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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从才人到皇后武则天是武士彠的次女，自幼聪慧，有才智。武士彠病故时，她才十二岁。不久随母亲从荆州搬回长安居住。十四岁时，被唐太宗选入后宫，充当才人。临行时，生母杨氏痛哭不已，她却安静如常，对母亲说“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2进宫叩见太宗后，赐号“武媚”。高宗当太子时，经常到父皇宫中问安，受到武才人的殷勤接待，一见倾心。太宗逝世后，凡未生育的妃嫔均要出家为尼，武才人亦不例外，到长安感业寺落发。这时，高宗的王皇后多年没有生育，又对高宗宠爱萧淑妃深为不满。有一天，高宗到感业寺上香，遇见武才人，才人悲哀啼哭，高宗很受感动，回宫后心神不宁。王皇后探知情况，暗中派人把武才人接进宫来，侍奉高宗，图谋使萧淑妃失宠。武才人进宫之初，十分小心谨慎，千方百计取得王皇后的欢心，王皇后多次向高宗称誉她，因而进宫不久，便从才人晋升为昭仪。但武昭仪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在夺去萧淑妃的宠爱以后，便积极设计取代王皇后的地位。她利用王皇后性格稳重而倨傲，对上不肯奉承、对下又不体贴的弱点，用皇上赏赐的财物结交宫中内监女官，特别是对王皇后不满意的人，恩情更厚，让她们刺探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言语行动，有过失立即上报；但并未发现有重大过失。于是，武昭仪便采取诬告手段，诬告王皇后扼杀她的女儿，又诬王皇后同她的母亲柳夫人用巫术诅咒皇上，高宗信以为真，遂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辅政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等都认为王皇后没有重大过失，不应废黜，高宗不肯采纳他们的谏诤。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揣知高宗旨意，上表请立武昭仪为后。面对反对、赞成两种不同意见，高宗犹豫不决。有一日，“李勣入见，上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上意遂决。”永徽六年（55），高宗下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
2《新唐书》卷七六《则天武皇后传》。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第三节由干预政事到垂帘听政武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2，对政事很感兴趣，而且权势欲很强，不同于一般居深宫的后妃。她城府很深，真情很少外露，为了成就大事，能屈能伸，在未立为后时，尚能屈己待人，因此高宗误认为她日后能顺从自己，所以不顾大臣们的劝阻，立她为后。但到了地位巩固之后，她便逐渐干预政事，利用高宗庸懦无能，极力树立自己的威权，于是不久权势遂凌驾于高宗之上。高宗“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想要伺机夺回失去的权力，一度产生了废黜武后之心。麟德元年（4），武后秘密召道士郭行真入宫施行巫术，宦官王伏胜向高宗报告，高宗大怒，派人把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秘密召进宫来，商议如何处置武后？上官仪以为武后跋扈专横，使天下臣民失望，莫如把她废黜，与高宗意见不谋而合，于是高宗命上官仪草拟废黜武后诏书。高宗身旁内监急忙告知武后，武后立即赶来申诉。高宗见武后突然来到，十分狼狈，既羞愧，又害怕，反而怕武后生气，安慰她说“是皆上官仪教我！”2把责任推到上官仪身上。不久，武后唆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王伏胜伙同废太子李忠谋反，处以死刑。“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3。从此，朝廷政事，武后俱参与裁决。
上元元年（74），朝廷下诏尊皇帝为天皇，皇后为天后。当时天后虽是掌握实权，但仍居于后台地位。上元二年，高宗患风眩症，欲禅位于天后，“使摄知国政”，正式临朝称制。宰相郝处俊进谏说“昔魏文帝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中书侍郎李义琰也附和他的意见，高宗才作罢。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23《资治通鉴》卷二○一，高宗麟德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二，高宗上元二年。
第四节承前启后的武周政权弘道元年（83），高宗病逝，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无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取决焉”2。次年九月，太后废黜中宗为庐陵王，立中宗弟豫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改嗣圣元年为光宅元年，由太后临朝改制。天授元年（90）九月，太后宣布革命，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降唐帝为皇嗣，追尊武氏祖先为帝，立太庙于神都洛阳，改置社稷，改载初元年为天授元年，后来又先后改元长寿、延载、天册万岁、万岁通天、万岁登封、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在位凡十五年。如果从立为皇后之日与高宗共同执政时算起，至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为止，武则天前后执政达五十余年之久。她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唯一女皇帝。
