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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名》，八卷，东汉刘熙撰。这是我国第一部用声训释字义的训诂书。全书共二十七篇，分释天、地、山、水、幸福来敲门全文阅读丘、道、州国、形体、姿容、长幼、亲属、言语、饮食、采帛、首饰、衣服、宫室、床帐、书契、典艺、用器、乐器、兵、车、船、疾病、丧制等类字义，对研究两汉社会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读时可用王先谦《释名疏证补》。
《急就篇》，凡三十一章，西汉史游编。这是一部童蒙之书。首章为开篇，后六章叙姓字，列姓一百一十三个；下接“诸物”部分十八章，言及工具和日用器皿、武器及车马具、衣履服饰、建筑和室内陈设、人体生理和疾病、药物、农作物名称、花鸟虫鱼兽等名词；又有三章叙刑法；二章叙职官及地理；末章以颂扬汉德而告终。这书反映社会面极广，从中可以了解许多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四部丛刊》本有唐颜师古注，较便于用。
第五节诸子书的史料价值在秦汉文献中，子部书的重要性仅次于史部。子部书不只表述了各家的思想，而且大致在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科技等方面，都为研究秦汉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史料。
《新语》和《新书》西汉建国之初，总结秦亡、楚败、汉兴的经验教训是主要议题。《新语》和《新书》是其代表作。
《新语》，上下二卷，共十二篇，陆贾撰。全书以黄老思想为核心，吸取儒学的部分主张，强调无为而治，政令统一，选贤用能，崇尚仁德。今本有后人改窜，以致有人疑其为伪书，未免失于偏颇。今人王利器《新语校注》是较好的读本。
《新书》，又名《贾子》，贾谊撰。今本十五卷，计五十八篇（缺《问孝》和《礼容语》上）。书中提出以民为本，合理分摊赋役，重农抑商，加强对诸侯王国的限制，以及相关的治安之策，是研究汉初历史和贾谊思想的重要资料。原书亦经改窜，真伪错杂，应予以注意。《贾谊集》把《新书》与贾谊的其他奏疏、文赋汇为一编，颇便于用。
《淮南子》和《春秋繁露》文景时期，诸侯王坐大，国家的统一受到威胁。是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还是鼓吹分裂割据，成为思想领域争论的焦点。贾谊《新书》已开其端，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应推《淮南子》和武帝时问世的《春秋繁露》。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汉书·艺文志》言有内篇二十一篇，外篇二十三篇。今本唯存内篇。这书由淮南王刘安延请学人共同撰集，以道家思想为主干，兼取儒、法、阴阳五行诸家学说，为文景时期刘姓诸侯王企图保持封建割据的思想代表作，对了解朝廷与地方的政治斗争有较高参考价值。读这书时可用近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并参考其《三余札记》。《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董仲舒撰。今本与《汉书》本传及《艺文志》所言篇数、篇名均不大相符。可见经后人重新整理，已非本貌。但其主要内容当仍是董仲舒的思想。董仲舒以春秋公羊说为指导思想，提出一系列维护“大一统”的思想观点，又糅合阴阳五行学说，建立“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新体系，以迎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在当时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这书是了解西汉中期思想和政治状况的重要资料。读时应用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白虎通义》《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又称《白虎通德论》，四卷，东汉班固等整理编纂。章帝为了统一思想，协调对儒学经典主要内容的理解，仿效宣帝时召开的石渠阁会议，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白虎观会集天下今、古文名儒与有关政府官员，讨论五经异同，最后由章帝亲自裁定是非。《白虎通义》就是此次会议的总结，它把儒家学说与谶纬迷信紧密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这是研究东汉思想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清陈立《白虎通义疏证》是主要参考书。
《论衡》和《新论》《论衡》，三十卷，王充撰。全书共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有录无文。王充博学多闻，勤于著述，是东汉初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他对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及唯心主义的神学思想体系，进行了无情的抨击。王充精通汉史，常据以阐发其主张，同时也提到了当时社会的不同风尚，因而此书是研究汉代社会史的有用资料。近人黄晖的《论衡校释》，引证丰富，注释精当，成就较大。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的《论衡注释》，释文简明，便于初学。
《新论》，二十九篇，桓谭撰。桓谭反对谶纬，其主张与王充有不少共通之处。原书久佚，清严可均辑本较为完备，见《全后汉文》。王充、桓谭，本卷丁编都别有传。
政论书东汉中晚期，政治腐败，阶级矛盾尖锐，为拯世救俗，政论之作大兴。
《潜夫论》，三十六篇，王符撰。王符因不满东汉后期的黑暗统治，隐居著书，痛讥时弊，不欲彰显其名，故名书曰《潜夫论》。这书强调民本思想，要求改变世家豪门垄断政治的局面，以达到重兴汉室的目的。这是了解东汉后期政治与社会状况的重要史料。清汪继培撰，今人彭铎校证的《潜夫论笺》，颇便于用。
《政论》，一卷，崔寔撰。这书以揭露东汉末年统治集团的腐朽奢靡生活为主要内容。原书早佚，辑本以清严可均所辑为佳，见《全后汉文》。《昌言》，仲长统撰，三十四篇。其性质与《政论》相类，仲长统对汉朝已不抱多大希望，也能较多摆脱传统经学的羁绊，冷静剖析汉朝衰败的历史原因，所以史料价值较大。对探讨玄学的起源，也有所帮助。原书亦佚，亦以严可均辑本为佳。
