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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官府的规定，两税的支移、折变及和买、科配等应是先富后贫，差（职）役按户等也是上户承担重役而下户承担轻役，赈灾时也是先赈下户或免税等，实际上则常是上户勾结官吏将赋役转嫁给中下户。
一等户中有些特别富有的，被称为“极户”、“无比户”、“高强户”，元祐元年（08）定为“出等户”；享有一定特权的“官户”，也大都在一等户内；而包括官户以及州县的公吏和乡村政权头目中的上户，称为“形势户”，都是租佃制生产关系中的大、中地主。
《唐会要》卷85《定户等第》。
2《宋会要辑稿》食货2之、之2。
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丙午。
第五节辽的牧业与农业畜牧与渔猎业契丹各部和属部中的阻卜、乌吉、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洮儿河）、额尔古纳河流域，有优良的牧场。辽代有发达的牧业经济。《辽史》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弛兵于民。有事而战，■骑介夫，卯命辰集。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牧业是契丹等部落民的生活来源，也是辽朝所以武力强盛，所向克胜的物质条件。
羊、马是游牧民的主要财产，是契丹等游牧民的主要生产和生活资料。
乳肉是他们的食品和饮料，皮毛提供衣被，马、骆驼则是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在战争和射猎活动中马匹又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同五代各政权、南唐以及后来的北宋之间的交往，羊马等是重要的礼物和商品。因此，阿保机之妻述律氏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2羊、马也是辽朝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来源，也是国家富强的资本和标准，因而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
契丹等游牧民族牧养的牲畜，羊、马为多，牛、驼次之。四至八月，牧草繁茂，是他们放牧的黄金季节。冬季则驱牲畜迁于朝阳背风的平沙处。据苏颂《后使辽诗》中记载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二三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役则驱策而用，终日驰骤而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三分骑。蕃汉人户以羊、马多少定其贫富等差。其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剃，认为马遂性则滋生益繁。羊也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他的诗生动地描述了契丹羊、马生息情况，也如实地反映了辽国畜牧业的发展情况。
每一部落都有自己的游牧范围，部民在各自的游牧范围内，逐水草“随阳迁徙”。皇帝的四时捺钵就是契丹人游牧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
除部落民私有的畜群和部落所属的草场外，还有国有的畜群与草场——群牧，国有的群牧当建于辽太祖时，辽太宗设官置牧，群牧的组织建设已有了一定规模，成为国家军用马匹的重要牧养场所。群牧的马匹，来源于征伐的掳获、属部的贡纳和群牧的自然繁息。每有战事，五京禁军的马匹多取自群牧；有时也用来赈济贫苦牧民。一旦群牧因战事频繁耗损过多或自然灾害造成牲畜死亡，则括富人马以益群牧。“自太祖至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2。盛时群牧马匹达百万以上。
关于五户等的产生及户等划分，参见王曾瑜《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中国史研究》980年第2期；梁太济《两宋的户等划分》，《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987年版。2《辽史》卷59《食货志》上。
《资治通鉴》卷27，后梁均王龙德元年十一月。
2参见《苏魏公文集》卷3《后使辽诗·北人牧羊》、《契丹马》诗及序。《契丹马》诗“边城养马逐莱蒿，栈阜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才驹事力豪。略问滋养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北人牧羊》诗“牧羊山下动成群，啮草眠沙浅水滨。自免触藩羸角困，应抚挟策读书人。毡裘冬猎手皮富，湩酪朝中百品珍。生计不赢衣食足，土风犹似茹毛纯。”群牧由北枢密院管辖，设林牙掌管部籍，另有马群、牛群太保等负责掌管群牧的具体事务，朝廷定期验检簿籍，以了解牲畜繁息情况，以牲畜数量的增减考察群牧官政绩的优劣，决定升黜。群牧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辽朝武装力量的强弱。
辽朝所属各游牧部族，依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和所居地域的自然条件，或主要从事游牧业，或仍以渔猎为主。契丹各部虽主要从事牧业，却也没有放弃渔猎。渔猎仍是契丹诸部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畜牧经济的必要补充。如果说，契丹统治者平时以渔猎作为习武和娱乐手段，而在战时，或长途行军糗粮不继时，也常常以渔猎所获充军食。普通百姓则以“挽强射生”为解决生计、日用的手段之一。牧业闲暇的冬季，契丹人常常组织围猎，苏颂在使辽途中就亲眼见到了契丹人的围猎场面。宋绶和程大昌也分别记录了契丹人的钩鱼活动。辽朝在宴饮、款待宋使时，熊、鹅、雁、鹿、貂、兔、野鸡等腊肉和鲜肉，都是必不可少的美味佳肴。