武则天出身勋贵家庭，对于历代兴亡及政治得失颇有了解；又侍奉唐太宗多年，“贞观之治”对她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她在执政的五十年间不少政策措施基本上是沿着“贞观之治”的道路继续前进的，但有她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主要政策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发展农业，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政策。
武则天号称天后时，建言十二事，作为施政纲领“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其中前五条都是关于提倡农业、减免赋役、与民休息的内容，把它放在施政纲领中的首要地位，由高宗下诏加以施行。为贯彻诏命，规定对地方官吏的考核，以农业生产是否发展作为重要标准，如果州县官吏所在地区“田畴开辟，家有余粮”者则予以奖赏；反之，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则加以惩罚2。为了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还延揽著名农学家们编写农书《兆人本业记》颁行全国，作为务农的依据。
第二，广开言路，注意纳谏。
善于纳谏，是封建统治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则天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在建言十二事中，“广言路”、“杜谗口”，也占了重要地位。垂拱二年（8）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密计者投之”3。铜匦设在朝堂上，鼓励群臣上书言事。
武则天虽然政令严明，刑罚严峻，“当其忍断，虽甚爱，不少隐也”4。但是她对于直言敢谏的臣民却十分敬重，尽量采纳他们的建议，即使言语有所冒犯，也能加以宽容，免予追究。兹举数例以明之“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2《资治通鉴》卷二○三，高宗弘道元年。
《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2《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敕》。
3《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4《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好面引廷争，太后每曲意从之。”长安元年（70）三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2长安元年，武邑（今属河北）人苏安恒上疏劝说太后“何不禅位东宫？”并将武氏诸王“黜为公侯”。“疏奏，太后召见，赐食，慰谕而遣之”3。长安二年五月，“苏安恒复上书曰‘臣闻天下者，神尧、文武4之天下也。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旧居。当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贪其宝位而忘母子深恩，将何圣颜以见唐家宗庙，将何诰命以谒大帝之陵？臣以为天心人事，还归李家。陛下虽安天位，殊不知物极则反，器满必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万乘之国哉！’太后亦不之罪。”5“太后又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府）内供奉，右补阙朱敬则谏曰‘陛下内宠有（张）易之、（张）昌宗足矣。臣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炫，丑慢不耻，求为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臣职在谏诤，不敢不奏。’太后劳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赐彩百段。”长安二年十一月，“监察御史魏靖上疏，以为‘陛下既知来俊臣之奸，处以极法，乞详覆俊臣等所推大狱，伸其枉滥’。太后乃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长寿元年（92）一月，“太后引见存抚使所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自此始。时人为之语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尚书郎。’有举人沈全交续之曰‘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2为御史纪先知所擒，劾其诽谤朝政，请杖之朝堂，然后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恤人言！宜释其罪。’先知大惭。”3从以上事例中，可见武则天的勇于纳谏，善于纳谏，比起唐太宗并不逊色。虽然有人在谏诤中直言不讳，触犯她的隐私，或是劝她退位，或是涉及她的私生活，甚至有人背后议论她的缺点；但她能大度包容，并不降罪，有的还受到奖赏，比如在谏诤中涉及她个人私生活的朱敬则就得到赏赐，后来被提拔到宰相地位。同时她对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放纵酷吏滥杀无辜等缺点并不完全回护，平反了不少的冤假错案。在她统治时期，很少有人因为直谏获罪的，因之直言敢谏在朝中蔚然成风，使下情得以上达，这对于改革弊政、促进政治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注意整顿吏治，严惩贪吏，拔擢贤才。
