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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这就在郡县常赋之外，出现了一种类似曹魏屯田剥削方式的赋税制度。
慕容儁迁都于邺，进入中原，未再实行乐取官牛垦官田的魏晋旧法。在税役上，慕容儁曾“宽常赋”2，然而“赋法靡恒”，征收并无常额。役法也无一定的标准，申绍谓为“役之非道”。郡县守、宰在征税起役之时，又“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以至“行留俱窘，资赡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4。值得注意的是，在兵役方面，慕容儁曾实行“三五占兵”之法5。这与石虎所行三五发卒”之法正同。
前燕又有所谓“军封”。悦绾曾向慕容进言“百姓多有隐附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弊，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慕容采纳了悦绾的意见，由悦绾定制罢军封，“出户二十余万”。这说明前燕的官吏和他们所荫庇的人户，也是不交税、不服役的。军封助长了隐附之风，罢军封，免营户，利于检括逃避税役的隐附之户。
前秦的赋役，从现有材料来看，体现了轻摇薄赋的特点。苻健曾“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苻坚即位之初，“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并能注意减免田租。一次从龙门还长安，曾“丐所过田租之半”。苻坚的目的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灭燕之前，前秦境内已经是“田畴修辟，帑藏充盈”。灭燕后，苻坚继续推行了轻摇薄赋的政策。在役法上，“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闻”。复魏晋士籍也就是免除士族的税役，这是晋法。使役有常闻是说不任意征发徭役，以免影响生产。苻坚曾以关中水旱不时，“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地”。这样的工程没有征调农民而征调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的僮隶去进行，很能说明苻坚的使农民役有常闻的政策，得到了实行。因为僮隶本来是不服官役的。我们还可看到苻坚对于被征服的代人，“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租税”。对于新附的涼州，“复租赋一年”2。三五取丁，沿自后赵、前燕的三五发卒、三五占兵，苻坚用到了徭役上。此制对起役有所限制，不是全发。有这样的制度比没有要好。江左也采用这种制度。但苻坚是否把三五取丁用到他族上，尚不可知。
淝水之战以后出现的国家，在赋役制度上，材料更少。但从中可以知道，大多数国家都有赋役制度，而且有的国家赋役还较轻，并非徒知掠夺。
后燕慕容垂时，慕容农为幽州牧，“法制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农桑，居民富赡，四方流民至者数万”。这说明后燕不仅有赋役之制，而且某些地方官吏还能省赋轻徭。慕容宝时，曾经“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2《晋书·慕容儁载记》。
《晋书·慕容载记》。
4《晋书·慕容载记》。
5《晋书·慕容儁载记》。
《晋书·慕容载记》。
《晋书·苻健载记》。
2上引均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三《后燕录二》。
县”。这是为了增加课户。又曾“定士族旧籍”。2这是为了区分士庶，按晋法免除士族的税役。
南燕慕容德之时，“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是士族则因为是兼复之家，与之合户共籍的百室千丁，都无须交税服役。是庶民也因为在西晋以来的户税制度下，户无论大小，只须出一户之税，即使定为上上等户，也难增加多少税收。故慕容德用韩■“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正其编贯”。这说明南燕不仅有课役，而且曾经采取措施，解决荫冒逃避课役的问题。慕容超的时候，课役增重。太史令成公绥曾说慕容超“信用奸臣，诛戮贤良。赋敛繁多，事役殷苦”4。这是南燕致败之由。
北燕冯跋以“自顷多故，事难相寻，赋役繁苦，百姓因穷”，为政“务从简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他“省徭薄赋，堕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5。一时政治颇有起色。北燕仍是一个胡汉合组的政权，只不过以汉人为首而已。北燕存在时间不长，可冯跋乃是历史上轻徭薄赋的统治者之一。