《申鉴》，五卷，荀悦撰。这书恪守传统儒学，但反对谶纬迷信，又主张德刑并用，限制兼并，以缓和社会矛盾。书中还极力主张抑制权臣，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以强化皇权。这是研究汉末思想的又一重要材料。版本以《四部丛刊》本为佳。
《盐铁论》和农事书反映汉代经济思想和农业经济的史料有《盐铁论》和《汜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农事书。
《盐铁论》，十卷，凡六十篇，西汉桓宽编。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围绕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并经与会儒生朱子伯的介绍，将其整理改编，撰成此书。其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政策、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全书真实生动、全面而扼要地介绍了汉武帝的主要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诸问题，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另外，《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此书可以说是半部《桑弘羊传》，为研究这一重要人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书中不少篇章，文字晦涩难懂。近人郭沫若《盐铁论读本》，今人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二书，对读者可有较大帮助。
《氾胜之书》，十八篇，西汉氾胜之撰。胜之，成帝时人，曾为议郎。
这是他指导关中农民耕作的生产经验的总结，为中国农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书中除记述主要作物的一般栽培技术外，还介绍了区种法、溲种法、耕田法、穗选法、稻田水温调节法、桑苗截干法等先进生产技术，是了解汉代农业史的宝贵史料。原书早佚，近人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和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是可供阅读的最佳辑本。
《四民月令》，一卷，东汉崔寔撰。这书仿《礼记·月令》，按月记述地主庄园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反映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的面貌，是研究汉代社会生活史不可多得的材料。原书早佚，近人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和缪君愉《四民月令辑释》均可利用。
《太平经》和《牟子理惑论》两汉时期，佛学东渐和早期道教初创，在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影响。这时，有关宗教思想的著作主要有《太平经》和《牟子理惑论》。
《太平经》，一百七十卷，今存五十七卷，是我国道教主要经典之一。
此书源于东汉宫崇献给顺帝的《太平清领书》，以阴阳五行之说为基调，杂以巫觋之语。东汉统治者以为妖妄不经，藏而不用，因而只能在民间流传。其中神秘的五行说和朴素的平均思想，成为张角组织群众，发动黄巾起义的思想武器。以后，经历代信徒的推广和增衍，才形成一百七十卷的庞大规模。《太平经》对于探讨东汉早期道教的形成，及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具有较高参考价值。今人王明《太平经合校》是较好的读本。《道藏》中的唐闾、丘方远的《太平经钞》，保存了旧本的部分面貌。而佚名《太平圣君秘旨》，又有今本《太平经》所失载的内容，可以参考。
《牟子理惑论》，或称《牟子》，或作《理惑论》，凡三十七篇，是我国最早的佛学经典之一。旧题东汉太尉牟融撰，或云苍梧太守牟子博撰，均不可信。此书当成于汉献帝建安年间，所述为佛教初入中国时，世人对佛教的不同看法，并进而主张佛学与儒家、道家之说相融合，以适应中国的政治需要和风俗民情。这是研究早期佛学史的宝贵资料。书早佚，《弘明集》中保存佚文较多，可资利用。
《风俗通义》子书中的风俗书以《风俗通义》为代表。该书三十卷，今存十卷，东汉应劭撰。应劭博闻强识，著述甚丰。此书反映东汉社会的不同风俗，为研究两汉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其中多为纪传体史书所失载，因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今人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和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是便于阅读的本子。
天文数学书汉代自然科学类的存世之作，涉及天文、数学、医学等三个学科。
《灵宪》、《浑天仪》，均为东汉张衡所撰，是汉代天文学中浑天说的代表作。二书均佚，清严可均《全后汉文》中有辑本。
《周髀算经》，二卷，至迟成书于汉武帝时期，是先秦以来天文算学经验的总结。其天文学方面主张盖天说。数学方面的贡献，则表现在分数算法、开平方算法的运用，以及总结出勾股的定理。书存《算经十书》和《四部丛刊》中，有汉赵君卿注和唐李淳风注。
《九章算术》，九卷，当成书于东汉和帝时。作者无考。这是世界古代数学名著之一。其中分数计算法、负数计算法、比例计算法，以及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都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是了解汉代数学成就的重要资料。同时在算题中，还可以了解汉代经济政策、物价、农业生产水平等方面的情况，史料价值较高。魏刘徽和唐李淳风为之作注。书亦见《算经十书》和《四部丛刊》。
医药书《神农本草经》，秦汉间人伪托神农撰。收载药物达三百六十五种，是我国较早的有关药物学、植物学的分类学专著。书佚。清孙星衍辑本较佳，见《问经堂丛书》。
《伤寒杂病论》，十六卷，东汉张机撰。原书散佚，西晋王叔和得其残稿，加工后，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是了解汉代医药学水平的基本参考书。前者以任应秋《伤寒论语释》最便于用。后者可用《四部丛刊》本。