武则天承袭贞观年间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的政策，“尝与宰相议及刺史、23《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久视元年、长安元年。
4高宗时追尊唐高祖为神尧皇帝，唐太宗为文武圣皇帝。
5《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资治通鉴》卷二○六，则天后久视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2圣神皇指武则天。
3《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县令”，并派遣“使者以六条察州县”4，考核州县官吏是否清正称职。对于贪赃枉法官吏，不论官位高低，一律严惩不贷，如宰相李迥秀“颇受贿赂，监察御史马怀素弹奏之，迥秀贬庐州刺史”；又如宰相苏味道“谒归葬其父，制州县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监察御史萧至忠劾奏之，左迁坊州刺史”2。武则天所亲信的酷吏来俊臣“纳贾人金，为御史纪履忠所劾，下狱当死。后忠其上变，得不诛，免为民”3。另一亲信酷吏索元礼“以苛猛，复受赇，后厌众望，收下吏，死狱中”4。反之，对于贤才则破格拔擢。武则天对于为官清正、正直不阿的臣僚是非常器重的，对于有才能有学识的人士是非常赏识的，一一加以重用。例如“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有疑事不能决，病之，问侍吏曰‘此有佳客，可与议事者乎？’吏言前平乡尉猗氏张嘉贞有异才，循宪召见，询以事；嘉贞为条析理分，莫不洗然。循宪因请为奏，皆意所未及。循宪还，见太后，太后善其奏。循宪具言嘉贞所为，且请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因召嘉贞，入见内殿，与语，大悦，拜为监察御史；擢循宪司勋郎中，赏其得人也。”5张嘉贞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天官侍郎安平崔玄，性介直，未尝请谒，执政恶之，改文昌左丞。月余，太后谓玄■曰‘自卿改官以来，闻令史设斋自庆，此欲为奸贪耳；今还卿旧任。’乃复拜天官侍郎。”武后晚年，崔玄■被擢升为宰相。
“时，契丹入寇，军书填委，夏官郎中硖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条理，太后奇之，擢为夏官侍郎。”姚元崇后为玄宗朝有名宰相。
“太后命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韦嗣立荐广武（今甘肃永登东南）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长倩为累。’2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员外郎。”3岑羲在睿宗时官至宰相。
由于武则天能够注意整顿吏治，赏罚严明，赏其当赏，罚所当罚，明察善断，有知人之明，因而能从广泛搜罗人才中拔擢贤才以为己用，正如《资治通鉴》所评说“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4第四，镇压反对势力，打击旧门阀士族，扶植庶族地主出身官僚，发展科举制。
唐朝初年，汉魏以来兴起的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由盛而衰。以王、谢为首的东晋南朝门阀士族已经销声匿迹，只有以北方的崔、卢、李、郑为首的山东士族，以北周时代八柱国家为首的关陇士族，还保有一定的势力和社会地4《资治通鉴》卷二○七。
2《资治通鉴》卷二○七。
3《新唐书》卷二○九《来俊臣传》。
4《新唐书》卷二○九《索元礼传》。
5《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二年。
《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元年。
《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万岁通天元年。
2岑长倩，武周时宰相，酷吏诬其谋反，被诛杀。
3《资治通鉴》卷二○七，则天后长安四年。
4《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位。由于隋、唐皇室出自关陇集团，关陇士族依然保持较多的特权和较高的官位。唐太宗修《氏族志》，根据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新形势，以官位品秩尊卑定门第高低，主要是打击山东士族，把出身庶族而品秩较高的功臣升为高级士族。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就是如此，唐高宗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令中就强调“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5。然而这些由皇朝钦赐的新士族却得不到旧士族的承认。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新士族还是门第卑贱的庶族。当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昭仪为后时，顾命大臣关陇士族代表人物长孙无忌同山东士族官僚褚遂良极力反对。主要理由之一是王皇后出自“名家”，“必欲易皇后，伏请妙选天下令族，何必武氏？”徐敬业的起兵檄文中也有所谓“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2就是沿袭这种说法。武后对这些旧门阀士族十分痛恨，册立不久，立即诛杀贬逐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高宗死后，武后废黜其子中宗为庐陵王，宠信武氏诸王，引起“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3。光宅元年（84），徐敬业等起兵扬州，以“匡复庐陵王”为辞攻下扬州各州郡。