羌人在东汉时还很落后，但后秦却是一个汉化的政权。在赋役制度上，后秦一开始便有田租，姚兴时，一次“租入者五十余万”。而姚兴尚以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有赋”。他认为“能踰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豪富之家”，他的做法是“损有余以裨不足”。2山林有税，在魏晋时期，只见于后秦。
后秦姚苌曾经规定“兵、吏从征战，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这是有关兵、吏之家的免税免役的规定。东晋有“唯蠲役在之身”的政策，北方兵、吏之家赋役的豁免，也只见于后秦。
河右诸凉赋役制度材料更少，然亦可考知一二。后凉吕光“崇宽简之政”，末年政衰，“权臣擅命，刑罚失中，人不堪役”4。继起的北凉沮渠蒙逊，很注意轻徭省赋。他曾下书“蠲省百徭，专攻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母车氏病重，在下书反躬自问中，他提到“赋役繁重，时不堪乎？”某年春早，又在下书反躬自问中，提到“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5在河右诸凉中，北凉最注意赋役问题。《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收有北凉征发役作和有关兵役的文书，还有若干份名籍，证明北凉存在徭役的征发。文书中还可看到北凉有酒吏、仓吏、藏吏、财帛吏。以之与后秦的兵、吏合看，可知十六国时期同样存在吏与吏户。
西凉李暠世为西州右姓。《敦煌资料》第一辑所载西凉建初十二年（4）户籍残卷，记有丁男、次丁男、小男的年龄，与晋制略同。《晋书·凉武昭王李玄盛传》记后主李歆时，“人力凋残，百姓愁悴”，氾称要求“罢宫室2《晋书·慕容宝载记》。
《晋书·慕容德载记》。
4《晋书·慕容超载记》。
5《晋书·冯跋载记》。
《晋书·姚兴载记上》。
2《晋书·姚兴载记下》。
《晋书·姚苌载记》。
4《晋书·吕光载记》。
5《晋书·沮渠蒙逊载记》。
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百姓租税，专拟军国”。可知西凉末年税役很重。
十六国中落后的只是夏国。赫连勃勃在晋安帝义熙二年称天王、大单于，官属中没有用一个汉人。他未颁布赋役制度，战争供给所采取的是“我则游食自若”的办法。但也要看到赫连勃勃后来的变化，岭北夷夏降附者数万人，他“拜置守宰以抚之”，表明他懂得了政治的重要。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
第四节东晋赋役制度东晋的赋役，由于北人的南奔，“侨人”的出现，土断的进行，呈现复杂的情况。
《隋书·食货志》说“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因为他们是侨人，散居在侨立的郡县中，赋役上与土著居民不同。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户籍上。黄籍之外出现了白籍。
东晋时的范宁说过户籍本“无黄、白之别”，原来郡国户口，统统是黄籍。因为“中原丧乱，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许其挟注本郡（北方原来的籍贯）”，从而在黄籍之外，产生了“白籍”。持白籍的不修闾伍之法，不在考课之科。2由此可知白籍是侨人的户籍或“侨籍”。它是侨人的身分证，凭白籍可以不向官府纳税服役。
但是，来到南方的北方侨人极多。元帝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这是流民第一次大过江。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转多”。这是流民第二次大过江。流民涌向江南，住侨郡，持白籍，免除税役，这就必然要加重江南土著居民的负担，必然要影响国家财政的收入，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土断因而在所必行。
《陈书·高祖纪上》所载“（成帝）咸和中土断”，是东晋最早的一次土断。关于这次土断，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这次土断是紧接咸和初流民第二次大过江采取的措施。土断的目的是在把侨人变为南方土著人户，恢复籍无黄白之分的旧状，以解决赋役问题。因为赋役跟随户籍，故而土断的核心是整顿户籍。《南史·王僧孺传》有这样一段话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掌之。