第六节文集及古小说的史料价值《蔡中郎集》、《扬子云集》、《孔北海集》汉人文集基本散佚，故传世之作多以辑本为主。较重要的是《蔡中郎集》，《四部丛刊》影明华氏活字本为十卷，较佳。《四库全书》翻明陈留本为六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集》本止二卷，可备参考。这书是研究汉代历史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书。
《扬子云集》六卷，《孔北海集》一卷，均见于《汉魏六朝百三集》和《四库全书》。其中扬雄的《法言》和《太玄经》价值较大。
此外，重要的参考书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严可均辑。其中收有《全秦文》一卷，《全汉文》六十三卷，《全后汉文》一百卷，对了解秦汉历史，有很大参考价值。严氏汇众多单篇于一编，便于翻检，且出处周详，也易于核对，因此可作工具书使用。以中华书局影印清王毓藻刻本为佳。又《文选》，六十卷，南朝梁萧统编集。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其中所录秦汉人之作，皆可为研史之助。《文选》李善注，广征博引，多为秦汉佚书，也可订补正史之伪脱。阅读时可用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本，同时应参考《六臣注文选》。又《古谣谚》，一百卷，清杜文澜辑。此辑引用秦汉古谣谚达三百余首之多，还逐首引述本事，注明出处，考辨疑义，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又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有关秦汉部分，也可供参考。其辑诗偏雅，与较能反映民间呼声的古谣谚相比，有所逊色。
《西京杂记》、《博物志》《西京杂记》，今本六卷，晋葛洪编。或题汉刘歆撰，或以为南朝梁吴均撰，均非。此书，历代指为伪书，但从语气及内容看，当是杂抄汉魏六朝佚史而成。所述西汉之事，怪诞不经，多不足信。但有关南越赵佗献宝于汉朝、昭君出塞前后汉宫画师事迹、刘邦筑新丰以迎太公、汉俗五月五日生子不举、邓通得蜀山以铸铜钱、茂陵富人袁广汉庄园之奇、司马迁有怨言下狱死、刘子骏作《汉书》诸事，均可开阔思路，有裨研史。中华书局《古小说丛刊》本较佳。
晋张华《博物志》、晋崔豹《古今注》、五代马缟《中古古今注》等，性质皆与《西京杂记》同，可聊备参考。它如《太平广记》、《笔记小说大观》等，均可浏览。只要稔熟基本史料，思路敏捷，钩沉探隐，从中总能得到启示。
第二章考古资料第一节秦都咸阳和碣石行宫秦都咸阳秦都咸阳故城在今咸阳市东十余公里处。公元959年开始勘查，截止公元988年年底，共发现夯土建筑遗址27处，手工业作坊遗址处，秦墓28座，对其中的两座宫殿遗址进行过部分发掘。
咸阳故城南靠渭水，因为渭水不断北移，故城受到很大冲决，目前已经看不见城郭的踪迹，现存遗址应是咸阳故城北半部的宫殿区。其中以西起聂家沟东至山家沟一线的遗迹分布最多、最密集，规模也最大；在它的外围有东西长约900米，南北长57米的夯筑墙垣。根据遗迹所在位置及出土遗物判断，这组大型的建筑遗址应是秦咸阳宫，此墙应是秦咸阳宫宫墙。宫殿区的西边有大片秦墓地；西南边有铸铁、冶铜、制陶作坊遗址和民居建筑遗迹。有学者根据目前掌握的宫殿区范围，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的分布位置，并参照汉宫殿区占据长安城大部的例证，提出秦咸阳东西十二里，南北十五里的构想。真象如何，有待更多的资料验证。
公元年，发掘宫墙以内保存较好的号建筑遗址的西半部和与之相连的2号和3号建筑遗址，共揭露面积5000平方米。号建筑夯土台基东西长0米，南北宽45米，高出地面米。对揭露出的遗迹现象，做过初步复原研究，得知这是一座似乎以面呈长方曲尺形的多层夯土高台为基础，凭台重叠高起的楼阁建筑。台顶中部有两层楼堂构成的主体宫室，四周布置有上下不同层次的其他较小的宫室，底层建筑的周围有回廊环绕。3号宫殿基址在号基址西南00米处，其间有建筑互相连接。它是一座带有回廊的殿堂，在廊道两壁上彩绘壁画。画面为车马仪仗，植物纹饰和几何纹图案。根据建筑形制和出土的遗物判断，号遗址大约建于战国中、晚期，3号建筑大约建于战国末年或秦代。两座遗址中都有大量焚毁倒塌的堆积物，表明它们均毁于秦末的烈火。
秦宫遗址的勘查和发掘，证明秦宫殿都建在夯土台基上。每座建筑物自成一个独立体，多座建筑物之间以甬道、复道相接成为一个组合体；从每座建筑物的间次、门道的设计，到一个建筑群的整体设计，又都采用对称式的布局。秦代开创的这种宫殿建筑形式，对后代影响很大。
碣石行宫勘察和发掘秦东海行宫，是984年以来的事。经多年努力，现已初步探明秦东海行宫修建在今渤海沿岸，大约从北起辽宁省绥中县墙子里村，南到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全程四十公里的环渤海地带。绥中墙子里地处山海关外5公里处的渤海之滨，这里有一组自然礁石，耸立在海中，民间传说为“姜女坟”。在紧靠“姜女坟”的海岸上发现了六处建筑遗址群。它们大约都是建于秦代或西汉前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面对“姜女坟”的石碑地建筑遗址。其中心建筑台基南北长500多米，东西宽近300米，台基高8米。夯土台上有多级建筑。在建筑基址上发现了通长8厘米、当面直径52厘米的高浮雕夔纹大瓦当、变形夔纹大瓦当，形式与秦始皇陵出土的十分近似。其他建筑材瓦亦与秦咸阳故城出土的相类似，推定此遗址始建于秦始皇时期，西汉时仍沿用，大约到东汉时废弃。从遗址所在地及与“姜女坟”的关系看，“姜女坟”应即史籍所载的东海碣石，而这组建筑则可能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5年）东巡的碣石宫。石碑地西边有黑山头遗址，东边有止锚湾遗址，都出有形制相同的大型空心砖和较大的云纹瓦当，说明这三处遗址的时代相同，性质相近。
位于秦皇岛市金山嘴的另一处秦行宫遗址，北半部已发掘，揭露面积.5万平方米。这里至少有六组以上的建筑。北面一组似为正殿，由两个面阔五间进深四间的宫殿基址组成，共四十大间。有墙基、石柱础、门道、散水、叠落的筒瓦、板瓦、与石碑村遗址形式相同的高浮雕夔纹大瓦当。它同绥中墙子里发现的遗址同属于一个大的建筑体系，是秦之国门碣石宫的一部分。参考书目.秦都成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97年期。
2.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文物》97年期。
3.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考古与文物》988年5、合期。
4.陶复《秦咸阳宫第号遗址复原问题的初步探讨》，《文物》97年期。
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绥中县“姜女坟”秦汉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98年8期.