镇压了徐敬业的反对势力之后，武则天就继续把打击方向直指唐室诸王。“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4垂拱四年（88），唐宗室诸王听说太后图谋杀尽诸王，密谋起兵，约定同时发动，不料事机泄漏，越王李贞在豫州、琅邪王李冲在博州提前起兵，其他诸王因未响应，不久就失败了。武则天任用酷吏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用密告、罗织方式对反对势力大肆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5。从此，显要地位的关陇士族受到沉重打击而失势了。
武则天同时还通过各种途径扶植庶族地主官僚，从庶族地主中搜罗更多的人才，扩大其统治基础。一是由朝廷派遣存抚使到全国各地搜罗人才，送到京城，由皇帝亲自考试，这就是制举、策问，如《大唐新语》所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雄阳城南门，亲自临试。”成绩优异者，不拘资格，破格录用，任以要职。二是下令“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2，准许官吏、百姓自己推荐自己，以免荐举有所遗漏。三是进一步发展以乡贡（贡举）即由州县保举为主的科举制度，不仅科目增多了，录取人数也大为增加，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起贞观年间增加一倍以上3；而且还首创殿试制度，如天授元年（90）二月，“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4；另外，长安二年（702），还“初设武举”，5《资治通鉴》卷二○○，高宗永徽六年。
《资治通鉴》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3《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光宅元年。
4《资治通鉴》卷二○三，则天后垂拱二年。
5《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长寿元年。
《大唐新语》卷八《文学》。
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3据徐松《登科记考》贞观二十三年中录取进士为二百零五人，武则天执政的五十余年共录取进士一千余人。
4《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授元年。
扩大了选官范围。武则天选官范围广泛，不免有滥竽充数；但确实选拔了不少贤才，如《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所说“太后不惜爵位，以笼络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这些贤才不仅是当时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玄宗“开元之治”的名臣贤相。陆贽说“（太后）课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旋黜，才能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助。”5此外，武则天在同高宗共同执政时还下诏修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更加明确规定“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进一步打击了旧门阀士族，提高了庶族官僚的地位，因而中唐以后出现“冠冕皂隶，混为一谈”的情况；特别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有不少平民出身的士卒因军功得授五品官以上官秩，上升为士族，于是从前士庶之间严格界限便逐渐消失，凡是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无从辨别其为旧士族还是新士族了。
第五，注意开发边疆，巩固边防，维护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
武则天在贞观年间国势强盛的基础上，能够继续推行前朝促进多民族封建国家巩固发展的政策。如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在河西地区的各州县以及西域地区大兴屯田，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巩固；并派遣裴行俭、王孝杰等率兵打退了吐蕃贵族对河西地区和西域地区的侵扰，恢复了安西四镇（于阗、龟兹、焉耆、疏勒），使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促进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还打退突厥余部和契丹贵族对北方地区的侵扰，保障中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东北边境的安定，使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以上各项政策措施的推行，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虽然爆发过徐敬业和宗室诸王发动的叛乱；但是吏治清明，政局稳定，使广大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因而社会生产有发展，垦田和户口数字大幅度的增长。以户口增殖为例，唐高祖武德年间，经过隋末唐初长期混战之后，全国户口仅有二百余万户，贞观初年增至三百万左右，高宗永徽三年（52）又增至三百八十万户，至中宗神龙元年（705），全国人口上升至六百一十五万户，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五十年间增长了二百余万户之多。可见武则天执政时期唐朝国势仍在持续上升，是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她是把唐朝国势推向极盛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人物。新旧《唐书》把武则天称帝视为“僭位”；但也不得不承认“僭于上而治于下”，“泛延谠议，时礼正人”2，无法否认武则天的治绩。
