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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黄金牛全文阅读，诸均输帛五百万匹。”武帝赏赐桑弘羊黄金二百斤，赐爵左庶长。除此，还采取过“假民公田”和移民屯垦的政策。实行告缗之后，西汉朝廷以所没收的商贾田地假与关东地区受水旱之灾而四处流亡的流民从事耕种；还把朝廷掌握的一部分园池苑囿租与贫民，解决了一部分流民和贫民的耕地问题。还招募各地流民、贫民迁往西北沼边各郡，并令戍边的兵士进行屯田，一时之间，民屯、军屯布满边野，对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财活动的成效这次财经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是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难，从而使正在进行中的对匈奴战争和对边疆的经营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如《汉书·食货志》所载“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费皆仰给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赡之。”其次，通过各项财经改革，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豪商大贾和地方割据势力（诸侯王、豪强地主）“擅山海之利”、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积蓄反叛资财和造成币制紊乱的大患，既有利国计民生，又加强了皇权。第三，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边疆屯田的政策，不仅是有益于当时的国计民生，而且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桑弘羊不但是汉武帝兴功立业的得力助手，同时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具有远大眼光的杰出的理财家。
只开源，未节流桑弘羊虽然是一位卓越的理财家，但是他只能为武帝开辟财源，而不能使其节约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只能开源而未能节流，要取得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是不可能的。当时除了封建国家的庞大开支外，武帝本人的挥霍浪费也十分惊人。武帝多年来养成豪华奢侈的积习，大修宫室，迷信方士，巡游无度，浪费掉无数的钱财。仅以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那次巡游为例，“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武帝前后巡游二十余次，其挥霍浪费不可胜数。故武帝末年出现了比过去更为严重的财政危机，因而加重百姓的负担，终于激起农民起义，迫使武帝不得不转变政策，下轮台之诏，“陈既往之悔”，转而采取“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第三节盐铁会议与桑弘羊之死盐铁会议汉武帝对桑弘羊一直是信任的。天汉元年（公元前00年），桑弘羊被任大司农（前一年大农令改称大司农）。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桑弘羊坐子弟犯法被贬为搜粟都尉，但武帝命他代行大司农事。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病逝。临终在遗诏中提升他为御史大夫，与新任命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受遗诏辅少主”。
桑弘羊对武帝末年政策上的转变不理解，因而对于霍光奉行武帝末年与民休息的政策有抵触情绪。这种在政见上的分歧充分体现在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
盐铁会议是在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下召开的。《汉书·杜周附延年传》记载“（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悦民竟，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参加盐铁会议的，有代表朝廷的丞相田（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还有来自各郡国的贤良文学之士六十余人。会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盐铁官营等各项财经政策、对匈奴的和战政策以及“德治”与“法治”上。
在为汉武帝前期政策的辩解中，桑弘羊据理力争，力陈盐铁官营之不可罢。他仍然主张继续征伐匈奴，继续采取以严刑峻法为治。而贤良文学们则提出应当“劳而息之”、省除严法的意见，同武帝晚年政策的转变相吻合，也是对霍光奉行这项政策的肯定。这次盐铁会议，既肯定了武帝前期的政策，也肯定了武帝后期的政策，为霍光继续奉行武帝末年政策制造了舆论，使反对霍光现行政策的桑弘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霍光借桑弘羊之口驳倒了贤良文学罢盐铁之议。会议之后，霍光只是宣布罢了酒榷，而盐铁官营则继续推行下去。
桑弘羊之死盐铁会议后的第二年，即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桑弘羊参与了以上官桀父子为首的谋反事件。
当初，昭帝年幼，由大将军霍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为副。不久，辅政大臣之间逐渐失和，发生了争夺权力的矛盾。上官桀父子不愿屈居霍光之下，暗中策划夺取权力，欲取霍光而代之。
桑弘羊以功自傲，瞧不起霍光。又曾因为子弟求官被霍光拒绝而怨恨霍光。同时，由于政见上的分歧，使他在上官桀与霍光两派势力的斗争中站到了上官桀父子一边。
上官桀父子暗中策划，“谋共杀光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燕王）旦置驿书往来相报，许立桀为王。”他们上书诬告霍光有不臣之心，并多次在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没有得逞，便决定发动政变，废掉昭帝，另立新主。不料事发，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以谋反罪被判死刑，宗族也被诛灭。桑弘羊《汉书.武五子·燕刺王传》。
的儿子桑迁逃亡外地，不久也被捕获处死。
桑弘羊评论桑弘羊是辅佐汉武帝建立功业的能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杰出的理财家。他所提出的“开本末之途”这种农业与手工业并重的经济思想，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可谓具有卓识。他所筹划、主持的各项财政经济改革措施，不但在汉武帝完成其巩固统一、加强集权的功业中立下了大功；而且对后世也有重大的影响。比如王安石变法中的均输法、市易法就是脱胎于桑弘羊设置的均输、平准；历代以来实行的专卖政策也是出自他的盐铁官营之法。所以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人物。
第四节孔仅东郭咸阳孔仅，西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是资财累千金的大冶铁商。东郭咸阳，西汉齐人，是资产累千金的大盐商。他们对于盐铁生产有丰富的经验，又在兴功利上有所建议，得到武帝赏识，故提拔为大农丞，委以主管全国盐铁的重任。从元狩三年至元鼎六年（公元前2o—前年）的十年间，他们跟桑弘羊一起，共同主持进行了财经改革的工作。
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8年），孔仅、东郭咸阳领盐铁事，他们“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韦昭云少府，天子私所给赐经用也。公用属大司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并于元狩六年制订了盐铁官营方案（见本章第二节）。武帝命孔仅、东郭咸阳驰赴各郡国贯彻执行。
孔仅、东郭咸阳在建立盐铁管理机构时，安插一些经营盐铁的大商人担任各地盐官、铁官。这些人虽熟悉盐铁业务，但多利用职权营私舞弊，不仅制品质量低劣，而且还任意抬高价格，因而影响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行之数年，流弊日趋严重，破坏了盐铁官营的声誉。元鼎六年（公元前年）孔仅、东郭咸阳被罢官。