胪朐河下游，呼伦湖一带，也有丰富的鱼产资源，胡峤说乌古（妪厥律）地苦寒，“水出大鱼，契丹仰食”。
渔猎工具除弓箭、网罟外，狩兔、捕狼有练锤；捕鱼有鱼叉、鱼钩，冬季凿冰取鱼时，有专用的冰穿；秋季射鹿有鹿哨；春季捕鹅时，有惊鹅用的扁鼓，刺鹅用的锥。这些猎具，近年来考古发掘的辽墓中皆有出土，辽墓壁画也有对契丹人狩猎活动生动形象的描绘。同时，他们同后来的蒙古人一样，狩猎时也借助于训练有素的猎犬、猎豹。宋绶曾见辽兴宗的三只猎豹，“甚驯，马上附人而坐，猎则以捕兽”2。北方极寒地区的狩猎部落，以滑雪板代替马匹在高山丛林中狩猎，即因“地多积雪，惧陷坑井，骑木而行”3。北方沿江和山林地区各部族，如五国部、生女真等，渔猎业仍占主要地位。辽帝秋捺钵时即有来自女真的“唤鹿人”，阿骨打的兄弟子侄，也曾为辽帝刺虎搏熊。
农业的发展辽朝农业的发展和作用的增强，始于辽太祖灭渤海和辽太宗时燕云十六《辽史》卷0《食货志》下。
《苏魏公文集》卷3《后使辽诗·观北人围猎》“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导上下人鸣镝，罗草纵横兽轶群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宋绶《契丹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九月甲午引，下称“宋绶《契丹风俗》”）载“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冰之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程大昌《演繁录》载“北主与其母皆设次冰上，先使人于河上下十里间以毛网截鱼，令不得散逸，又从而驱之集冰帐。其床前预开冰窍四，名为冰眼。中间透水，旁三眼环之不透，第减令薄而已。薄者所以候鱼，而透者将以施钩也。鱼虽水中之物，若久闭于冰，遇可出水之处，亦必伸首吐气，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鱼。而薄不透水者将以伺视也。鱼之将至，伺者以告北主，即遂于透眼中，用绳钩掷之，无不中者。即中遂纵绳令去，鱼倦即曳绳出之，谓之得头鱼。头鱼既得，遂相与出冰帐，于别帐作乐上寿。”获得头鱼、头鹅预示着渔猎的丰收。从场面如此隆重看，当与中原皇帝耕籍田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这里所述虽是皇帝捕鱼的情况，普通契丹人的凿冰捕鱼活动也当类此，只是场面不及而已。直至近代，北方沿江湖地区的民众仍袭用这一方式捕鱼。2《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二》。
3宋绶《契丹风俗》。
州的并入。发达的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成为牧业经济的重要补充；燕云地区的赋税是辽朝的重要收入之一，它不仅增强了国力，而且对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人民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辽朝统治者大多十分重视农业，对农业采取、鼓励、保护的政策和措施，因而使历来被视为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的农牧业两种经济在辽朝统治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和谐、稳固、统一的整体，将矛盾和冲突化为互利互补，使农、牧业共同发展繁荣，农民和牧民在辽朝疆域内各得其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独特的、比较完整的管理体制。这是辽朝统治者的功绩和成功的经验之一，也是对前人经验的继承、发展和为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之一。
发达的牧业，为游牧民族提供了生活必需品，供给军事征伐所需的大量马匹；长于骑射、吃苦耐劳的游牧民，是维护统治和对外征伐的主要军事力量。发达的农业为国家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创造了大量财富，弥补了牧业产品比较单调的缺憾，丰富了农、牧民的生活内容，为手工业提供了广泛原料，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辽境内经济的发展、繁荣，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之避免了前此草原各游牧政权倏起倏落的命运，在我国北方立国二百余年，并在与北宋、西夏的对峙中长期起着主导作用。
契丹各部的农业，大约出现于大贺氏联盟时期。唐朝在给大贺氏联盟首领的敕书中常常农牧并提，说明这时联盟中某些部落已经有了简单粗放的农业。迭剌部的农业生产当始于阿保机的祖父匀德实时期，即遥辇氏联盟的中后期。史称“祖皇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释鲁）为于越，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阿保机本人也重视农业，在遥辇氏联盟期间，曾以所俘汉人在炭山东南滦河上（今河北沽源境）置汉城，种植五谷，兼收盐铁之利，并采纳汉人韩延徽的建议，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以故部落发展很快，实力迅速增长。其后，平定诸弟之乱，弭兵轻赋，更专意于农。尝因“户口滋繁，■辖疏远，分北大浓兀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这些措施，不仅妥善安置了所俘汉人，同时也为草原地区的农业生产输入了大量有经验有技艺的劳动力。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工具和优良的作物品种，在草原上开出了部分农田。这正是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今宁城西大名城）地区投下制和州县制产生的背景。上京地区的农业发展起步较晚，故沈括说当地“谷宜粱麦，而人不善艺，四月始稼，七月毕敛”。2天显元年（92），上京周围地区又迁入了大批渤海人，再一次充实了草原地区的农业人口，加之地沃宜种植，水草便游牧的自然条件，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上京周围成为农牧兼营地区，部分契丹人也开始走上半农半牧的道路。