郑绍宗《河北省近十年考古综述》（二），《文物春秋》989年4期。
第二节秦始皇陵园秦始皇陵园秦始皇陵园的勘察工作开始于六十年代初，公元974年以来，勘察发掘全面展开。目前已基本上搞清陵园的建筑布局，并先后发掘了兵马俑坑、铜车马坑和一部分马厩坑、陪葬墓、役徒墓）共出土文物5万多件。
陵园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夯土围墙。内墙长355米、宽580米。外围墙长25米、宽940米、墙基厚8米。内外围墙的四面都有门，除内墙北墙辟二门以外，其余每面各辟一门。门道两侧各有一土阙。内围墙的四角有角楼；西北部有夹墙，亦呈长方形。坟丘在内围墙中部偏南处，覆斗形，夯土筑造，底部每边长350米左右，现存高度7米。坟丘底下是地宫。地宫平面近方形，四周以砖坯砌筑宫墙。宫墙南北长40米、东西宽392米。墙体高厚各约4米。四面有门。地宫内的构筑和埋藏，目前还不清楚。坟丘西侧有铜车马坑。车马坑附近和坟丘南侧，各有两个府藏库。坟丘北部有寝殿、便殿和丽山食官建筑遗存。陵园内的这些建筑布局，大体上是按照宫廷生活设计的。
陵园外四周的遗迹，以东部和西部发现为多。东部有兵马俑坑、马厩坑、陪葬墓群；西部有建陵役徒墓、窑址、石料加工场；南部靠近骊山处有防洪堤遗址；北部有建陵挖土而形成的鱼池遗址。
由于陵园外四周大量遗迹的发现，引起了人们对陵园实际范围的关注。
有人认为，秦始皇陵的陵园边界应该是陵墓外围的自然屏障。以坟丘顶部为基准，向四方各自延长3750米，南抵骊山，北到新丰原，东到鱼池水，西到赵家背户村的古河道。东西南北各长7.5公里。目前提出的这个设想，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要经受较长时间的工作检验。
与陵园建制有关的遗迹与陵园建制有关的发掘工作，重要的有四项。
（一）兵马俑坑的发掘。兵马俑坑共发现四个，都集中分布在陵园东门外.5公里处。已发掘3号俑坑的全部和号俑坑、2号俑坑的一小部分。另一个是未建成的废坑。这几个兵马俑坑，规模都很大，大约在始皇生前便开始营造，估计到秦灭亡时尚未完成。已发掘290平方米，出土武士俑2200件，战车32辆（每辆配驭马4匹）、坐骑的战马29匹。根据钻探，三个坑的总面积是平方米，按照出土的兵马俑排列形式复原，这三个坑的武士俑应有7000个，战车00多辆（配驭马400多匹），坐骑的战马00多匹。像这样大规模的模拟当时的步卒、骑兵的形象和战车实物的出土，还是第一次发现，以致被一些中外学者誉为“世界八大奇迹”。它为研究秦代军队编制、作战方式、甲骑步卒装备以及秦社会诸问题，提供了一批最直接最形象的实物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价值。
秦兵马俑的发掘工作，还将长期进行下去。根据已经出土的资料考察，这应该是秦军士列陈送葬的模拟。它形象地体现了秦始皇时代的军阵的编列。战车兵和步兵是当时作战的主力部队，骑兵的地位看来仍和战国时期差不多，武器配备仍旧以远射程的弩机、弓箭和长木柄的戈、矛、戟、铍为主；而且绝大多数仍旧是青铜制品。主要的防护性设施是皮革制作的铠甲，没有发现头盔和盾。铜兵器由中央官署机构“寺工”铸造。服饰铠甲整齐统一，阵容威武雄壮，再现了秦始皇横扫六合的气势。
（二）马厩坑。有二处。一处在陵园东门外；另一处在内外围墙西垣之间。两处活埋生马约有六七百匹，另有跽坐俑、饲料，以及供跽坐俑使用的陶器。部分陶器上有“中厩”、“宫厩”、“左厩”、“三厩”等刻文，表明这是宫廷厩苑的象征，跽坐俑则是养马的国人。在陵园西垣外大道南侧，另有一片陪葬坑。坑内置陶棺，棺内置生埋禽兽和跽坐俑。依马厩坑例，这应是苑囿中饲养的珍禽异兽。秦始皇生前有许多厩苑，死后把厩苑模拟于地下，以大量的马匹和珍异的禽兽随葬。
（三）铜车马坑。位于坟丘西侧。两辆车马同置于一长方盒状的木椁箱内。一前一后面西排列。车均作双轮，单辕，前驾四匹铜马，车上各有铜御官一人。车马人皆约当实物的二分之一。车马的鞍具齐全，与真车马无异。根据初步考证，号车系立车，又名高车、戎车；2号车为安车。象征秦始皇乘舆出行。
（四）陪葬墓。有两处。一处在陵园东门外；另一处在始皇陵坟丘北边。东门外发现7座，皆东西向，南北一字形排列。已发掘的8座均为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葬具皆一棺一椁，作长方盒状。随葬品有较多的铜器、陶器和少量金银器。有的器物上有“少府”铭刻。尸骨经鉴定，死者五男二女，年龄都在20—30岁左右，皆肢解入葬。推测被葬者可能是被胡亥处死的秦公子、公主，可能还包括秦始皇原来的近臣。位于始皇陵坟丘北边陪葬墓20多座，未发掘，情况不明。
参考书目.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988年5、合期。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年）》，文物出版社，988年版。
3.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980年4期。
4.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980年2期。
第三节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西汉长安城的勘查发掘工作是公元95年开始的。公元95—957年，勘查城墙、城门，发掘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并确定其他城门的位置。公元年，发掘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公元9—92年，勘查城内街道和长乐宫、未央宫、桂宫和城西建章宫的范围。公元975年以来，主要发掘武库和未央宫范围内的建筑遗址。