这段话告诉我们，咸和二年（27）曾对户籍大加整理，整理出来的户籍被称为“晋籍”，因为“所书并皆详实”，所以一直沿用到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达一百二十四年之久。只是因为此年“以七条征发”，造成了“伪状巧籍”的弊端，才使本来很精详的晋籍发生了问题，因而齐时不得不“东堂校籍”。齐所校之籍，仍然是咸和二年沿袭下来的晋籍。由此可知咸和二年对户籍的整理，相当彻底。这次整理的户籍既是沿用到南朝的全国统一的户籍，可知必为咸和中土断的成果。否则，无从整理为统一的晋籍。由此也可确定这次土断的年代，为咸和二年。因为土断就是为了整顿户籍。户籍的整顿既在咸和二年，土断也就必在此年。
二、这次土断和土断后整理出来的晋籍，把王公以下的官吏都包括在内。《陈书·高祖纪上》记载此次土断，将出身于颍川士族陈氏的丞相掾陈康，断为吴兴长城县下若里人。这是因为陈康之父陈达“出为长城令”，以长城2《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晋书·地理志下》徐州与扬州条。
下若里为家。陈康之子陈英为盱眙太守。将陈家情况与《南史·王僧孺传》所说咸和二年整出的晋籍，“位宦高卑皆可依案”，互相印证，可知咸和二年土断及整出的晋籍中，包括了渡江南来的公卿世族。换句话说，咸和土断之制，对王公以下官吏一律适用，没有例外。
三、这次土断整理出来的“晋籍”是黄籍。按《南史·王僧孺传》说晋籍本来详实，可以依案，从宋元嘉二十七年以七条征发起，才发生问题。因循至齐，不能不对晋籍进行检定。而《南齐书·虞玩之传》所载的齐建元二年（480）检定户籍的诏文，明言“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顷民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编户齐家，少不如此。”这与《南史·王僧孺传》的话是衔接的。由此可知咸和二年，与土断同时整理出来的沿用到宋齐的晋籍，必为黄籍。晋令说过“郡国诸户口黄籍”，晋籍本无黄白之别。北人南流，产生白籍，经过土断，又统一为黄籍了。
成帝咸康七年（4），东晋又进行了一次土断。这次土断的令文说实编户，王公己下皆正土断白籍。胡三省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令文有一条注释“时王公庶人多自北来，侨寓江左，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今人根据胡三省这段释文，说土断是易黄籍为白籍，或给白籍。这种意见与上面说的土断是易白籍为黄籍，正相反对。胡三省的话，有几个问题.他以为这是第一次土断，因此说“今皆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也。.令文的重点本来是“实编户”三字，他把重点放到了土断白籍上。实是验的意思，实编户即验实编户。自咸和二年土断（27）到咸康七年有十四年了，需要进行一次验实。.他把“正”字解释成为“著之”，把“正土断白籍”，解释成为“以土著为断，著之白籍”，是无根据的。即从字义而言，正是质正的意思，无“著之”之意。“皆正土断白籍”，本来意思很明白。前面有“实编户”三字，皆正土断白籍即都要验实、质正土断和白籍的问题。土断是不是都进行了，白籍是不是都改过来了。这个令文是针对咸和二年的土断而发，而胡三省把它当成了第一次土断，因此，也就不明白“实编户”三字和“皆正”二字的含义，造成解释上的错误。
东晋的第三次土断是在哀帝兴宁二年（4）进行的。关于这次土断，有两种记载.《晋书·哀帝纪》兴宁二年“三月庚戌朔，大阅人户，严法禁，称为庚戌制。”这是大阅人户，与咸康七年的实编户同府元龟·邦计部·户籍》“一说天下所在土著”。这与咸和中土断同。刘裕说当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称赞这次土断解决了财政问题。
东晋的第四次土断是在安帝义熙九年（4）进行的。《宋书·武帝纪中》记述这次土断说“于是依界土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为什么要多次进行土断。刘裕说自庚戌土断以来，“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2。从他说的话可知一次上断不可能彻底。虽然，土断取消了侨民与土著、白籍与黄籍的区别，画一为土著、黄籍，但多年以后，又颓弛下去。何况北人不断南来，本又有地流寓他所的。要不使财政发生问题，只有多次土断。义熙土断本身也有问题。这次土断特许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郡的人，不在《晋书·成帝纪》。
2《宋书·武帝纪中》。
断例。他们合法地保持住了侨人的身分和证明侨人身分的白籍。