第十九章张汤杜周张汤、杜周，世称“酷吏”，而廉、贪不同。如从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的建立来说，二人都是武帝时期有功的名臣。
第一节张汤少有狱吏之才张汤（？—前5），西汉京兆杜陵县（在今西安市东南）人。少有吏才，精通刑律。幼年时，父为长安县丞，因事外出，命汤守家，回家后，发现肉被鼠盗食，大怒，责打汤。汤乃挖掘鼠洞，捕得盗肉的鼠和吃剩的肉。他把鼠放在堂下，像审问囚犯那样加以审讯。审讯程序从传讯到定案非常完备，然后取鼠与肉结案定罪，按刑律将鼠处以磔刑。他的父亲把判决书取来观看，文辞非常周详而准确，同老狱吏一样，感到非常惊异，以其有狱吏之才，命他学习刑律。其父死后，张汤为长安县吏，做了很久。
田胜（武帝母王太后的弟弟）为九卿时，因罪关押长安狱中，“汤倾身事之”，对他关怀备至。田胜出狱后，被始立的武帝封为周阴侯，同张汤结为至交，引其拜见当时的权贵人物。宁成出任内史时，用汤为内史掾，以其能干，向丞相府推荐，得以调任茂陵尉，掌管为武帝预建陵墓事宜。
武安侯田蚡为丞相时，征辟张汤为丞相史（丞相府幕僚），不久，又向皇帝推荐他，任为侍御史，办理案件。在治陈皇后巫蛊狱中，深究党羽，受株连而死者三百余人。武帝以其能干，迁升为太中大夫。他与赵禹共定律令，条文严刻，特别是对现职官吏尤严。
执法深苛不久，武帝以张汤明法令，擢其为掌管全国刑狱的廷尉，赵禹迁为掌山海池泽税的少府，皆居九卿之位。两人交谊虽深，而志趣不同。赵禹为人廉洁奉公，性情倨傲，“务在绝知交宾客之请”，孤立独行。张汤则多权术，“舞智以御人”，起初为小吏时，与世沉浮，以势利相交，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当时武帝方提倡儒术，重用文学之士。“汤决大狱，欲傅（附会）古义”，乃从博士弟子中选拔学习《尚书》、《春秋》的人为廷尉史（廷尉属官），使其按照古义来解决疑难狱案。在上奏前，先向皇帝说明原由。凡是皇帝同意的，即以板书之，制为律令，作为断狱的依据，用以宣扬皇上的聪明善断。如果所奏不合皇上旨意，汤即主动承担责任，引过谢罪，而不推过于贤能的属吏。这样，即使所议有错，甚至有罪，也能得到皇上的谅解而免于罪。如果所奏事得到皇上的嘉奖，他就奏禀皇上说所奏事非我所能知，这是属官某人的意见。“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
在判断刑事案件中，如果此人是皇上想要治罪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严刻的属官去办；反之，如果案中此人是皇上想要释放或从轻发落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轻平的属官去办。他所想要治罪的，即使是有权势的豪强，必定“舞文巧诋”，引用严刻的法令条文，多方罗致其罪；他所想要开释的，即使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具文上奏，按律应当治罪，他却常在皇上面前为之开脱，往往得到从轻发落或无罪开释。
张汤当大官后，注意修身之道；结交宾客，供给饮食；对于故人子弟做官吏的以及贫穷的亲族都加以照顾厚待。拜访公卿大臣，他不避寒暑，非常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酷吏·张汤列传》和《汉书·张汤传》。
殷勤。所以张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却得到这样的声誉。许多执法严刻的官吏都乐为之用，多成为爪牙使用的，“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公孙弘“数称其美”。他治理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案件，都从严追究党羽，受株连者很多。与淮南王案件有牵连的严助、伍被，武帝以严助是素来亲信的臣僚，伍被曾劝说淮南王尊重朝廷，“欲释之”。张汤争辩说，伍被本来为造反出谋划策，严助本是亲幸之臣，乃私交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武帝从其议。“其治狱所巧排大臣，自以为功，多此类。”由于武帝推行外儒内法的治术，需要依靠张汤等人为之推波助澜；张汤也能迎合武帝旨意，虽用法严刻，亦附会儒术，礼遇文学之士，“由是益专任”。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武帝任命张汤为御史大夫。十余年间，由小吏升迁到三公。建议兴利张汤任御史大夫后，由于当时匈奴浑邪王降汉，赏赐甚多；大举出击匈奴，军费开支浩大；加之以关东地区连年水旱，流民需要安置、供给，因而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张汤秉承武帝旨意，想出了一套财政改革的办法，统一币制，“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针对当时财用不足情况，每上朝奏事，他都议论如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往往谈论到傍晚，皇帝因有兴趣而忘了吃饭。当时的丞相碌碌无能，无所建白，充位而已，“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骚动不安。虽然在财政经济上作了一些改革，但国家获利不多。因为“奸吏并侵渔”，营私舞弊，于是“痛绝以罪”。由是受到众人怨恨，“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于汤”。但武帝对他仍然言听计从，倚之如左右手。他尝有病，武帝亲临其家探病，“其隆贵如此”。
当时，武帝对匈奴大事征伐，匈奴请求和亲。武帝命群臣议论可否。博士狄山以为“和亲便”。武帝问其所以然。狄山列举高、惠、文、景之世采取和亲政策，“天下富实”，“今日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武帝问汤，汤说“此愚儒无知。”显然是武帝兴功的态度。狄山反唇相讥，攻击张汤为“诈忠”。武帝怒形于色，问“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狄山答“不能。”又问“居一县如何？”对曰“不能。”复问“居一障间如何？”狄山自度辩穷，必定下吏处治，只好答道遣狄山乘障，过了一个多月，匈奴斩了狄山的头而去。自此以后，群臣震恐。
招怨致祸田甲，原是张汤当小吏时的朋友。他见汤权势太盛，指责其过失，告诫之。张汤当了七年御史大夫，果然遭到杀身之祸。
御史中丞李文同张汤原来有矛盾，在张汤部下，想要从文书中寻找其错误以中伤之。汤所亲信的廷尉史鲁谒居知道张汤心中不满，乃使人上书告发李文奸事，武帝令汤审讯，汤挟怨判文死罪。他本来知道这是鲁谒居令人告发的。当武帝问起上告变事缘何而起之时，汤假装吃惊说“此殆文故人怨之。”鲁谒居因病卧床不起，汤往探病，为其摩足。赵王因为张汤和鲁谒居曾经排挤过他，心怀怨恨，探知汤为谒居摩足，乃上书告发张汤为谒居摩足，“疑与为大奸”。武帝令廷尉追究其事，谒居病死，事情牵连其弟，其弟被囚禁于官狱。张汤曾来此狱，发现谒居弟被囚，想要暗中营救他，而表面上假装不予理睬。谒居弟不理解汤的用意，心中怨恨，便使人告发张汤同谒居合谋陷害李文之事。武帝令御史中丞减宣审讯这件事情。减宣与张汤不和，严加追究，尚未上奏，适逢有盗贼发掘埋在文帝陵园内的瘗钱，丞相青翟在上朝时与张汤约定在朝见天子时同时谢罪。到了天子面前，汤以为巡查陵园是丞相职责，与他无关，因而不肯谢罪。丞相谢罪后，武帝令御史追查此事，汤欲告丞相知道陵园事而不揭发，纵容盗贼，丞相听说，非常恐惧。
三位长史朱买臣、王朝和边通过去都曾当过二千石的官，也都是因事贬官为丞相府长史。他们当二千石时，张汤还在当小吏。张汤曾多次以御史大夫代行丞相事，他知三长史原来都是贵官，故意凌辱他们，以部下僚属之礼待之，因此三长史都怨恨他。他们对丞相说，“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因派狱吏捕捉、审讯与汤有关系的田信等人，令其供认与张汤勾结、汤欲奏请的事，信常先知消息，以囤积居奇致富，与汤均分。武帝听说此事，问张汤“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既未申辩，也不谢罪。减宣又奏汤与谒居合谋事。武帝以为汤怀奸欺君，派遣使臣责问汤，汤自陈无此事，不服。武帝乃令赵禹责汤。赵禹对他说“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意思是，你杀人甚多，现在应该明白自己审处。张汤乃上书皇帝，指出“然谋陷汤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居官廉洁，死后家产所值不过五百金，皆得之于赏赐，别无其他产业。他的子弟准备厚葬，他的母亲说“汤为天子大臣，被恶名而死，何厚葬为！”乃以牛车送葬，有棺而无椁。后来武帝尽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武帝对张汤之死深为惋惜，对其子张安世多加照顾，擢升其官；昭宣时竟至拜相封侯。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
第二节杜周执法以“当时为是”