太宗会同三年（940），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诏北、南院徙三石烈户居之。于是将欧堇突吕（欧昆石烈）、乙习本（乙斯勃）、斡纳河剌（温纳何剌、斡纳阿剌）三石烈迁至乌古地，拨赐于谐里河（谐里河、海勒水，今海拉尔河）、胪朐河附近地区为农田，从事农业。这样，上京、中京地区在迁入大批汉人、渤海人的同时，契丹各游牧部落也随之向北迁徙，并根据水土所宜从事农耕。
契丹北部的室韦人中，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只是气候多寒，田收甚《契丹国志·诸蕃记·室韦国》。
薄。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海拉尔附近的浩特陶海古城。它有土筑的城墙和护城壕，出土了辽代的篦文陶片，这里当有从事农耕的定居居民。黑龙江泰来塔子城，为上京道泰州遗址，这里发现了辽大安七年（09）石刻，记有47个汉人姓名，说明这一带最晚到辽道宗时已经有了汉人居住。辽圣宗统和年间，对西北阻卜各部控制加强。齐王妃、萧挞凛受命统乌古等部和永兴宫分军镇守西境，置镇州，迁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700余户，分居镇、维、防三州（皆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为解决西戍诸军的粮饷供给，辽圣宗又命耶律唐古于胪朐河侧和镇州附近督劝诸军屯田垦种，连续5年获得好收成，积贮粮食数十万斛，不仅解决了军粮供给问题，而且为漠北地区农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此后直至元朝，这里仍是粮食产区之一。通过汉人、渤海人、女真人的北迁和契丹人的屯田戍守，在潢水、海勒水、胪朐河、土兀拉河（土拉河）流域一带，农业生产逐渐得到发展。
中京地区曾是奚人的居住地。辽朝的奚人，除畜牧、狩猎外也从事农耕。早在唐朝时，他们中的一些部落就开始经营农业。种植穄、麻等作物。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说西奚去诸部落“颇知耕种，岁借边民荒地种穄，秋熟则来获，窖之山下，人莫知其处。爨以平底瓦鼎，煮穄为粥，以寒水解之而饮”2。宋绶也说“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人“善耕种、步射，入山中采猎，其行如飞”。王曾所见“草庵板屋，亦务耕种”的也是奚人，他们“所种皆从垅上，盖虞吹沙所壅”2。苏颂、苏辙更将奚人耕作的情况写入自己的诗中。早期中京地区的奚人曾借唐、五代边民土地种植收获，入辽后大量汉人流入，成为中京道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
东京（今辽宁辽阳）、西京（今山西大同）和南京（今北京）道是辽朝的农业区。东京辽阳地区，地衍土沃，有木铁盐鱼之利。渤海灭亡后，太宗于天显三年迁渤海人至此，圣宗时又迁入大批熟女真，他们都从事农业，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较轻的赋役，为东京道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东京地区成为拱卫辽政权的强劲左翼。东京道北部生女真也有粗放的农业，种植麻、谷、稗，蔬菜有葱、韭、蒜、瓜等。据洪皓《松漠纪闻》载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类皆成园，至八月倒置地中，封土数尺覆其枝干，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则冻死”。可知早在辽代，东京道西北已有果树栽培，并积累了防冻越冬的知识和经验。
南京道和西京道南部的大同府、蔚（今河北蔚县）、朔（今属山西）、武（今神池）、归化（今河北宣化）、可汗（今怀来东南）、儒（今北京延庆）等州也有较发达的农业和丰富的物产，是辽朝的重要农业区。云中郡白道川“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获”3，也有谷物种植。南京道“蔬蓏、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
但自唐末以来，社会动荡不安，战事频繁，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军民逃2杨渭生《沈括〈熙宁使辽图抄〉辑笺》，《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985年版.沈括原文载《永乐大典》卷087,中华书局959年影印本。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奚》。
2宋绶《契丹风俗》。
3《契丹国志》卷24引《王沂公行程录》。
《辽史拾遗》卷5。
亡入契丹者为数不少。契丹累年南下俘虏幽、蓟（今天津蓟县）之民北迁，使这一地区人口大量减少，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辽建国后，多次南下攻掠冀中地区，将所俘人户迁往冀北、冀东，以充实幽、蓟。南京道的行唐县（今北京密云东南）、平州的安喜（今迁安东北）、望都（今卢龙南）等县，都是以所俘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和定州的行唐（今皆属河北）、安喜（今定州）和望都（今属河北）等地民户设置，仍以其原籍地为县名的。此外，滦（今滦县）、营（今昌黎）二州也各有定州俘户错置其间。这一措施恰可弥补燕、蓟人口北迁草原造成当地人口减少的弊端，对恢复燕、蓟的农业生产无疑是有利的。