土断是为了把侨人纳入士著居民中，对他们征税起役。东晋的赋役在第一次土断前后是不同的，在各次土断之间也有不同。要看到它的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是东晋王公以下的官吏即士族要不要交税的问题。《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元年（7）秋七月记载“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已下口税米三斛，蠲在役之身。”东晋的度田收租之制，是在第一次土断后的第三年咸和五年（0）实行的，一亩三升。四十六年后改行口税，一口三斛。改行的口税的对象既包括公王以下，朱改行前的亩税对象自然也包括公王以下。否则，是不可能突然叫公王以下纳税的。王公以下纳税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有二.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取消南来王公士族的免税特权，对他们在江东站住脚跟来说，反而有利。2.东晋税制的改革是结合第一次土断进行的，而土断包括王公以下的官利。既有土断在前，要改变王公以下不纳税的制度，就有了可能性。
东晋的赋税实际分为四段。自元帝建武元年（7）至成帝咸和土断与度田收租之前，为第一段。这段赋税制仍旧是西晋之制。《隋书·食货志》说东晋“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便是这一段的税法。之所以无课役，是因为受到诸王公贵人的荫庇。
第二段自成帝咸和年间土断与度田收租起，至孝武帝太元元年（7）改行口税前止，是度田收租制度实行的时期。咸和土断，将侨人包括士庶都纳入了黄籍税户之中。田租是亩税，户调仍旧要“结评百姓家赀”，九品相通输入于官。这段税制最大的变化，是取消了王公贵人免税及荫亲属的特权。但他们仍可免役，这从太元元年实行的在役之身可以免税的制度，即可知之。第三段自太元元年改行口税起，至太元八年（8）淝水战后“始增百姓税米，口五石”2前止。在这段中，东晋除了将亩税改为口税外，还创立了“蠲在役之身”的制度。役包括劳役与兵役，正在服役的人可以免除口税，对于农村与军队的稳定，都有一些作用。东晋用以打胜淝水之战的北府兵，都在免税之列。
第四段从太元八年淝水战后增税米口五石起，至东晋灭亡止。《隋书·食货志》说的“其课，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即税米口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便是这一段的税制。它的特征是，恢复了西晋的丁税制度。如按另一种说法，西晋一户以一丁计，那《隋书·食货志》中所提到的租米五石及布、绢、丝、绵，便都是以户为单收征收，而且九品相通。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是一个印证。王玄谟之法承袭的当是淝水战后东晋之法。
这阶段的一个变化是服役者不能免调，太元元年的“蠲在役之身”的规定废止。范宁说过，当时“举召役、调，皆相资须”。所谓“皆相资须”，即役、调都得承担。闻人爽也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的话2。百姓是既《晋书·刘超传》。
2《晋书·孝武帝纪》。
《晋书·范汪传》附《范宁》。
2《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
要交税，又要服役，从而出现了“流殣不绝”的现象。
在役法上，东晋规定“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丁”，这与西晋同。“男年十六亦半裸，年十八正课，六十六免课”。这比西晋役及十三岁以上要轻。特别是关于“其男丁，每岁役不过二十日”，已开北朝与隋朝规定每年役期之端，二十日与隋同。另有“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规定。《隋书·食货志》。
第五节南朝赋役制度南朝的赋役制度又有变化，其突出表现是新的赀税的出现，关■之税比重的加大，役法上雇借的产生。
南朝宋孝武帝时，周朗上言说到“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云何使富者不尽，贫者不蠲，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民以此树不敢种，土畏妄垦，栋焚榱露，不敢加泥今宜家宽其役，户减其税。”周朗所谓“取税之法，宜计人为输，不应以赀”，说明当时行的是赀税。周朗所谓今宜“户减其税”，说明当时赀税的征收，以户为单位。周朗所谓树长一尺，田进一亩，屋加片瓦，税也跟着增加，说明当时的赀税，完全根据各户财产的多少，非分九品。2即在宋孝武帝时，实行占山格。《宋书·羊希传》所载官吏及百姓占山，“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这正是因为当时行的是赀税，而山也是赀，所以自当条上赀簿，一体纳税。税制由东晋后期的租调九品相通变为完全按照财产的多少纳税，当在宋孝武帝时。
南齐萧子良的《陈时政启》说过与周朗同样的话。“而守宰相继，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赀课。致令斩树伐瓦，以充重赋，破民财产，要利一时。”所谓“围桑品屋，以准赀课”，即周朗说的桑长一尺，围以为价，屋不得瓦，皆责赀实。这说明齐时税制一同于宋。“围桑度田”，计赀定课，按《南史·罗研传》的说法，是南朝的“故事”4，即定制。