汉武帝时代，以执法严刻著称的，除张汤外，还有杜周、赵禹、王温舒、义纵、减宣等人，其中杜周尤为突出。
杜周（？—前95），字长孺，西汉南阳郡杜衍县（在今河南南阳市西南）人，出身小吏，甚有能名。义纵任南阳太守时，“以为爪牙”，推荐他为廷尉史（廷尉属官）。他为张汤服务，汤称赞之，官至御史。受命查办沿边郡县因匈奴侵扰而损失的人畜、甲兵、仓廪问题。他在查办过程中，严格追究造成损失的责任，很多人因此被判死罪。由于他执法严峻，奏事称旨，因而得到武帝的赏识，加以重用，同减宣更替任御史中丞十余年。
杜周平素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外宽柔而内深刻，史称“内深刺骨”，比起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其他一些“酷吏”，执法尤为严酷。当上廷尉之后，“其治大放（仿）张汤而善候伺”，即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以便开释。有人责备他说“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这是批评杜周办案，不以法律条文为准绳，而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他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意思是，所谓法律，就是以皇帝意旨为准。
诏狱的增加武帝后期，用刑益严。杜周任廷尉时，秉承武帝旨意，极严刻之能事。
每年二千石以上官吏（指相当于郡守、九卿以上的官吏）因罪下狱的，前后达一百余人；加上各郡太守和丞相府、御史大夫府交付廷尉审讯的案件，每年不下一千余起。每一起案件所牵连的人数，大的案件达到数百人，小的案件也有数十人。办案奔跑的路程，近者数百里，远者数千里。案件既多，狱吏无法一一地详细审问，只得按照所告事实引用法令条文判罪，有不服的，便采取严刑拷打、逼取供状的办法来定案。于是，听说官府要逮捕的人，都吓得逃亡藏匿。有的案件拖延十余年之久尚未结案。当时告状的多给别人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牵连到很多人，廷尉及京师官府所属的监狱所捕的人多至六七万人；加上执法官吏任意株连，有时多达十余万人。武帝所任用的官僚，则以其只是“诋严”而碌碌无能，以致“官事寖以耗废”。对杜周则少有肯定，讥刺其“从谀”，专以秉承上意邀功，猎取高位。
杜周任廷尉数年，中间因事罢官，后又当上了掌管京师治安的执金吾，以“逐捕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升任御史大夫，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病死。杜周为官大抵仿效张汤，但远不如张汤廉洁。张汤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临终家产“不过五百金”。杜周初为廷史，只有一匹装备不齐的马，为廷尉、御史大夫十余年，“家资累巨万矣”。杜周子孙相继为高官，终西汉之世，簪缨不绝。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酷吏·杜周列传》和《汉书·杜周传》。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尉，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为九卿之一。第二十章司马相如司马迁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家。司马迁还是当时的大历史学家，大天文学家。
第一节司马相如及其文学成就司马相如的早年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四川成都市）人2。少时好读书、击剑。因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名相如。大约生于汉文帝初年。景帝元年（公元前5年），相如年在二十，“以訾为郎3，为武骑常侍，侍卫景帝。这个职位（秩六百石）对能文能武、年轻的司马相如是合适的，但他并不乐意。景帝七年（公元前50年），梁王入朝，随从人员有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等辞赋家。景帝不好辞赋，对他们并没有注意，而司马相如见到他们却很喜欢。司马相如托病辞去侍卫的职务，而以游士的身份，作梁国的宾客。梁王令司马相如与诸先生同游共处。他已有辞赋的修养，又与众多的辞赋家相处，他的创作欲望和才能自然地增长起来。过了几年，他写了一篇《子虚赋》，盛言齐楚两国国王奢侈田猎状况，借以讽谏梁王。又有《美人赋》，写司马相如与梁王对话，言己不好色之经历，以讽谏梁王。
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44年）梁王卒，游士们多散去，司马相如亦回成都。这时他已三十多岁，家居贫穷，无以为生，跟十多年前很不同了。司马相如应友人临邛（四川邛郲）县令王吉之招前往临邛，生出一段与临邛富人卓王孙寡女文君的爱情故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与之驰归成都。卓王孙大怒，不给文君钱财。文君与相如往临邛开酒店。文君卖酒，相如与奴婢一起，系长围裙，做杂事。卓王孙闻之以为耻，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景帝末年（公元前4年），司马相如已年近四十，虽有名气，仍在成都赋闲。新到任的蜀都太守文翁，“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但这个小组里面，不可能有司马相如。
武帝好辞赋。建元元年（公元前40年）即位后，即以安车蒲轮征召著名的老年辞赋家枚乘来长安，枚乘奉诏成行，可惜在路上逝世了。
武帝偶读《子虚赋》并以为好，以“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为恨，经过狗监蜀人杨得意的介绍，便召来司马相如。相如见武帝后。承认自己是《子虚赋》的作者，并说“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那就是《上林赋》。武帝又加称赞，并赐给相如笔札，任相如为郎。《子虚》、《上林》都是大赋，是司马相如对辞赋的开拓和独创，表现了一代汉赋的新风貌。
武帝即位后，通过各种形式，选用人材。在宫廷内，即在自己的身边，也聚集不少人物，以备使用。其中尤亲幸者，有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司马相如的材料，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和《汉书·司马相如传》者，不另作注。2《史记》、《汉书》传俱未叙述司马相如家世，其家为蜀郡本土人，或迁自“秦晋一带”？近人王瑶持后说，参看其《读史记司马相如传》，载《中国文学论丛》。
3《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公元前42年）五月诏曰“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又曰“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注应劭曰“十算，十万也。”又《汉书·文帝纪·赞》曰“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注师古曰中谓不富不贫。”据此，景帝初年司马相如“以訾为郎”，则其时为中民之家，有赀在中算以上，其家尚不贫。
《汉书·循吏·文翁传》。
寿王、司马相如。但武帝对待他们也有不同。相如常托病不出，逃避外事。东方朔、枚皋，态度滑稽，说话无根据，武帝视他们如俳优。“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在这班内廷人物中，严助选用最早，为中大夫，即在建元元、二年间。司马相如为郎，当在此后不久。
司马相如为郎后，常怕事避事，并不积极争取任职，只以辞赋之长侍从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武帝始改换服装，在长安城西南一带地方游行打猎，吾丘寿王为之规划区域界线，扩大上林苑，为天子游猎行乐之地。司马相如曾从武帝到长杨宫打猎，武帝年富力强，好登临险阻，亲自追逐野兽，相如上疏劝戒，以为这里有危险，应避免不测之祸，“虽万全无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这《谏猎书》是短篇散文。武帝赞赏他的谏言。回来过宜春宫，这里有秦二世墓地，相如又作《哀二世赋》，是短赋，哀二世之行失，实藉以讽谏武帝应留意自己的行动。于此可见相如侍从武帝所尽力的一斑。大约不外文字讽谏。