辽朝统治者多重视农业生产，注意安置农业人口，为他们安业力农提供必要的和保护，因而燕云等农业地区的经济，不但没有因契丹人的征服而造成大规模的破坏，而且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太宗会同初，“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织”2，听从诸臣劝谏，不以射猎妨农事。会同六年伐晋时，“征山后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法论’。又敕有司每村定有人力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逮顷亩，自愿者据状征收”。甚至在灭晋回师病笃之际，仍以“纵兵掠刍粟”、“括民私财”为此行之失而痛悔不已2。景宗乾亨四年（982），因宋辽战争负担加重，民力凋敝，田园荒芜，或为兵行所毁，辽景宗下诏免当年租赋，又命“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归业者，三分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3，使农田不致荒废，并使无地农民得以耕种。
圣宗和太后萧绰执政时期，更重视发展农业，开垦荒闲土地，减轻人民负担，整顿赋税，赈济灾贫，安置流亡，保护商旅。这些政策直至辽道宗时都没有改变，苏辙见到并如实记录了这种情况4。
由于辽朝最高统治者重视和保护农业，各级官僚也多能以劝课农桑为己任，不仅汉官、渤海官韩德枢、韩德让、室昉、刘伸、杨佶、马人望、大公鼎等在任上整纷剔蠹，劝课农桑，兴教化，薄赋息民，而且契丹官僚也多身体力行。如耶律挞烈在任南院大王时，“均赋役，劝耕稼，部民化之，户口丰殖5。耶律休哥为于越，总南面军务，驻守南京时，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耶律学古为彰国军节度使驻应州时，以“南境未静，民思休息”，能“禁寇掠以安之”。耶律抹只任开远军节度使驻守云州时，“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抹只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2。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时，“请籍天下户口以均徭役”，使“政赋稍平”，并力主维持辽宋和好，反对败盟兴兵，以使“燕民乐业，南北相通”3。耶律昭在被流放期间，还念2《三朝北盟会编》卷20引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辽史》卷59《食货志》上。
2《辽史拾遗》卷3引《宣府镇志》。
3《辽史》卷4《太宗纪》下。
4《辽史拾遗》卷引《宣府镇志》。
5苏辙《栾城集》卷4《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辽史》卷77《耶律挞烈传》。
2《辽史》卷83《耶律学古传》。
3《辽史》卷84《耶律抹只传》。
念不忘“为今之计，莫若振穷薄赋，给以牛种，使遂耕获”4。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瓜果。他们不但借鉴和学习中原的农业技术，引进作物品种，而且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同时结合北方气候特点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物栽培技术。
从辽墓出土情况看，辽朝农业生产工具种类齐全，犁、铧、锄、镰、锹、镐、镢、刀、叉等，应有尽有。
在辽朝各级统治者的提倡、保护下，各族农民辛勤劳作，共同发展了辽朝境内的农业生产，使辽朝仓廪充实，军民粮用不致多缺，甚至在辽景宗时，就可“以粟二十万斛助汉”。圣宗时，边城春州斗米才值六钱；唐古屯田镇州积粟数目可观；东京道积粟也有二三十万硕，虽然常有战事，也足以支应，不曾匮乏。沿边诸州各有和籴仓，新陈相易，民得以低息借贷。辽末天祚播迁之际，耶律敌烈立梁王雅里向西北迁移时，尚能征调盐泊（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境）诸仓所储之粟。
4《辽史》卷87《萧孝穆传》。
第六节西夏的农业和牧业农业农业是西夏主要的生产部门，西夏设农田司管理农业生产。党项族是在迁居西北地区后逐渐学会了农耕生产。西夏境内河西陇右地区的兴（今宁夏银川）、灵（今灵武西南）、甘（今甘肃张掖北）、凉（今武威）等州，“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汉唐以来就支引黄河修建了“唐来”、“汉源”等渠。西夏建国前，自李继迁开始就曾役使各族劳动人民兴修水利。李元昊建国后又修筑了自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之为“吴王渠”。据有的书记载，西夏时期有大小渠道8条，灌溉9万顷土地5。西夏仁宗时期修订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专设条文具体规定了水利灌溉事宜。西夏大力发展水利灌溉事业，使这一地区“岁无旱涝之虞”，为农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自然条件。
西夏在农业生产中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和牛耕，“耕稼之事，略与汉同”，即耕作技术和方法和当地汉族都差不多，如使用“二牛抬扛”耕作方法，农具有犁、铧、镰、锄、锹、耧、耙等，粮食加工器具碌碡、叉、车、碾、碓等。农作物中，粮食作物主要有麦、大麦、荞麦、糜粟、稻、豌豆、黑豆、荜豆；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韭等，也有果树的栽培。
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西夏境内农业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兴、灵、甘、凉和绥德（今属陕西）无定河以东的一些地方，自然条件优越，发展为西夏的粮食生产基地。所谓“国人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即指兴、灵一带。西夏曾占领的陕北米脂、葭芦一带，有良田不下一二万顷，以盛产粮食著名，有“歇头仓”、“真珠山”、“七宝山”美称，“夏人赖以为国”。这些地区所产粮食除供当地食用外，还常调运西夏其他地区。由于西夏连年战争和灾荒频繁发生，西夏人有藏粮的习惯。西夏时期曾在邻接宋朝的沿边地区建窖或筑仓，贮藏大量的粮食。如德靖镇（今横山北）的“七里平”，桃堆平的“国官窖”，呜沙川的“御仓”，贺兰山的“摊粮城”（今石嘴山西）等地区或库仓中都贮粮上万至百万石。有记载毅宗时曾在西市城（今甘肃定西境）“建造行衙，置仓积谷”。