宋时又出现了所谓“三调”。《南史·孝义传上》记宋元徽末年，“有三调不登者”，吴翼之母丁氏“代为输送”。三调，据《资治通鉴》齐武帝永明十一年七月注，为“调粟、调帛与杂调”，又名“三课”。征收方法，据《宋书·隐逸传·刘凝传》所说“一年三输公调”，似为一年三次分别征收。南朝史籍中所见租税即“调粟”。齐武帝永明五年七月戊申诏说到“所逋田租其非中赀者可悉原停”2。说明租粟按赀征收。
三调是与赀税同时产生的，它是南朝赀税征收的形式。所谓调粟、调帛与杂调，并不就是调实物。周朗说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是调钱。齐明帝建武四年十一月丁亥，诏“所在结课屋宅田桑，可详减旧价”，也是调钱。南朝有所谓“折课市取”4，课即三课或三调，折收钱币，市取是官府用折收来的钱币，从民间购买军国所需的物资。将折课市取与周朗、齐明帝的话互相参证，便可明瞭南朝的三调是调钱。南朝史料中关于市取的记载颇多。《宋书·武帝纪下》永初元年秋七月记有“台府所需，皆别遣主帅，与民和市，即时裨直，不复责租民求办。”租已折钱，故军国物资不《宋书·周朗传》。
2一说南朝赋税仍为九品相通，依据为《宋书·王玄谟传》所说“令九品以上租，使贫富相通”、此说不承认宋孝武帝以后有何变化。
《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
4罗研附于《南史·邓元起传》。
见《南齐书·明帝纪》建武二年三月戊申诏。
2《南齐书·武帝纪》。
《南齐书·明帝纪》。
4见《隋书·食货志》。
能再责成租民办理。《后废帝纪》元徽四年记有“敕令给赐，悉仰交市。”之所以要悉仰交市，是因为粟、帛、杂物均已折钱，敕令给赐，必须购买。《南齐书·武帝纪》记有“可现直和市”，“其和价以优黔首”。此令是针对往常的强买而发。这种交市、和市或市取，唐朝称之为“和买”，与‘折课”是不可分的。不收粟、帛、杂物而收钱，从赋税发展史来说，与财产税的出现一样，也是一个进步。
南朝士人可以免除赀税，但官吏不能都免。复与不复，以士庶分，非以官民分。《宋书·王弘传》有所谓“复士”，这种复士包括“无奴之室”的、无官爵的士人在内。从《宋书·羊希传》说的官吏和百姓占山，一律“条上赀簿”来看，庶民出身的官吏，是不能免除赀税或三调的。士人到底有多少？沈约说“且当今士人繁多，略以万计。”这近万士人是可以享受免税免役特权的阶级，是不课户。
以三调为形式的财产税，在梁陈时期，基本上维持下来。梁天监初，一度改调帛为“计丁为布”2，但后来又有“三调”。
赀税或者说财产税，适用于士人以外的所有的人户，是南朝最重要的税收。此外，南朝还有一项重要的税收，即关市之税。
北魏的甄琛说过，南朝“崇关廛之税”4。廛税即市税，市中有收税牌告，叫樢格。南齐萧嶷徒镇荆州，尝以市税重滥，“更定樢格，以税还民”5。南朝都城建康秦淮河北有大市百余所，备置官司，税敛很重。
南朝又有“输估”与“散估”。《隋书·食货志》说“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这种输估与散估，是市税的一种。
关税即关津之税。在南朝，有埭、桁、渡、津税。埭税即牛埭税。南朝于风涛迅险、人力不济之处立牛埭，出租官牛，以助民运。如越州肖山县西钱塘江岸的西陵埭、浦阳江的南北津埭等都是2。始立牛埭，尚在济急利物，后来的监领者却“禁止别道通行，或力周而犹逼责租牛”，遂成民病。津为过津税，四方都有。南朝建康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获、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4称之为津税。
桁与航同，是浮桥的意思。南朝建康有朱雀桁渡，为以舟济河。桁、渡有税，南齐顾宪之说到“京师航渡”税，始立也在济急利物，“既公私是乐，《通典》卷一六引。
2《梁书·良吏传序》。
见《梁书·武帝纪下》大通元年。
4《魏书·甄琛传》。
5《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
见《隋书·食货志》。
见梁《书·武帝纪下》大同十一年三月庚申诏。
2见《资治通鉴》卷一三六齐武帝永明六年十二月注。
《南齐书·顾宪之传》。
4《隋书·食货志》。
所以输直无怨”5。
在关、市之税方面，南朝规定“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这非那一朝所制，而是南朝的“旧制”。除此以外，南朝尚有行之于蛮族和俚族的赋税——赕物。“赕”，本意为“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之谓7。后来变成对蛮、俚“各随轻重，收其赕物，以裨国用”8。还有行之于官吏的赋税——修城钱。晋宋旧制“受官二十日，辄送修城钱二千。
此制在南朝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宋齐间因军兴关系，一度未收此钱。以上所述南朝赋税，主要的仍是赀税。由于南朝的赀税已具有财产税的性质，对财产少的人来说，减轻了负担。南朝庶民终年最为害怕的，从史料上看，是徭役。庶民规避徭役的问题是宋、齐统治者最感头痛的问题。