东汉洛阳城的考古工作分两个阶段。公元954—9年以勘查为主，采用铲探的方法，了解城垣、水道、宫城、城内道路和其他建筑遗址，绘制实测图。公元972年以来，转入全面发掘。公元年，发掘南郊汉晋辟雍太学明堂遗址和灵台遗址；公元979年发掘北魏永宁寺塔基；公元98年起发掘魏晋金墉城、北垣“马面”及其他建筑遗址。
汉代两京的发掘，将是一项长期的考古任务，目前都在继续工作中。
西汉长安城西汉长安城的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方向基本上作正南北向。东城墙和南城墙保存较好，虽已倾圮，仍连续不断；西城墙和北城墙保存较差，有不少断缺。全城平面略呈方形东墙平直，南西北三面墙都有曲折。四面城墙总长米，约合汉代六十里强。与《汉旧仪》长安城周围六十三里的记载基本相符。城墙剖面下宽上窄，倾斜度里外各约度左右。基部宽度为2—米左右。城墙外侧有宽约8米、深约3米的壕沟围绕。
长安城每面有三个城门，四面共十二个城门。东面的城门，由北而南是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面的城门，由东而西是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面的城门，由南而北是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面的城门，由西而东是横门、厨城门、洛城门。通过对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直城门的发掘，证实汉长安城的城门各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宽各8米，减去两侧立柱所占的2米，实宽米。城门全未用砖，而是两壁直立的阙口。在门道两侧沿边排列几对石础。石础之上应是立木柱，再在其上建门楼。出土现状表明，四个城门都焚毁于王莽末年或稍后的战争中，其他城门似不例外。在此后的东汉、魏晋、十六国和北朝期间，长安城已衰败不振，但仍部分被使用。例如宣平门的三个门道，一直作为一个完整的城门被沿用着，直到整个长安城因迁移而废弃。
长安城内有八条主要大街。最长的是安门大街，有5500米，最短的是洛城门大街，有850米。其余的大街，长度在米之间。这八条大街，或作南北向，或作东西向，皆为一直线，没有曲折，长度不等，但宽度全同，都在45米左右；而且每条大街都分成三条并行的道路，其间有两条宽约90厘米的排水沟，将大街一分为三，中间是专供皇帝行走的“驰道”，宽20米；两侧是官吏和平民行走的道路，各宽2米左右。这就是《西都赋》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的街制。
占据全城面积一半以上的五大宫殿，已得到考古证实。长乐宫、未央宫、桂宫仍有部分宫墙墙基和宫内建筑遗迹可寻，可以明确标定方位。明光宫和北宫已破坏殆尽，只能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已揭露的遗迹，作出大概的判断。位于长乐、未央二宫之间的武库已发掘。它的四周有夯土筑造的长方形围墙。围墙内有库房遗址七处。每一库房又分隔成若干间，分置各种兵器。出土时，尚有刀、剑、矛、戟、镞和铠甲等铁兵器残存。从出土现象判断，武库也在王莽末年的战争中焚毁，以后一直废弃不用。
公元98年以来，发掘工作主要放在未央宫范围内。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一座西汉工官官署遗址的发掘。这座官署遗址呈东西向长方形，四周夯筑围墙宽5.5米，内有署房十五间。在署房内共出土骨签数万片。骨签由动物骨头制成，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近。一般长5.8—7.2厚0米。背面平直，正面孤脊形，上部磨平，文字皆刻其上。刻文分二类。一类是一行字的骨签，字数—7字，内容是物品名称、规格、编号等。另一类是2—4行字的骨签，字数少的十几个字，多的30—40字不等，内容是纪年、工官及所属官吏和工匠的名字。纪年自武帝至平帝的都有发现，还有一部分武帝以前的无纪年的骨签。这批资料尚未全部整理公布，对骨签的性质和使用法，目前都还不大清楚。
现在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外郭城还是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近年曾引起一场学术争论。参加这项工作的考古学者认为，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外郭城。有的历史学者则认为，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长安城是带有内城性质的宫城。在它的北墙外、西墙雍门外和东墙宣平门外的郊区，还存在一个外郭城。个别古建学者甚至认为，不但北墙外有北郭，东墙三座门外也有东郭。看来这个问题应靠更多的田野考古途径去寻求解决。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的发掘，最引人注目的是汉辟雍遗址和王莽九庙遗址。
辟雍遗址位于长安城安门外直南大道东侧，北距长安城南墙约2公里。