西夏粮食生产不能自给，常以畜类和畜产品、青盐等向宋朝换取粮食。
每遇战争或灾年歉收时，劳动人民则要依靠采集野菜、野果、野草充饥。宋人的著作中记载“其民春食鼓子蔓、咸蓬子，夏食苁蓉苗、小芜荑，秋食席鸡子、地黄叶、登厢草，冬则蓄沙葱、野韭、拒霜、灰条子、白蒿、碱松子，以为岁计”2。
牧业5《辽史》卷04《耶律昭传》。
周春《西夏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
《西夏书事》卷28。
2戴锡章《西夏纪》卷3，宁夏人民出版社988年版。
畜牧业是西夏的重要生产部门，西夏设群牧司管理牧业生产。党项族有从事畜牧业的丰富经验，西夏境内的夏（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绥（今绥德）、银（今米脂西北）、盐（今宁夏盐池北）、宥（今陕西定边东）诸州3，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和额济纳一带的山地和沙漠草原地带，土地比较瘠贫，不利农耕，仍宜于畜牧。河西走廊地区有广阔的草原，“瓜、沙诸州，素鲜耕稼，专以畜牧为生”，甘、凉等州，则水草丰美，凉州素有“畜牧甲天下”之称。
西夏牧业的畜类，主要有羊、马、驼、牛、驴、骡、猪、狗等。马匹在牧业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除用于军事和生产外，还作为大宗商品同周边进行贸易，又是对宋、辽、金的主要贡品。西夏境内所产的“党项马”在当时是驰名的良种马，宋朝对外战争所需马匹以“陕右诸州最盛”，多购自西夏。骆驼在西夏具有重要作用，主要用作高原和沙漠地区的运输工具，阿拉善和额济纳地区是主要养驼地区。羊、牛、猪、狗是西夏农牧民日常生活的衣食来源。西夏畜牧业有着较高的生产水平，在史书记载的西夏与宋朝的每次战争中，西夏损失的羊、牛、马、驼等各种畜类，动辄数以万计，反映了西夏畜牧业的生产程度。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长期从事畜牧业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反映在西夏时期编纂的辞书《文海》中2，对牲畜的分类与观察尤为细致；特别是对马、牛、羊品种的区分，对牲畜的管理、繁殖、饲养、疾病及治疗等，都有独特的方法与一套完善的经验。
3曾巩《隆平集》卷20。
关于西夏的今地注为陈振所加，参据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982年版附录二《西夏州名表》，与《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982年版）第六册（宋辽金时期）“西夏图”今地注有所不同。如夏州治所在地今地为白城子，《中国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992年版）“陕西省”图在陕西、内蒙古边境的陕西一侧，与《西夏史稿》同，而“西夏图”夏州今地标在内蒙古一侧等。2《金史》卷34《西夏传》。
第七节金的农业和牧业农业金在建国之初就确定了发展农业的方针，提倡不忘稼穑的艰难，所到之处屯种，轻徭薄赋以劝农，特别是金太宗在对宋战争已取得胜利之后，把奖励农桑作为恢复生产的主要政策。从太宗起经熙宗、海陵王到世宗大定、章宗明昌，北方各族人民在较为安定的生产环境中，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使北方农业逐渐走向恢复、发展和繁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天下治平，四民安居”2，号称“小康”。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很大的改进和进步。现已出土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与中原的形制相似，远远超过辽末的水平，继承了北宋中叶以后的发展状况。其种类与北宋相比更为繁多和复杂，有铧、犁碗、趟头、牵引、锄、镰、镐、锹、铲、铡刀、垛叉等，文献记载还有耙、水碓等。犁由多种部件配合，铧有形制、大小不同的几种规格，以适应开荒、翻地、起垄、播种、中耕等不同作业需要。犁的全部构造与元王祯《农书》所绘形式相同。在今黑龙江最北部爱辉、逊克出土的犁铧是把犁刀接铸在犁铧刃的一侧，以适应开垦荒地的需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有銎和钹镰三种形式，还有专用于割谷穗的手镰，且大小样式不同，是为便于收割高棵和矮棵作物的不同需要而制。
农业户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和对土地的开垦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末及金初，北方人口锐减，到金世宗大定初年方恢复到300余万户，二十七年（87）增至户，史》没有记载全国的垦田数字，有关于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大定二十三年猛安谋克、在都宗室将军司、迭剌和唐古二部五糺总计垦田数是顷有奇。毕仲衍《中书备对》谓北宋神宗时全国垦田为4055顷，减去东南九路田数则北方垦田为2978顷。金朝仅猛安谋克垦田就浮出北宋垦田顷。当然猛安谋克分布区域要远远大于北宋在北方的管辖区域，但在世宗时原北宋地区的垦田也有增长当是事实。赵秉文在《滏水文集》卷《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中记载，当时的“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即可证明这个问题。