南朝宋时，王弘上言说到“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他认为过重，建议“十五至十六，宜为半丁，十七为全丁。”2这个建议为宋文帝所接受，成为定制，齐时未见改变。这是役龄。丁有半丁、全丁，役有半役、全役之分。
征发的方式为三五发丁。宋元嘉二十七年伐魏，曾“悉发青、冀、徐、豫、二兖五州三五民丁”。大明五年发三五丁，彭城孙棘兄弟二人，弟孙萨当充行，“坐违期不至”，罪当死4。三五发丁，在宋、齐是定制。齐时顾宪之说过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5。宋齐役门即三五门。
此外南朝又有“吏姓”、“事力”、“滂民史·文学传·钟嵘》有所谓“吏姓寒人”。《宋书·周朗传》说“贫者但供吏”。南朝吏姓承自魏晋吏家。吏音示，奉也，职事也，劳也。南朝又有事力，或称力。萧惠开自京口请假还建康，由水路，舟力（事力）达二三百人。这种为官家私人服役的事力，北朝也有，“皆听敕乃给”。或说事力即吏力。事力之外又有“干”。宋孝武帝制定“二品清官行僮、干杖，不得出十”。张融鞭杖“干钱敬道五十”，被免官。2可知干的地位与僮等，类似门仆。
滂民，据《南齐书·周颙传》“县旧订滂民，以供杂使”，可知是替县提供杂役之民，多用之于山泽。至于多少户出一个滂民，则各县不等。山阴是“每百户一滂”，在会稽郡中，被认为最轻。
5《南齐书·顾宪之传》。
《南史·思倖传·沈客卿》。
7《南史·垣闳传》。
8《隋书·食货志》。
《南史·齐本纪·世祖武皇帝》建元四年。
2《宋书·王弘传》。
《文献通考》卷一五一《兵三》。
4《南史·孝义传上·孙棘传》。
5《南齐书·顾宪之传》。
《南史·萧惠开传》。
2《南史·张融传》。
《文献通考》卷六五《职官十九·禄秩》。
南朝能免除摇役的，只有士族。庶民要想逃避徭役，有一个办法，就是买通有关官员，在黄籍上“改注籍状，诈入士流。”一入士流，便变成“昔为人役者，今反役人”。所谓“改注籍状”，主要是“窃注爵位，盗易年月”。4而这种爵位，不一定要父、祖、曾的爵位，可以是远祖的爵位。注上后他就可以变成士族5，就可以“百役不及”。
改注籍状的问题，到齐时非常严重。齐高帝下令检定黄籍，设置板籍官，提出严格要求。但南齐严厉检籍，反而引起了怨望。唐寓之起兵，“却籍者”（籍被却者）都站到唐寓之一边。这次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到永明八年（490），齐武帝却不得不下令“自宋升明以前，皆听复注”。7即允许重新注上祖先爵位，不服徭役。此后徭役制度发生了变化。
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十一月丁亥下诏“细作、中署、材官、车府，凡诸工，可悉开番假，递令休息。”南朝官府工匠可以轮番休假，自建武元年开始。到梁时，“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2。营造工人“皆资雇借”，而不再是征发而来，是役法上的一个重大的进步。陈太建二年（570），宣帝又下诏“巧手于役死亡及与老疾，不劳订补。”官府仍然拥有的“国匠”，从此只减不增，雇借势将成为唯一的方法，并将扩大其范围，非仅国匠而已。唐代的和雇实导源于南朝。
4《南齐书·虞玩之传》。
5沈约在《奏弹王源》中说到吴郡满璋之自称是三国、西晋名臣满宠、满奋之后，为“高平旧族”。如果属实，他便是士族。可知士族不一定就是父、祖、曾有爵位。否则，很难冒充。另一个原因是南朝的土族已经有了分化，同为士族人物，而升沉贫富各异。否则，也很难冒充。《全梁文》卷三七沈约《上言宜校勘谱籍》。
7《南齐书·虞玩之传》。
《南齐书·明帝纪》。
2《梁书·贺琛传》。
第六节北朝赋役制度北朝的赋役成为制度当自天兴元年（98）十二月拓跋珪设置八部大夫，功课农耕，量校收入开始。八部大夫具郁八部或八国首领与“以拟八座”，即尚书八座的双重身分。《魏书·官氏志》称天兴二年三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资治通鉴》谓“令八部大夫主之”4。《资治通鉴》加“八部”两字，意义更明确了。八部或八国大夫实为全国的行政长官，并非单单是管理“八国良家”的首脑。5而八国良家“同为编民”，既是直隶于八部大夫的住在畿内八国的特殊成员，又是如同州郡居民一样，受八部大夫管辖的普通编户，北魏的赋法对八国良家与郡县编户同样适用。这是探讨北魏税制首先要明白的一个问题。
《魏书·食货志》载“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所谓“先是”，即魏初以来。“天下户以九品混通”，表明北魏建立之初，在赋法上承继了晋朝租调九品相通，输入于官之法。
太和八年（484），北魏准古班百官之禄，“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又“增调外帛满二匹”。常赋加重。但次年北魏即“下诏均给天下民田”，实行均田与三长之制，从此按籍而征之税立，而九品差调之法废。