出使巴蜀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武帝听从番阳（江西波阳县）令唐蒙的建议，南通夜郎，以便由水道出奇计取南越。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并准许他带领巴蜀民千人前往。唐蒙到了巴蜀，除得到千人自随外，还发动一万多巴蜀民转运粮食，违抗者即以军情制裁。巴蜀民大为惊恐，或逃亡或自杀。武帝恐怕巴蜀民变，就命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向民众解释，说这不是朝廷的意思。司马相如在他的文告《喻巴蜀檄》里，一面说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一面又说“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司马相如这篇文告，真正代表了武帝蒙蔽人民的立场。实际上唐蒙这时已由巴郡的符关（四川合江县西）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并和多同达成协议，使夜郎归附汉朝。唐蒙回长安报告后，武帝就在那里建立了犍为郡。
这时西南夷的邛、筰等的君长，知道南夷与汉朝交往，得汉财物赏赐，很有好处，因而也表示愿意归汉，请求汉朝派遣官吏治理。武帝就此事问司马相如。相如说“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武帝认为这话有理，就任命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全权代表汉朝去通好。又派了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三个副使。他们乘坐四匹马拉的传车，急奔蜀郡，很快就到了蜀郡治所成都，和夷人谈判，并用巴蜀地方官吏赠送的货币财物以安慰他们。这里是司马相如的故乡，蜀都太守以下都出城欢迎，县令背着弩矢走在前面开路，蜀郡地方人民引以为荣。卓王孙和临邛的一些豪绅都通过司马相如的家人献牛酒以结交友好。卓王孙不胜叹惜，以为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太晚了，因而又分与女儿文君财物，和给男儿的一样多。司马相如和西南夷谈判很成功，“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司马相如回朝报告，武帝颇为高兴，就在西南夷置一个都尉，十多个县，附隶蜀郡。
但是事情还有些曲折。司马相如奉命出使的时候，蜀郡父老曾表示不赞成，以为西夷地方没有用。朝廷上大臣也以为蜀郡父老的意见对。相如当时《汉书·严助传》。
也想进言劝止。但此事原是他建议起来的，因此又不敢进言。于是设辞为文，借蜀父老的口，而已责问辩论，一面暗示天子，一面又宣明自己奉使的动向，令百姓知道这原是天子的意图。此文即《难蜀父老》，作于元光六年（公元前29年）。
不久有人上书告发相如使蜀时受贿，遂失官家居。他的家在茂陵，是武帝于建元二年（公元前39年）建造的自己的陵园，并改为一个县。这也是皇家新的游苑别墅，是武帝集中“豪杰”及“乱众之民”的禁区。相如为郎后，侍从武帝，大概就住在这里。
司马相如失官家居一多年，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武帝复召他为郎。从郎官到郎官，十多年来，司马相如官未有进，他已五十多岁，不年轻了。这时公孙弘、张汤逐渐得势而为高官，他们都善于体会武帝意旨出言行事，加强汉朝的专制统治，自皇亲国戚至平民百姓，一批一批地被杀。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司马相如仍从武帝，只是备员而已。他与卓氏婚，家有余财。有“消渴疾”，常称疾闲居，以为文著书自娱。
乐府工作和孝文园令汉初已有草创的乐府（音乐歌舞机关），主其事者为夏侯宽。到元狩元年（公元前22年）武帝定立祭祀天地（郊祀）的礼仪，由于制礼作乐的需要，正式成立乐府，扩大其组织，充实其内容。一方面命使者采集南北各地方曲调歌谣到乐府里来诵读歌唱，一方面又选派他身边的辞赋文人为乐府制作歌诗以备合乐歌唱，司马相如就是其中著名的一员。他没有具体的官职，为乐府制作一些诗歌是可能而合适的。武帝以宦者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总领其事。他精于音律，能创作新声变曲，为武帝所喜爱。司马相如为乐府偶然制作几首歌诗，实际地位和生活并没改变，还是很清闲的。
后来，司马相如由郎官转为孝文园令，就是掌管孝文皇帝的陵墓事务。
由汉宫武帝身边出来，主管祖宗陵墓，更清闲了。但他专业始终不离辞赋。他见武帝又好讲神仙之道，就对武帝说“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相传神仙都居山泽间，形容清瘦，这不是帝王应有的仙意，于是写成《大人赋》。相如奉献了《大人赋》，武帝大为喜悦，读了《大人赋》好像自己飘飘然飞上了青云，遨游于天地之间而成神仙了。本来他的意思是要劝止武帝不要好神仙，结果反而使武帝感到神仙之乐，更好讲神仙之道了。
又后来，相如因病辞去孝文园令，得到武帝的允许。于是他家居茂陵养病。相如的病一天天重了，武帝要人到他家去取书，并说若不去取，后来遗失很可惜。于是就命所忠这人前往相如家取书。所忠到后，相如已死，家中无书。问其妻文君，文君说“长卿家中从来没有书，他常常著书，常常被人取去，所以家中没有书。长卿在死前，曾为一卷书，说‘如有使者来取书，即以此卷进献。’此外没有别的书了。”此卷遗书，讲的是帝王封禅事，正合武帝的意。所忠奉上相如的封禅书，武帝大为惊奇。相如死于元狩五年（公元前8年），终年六十左右。
《汉书·礼乐志》载《郊祀歌》十九章，非一时一人之作。其中《朝陇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获白麟作，《天马》十（其一）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可能出于司马相如之手。杰出的文学家司马相如是西汉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有诗歌、散文和辞赋，而以辞赋为大宗。他仕宦于景帝及武帝前期约四十年，终不得意，“盖雄于文者，常桀骛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可能有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文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武帝从政治需要出发，重视建功立业实际有用的文人，而不仅仅以文辞取士。而相如一生恰恰只以辞赋擅长。
汉武帝时代，以屈原赋为典型的骚体赋，犹兴盛一时。司马相如亦常作这类赋，如《大人赋》等。而相如“不师故辙，自摅妙才”，独创一格，则是他的宏篇巨制如《子虚赋》、《上林赋》。它们的特征，以子虚说“云梦之事”为例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岪郁，隆崇嵂崒；岑岩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瑉琨珸，瑊玏玄厉，碝石武夫。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穷昌蒲，江离糜芜，诸蔗猼且。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苞荔，薛莎青薠。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芦，菴闾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栌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猨蠷蝚，■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豻，兕象野犀穷奇獌狿。这可见其夸张实事，全面铺叙，连类并举，侈陈物象，句式整齐，文辞华丽。它们是从散文变来、名副其实的辞赋。其源应溯于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与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之辞。司马相如《答盛擥问作赋》“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他的大赋，实欲纵横悉陈，网罗一切，表现了广泛富丽的气格，是汉赋发展新的里程碑，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们是汉武帝时代的政治经济由文景无为而治走上强大繁荣在文学上的反映。他的散文《上谏猎书》、《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亦表现了气格雄伟、说理畅达的特点。相如有文字著作《凡将篇》，可见其文章特别是大赋以辞藻繁富著称，决非得之朝夕，而是有其深厚的素养的。