武则天一生中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晚年时期，她逐渐走向奢侈腐化，大修宫殿、佛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亿万计，府藏为之耗竭”；“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3；又修建歌功颂德的“天枢”“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5《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新唐书》卷九五《高俭传》。
《新唐书》卷七六《则天皇后传》。
2《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
34《资治通鉴》卷二○五，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
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4她宠信张易之、张昌宗、武三思等小人，朝廷政治也逐渐腐败下去。在镇压反对势力的过程中，信用一些贪赃枉法的酷吏，大肆罗织株连，滥杀了一些无辜臣民。尽管如此，同她主要的治绩相比，还是功大于过的。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病危，宰相张柬之、崔玄■等联络文武官员多人率领禁军入宫，逼迫武则天退位，拥戴中宗复位，复国号为唐，上太后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徙居上阳宫。这年十一月，太后病逝，终年八十二岁，与高宗合葬乾陵，谥曰则天大圣皇后，玄宗开元四年，追号“则天皇后”，后代沿用了这一称号。
武则天除治理政事外，还爱好文学、书法。《旧唐书》称其“著有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宋人《宣和书谱》称“武后本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王方庆者家藏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摹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传世书迹有《荐福寺题额》、《崇福寺题额》、《周升仙太子碑和书谱》又称宋时御府藏有武后《夜宴诗》。可惜这些墨迹大都散失了。
第十八章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生活在唐高宗和武后初年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唐代诗坛的佼佼者，号称“初唐四杰”。
第一节王勃王勃（50—7），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祖父王通，是隋末学者，著有《元经》、《中说》行于世，去世后谥为“文中子”。叔祖父王绩是唐初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做过文职小官。王勃自幼聪明过人，六岁时就能作文章，构思敏捷，词情豪迈。九岁时他得到颜师古《〈汉书〉注》，便作《指瑕》，指出注中的错误。颜师古是颇负盛名的学者，王勃敢加以评论，表现了少年老成的不凡胆识。兄长王勔、王勮都很有才气，当时王福畤的友人杜易就称这兄弟三人为“王氏三珠树”。
麟德元年（4）右相刘祥道巡行关内，王勃写了一篇《上刘右相书》。
他指陈朝政，主张“信赏而必罚，道德而齐礼”，提倡“重耕耘之务”，阐发了“德治”和“法治”并用的政治思想。虽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出自一少年书生之口，刘祥道深为赏识，称誉他为“神童”。刘祥道上表朝廷加以推荐，对策得高第，被任朝散郎，时王勃才十四岁。
乾封元年（），唐高宗封禅泰山，王勃写了《宸游东岳颂》，东都洛阳造乾元殿，他又上《乾元殿颂》。沛王李贤听到他很有名声，召为沛府侍读兼修撰，他奉命撰写《平台秘略》0篇，沛王对他非常爱重。当时，诸王之间盛行一种斗鸡的游戏，王勃戏作一篇《檄英王斗鸡文》，风传一时。此文为高宗得知，斥责其意在挑拨诸王的矛盾，禁止他入府。以后他漫游江汉，客居剑南，登山远望，睹物思古，并赋诗以抒怀。
咸亨元年（70）王勃到虢州，经友人推荐，被补为参军。这时他写了不少诗赋。但由于他耿介清高，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忌。有个官奴曹达犯了罪，逃到王勃处隐藏起来。王勃担心被人发觉危及自己，于是杀曹达以灭口。结果事泄被告发，应判死刑，幸逢上元元年八月改元大赦，得免一死。他父亲时任雍州司户参军，因受其连累，贬职为交趾令。
上元三年（7）王勃再次前往交趾探望父亲。在渡南海时，不幸溺水，被人救起后，心悸而死。年仅二十七岁。
王勃寿命很短暂，但有不可忽视的文学成就，其诗文在唐代及以后有很大影响。《新唐书》本传说他“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这是很出名的文学典故。他的散文虽然承袭了汉魏六朝骈体文的文风，辞藻华美，却能推陈出新，写出前人未能道及的意境。王勃写《滕王阁序》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据《唐摭言》卷五载，显庆（5—0）年间，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曾在章江和广润门之间修建了一处滕王阁。后阎伯屿继职任洪州都督，上元三年（7）九月九日重阳那天在滕王阁上设宴。阎公让自己的女婿吴子章写好一篇宴滕王阁的文章，借此在众宾客面前夸耀女婿的才华。勃正往南方探望父亲，路过洪都，也被邀请参加。宴会开始，阎公故作姿态，拿出纸笔，遍请各位来宾作序，知情的宾客都推辞了。当阎公请到王勃时他一点也没有谦辞，接过纸笔满怀信心地写了起来。阎公因精心安排被打乱，非常生气。《新唐书》卷二○一《王勃传》。