《文献通考》载在均田法下，国家对受田的农民“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2。这个看法是对的。《魏书·食货志》记载均田之后，“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三长之职在征集民调。初行此法，给人一个假象，似乎在均田制下，各户男女土地数字相等，只要按籍对他们征收同等的民调就可以了，实际却是“有盈者无受无还”，超过均田法令土地数字的大地主很多，而他们却只须与农民“一例出赋”。再他们的奴婢依良受田，而调数只有农民的八分之一。这对大地主是有利的。不过，因为“赋有恒分”，比起聚敛烦数、土地得不到保障之日，农民的日子也要好过一些。傅思益曾担心“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事实上未成扰乱，原因便在这里。
北齐和北周继续实行均田制。北齐赋法，“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准良人之半。牛见《魏书·官氏志》称天兴元年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座，谓之八国”。4《资治通鉴》卷一一一《晋纪》安帝隆安三年。
5《魏书·食货志》称“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对“其外”两字有两种解释。一说为皇城外的四方四维，即畿内之地；一说为畿外的四方四维，即州郡之地。前一种说法是不明白八国大夫具有尚书八座的身分，“总理万机”（《宫氏志》）；后一种说法是不明白八国大夫为八国首脑。无论畿内畿外，作为总理万机的八部大夫是都要管的。监督与劝课衣耕，量校收入，也只能是八部大夫的一项职责而已，不是全部。
《魏书·官氏志》。
2《文献通考》卷三《田赋考三》。
《魏书·李冲传》。
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斗。”与北魏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比较，北齐的租调重了。北周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2粟五斛较诸北魏的粟二石，北齐的垦租二石、义租五斗，都要重。但是，北周在征收上，规定了丰年、中年、下年与艰凶札之别，这是赋法上的一个改进。
在均田制外，北朝尚有屯田制。太和十二年（488），北魏“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进行屯田。在田赋上。“一夫之田，岁责六十斛”，免其正课并征戍杂役。北齐则于“缘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田赋无具体规定，只是“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4这是在均田和民调之外的另一种田制和税制。
甄琛说“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5他的话说明北魏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农业，靠租调。北魏的货币经济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是不发达的。自“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到太和十九年（495），才通行“太和五铢”。甄琛说的“唯受谷帛之输”，是实际情况，与南朝折课市取不同。但北魏自迁都洛阳后，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关市之税也日渐重要。魏明帝孝昌二年曾税市，“入者人一钱”。这是入市税。“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2这是店舍税。北齐后主之时，“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主施行。可却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北周也有市门税。闵帝时一度除之，到宣帝即位，又兴入市之税，每人一钱4。
北朝的徭役，在均田前后，有所分别与联系。北魏实行均田制度以前，已将丁男或男夫、夫定为十五岁以上5。道武帝天赐三年（40）六月，尝“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漫南宫三十日罢”。四年七月，“筑北宫垣，三旬而罢”。这里所谓“三十日罢”、“三旬而罢”，是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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