“然相如亦作短赋，则繁丽之词较少，如《哀二世赋》、《长门赋》。”他的突出成就，在于大赋。扬雄《校猎赋》、《长杨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大赋，都是受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的影响。明王世贞评之曰“《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也。长沙（指贾谊）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固）、张（衡）、潘（岳）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扬雄）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可见司马相如的大赋，实一代汉赋之冠。他不愧为西汉的家之一。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十。
《艺苑巵言》卷二。
第二节司马迁的早年家世、青少年时期司马迁2，字子长3。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45年）4，生于左冯翊夏阳县的一个农村（今陕西韩城县南芝川镇）。这个地方，东临奔腾怒吼的黄河，北有横跨黄河的龙门山。
司马迁出身于中下层官吏家庭。高祖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作主铁官。
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祖司马喜，没有作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他的家庭在汉文帝时可能是所谓“中人之家”，以农业、畜牧致富，因而能够出粟买爵。司马迁说自己“耕牧河山之阳”，不一定就是亲自参加耕牧。
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公元前40—前35年）作了太史令，通称太史公。这是史官，汉武帝新恢复的一种古官。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官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
史官掌握文化知识，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从殷周到春秋战国，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低，但他们的政治地位从来没有改变。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王家记言记事。在殷周时代，他们记录的是王室的言和事。在春秋战国时代，他们记录的范围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但到武帝时，太史令并没有这项职掌，司马谈自觉地按照古代史官传统，准备要为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他在大约三十年（公元前40～前年）的太史令职守上，在“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不仅有论述历史的志愿和计划，而且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马谈到长安作官以后，司马迁自然地随着父亲到长安，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司马迁自说“年十岁则诵古文”，当是到了长安以后的事情。所谓“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汉初传习的古书，许多是用汉代通俗应用的隶书即所谓“今文”写的，也有先秦保存下来的，用古文写的。司马迁十岁时所诵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写的书，不是专指某一种书。由此可见，司马迁很早就有古文的修养。
司马迁于元光、元朔之际，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公元前29—前28年），曾亲受董仲舒的《春秋》和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董仲舒的《春秋》学说和孔安国的《尚书》学说，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影响。
还在司马迁童年的时候（建元二年，公元前39年），汉武帝在长安城西北八十里，槐里县的茂乡建造自己的陵园，周围三里，把茂乡改为一个县，叫作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并鼓励人民移往茂陵，每户给钱二十万，田二顷。到司马迁十九岁这一年（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汉武帝为了加强统治，听信说客主父偃的献计，把全国地方豪杰及家产在三百万以上的富2此下三节关于司马迁的资料，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者，不另作注。3参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史记》一“迁字子长”条。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六“有子曰迁”条“附案”。
4司马迁生年，旧有二说。一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35年），一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45年）。本文从后者。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户迁到茂陵。
在汉武帝始而鼓励人民、继而压迫豪强迁徙茂陵的形势下，司马迁的家庭不知在哪一年和什么原因，也搬到茂陵来了。因此茂陵显武里成为司马迁的新籍贯。晚年的董仲舒和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也都移家茂陵。后来到司马迁五十岁的时候（太始元年，公元前9年），汉武帝又一次“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今陕西淳化县北）”，这时茂陵“户六万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万七千二百七十七”，约占右扶风二十一县户口的三分之一，它已成为一个有名的皇家贵族的游园别墅和公开、集中地管制豪强的很大的城市了。
长途旅游和郎官经历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2年），二十岁的司马迁云游祖国各地访问名山大川。他从京师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县）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江。他到了长沙（国）的罗县，访问了县北汨水楚国诗人屈原自沉的地方。而后从长沙溯湘江而上，考察了古代传说帝舜南巡死葬的九疑山（湖南宁远县境），又顺沅江而下。这就是他所说“窥九疑，浮于沅湘”的情况。
司马迁在“浮于沅湘”之后，东浮大江，南登庐山。这一带河流密布，“皆东合大江”，他考察了“禹疏九江”的传说。然后顺江而下，东南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南），山上有一洞，传说禹王进去过，因而叫禹穴。司马迁到这里来，是为了“探禹穴”的。之后，他回到会稽郡的吴县，登上了姑苏山，眺望了所谓五湖。
司马迁在游历了江南之后，渡江北上，首先到达淮阴（今江苏淮阴县东南），这是汉朝名将韩信的故乡和封侯之地。他访问了淮阴父老，从父老们的口中得到了许多生动的淮阴侯的故事。然后，他渡过淮水，沿泗水北上，到达了鲁国的都城（今山东曲阜县）。这是古代文化的一个中心，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生长的地方。他访问了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和阙里；还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等等遗物，又看见在孔子的遗风影响下儒生们按时习礼的情景。他在这里旅居的时间相当长，观察体会，处处可以看到孔子的遗风。他还特地到齐国的都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去过一趟。