整体建筑由主体建筑、围墙、四门、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以及圜水沟等组成。辟雍的主体建筑建造在一个直径2米的圆形夯土台上。夯土台的正中是平面呈“亞”字形的台基。台基上的“主室”、“夹室”已毁没。台基四边的“四堂”尚存。“四堂”之内各有抱厦、厅堂之类的设置。由出土现象推测，主体建筑可能是一座三重屋檐的高大建筑物。主体建筑的四周筑方形围墙，每边长235米。在四面围墙的正中，各有一个门道。门道中有木门槛的痕迹。门道两旁有土台，台上应有门楼。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建筑比较简陋，似为廊屋，或为守卫人员的居室。在围墙的外面环绕圜水沟。圜水沟直径38米，沟宽2与西来的昆明故渠相通。根据建筑形制以及遗址所在方位，推定它是西汉元始四年（公元4年）建造的“辟雍”。“王莽九庙”建筑群位于长安城安门和西安门南出的平行大道之间，与辟雍隔道相望。这组建筑群由十二座建筑组成。建筑形式全同。在—号建筑的外边有周环方形的大围墙。围墙每边长40建筑在它的南边正中。这十二座建筑都由主体建筑、围墙、四门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所组成。主体建筑和围墙的平面均作方形，轮廓如“回”字形。规距方正，分毫不差。—号建筑，大小相仿，间距相等。分三排，东西并列。北排的—4号遗址与南排的8—号遗址，方位一致，南北对应；中排的5—7号遗址错落于南排和北排之间。2号建筑的围墙与—号的围墙大小相仿，但2号的主体建筑比—号的主体建筑约大一倍，细部结构也稍有区别。这组建筑群中的每一个主体建筑、围墙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其细部结构又与辟雍遗址相仿，但无圜水沟。建筑群遗址虽然破坏严重，但可以互为补充，求得比较接近原貌的复原。根据这组建筑群的所在方位，建筑规模，以及遗址中出土有“始建国”年号和“节砀”地名等题记，证实这组建筑正是《汉书·王莽传》记载的“王莽九庙”遗址。
东汉洛阳城及南郊礼制建筑东汉洛阳城大体作南北长方形，长宽之比，约如古人所说的“九六城”。东西北三面城垣都有几处曲折，保存较好；南面城垣因洛河北移被毁，已无遗迹可寻。如果把南垣长度以东西垣的间距计算，全城周长约4345米，相当于西晋里三十三里。从这个数字中减去晋金墉城突出于大城外部分的长度，所得大城周长约为西晋里三十里，与《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又引《元康地道记》所载的里数基本相符。
西北东三面城垣，共探出城门十座西垣五座，北垣二座，东垣三座。
现存城门遗址中，以北垣西起第一门为最大，此门即东汉的夏门，魏晋北魏的大夏门。城门缺口宽约3米，缺口中发现夯土墙两堵，说明原有三个门洞。其他各门只有一个门洞。在东西垣一些城门外还发现有夯筑双阙遗址，确如《洛阳伽蓝记》所载，东汉魏晋建都洛阳时，“城有十二门，门皆双阙”。自曹魏至北魏，洛阳城城垣仍沿东汉旧制，绝大多数城门的位置相沿而不改。东汉洛阳城内的宫殿，主要是南宫和北宫。因未经发掘，遗址至今未被揭露。目前只能根据已探明的城门和街道的分布，大体标出它们的所在方位。城南的辟雍、太学、明堂和灵台等大型建筑遗址，已先后发掘。辟雍、明堂、太学分立，建筑形式各有不同。辟雍遗址位于开阳门外大道东侧，由主体建筑、围墙、圜水沟三部分组成。围墙平面呈方形，边长约70米，围墙外周绕圜水沟。辟雍的主体建筑建于围墙内正中，已毁没，现仅存方形夯土台基。每边长45米。公元930年曾在这台基的南边发现著名的晋武帝三临辟雍碑，近年又在这里发现了它的碑座。确证魏晋重建辟雍系利用东汉辟雍旧址。
太学遗址在辟雍遗址东北边，四周夯筑围墙，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长220米、宽50米。围墙内布列一座座平房，长数十米，颇规整。历年收集的汉魏石经残块，大部分在这里出土。
明堂遗址位于平城门外大道东侧，与辟雍遗址东西相望。围墙平面亦呈方形，北面围墙已毁，东南西三面围墙尚有遗迹可寻。按衔接线复原，东西约38米，南北约400米。围墙内正中的主体建筑亦早已毁没，现存圆形夯土台基，直径2米。
灵台遗址位于平城门外大道西侧，与明堂隔道相望。四周筑夯土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约220米。围墙内正中是灵台主体建筑。方形高台，全部夯土筑成。台基每边长约50米。台体四周有上下两层平台。两层平台上都有回廊式建筑，并有坡道互通。台顶已遭到严重破坏，每边残长3—4米，残高8米。从出土的迹象观察，原来应是“上平无屋”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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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秦汉长城及沿线城鄣烽塞秦汉长城近百年来，不断有中外学者对秦汉长城及沿线的城鄣烽塞进行考察，主要的有公元900—9年，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曾三次进入甘新地区，对楼兰、敦煌等地的汉晋烽燧遗址进行考察和掠掘。公元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居延汉代烽燧遗址作过调查发掘。公元942年，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曾对汉代玉门关、阳关及其以东的长城、鄣塞、烽燧进行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秦汉长城沿线的甘肃、宁夏、陕西、山西、内蒙、河北、辽宁等省区的考古工作者，又对这条长城进行过多次的勘查发掘。勘查证实，秦汉长城是在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旧址上发展起来的。它西起玉门关，东至辽东以远，直线距离000公里以上。全线大体上可以分为东中西三段。