农田水利是金代农业发展的命脉，从熙宗时已开始恢复。世宗大定六年，张仅言“护作太宁宫，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3。二十八年，卢庸为定平县（今甘肃宁县东南）令，“庸治旧堰，引泾水溉田，民赖其利”。兴修水利也与当时推广水田种植有关，大定六年，李纶《创修泉池碑》记载，河内（今河南沁阳）郡西北大雄山南数里有唐帝古寺，“数泉出于祠下，南抵于沁，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多”。曹（今山东菏泽）、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83年版。2《金史》卷8《世宗纪·赞》。
3王去非《平阴县清凉院碑》，《金文最》卷9。
《金史》卷33《张仅言传》。
《金史》卷92《卢庸传》。
单（今单县）二州以水利为生，虽黄河李固渡决口，所害农田无几。农田发展也促进对原粮水力加工事业的发展，如水碓、水磨等水力加工机械的利用便是。
金代农作物种类，主要有粟、麦、豆、稻、荞麦、稗等，而以粟麦为大宗，稻次之。由于各地土质不同和发展状况的差异，农作物分布也因地而异。中都（今北京）、河北、辽东、南京（今河南开封）等路处于领先地位。燕京（即中都）产稻、粱、麦、麻等；南京路产麦、粟、稻；辽东路许多州也盛产稻；威平、临潢、泰州等府州农业也较发达。金代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河南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平均亩产一石。河北、山东产量高于河南。水田单位面积产量高陆地数倍，其中河南有亩产五石者。由于农业生产量增多，国家储积粮食也多。大定二十一年，金世宗对宰臣说“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2世宗时设常平仓，到明昌三年（92）常平仓共有59处，积粟余石，可备官兵五年的食用，米80余万石，可备四年的食用。金于大定、明昌间，国家仓廪积粟充足时久，因此采取减税收的办法以减轻积粟和保存的困难。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者恐怕积粟时久腐败，请求再减少民间租税，因尚书省议奏应备万一，为防腐败，乃下令诸路以时曝晾，不得使积粟腐坏，违者论如律。史称金代盛时“仓廪有余”当是事实。
金代农业发展也表现在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上。金代在东北农业开发史中是承前启后的，占有重要的一页。金代女真兴起，以其地为“内地”，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以此为中心空前地开发和发展了东北边疆地区的农业，成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农业经济开发区，南与咸平（今辽宁开原北）、东京（今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相连。金代建国之初即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大批地向“内地”移民。太祖天辅六年（），把山西诸州人民向上京迁徙以实“内地”。次年取燕京路，又尽迁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金在灭亡北宋的战争中更有数量众多的中原汉人被迁到上京。由于金初的移民政策使这里人口骤然增长，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播到这里，并适应耕地和农作物种植收割的需要，改进了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在黑龙江省各地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充分说了这点。金代把东北边疆的各族人民都纳入京与路的管辖之下，于各地设猛安谋克。金设上京路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以及上京路管下的胡里改路、蒲与路、恤品路、曷懒路等，路置万户或都勃堇。通过各路的猛安谋克行政机构组织农业生产。《金史·食货志》记载，明昌四年（93）尚书省奏，当时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有猛安谋克民户7.万有余，每年收税粟余石，其每年粮食生产量是可观的。
牧业牧业在女真部族的社会生产中长期占着重要地位。随着铁器的出现和使用，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农业不断发展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但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并由迁徙不常的游牧向较高的定居的牧业发展。生女真在建国前有着相当繁荣的牧业，《金史·世纪》记载腊醅、麻产时常掠取拉林河及穆宗的牧马，交结诸部，因此两部时常发生战争。辽圣宗统和四年2《金文最》卷8。
（98）讨伐女真所获生口0余万，马20余万及诸物。太平六年（025），黄翩入女真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数。金占领辽契丹人活动的草原地区，增大了牧业在社会中的成分，对牧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视的。金朝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设官以治之。海陵王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个群牧所，皆因辽时旧名。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和司吏家的余丁及奴隶，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并为他们立蕃息衰耗的刑罚和奖赏制度，后复增群牧所为九。世宗时，置群牧所七。《金史·地理志》记载西京路有群牧十二处斡独椀群牧，大定四年（4）改为斡覩只群牧；蒲速斡群牧，本斡覩只地，大定七年分置，承安三年（98）改为板底因乌鲁古；耶鲁椀群牧，在武平县（今内蒙古敖汉旗东）、临潢（今巴林左旗南）、泰州（今吉林洮南东）之境；讹里都群牧；糺斡群牧；欧里本群牧，承安三年改为乌鲜乌鲁古；乌展群牧；特满群牧，在抚州；驼驼都群牧；讹鲁都群牧；忒恩群牧与蒲鲜群牧，皆承安四年创置。金朝为管理诸群牧，设乌鲁古使和副使，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又设有扫稳脱朵，分掌诸畜，即所谓牛羊群子。明昌四年又在使之上置提控诸乌鲁古。