司马迁在游历了齐鲁之后，就转向南游。他在邹县逗留下来，游览了秦始皇东巡郡县曾到过的峄山。由此向南，经过齐国孟尝君田文的封邑薛的故城（今山东滕县东南），司马迁和父老们谈话。从薛再向南，就到了有名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这是秦楚、楚汉战争必争之地，也是赫赫一时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他从彭城向西北，就到了沛郡的沛县（今江苏沛县东）。丞相曹参是这里人。丞相萧何是沛郡的丰县（今江苏丰县）人，和曹参同事。汉高帝刘季当时为沛县泗水亭长，和萧何是同乡。鸿门宴上的壮士樊哙也是沛县人，当日原是卖狗肉的。汝阴侯夏侯婴是沛县人，原以编织养蚕器具为生，还时常为丧家作吹鼓手。司马迁在这里参观了他们的故居，听到他们为平民时的许许多多故事，觉得闻所未闻。还有汾阴侯周昌、周昌堂兄御吏大夫周苛、蒯成侯周緤、安国侯王陵、辟阳侯审食其等等，也都是沛县人。由沛县向西南，经砀县到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颖阳侯灌婴原是这里一个贩卖绸缎的小商人。最后由睢阳而西，就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这是魏国的都城。司马迁在这里访问了所谓“夷门”，原是大梁的东门。当年魏国贵族信陵君无忌谦恭下士，亲身拜访夷门监者侯嬴。父老们还为司马迁讲述秦魏最后一战的故事，据说秦军围大梁、引河水灌城，三日城破，魏王投降。秦人就这样灭了魏国。过大梁而西，司马迁大概没有再到别处去，就一直回长安了。
司马迁这一次长途跋涉，游历了祖国的广阔山河，接触了各地人民，考察了历史遗迹，了解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逸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这对于他后来写作《史记》无疑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彭城、沛、丰一带的访问，对于他叙述秦楚、楚汉战争的形势和以刘季为首的汉朝初期统治集团的面貌，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司马迁这样一次有目的、有意义的漫游，大概需要一二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司马迁在旅游之后，又过了几年，约在二十五六至三十岁之间（元狩、元鼎间，公元前22～前年），开始登上仕途的阶梯，作了一名“郎中”。这是汉宫廷内部庞大郎官系统中最低一级的郎官。月俸三百石，实领十七斛。郎官的一般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皇帝不出巡的时候，他们是宫门武装执戟的卫士；出巡的时候，他们是车驾的侍从。平常在宫廷内部，亲近皇帝，很有光彩，一旦由内廷外调，往往改为“长吏”。所以郎官是富贵子弟追求仕进的目标。司马迁得到小郎官，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史官的儿子，变为武帝左右的亲信，那也算很不容易了。
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郎官身份，当然和宫廷内各种官吏一样，是要侍从皇帝的。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冬十月（这时历法仍以十月为岁首），武帝开始出巡郡县。先到雍（今陕西风翔县），祭祀五帝。之后，折向东北，从夏阳到河东。在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北）的汾阴（今山西荥河县北），立后土祠，举行祭礼，一切仪式是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议定的。礼毕之后，武帝复南渡黄河，取道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西南）西返，到了洛阳。武帝这一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司马迁父子都是跟着的。第二年冬十月，武帝照例到雍祭祀五帝。之后，西过陇坂（山名，在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境），登了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又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县东南），和数万骑兵一起打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然后回到甘泉（宫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山）。后来司马迁回忆说“余尝西至空桐（崆峒）。”就是讲这一次侍从武帝西登崆峒的事。
崆峒侍从的明年（元鼎六年，公元前年）秋后，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汉廷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过去二十多年来武帝先后派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等去西南所负通好和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使命看来，司马迁此时已经表现出很有才能，被武帝认为是当朝众多的“辩知闳达，溢于文辞”的人材之一，取得了武帝的重视和信任，因而才能有这次西南之行的使命。他这次到西南去，条件好得多了，巴蜀人民多年来开辟了通往巴蜀以南的道路。司马迁当时由长安出发，南出汉中（今陕西汉中南），经巴郡（今四川重庆市北）到犍为郡（今四川宜宾县），由犍为郡到牂牁郡（今贵州黄平县西）。然后到蜀郡（今四川成都市），出零关道（今四川芦山县东南），过孙水（今安宁河）桥，到越嶲郡（今四川西昌《汉书·东方朔传》。
县东南），到沈犁郡（今四川汉源县东南）。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西昌）、筰（汉源）、昆明（今云南保山、腾冲、顺宁等地）”的具体路程。司马迁这一次的出使，收获无疑也是很丰富的。从此，司马迁对祖国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便有了较亲切的认识。这对他后来的有关写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汉武帝在平定了南越、安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之后，便于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冬十月，亲自率领十二部将军，出长城，向多年威胁西北的匈奴大示威。匈奴人这时休养兵马，不敢出头。接着东越人也来投降，武帝把他们迁到江淮间来，以便控制。这样就结束了东南沿海近百年的割据局面，出现了帝国统一的新形势。于是汉武帝便决意及时举行“封禅”典礼。这种典礼，是表明皇帝是真正的受命天子，完全有资格作为天的唯一合法代表，实行其对人间的统治。汉初六七十年，还来不及做这种事。到了武帝时代，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不但巩固而且强大发展了，就不断地有人劝武帝举行封禅。到了东南沿海完全平定，匈奴远遁漠北这个时候，该是庆太平、告成功的时候了，武帝就把封禅典礼提到出巡的日程上来了。
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春正月，当武帝东行齐鲁、准备封禅的时候，司马迁从西南回来，赶到洛阳，见到了快要死去的父亲。因为他的出使尚未复命，也因为他作郎官的经常职务，他不能多耽搁，必须赶快再去山东，侍从武帝。
武帝到了山东，先东巡海上，而后在泰山上下祭祀了天地。复东至海上，沿海北上，至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境）。又巡辽西郡（今河北卢龙县东），历北边，至九原郡（内蒙古五原县）。五月，回到甘泉。司马迁这一次从巡，参观了长城内外，对祖国北方的认识更扩大而充实了。
元封二年（公元前09年）的春天，武帝东巡，又祭祀了泰山。而后亲临濮阳（今河北濮阳县南）瓠子的塞河工地。这是黄河的一个老缺口，二十多年来常常决开。这次武帝亲临工地，命文武侍从百官，都去背柴草，参加塞河工程。
司马迁这时虽新遭父丧，但必须如常地侍从武帝。在此次塞河工程中，他也参加了负薪的行列。他的《河渠书》就是在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之下产生的。
在郎官的职务上，因为不断地侍从武帝和奉命出使的关系，司马迁游历了祖国更多的地方，接触了更广大的土地和人民；同时也见识并结交了宫廷内外的许多人物，获得了更多的见闻；他的实践经验愈来愈丰富了。
在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司马谈逝世的第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的郎官生活到此结束。但他在作太史令的时候，也还有一种无定而经常的职务，这就是和作郎中一样，仍需侍从武帝。武帝这时还是常要出巡，元封四年（公元前07年）冬的北巡（自言“北过涿鹿”，就是这一次侍从的事），次年（元封五年）冬的南巡、又次年（元封六年）冬的北巡，司马迁都因太史令的职务不断地侍从武帝。他自己也说过“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这对司马迁的著述工作，不是防碍，而是更有益处。随着仕途的升迁和阅历的加深，他对祖国的认识越来越多了。