秦汉长城的东段几乎全部沿用燕长城。大约自内蒙古的化德县与商都县之间起，沿北纬42°往东，经河北省康保县南，内蒙古太仆寺旗、多伦县南、河北省丰宁县北、围场县北，向东沿金英河北岸横贯赤峰市，抵达奈曼旗土城子，藉牤牛河为天然屏堑，向北推移20公里，在牤牛河东岸的牤石头沟又继续向东伸展，至库伦旗南部，进入辽宁阜新县东北。根据《史记·朝鲜列传》“秦灭燕，属辽东外檄”的记载看，自阜新以东，秦对辽东的燕长城似未加以利用。近年在阜新、法库、宽甸、叆河发现的长城遗迹，从遗迹附近发现的城址和出土遗物来看，全属燕汉特征的遗物，未见秦文化特征的遗物。如果把这些残段连成一线，西汉长城的东端应是《朝鲜列传》所云“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
秦汉长城的中段约自东经4°以西至02°之间。这段长城错综复杂，建置年代先后不同。大致可分为南中北三线。南线沿用秦国长城，西起自甘肃岷县，循东北走向，经临洮、渭源，宁夏固原，甘肃环县，陕西吴旗、靖边、榆林，循毛乌素沙漠东侧，越窟野河，北上内蒙古准格尔旗，直达黄河南岸的十二连城。秦灭六国以后，蒙恬修长城以此为西段，汉初仍沿用。汉武帝时，西翼防线北移到河西走廊，这条长城遂失去原有的作用。
中段中线秦汉长城，大约横贯于秦时九原、云中郡境。经勘查，遗迹由宁夏北上，穿越乌兰布和沙漠北边的鸡鹿塞，进入内蒙古以后，透迤在狼山北面岗峦之上，至石兰计山口，向东经固阳县北部，又经武川县南，沿大青山北，过集宁市，最后由兴和县北部进入河北省围场县境，与东段原燕国长城相衔接。这段长城，除了利用战国赵长城以外，有一部分应是秦蒙恬所扩建。
中段北线，即汉武帝时修筑的所谓“外城”。武帝“外城”，最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太初三年（公元前02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鄣列亭至庐胸”，世称“光禄塞”或“光禄城”，或径称“武帝外城”。这是一条复线长城还是长城外的一些不相连续的城鄣列亭？历代史学家对此意见分歧很大。近年来，有不少考古工作者进行过实地勘查，一致肯定它是一条复线长城，而且分为南北两条，只是对个别路段的走向看法稍有出入。一种意见认为，武帝外城位于阴山以北，分南北两条，都向西北方向伸延，两条走向近似平行，间距5—50公里左右。南面的一条起自武川县境内，西越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潮格旗，向西北方向延伸，进入蒙古共和国境内。北面的一条，东起达茂联合旗，西经乌拉特中后旗和潮格旗，伸入蒙古共和国境内，再转向南，与额济纳旗境内的长城相连接。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两条外城都是东起武川县西部哈拉合的中线长城处，蜿蜒西北行，经达茂联合旗、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潮格旗西北进入蒙古高原。北面的一条，一直伸延到阿尔泰山中；南面的一条，折向西南，与居延塞外的长城鄣塞相连接。我们认为，像这样大面积的调查，出现个别路段走向出入是难免的。看来应有统一的组织，全面的复查，辅以现代的科学测绘记录，才能取得最后的结论。
西段长城系汉武帝经营河西走廊时修建，大约自额济纳旗的苏古诺尔湖畔起，沿额济纳河东岸至甘肃金塔县的北大河畔，西循北山山地南麓，经敦煌疏勒河畔，至玉门关为止。自玉门关往西，直到新疆罗布泊湖畔的古楼兰（鄯善），仍有不少汉代烽燧遗址，但已不见连接不断的城垣，故一般指玉门关为汉长城的西端。
秦汉长城是军事防御建筑，所经地带自然环境差别甚大，修筑方法大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平地夯土筑造，山上石块垒砌，在陡峭的崖壁处，则利用崖壁作墙身，或稍加修筑而成；在两山夹峙的山口，则采用土石混合构筑。一般他说，夯土筑造的长城，墙身大都毁坏不存，现在仅能见到墙基痕迹。墙基宽4—米不等。“武帝外城”受自然侵蚀尤为严重，现在只能见到间断的缓缓隆起的土梁。石块垒砌的长城，石墙下宽上窄或两壁垂直都有，高宽各4—5米，保存较好。不论夯筑石砌，有不少地段都遗留有屡次修缮的痕迹。
长城沿线的诚郭鄣塞长城沿线内侧，遍设边城。这些边城，多半属于屯戍性质，一般小于内地县城。有的边城使用时间很长，与内地县城无甚差别。城内有官署，有民居，有街道；城外有墓地，有的还附有城鄣、烽燧。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秦汉长城沿线城址不下一百座。其中托克托古城村城址、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城址、宁城县黑城子城址、奈曼旗沙巴营子城址等少数城址，可以确定始建于战国或秦代，西汉仍沿用；其他大部分城址应是西汉时期（主要是武帝及其以后）设立的。
边城城郭一般用夯土筑造，除个别外，城门都设在南城垣正中。城垣平面有四种形式（）方形或长方形，一般每边长米。磴口市布隆淖城址、兰城子城址和奈曼旗沙巴营子城址等属于这种形式。
（2）呈回字形。城垣内外两重，平面均呈方形。外城垣每边长000米左右，内城设在外城内中间，每边长米。官署设在内城，内外城之间为屯戍建筑和民居。磴口市陶升井城址、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城址、呼和浩特塔布秃城址等属于这种形式。
（3）城中也设子城，但子城位于城内一隅，城垣规模略小于回形城。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城址、托克托哈拉板申城址、奈曼旗西土城子等属于这种形式。
（4）形状不规整。夯土城垣有曲折，如杭锦后旗太阳庙等少数城址。
在已发现的边城中，有十八座可与史籍记载中的秦汉郡县相印证。例如磴口市布隆淖古城为朔方郡临戎县城址，乌拉特前旗三顶帐房城址为五原郡郡治，托克托县古城村城址为云中郡郡治，准格尔旗瓦尔吐沟古城为西河郡广衍县城址，丹东叆河尖古城为辽东郡西安平县城址，等等。
长城内外，凡重要的关口和适于瞭望的地方，都设置鄣塞、烽台。西起玉门关，东至奈曼旗沿线，发现不下数百处，有一部分已作了发掘。