金大定间为发展牧业，加强了对诸群牧所的规定，如二十年三月更定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格。二十一年又敕诸所，马三岁者要付给女真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赈贫户。并遣使阅实其数，缺少的杖其官，而令牧人赔偿，隐匿其实的监察举觉。到二十八年，牧业经过较长的蕃息，马发展到47万，牛3万，羊87万，驼4000，是金牧业发展的极盛时期。
第二章官私手工业第一节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而“十国”中的南方诸国，战乱较少。相对来说，中原地区因破坏严重而生产恢复较慢，南方诸国因破坏较轻而生产有所发展。宋代除了北宋初年及靖康、绍兴之际的战争外，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一定繁荣，生产技术有进步，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手工业经营形式家庭手工业是建立在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官府征收的各地“贡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应是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五代役法中的纸户、笔户，负责向官府供应纸、笔，亦应有一部分是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纸、笔，易州（今属河北易县）有不少制墨世家，其中亦当有一部分属家庭手工业。此外，五代赋税中的绢、絁、布（麻布）、绫、罗，宋代赋税中的布、帛、丝、绵绝大部分是由农户在家织成后作为赋税交给官府的。宋代的其他工业品如棉、麻织品，以及许多日用品也大都是家庭手工业产品，其制作者本身是农民，又是工匠，自己生产原料，自己加工，然后以之交税或自用，有剩余则拿到市场上去出售。
失去土地而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或是为了增加收入，季节性地或长期出卖劳动力，而又无固定雇主的一部分小手工业者，遂成为流动的手工业工人。北宋时东京开封城内“倘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罗立会聚，候人请唤，谓之罗斋。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3南宋都城临安城内沿街的临时工匠，如补锅、修鞋帽、穿珠子、修刀剪、磨镜等匠人，随时可叫唤，大约有数十种。这种直接为消费者服务的流动手工业工人，不但是城市生活必然的组成部分，同时，在广大的乡村中也甚为流行，成为农村经济的补充。如洪迈说“吾乡白民村民为人织纱于十里外，负机轴夜归。”2这种外出为他人做活的流动手工业工人，回家后仍然是农民。季节性的、临时或长期流动的手工业工人，是手工业作坊的基础，一旦在手工业作坊中获得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就成为相对固定的手工业作坊的工人。
城市中的民营小手工业作坊已很普遍，从糖果点心到衣服冠帽、家用什物、笔墨纸砚、建筑材料以至妇女装饰品、儿童玩具，无所不有。都设有专门制造的小手工业作坊（作、行、铺、店等），有的还发展为大型作坊。五代的纸户、笔户以及以制墨名家的，有一部分是民营的小手工业作坊。北宋时开封城里的制饼店即已具有这样的规模，如《东京梦华录·饼店》记载胡饼店“每案用三五人捍剂（按挤）、卓花、入炉，自五更卓案之声远3《金史》卷47《食货志》。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4《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
2吴自牧《梦粱录》卷3《诸色杂货》。
近相闻。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制饼手工业已有按挤、卓花、入炉三个分工程序和协作关系。
南宋时杭州城内手工业作坊，共有粱录·铺席》所记的是作坊也是商店，而《梦粱录·团行》所记的则主要是专门的手工业作坊。
五代、宋的民营手工业作坊从事的手工业种类很多，其中造纸、制墨和制糖业最为兴盛。五代时的“纸户”中的一部分，以及南唐有名的“澄心堂纸”的生产者，应是小手工业作坊。宋代造纸（麻纸、皮纸）业大部分为民营，有几个中心一为浙东路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和郯县（今嵊县），二为江东路的徽州（今安徽歙县）和池州（今贵池），三为成都府路的成都（今属四川）及其附近的广都（今双流）。造纸的原料有以商品形式取得的，如浙东会稽一些种植竹笋的农家，由于把这些未长成的笋作为造纸的原料卖给造纸作坊而致富。造纸业作坊的规模一般比较小，但已有简单的分工，如徽州造纸的过程完全用手工操作，并有几十名工匠同时协作完成一个程序，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黟、歙（今皆属安徽）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熏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制墨业大都为民营，且系世传家业。唐末易水（今河北易县）人奚超世代以制墨名家，后与子廷珪逃至歙州，南唐时赐姓李，仍以墨名家。此外，南唐还有朱君德、柴询、柴成务、李文远、张遇、陈赟等世代制墨，至宋代仍有名于世。3北宋精于制墨的工匠有几十人，如陈赡，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初造墨，遇异人传和胶法赡死，婿董仲渊因其法而加胶，墨尤坚致，恨其即死，流传不多也。董后有张顺，亦赡婿，而所制不及渊，亦失赡法云”。此外，还有王迪、潘谷、沈珪、陈相等等，都以制墨名家。制墨业常常为个人劳动，不需雇工，更便于保守技术的秘密。宋代制墨业的本身也有简单的分工，如和煤、回捣，然后成为硬剂、热剂、熟剂，最后成为丸捍。