借口更衣离开了宴席。可是他不放心，遣人窥探王勃所撰之文，并一一汇报。起初，报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老生常谈。又报，“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阎公听了沉吟不语。当听到再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两句时，阎公便矍然而起，感叹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这篇有名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通称《滕王阁序》。这篇序文与六朝堆砌辞藻、晦涩难懂的骈文文风不同，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翔舟，下临无地”；“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等，描写了眼前自然景色和楼台殿阁的壮丽，极为简练优美又富有情趣。其中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最为精绝，成为千古名句。
王勃还在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慨“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表明自己仕途屡遭坎坷，但不甘自弃，仍要振作精神、有所作为的强烈愿望。
王勃一生虽年未满三十岁，但著作不少，据统计，文章有数百篇，文集30卷，可惜多已亡佚，仅存40余篇。王勃写诗反对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说“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2他的作品使初唐的诗风为之一变，特别是反映社会现实而富有价值的五七言诗。七言诗代表作有《采莲曲》、《腾王阁》。如《滕王阁》写道滕王高阁临汪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中即景抒情，表现了物存人亡，岁月无情的感慨。其风格高昂，气势雄放，与六朝的浮靡诗风迥然不同。
王勃五言律诗写得尤有特色。如《山中》写道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复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作。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这是王勃在长安时为去四川的友人杜某送别之作。第三联“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语言豪放，意境高雅，明白贴切，炉火纯青，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其他如《九日》、《咏风》、《别薛华》等也都很有特色。《全唐诗》收有王勃诗2卷，0余篇。还有杨炯所编并序的《王子安集》行于世。
辛文房《唐才子传》。
万曼《唐集叙录》。
2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
第二节杨炯杨炯，华阴（今属陕西）人。生于高宗永徽元年（5o）。幼年时聪明好学，善于作诗文。显庆四年（59），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7）应制举，授校书郎，掌管校勘书籍之事。
仪凤年间（7—79）。太常博士苏知己上表朝廷，建议公卿以下冕服制度重新议定。皇帝下令有司审议。杨炯写了《公卿以下冕服议》，回顾了古代典制，指出苏知己的建议为不经之论，使其建议未能得到皇帝的采纳。永隆二年（8）被中书侍郎薛元超推荐为崇文馆学士，后又改任詹事司直，掌太子东宫庶务。
武则天统治时期，杨炯由于堂弟杨神让参与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活动，受到牵连，在垂拱二年（8）贬为梓州（今四川三台）司法参军。任满后被选授为婺州盈川令。
天授元年（90）杨炯回到洛阳，在习艺馆任教。他虽因官职不高，心中抑郁，但却对武则天仍尽情颂扬。如意元年（92）七月十五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杨炯擅长诗文，与王勃一样，恃才傲物，为人所嫉忌。他讥讽一些伪善的朝官为“骐麟楦”“今假弄骐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言词极为尖刻，因而引起了一些朝官的忌恨。又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杨炯任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宰相张说有《赠别杨盈川箴》诗告诫他“才勿骄吝，政无烦苛”。这一坦率的批评，显然是有所指的。约在长寿二年（93）杨炯死于盈川令任上。时年约四十四岁。
初唐时人称王、杨、卢、骆为“四杰”，杨炯听后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有人觉得此言有理。如崔融说“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张说认为“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杨炯有文集30卷，后多亡佚。仅存明人皇甫汸所辑佚散诗文成《盈川集》0卷，有诗30余首，文40余篇。
杨炯善写五言律诗，《夜送赵纵》、《出塞》、《紫骝马》、《战城南》等都是名篇。如《夜送赵纵》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