鄣塞是边城派出的鄣尉所在，规模较小，形同后世哨所。一般设有围墙。围墙有石砌，有土筑。平面方形，每边长数十米至00—200米。鄣门一般设在南垣，作瓮城形。城四角有的向外斜出，形同后代“马面”设施。公元年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的居延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甲渠塞第四燧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都属于这一类建筑。内蒙古西部黄河北岸的乌兰布和乃格隆山口的鸡鹿塞、潮格旗“武帝外城”内侧的朝鲁库伦石城等，也属于这类建筑。
鄣塞的耳目是烽台。烽台用以警讯，都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或草原上，沿线罗列，间距0.5—公里，与长城距离不等。有的设在长城上，有的设在长城附近，有的远隔数峰。设在山巅上的烽台，一般由石块垒成，作圆柱形或圆锥形。大小高低因地而异。乌不浪山口东侧的一个石烽台，倾圮后实测直径0米。个别烽台四周加筑围墙。设在草原上的烽台，大都以黄土夯筑而成，作圆锥体或方锥体，大小高低不一，一般基宽7—8米，高3—4米。有的四周加筑围墙。地处大漠戈壁的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至今仍保存着大量的城鄣烽燧遗址。敦煌西北地广人稀，盐碱特重，城鄣烽燧遗址保存最好。有的烽燧，至今仍高0米以上。许多烽燧备用的“积薪”，依然整齐地在烽燧附近堆放着，甚至连攀登燧顶的绳索仍悬挂于燧旁，是研究汉代边防鄣塞烽燧制度的最丰富最直接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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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汉代帝陵西汉十一陵西汉十一个帝陵，除文帝霸陵在西安东郊、宣帝杜陵在西安市东南郊以外，其余九个帝陵都在渭河北岸咸阳市至兴平县境内。公元92年开始勘查武帝茂陵，以后陆续勘查诸陵。公元9年发掘文帝窦后墓的部分从葬坑。公元年，发掘长陵的一个陪葬墓——杨家湾大墓和安陵一个陪葬墓的从葬沟。公元年，勘查杜陵并发掘杜陵寝殿和陵园的部分门址。
渭河北岸西汉九陵的勘查，其主要收获是澄清诸陵的方位及其排列顺序。排除咸阳原上有西周陵的可能性，同时又对汉唐间的有关西汉陵的记述作了详细校核。认定《汉书》臣瓒注所记诸陵的方位是可信的。《汉书》臣瓒注的诸陵方位被《三辅黄图》、《水经注》和唐《元和郡县志》所采纳，特别是《水经注》在记述北魏成国渠的流向时，详细标明西汉诸陵的方位和顺序，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可靠依据。于是在探明北魏成国渠遗迹的基础上，对汉陵逐一进行审定。审定后的西汉陵，自西至东的顺序是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景帝阳陵。目前的推论是否正确，尚待发掘验证。
西汉的陵寝制度西汉的陵寝制度，主要是勘查诸陵的坟丘，陵园的围墙、门道和门阙；还有它们的后妃墓和陪葬墓。
除文帝霸陵“依山为陵”情况不明外，其他十个帝陵的坟丘都作覆斗形，用夯土筑造。茂陵坟丘最大，底边长230米、顶高4.5米。其他略小，一般顶高30米左右，底边长50—200米。坟丘居陵园中央。陵园四周夯筑围墙，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400米左右。四面围墙的中部辟一门，称司马门。门道宽5米左右。门道两侧各有一座土阙。土阙长40、宽5米左右。汉承秦制，设寝殿于陵园，并在陵园附近设庙。在各个陵园的内外地面上，目前还可以见到西汉建筑的遗迹和遗物，大约就是寝殿或原庙这一类建筑的遗存。除杜陵寝殿已发掘，情况比较清楚以外，其他都无法确定。
后妃墓的外形与帝陵同，而规模略小。一般设在帝陵东边，但有少数例外。陪葬墓集中在帝陵的东边或北边。
现存陪葬墓最多的是长陵，有3座。延陵陪葬墓最少，仅座。勘察和发掘均可证明，汉陵陵区内的建筑物，大都是在西汉末年焚毁的。
以杜陵为例。杜陵陵墓坟丘现存高29米，覆斗形，夯土筑造。底部、顶部平面均为方形，底部每边长75米、顶部每边长50米。陵墓四面正中各有一条墓道。墓道内全部用夯土填筑。四条墓道的底部都呈斜坡状，平面呈前端窄、尽端宽的梯形。推测墓室是竖穴式的土坑，坑内棺椁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陵园以坟丘为中心，四面夯筑围墙。围墙平面呈方形。每边长430米、基宽8—0米。四面围墙中部各辟一门。门址宽约85米左右。北门和东门遗址已发掘。得知门址由门道、左右塾和左右配廊组成。门道宽米、进深米。左右塾的四壁都有壁柱，有掖门。配廊地面呈斜坡状，方砖铺地，廊道外有卵石散水，散水上有挑檐柱窝。遗址内有大量的砖瓦出土，瓦当数量很多，绝大多数是“长乐未央”、“长生无极”当。推定左右塾上必有门楼建筑。陵园南门外东南边设寝殿，已发掘。寝殿建在长方形夯土台基上。台基东西长5.2米、南北宽29.米。四周为廊，廊宽一般2.米，地面铺砖。寝殿南北两面各设三个门，东西两面各设一个门。每门又分左右门道。构筑颇为复杂。此外，还在杜陵北37米处发掘从葬坑一个。从葬坑由主室、车室组成。主室内出陶俑，皆男性，着帛衣，腰系革钩，带铁兵器。车室有两辆明器木车，配置铁制的车马器。
孝宣王皇后陵在杜陵东南575米处。坟丘亦呈覆斗形，底部每边长45—50米，顶部每边长45米，高24米。四面的围墙亦呈方形，每边长米，基宽3四面围墙的中部各辟一门。
杜陵的陪葬墓分布在杜陵东边和北边，现存59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