茶叶的生产和制作，大部分由种茶山场中的“园户”来劳动，而收购和销售则归官府控制，实行专卖制（榷茶），即民营官卖。按宋代茶叶加工的程序分为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六步，总名“焙工”。也有部分为官营官卖。
民营作坊常雇用季节性的茶工园丁、采工和焙工，给雇钱或给茶叶。建州（今福建建瓯）制造好茶，北宋仁宗时“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凤团茶最为上品”2。
宋代的“末茶”销路广，北宋末由官府经营而禁止民营，利用汴河水力的水磨磨制，是茶叶加工的大型作坊，后转为民营。南宋末，江西路制造末茶用“九转连磨”磨制。
宋代糖霜的主要产区有五处浙东四明（今浙江宁波）、广东番禺（今广东广州）、四川广汉以及遂宁（今均属四川），其中以遂宁所产的质量较3洪迈《夷坚志·乙志》卷8。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
2何薳《春渚纪闻》卷8。
好。其他“四郡所产甚微而碎，色浅味薄，才比遂宁之最下者”。遂宁种糖蔗的中心在涪江东二十里的繖山，那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3。糖霜作坊三百多家，每家多的制作几十瓮，少的一二瓮，称为糖霜户。除用自己生产的蔗糖原料外，并收买其他蔗农的糖水熬制糖霜。附近白水镇农户，虽多种蔗田，但其蔗不能成霜，每年压蔗出糖水卖给山前诸家。制造糖霜，需要复杂的技术与累积的经验，又要置备许多生产工具，如蔗削、蔗镰、蔗凳、蔗碾、榨斗、枣杵、榨盘、榨床、漆瓮等，还要配牲畜拉碾，同时要雇用一二十名工匠，制作的分工顺序为削皮、锉蔗、入碾、蒸泊、入榨、釜煎、再蒸泊、入瓮、再煎、再入瓮等。
总之，五代、宋的手工业状况，仍是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经营方式。
在家庭手工业和由此发展起来的小手工业作坊之外，五代、宋还有较大规模的手工业。在上述制茶业、制糖业外，还有规模更大、技术更复杂的手工业，如矿冶、制盐、丝织、制瓷、印刷、造船等。有些学者认为这些手工业已具有手工业工场的性质，但具体的证据不足，还难以说明问题。
宋代的官府手工业宋代同前代一样，一些重要手工业多为国家掌握和垄断。官府手工业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宋朝官府手工业规模都较大，手工业组织也比唐时更加庞大。官府手工业专门从事宫廷的用具、服饰、器物的生产和供应，并涉及军需、营造等事业，属于百工的事务，设有专门机构和职掌的官吏进行管理。根据史籍记载，唐朝廷的手工业管理机构有工部、少府监、将作监三个系统，下设分支机关管辖各种手工作坊及工匠生产等事务。宋初，工部及将作、军器等监成为闲司，职务归属三司；少府监亦为闲司，另设文思院等制造御用器物，元丰五年（082年）官制改革后，有关机构设置如下工部，设有尚书、侍郎、掌百工水土之政令，所属工部司设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制作营缮计置采伐所用财物，按其程式以授有司。
少府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分设四案，下辖文思、绫锦、染、裁造、文绣等五院，制造各种御用金、银、玉器、服饰、法物等，以及诸州铸钱监。
将作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管土木工匠板筑造作之政务等，分设五案，下辖十个附属单位。
军器监，设监、少监、丞、主簿等职官，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以给军国之用。分设五案，下辖四个附属单位。
此外，还有都水监、内侍省的后苑造作所、司农寺的都曲院、水磨务、炭场等等。
宋代官手工业组织更加庞大。少府监的一个附设机构——文思院，掌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的，领有打作梭作钑作镀金作■■作钉子作玉作玳瑁作银泥作碾砑作钉腰带作生色作3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8。
王灼《糖霜谱》。
装銮作藤作拔条作■洗作杂钉作场裹作扇子作平画作裹剑作面花作花作犀作结绦作捏塑作旋作牙作销金作镂金作雕木作打鱼作绣作裁缝作真珠作丝鞋作琥珀作弓稍作打弦作拍金作玵金作克丝作共42作。另外，内侍省里的一个后苑造作所，是“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的，领有生色作镂金作烧朱作腰带作钑作打造作面花作结条作玉作真珠作犀作琥珀作玳瑁作花作蜡裹作装銮作小木作锯匠作漆作雕木作平拨作■作旋作宝装作缨络作染牙作砑作胎素作竹作旋镂作糊粘作像生作靴作折竹作棱作匙筋作拍金作铁作小炉作错磨作乐器作毯子作抡捧作毯仗作丝鞋作镀金作■洗作牙作梢子作裁缝作拽条作钉子作克丝作绣作织罗作绦作伤裹作藤作打弦作铜碌作绵胭脂作胭脂作桶作杂钉作响铁作油衣作染作戎具作扇子作鞍作冷坠作伞作剑鞘作打线作金线作裹剑作冠子作角衬作浮动作沥水作照子作共8作。文思院和后苑造作所的产品都不过是皇家日常使用的器物，已经有这样多的作了。土木工程、军器制造、车舆制造、礼器、各种织染、盐、铁等等，还不在内。
官手工业的制成品，除皇家自用及赏赐外，也有以售卖形式处理的。这主要是对盐，有时对于铁也是如此。宋熙宁中“盐价既增，民不肯买，乃课民买官盐、随贫富作业为多少之差”。南宋时“福建下州例抑民买盐，以户产高下均卖者曰产盐，以交易契纸钱科敷者曰浮盐，皆出常赋外，久之遂为参见白寿彝、王毓铨《说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关系》，《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994年版。
《宋会要辑稿》职官29之。
《宋会要辑稿》职官3之7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