怨仇的魏徵、王珪、韦挺等。因此史家称赞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闪电小兵sod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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