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司马迁更因太史令的专门职务，倡议并主《史记·封禅书》。
持了改革历法的工作。这个新历，以正月为岁首，即为有名的《太初历》，是对古历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三节司马迁的史学成就父亲司马谈的教导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有学问、有抱负的人。他的这种素质，对司马迁有深刻影响。
司马谈约生于汉文帝初期，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杨何和黄子，都是当时有名的有关专家。黄子，即黄生。司马谈病危的时候，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低着头，流着眼泪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这一段对话表明司马谈父子把论述“春秋”以来的历史书，特别是汉兴以来的历史，作为周公、孔子著史事业的继续。他们认为，这四百多年历史的存佚要决定于他们是否能尽到史职。他们父子，在著史工作上是有真挚的使命感的。这是中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在他们父子以后是不断有人继承的。汉代史事，为什么在《史记》中占了很大分量，又为什么写得特别精彩，也是这个原因。
司马谈对战国以来的许多学派，有相当广泛的接触。他所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要旨，是一篇有名的学术评论。篇中，对阴阳、儒、墨、名、法等五家，一一论其短长，对道德家则称道其能吸取各家之长以达到政治上的无为而无不为。当代学者多因此认为司马谈属于道家，至少是倾向于道家。其实并非如此。司马谈的病危遗言，说的是儒家的孝道，说的是儒家的修史传统，并没有道家气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说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这里所指儒家的缺点，毕竟只是技术性的东西，而所说儒家的长处则是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这是封建社会的本质性的东西。所谓“弗能易”，等于说永无变更。司马谈对于儒家的尊奉，可以说是很明白的。
司马迁继承父亲的思想，用儒家所说的礼作为行为的规范和衡量历史上是非得失的准则。他申论“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可以说得到两份遗产。一份是太史职掌的学问，其中可能包括司马谈已经写成的史文；又一份是儒家的学问，主要是《春秋》之学。但司马迁并不以此二者为限，他有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因他有一家之言，中国历史上开始有历史家的出现。
《史记》的撰述司马迁于太初元年（公元前04年）开始著作《史记》。《史记》之名是后人所题。这时，汉兴已经百年（公元前20～前04年），在秦火之后，又陆续搜集了大量的资料，“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这给司马迁著书以很大的方便。更重要的，是他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调查了许多古代历史传闻和故事，接触了伟大国家现实面貌和当代许多重要人物，并从许多前辈重要人物的子孙后代，得到了从未记载的许多谈话资料。在著作的形式上，由于过去一些历史著作的启发，司马迁把古今历史作一次通盘的清理而纳入于“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不同的体例。本纪，通过帝王的活动提携一代一事。表，记历代大事，特别是要把错综的史事表列得眉目醒然。书，是论述某些政治制度和某方面的社会现象。世家，记述享有封爵、能世其家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列传，记述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这是包括多种体裁的综合体。旧称之为纪传体是不确切的。全书有本纪十二、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共一百三十篇，上起传说时期的黄帝，下至于司马迁的时代，上下三千年，五十二万六千字。
司马迁在开始著作后的第七年，遇到了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司马迁早年见过李广；后来与李陵同在宫廷侍从，虽未相熟成为朋友，但很佩服李陵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奇士”，有“国士之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与匈奴战于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尔喀境），最后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以为李陵决不会向匈奴投降。因此触怒了武帝，下了监狱。审讯的结果，司马迁得了“诬上”（欺骗皇上）的罪名，是一个死罪。这时是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他的全部著述工作，还在“草创未就”的时候。
汉武帝时代，犯死罪的人，根据两条旧例可以免死一条是拿钱赎罪；一条是受“腐刑”。这时司马迁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二是拿钱免死；三是受“腐刑”。要多少钱可以免死呢？从此后三年内两次免死诏令看来，需要五十万钱。这是一般“中人之家”五家的家产。司马迁既然得不到朋友的帮助，自己又官小家贫，哪来这许多钱呢？用钱赎罪这一条生路，司马迁和一般穷人一样是走不通的。因此司马迁实际只有两种选择是死，还是受“腐刑”？他想到，人总不免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是有轻重意义的不同的。他觉得如果他这样“伏法”而死，那就象牛身上少一根毛，是毫无意义、很不值得的。为了完成著史的工作，他宁可忍受“腐刑”的屈辱。
司马迁出狱后，作了中书令。这个官也是汉武帝新设的，“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秩千石”，比太史令高。经常职务是把皇帝的命令下到尚书，也把尚书的奏事呈给皇帝。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内廷侍候，更接近武帝了。这好象是“尊宠任职”，但司马迁除了坚持他的著述工作以外，对朝廷内外的一切事务，已经毫无兴味。
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于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的四五月间，写信给他，“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十一月，司马迁给任安写了回信。司马迁在信里，详细地诉说了自己当时的心情，并告诉任安一个重要的消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看来，这时他的著述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他的年龄是五十三岁。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已无可考。他是怎样死的，最后活到多大年纪，都很难有确定的答案。他大约卒于武帝末年（公元前87年）左右，一生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全部写作计划基本完成，共经过了十六年。这是他的著述事业的主要阶段。在这之前，从元朔三年（公元前2年）到元封二年（公元前09年），由于漫游祖国，侍从武帝和奉使西南地区，他读书时间好象很少，但这些接触实际的经历却成为他后来写作资料的一个重要来源（其中侍从武帝巡行四方一事，是贯彻终身的）。在这之后，即在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以后，他除了担任中书令一职，经常在武帝和尚书中间传达事务外，在晚年的主要工作就是对于他的全部著作的修补加工。司马迁坚持完成的著作即《史记》与他一生丰富的实践经验，广泛的科学文化知识，有着血肉相连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