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
写边塞生活诗最富有特色，《从军行》为代表作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旧唐书》卷一九○《杨炯传》。
这首诗描述了战事的紧急和边塞的激战场面。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表达了诗人投笔从戎为国立功的志愿。全诗对仗工整，音韵合律，笔力苍劲，是杨炯的成功之作。
杨炯的文章，主要是赋、序、赞、碑铭等，用骈文写成。辞采华丽，文风与王勃接近。如《公卿以下冕服议》，《旧唐书》本传全文转录。此文旁征博引，论辩有力，为人所重。他所写的《王勃集序》谈文体的演变，痛斥“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的华而不实文风，指出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必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这些言论对于唐初文风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节卢照邻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今北京大兴附近）人。生于贞观中期。自幼好学，十余岁跟随文字学家曹宪学《埤苍》、《尔雅》，又随学者王义方学经史等。所以有良好的文学素养。
永徽五年（54）卢照邻不及二十岁，被授任为邓王府典签。据《朝野佥载》所记，邓王李元裕府中“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邓王非常爱重他，对群官们说“此郎，寡人相如也。”
卢照邻的一生很坎坷。早年因“横事被拘”坐过牢，并为“群小所使”，要予以加罪，后得友人援救，才得出狱。乾封三年（8年）左右，卢照邻被任命为益州新都（今属四川）尉。此时期他心情是较低沉的，写的诗如《寄赠柳九陇》“提琴一万里，负书三十年关山悲蜀道，花鸟忆秦川。”《赠益州群官》“一鸟自北燕，飞来向西蜀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都表现出他怀才不遇远客西蜀，孤独悲苦的心情。就在新都尉任上，不幸染上了风疾，病情很重。任满之后，不得不辞官。咸亨四年（73），他在长安养病，曾“伏枕十旬，闭门三月。”当时名医孙思邈正与他同住在光德坊的官舍里，他得以有机会向孙思逸请教医道，实际上他已得不治之症。后来，卢照邻由长安转居太白山。据《新唐书》本传所记，他在此“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后又移居东龙门山。此时他的家境每况愈下。为了给他治病，他的母亲和兄长不惜破产以供医药。他的家庭经济状况非常拮据，过着“布衣藜羹”的艰苦生活。由朋友韦方质、范履冰等不时供给他衣、药。可是病情严重恶化，一手残废，两脚痉挛，行动艰难，他在《释疾文》中自述“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连蜷；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2他仍以坚强毅力克服疾病的折磨，常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遭腐刑而著《史记》的精神激励自己，先后写出《释疾文》、《五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写法上“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3。
后来卢照邻全身瘫痪了，他在难堪的疾病长期折磨中极度绝望。约在调露二年（80年）前后，自沉颍水而死，结束了悲惨的生涯。
卢照邻的作品，今存有《幽忧子集》7卷，其中诗有90余首，文有20余篇。他以七言歌行成就最高。前期作品以《长安古意》为其代表作。
诗中以托古讽今的手法揭露了唐代京城长安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生活和统治集团的矛盾斗争。诗的前半部分铺陈长安的繁华景象，并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指出其好景不长节候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
后四句则以穷愁著书的汉代学者扬雄自况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与前四句描写长安繁华的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表达了诗人有着迥然卢照邻《穷鱼赋并序》。
2卢照邻《释疾文》。
3《旧唐书》卷一九○《卢照邻传》。
不同的生活情趣。全诗文笔纵横奔放，结构条理有致，善用排比铺陈。这首诗虽然在词句上没有完全摆脱六朝宫体诗的遗风，但在初唐前期七言古诗中是很少见的，它对歌行体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节骆宾王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生于贞观十一年（37）前后。父亲骆履元，曾为青州博昌（今山东博兴南）令。幼时天资聪明，喜欢读书，七岁就能写诗。有一次在池边戏水，看到群鹅游于水中，便随口而咏成《咏鹅》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因此被人誉为“神童”。
骆宾王从小随父到博昌。后父亲病故在任上，他随母亲迁居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过着“糟糠不赡”、“箪食无资”的艰苦生活。后又流落在京、洛一带。
龙朔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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