司马迁在致任安书中说他的《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对于所著书的概括。他对于他的概括，没有作出详细的说明。从司马迁别的有关的论述来看，他的概括可包含下列几条的意思在内一、历史是有变化的。二、历史的大的变化，是有阶段性的。三、历史的变化，今不必不如古，有时还更胜于古，所谓“世异变，成功大”。四、在历史变迁中，天道的作用往往是不可知的，人事的作用有时是很显著的，但人事的作用还不能摆脱天的束缚。五、司马迁公开以创史的历史家自命。司马迁的历史思想是很丰富的，其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有辩证的因素，还有其他进步的因素，这都还有待于认真的研究。
第四节司马迁在传记文学上的成就传记文学在《史记》中的地位《史记》是一部杰出的历史书，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书，而当中的传记部分尤为精彩。《史记》的世家三十，其中的《孔子世家》、《陈涉世家》，是孔子、陈涉二人的传记，其他各篇也都是叙述秦以前地方割据世袭的侯王和汉代侯王的历史。列传七十，叙述贵族、贵族公子、各种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教授、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土豪、医生、卜者、商人、俳优、幸臣以及少数民族等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类形人物活动的历史。本纪十二中，不全是传记，但也有多篇传记。由此可见，《史记》的中心部分是从古到汉各个社会阶层、各种不同地位、不同职业的人物活动的历史，是历朝历代一系列历史人物的传记，传记在《史记》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一新的历史方法，是司马迁的首创。但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源。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大变革的结果，解放了奴隶，产生了新的阶级关系，活跃了社会各阶层人物。在发展的小生产互助中，个人的作用更突出了。诸子百家从代表各自阶级、阶层的利益出发，风起云涌于政治和文化的斗争舞台，表现了蓬勃的朝气。这些都给司马迁以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提供了历史内容的前提。而《左传》、《国语》、《国策》等历史著作中，也往往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人物活动的片断形象，这对司马迁写作历史人物传记，无疑也有所启发。特别重要的是经过秦末的农民大起义而建立起汉朝大一统的统治已经百年，产生了一代新的历史人物，更有记载的必要。司马谈在给司马迁的遗言中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正是一代新人物需要记载的反映。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扩大了历史记载的范围。这在书八章里就有显明的表现。就中心部分讲，不但写汉族、少数民族即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以多民族而存在的历史，也写了一些域外民族君长与中华民族通使往还以及斗争的历史；不仅写统治阶级的历史，也写了一些下层社会人物的历史，反映了全面的历史观。其次，他承认历史并不永远是一王一姓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依历史变化顺序而编写，突出地反映了这个发展的观点。司马迁认为秦应“世异变，成功大”；指出“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是不对的。
实录精神《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色是它的实录精神。后于司马迁不远的西汉刘向、扬雄，东汉的班彪、班固父子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实录”。依照班固的解释，“实录”的意思，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照事实实事求是地直录。这里包含着认真对待历史实际的方法和态度问题。对于古代历史，“实录”是考订、选取、运用历史资料问题。而对于秦汉以来的近百年史，特别是汉代当代的历史，就不只是现成资料的摘录、移写问题，而是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能不发生“忌讳”的问题。司马迁坚持了“实录”的精神。《史记》的人物传记，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到地方长官等等，他固然不抹杀他们的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愚昧、偏私、腐朽、丑恶以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人民。最重要、最大量的一部分在于揭露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其目的虽在于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而他写的是实录，反映了真实的历史，是难能可贵的。
从实录的精神出发，司马迁所选的人物，不是取决于其人的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其人的实际行为表现。官为丞相的人，他不一定为他们作传。但却写了许多下层人物的传记，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因为这些人都是有某些可取之处。人物选定了之后，就是具体的叙事问题。以人载事，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始终，这是司马迁的首创。人物无论大小，他的生平事迹总是很多的，又如何写呢？司马迁的笔法是，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如《平津侯主父列传》写公孙弘“弘为人恢奇多闻，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俭节。”又说“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详（佯）与善，阴报其祸。”这个人是被汉武帝特别提拔作丞相的。这里可见作者注意写他的为人内外两方面。“弘为人恢奇多闻”，写为人表现宽弘奇伟，知识很广博。“弘为人意忌”，写其对人多有积怨，外宽内深，是写其心。又如《酷吏列传》写张汤“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乾没”是空手得利的意思。这是写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表现。下文又说“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则写其为大吏时为人颇为宽厚，有利于人。这些例证都可见司马迁写人物传记要写出其为人大体，并注意其复杂性。司马迁是不喜欢公孙弘和张汤的，但是写了他们的好处。概括言之，《史记》人物传记的最大特点，是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过去有人说“《史记》于叙事中寓论断。”又有人说“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2他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用事实来表示自己对所写人物的爱憎态度。
如有名的《项羽本纪》，他同情项羽，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个失败的英雄，即赞扬项羽勇猛无比，摧毁秦皇朝暴力统治的功绩和精神；也指责他沽名钓誉，头脑庸俗，胸无大志；批评他以粗豪自恃，无比残暴。所有这些都是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来表现的。在本传里，作者没有发议论，但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于叙事之中是有显明的表示的。又如《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等，写法比较特别，或则发舒孤愤，提出问题；或则略似后世作家作品评论。伯夷这个人，在战国时有很多传说，汉朝初年也有不少传说，都赞美这个人，但没有具体的事实，给这个人作传，没有多少事可写。传说中有伯夷，为人清廉，司马迁为其作传，对那些不清不廉的有所借鉴，有所标榜。《屈原贾生列传》也是如此，事实也是不多的。这两篇传和其他的传不同，确是《史记》人物传记的变体。这和传主事迹渺茫或较少有关系，也顾炎武《日知录》卷六。
2刘载熙《艺概》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