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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他提倡的“谴告”说，也是借神权对君权的限制。他还提出“限民名田”、“盐铁皆归民”、“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等改良主张4，在当时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三纲”与神权的结合，形成一套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不良的影响。4《汉书·食货志》。
第二节公孙弘两次应征，两任博士公孙弘（前202—前2），字季，西汉菑川国薛县（今山东滕县南）人。年轻时，当过薛县狱吏，因事免职，家贫，在海上牧猪为生。到了四十余岁才发愤求学，学习《春秋》杂说。武帝初年，下举诏贤良文学之士。那时，他年已六十，菑川国推举他以贤良应征，被任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回朝向皇帝报告出使情况时，奏事不合旨意，武帝以为无能，遂告病回家。
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武帝下诏令各郡国举荐文学之士，菑川国又推举公孙弘。于是，他又西去长安，到主管征辟的太常衙署参加对策。在这次对策中，他强调应当以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为“治之本，道之用”。同时，他又把法家标榜的法、术、功利揉和到儒家标榜的仁、义、礼、智之中，认为“致利除害”是仁的重要属性，朝廷之上必须是“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又说“法之所罚，义之所去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这就把法术同礼义熔为一体，强调礼义与刑赏的交替为用。此外，他还把儒家的智解释为法家所谓君主用以控御臣下的术，又把二者熔于一炉。这种揉和儒法、以仁义为表、法术为里的治术，也就是杂王霸之道。所以这篇对策，完全符合武帝的旨意。当时参加对策的儒士共有一百余人，主持征辟的太常在评议对策等第时，“弘第居下”，后来上奏皇帝，武帝把他的等第颠倒过来，“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阿顺君旨，位至卿相公孙弘从狱吏出身，通晓法令，后来又攻读儒书，精通儒术，故史称其“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所以能够以儒术饰法术，即外儒术而内法术，由此得到了武帝的赏识。此人“恢奇多闻”，有权术，善辩论，深谙人情世故，善于揣摩武帝的旨意，“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武帝却以为“其行敦厚”，“上大悦之”。由于他深得武帝欢心，因而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扶摇直上。他当了一年多博士，就超升为左内史，从比六百石升至二千石。
公孙弘升任左内史后，更加小心谨慎，“奏事不可，不肯庭辩”，恐怕当面辩论会引起武帝的反感。他知主爵都尉汲黯以好直谏深受武帝的器重，所以在朝廷奏事时，往往先问清汲黯所奏何事，了解他的意图，等到汲黯发言后，然后推衍其说，加以发挥，武帝听后非常高兴，对于他的意见“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他还用一种诡诈的方法来取得信任。有时同公卿大臣事先约好在上奏时采取一致的意见；但到了皇帝面前，则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往往“倍（背）其约，以顺上旨”。汲黯当面指责他内怀奸诈，不讲信义。他辩解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武帝深以为然，以弘忠于己，后来凡是有人揭发他的短处，武帝不仅不听，反而更加信任他。元朔三年（公元前2年），武帝免去御史大夫张欧官职，以公孙弘代之。他当左内史不过三年，又超升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本节主要依据于《史记·平津侯公孙弘列传》和《汉书·公孙弘传》，凡引上述资料者，不另作注。当时，武帝命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又于东北的貊地区（今朝鲜东部）设置沧海郡，漠南战役后又于河南地筑朔方城，设立朔方郡。公孙弘数谏武帝，“以为疲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武帝命朱买臣等人在设朔方郡、筑朔方城这个问题上发出十条策问诘难之。公孙弘在十条策问中未能解答出任何一条。乃认罪道“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武帝许之。公孙弘平素才智过人，为什么在同朱买臣等辩论时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呢？正如韦昭所说“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为不可，不敢逆上耳！”意思是，以公孙弘的辩才，不是答不出来，只是不敢说，深怕违背武帝的旨意。
公孙弘虽为三公，但生活非常节俭，以为“人主病不能广大，人臣病不节俭”，常盖布被。汲黯对武帝说“弘位在三公，奉（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武帝以问弘。他承认汲黯所说属实。他说“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诚饰诈欲以钓名诚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武帝听后，“以为谦让”，更加信任他。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薛泽罢相后，武帝任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弘为丞相三年，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病卒，终年八十岁。
以儒术饰文法，适遇其时公孙弘出身贫贱，以对策称旨，武帝拔为举首，十年之间，位至卿相。
他之所以能出贱入贵，平步青云，由于当时武帝方标榜儒术，推行外儒内法的治术，弘既“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深合武帝旨意；又富于才智权术，善于揣摩武帝心意，精通做官诀窍，故能“日益亲贵”，始终得到武帝宠遇，终于相位，正如《汉书》传赞中所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他在当御史大夫和丞相的六年中，并无多大建树。
《史记·公孙弘列传·集解》注。
第十六章卫青霍去病李广卫青、霍去病、李广，均以击匈奴有功为当时名将。而卫青、霍去病以椒房之亲特荷恩宠。
第一节卫青以外戚入仕卫青（？—前0），字仲卿，西汉河东郡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县人，本姓郑。他的生父郑季当过平阳县吏，因为办事经常出入平阳侯曹寿家。曹寿的妻子平阳公主（原封阳信公主，下嫁曹寿后改称平阳公主）是汉武帝之姊。郑季在平阳侯家办事时，与平阳公主侍婢卫氏私通，生卫青，因从其母冒姓卫氏。在此以前，卫氏尚生有子女数人，长子长君，长女君孺，次女少儿，三女子夫，子夫的弟弟步广。他们都是卫青的同母兄姊，也都冒姓卫氏。
卫青幼年时，曾经回到生父郑季家，从事牧羊。后来因不堪异母兄弟的歧视凌辱，又返回平阳侯家当家奴，年长，善骑射，为平阳侯府骑卒，常骑马扈从平阳公主出游。
卫青的同母姊卫子夫为平阳侯家讴者（歌女）。建元二年（公元前39年），武帝出游霸上（长安东郊），还至平阳公主家。平阳公主设宴款待，讴者献歌，武帝唯独喜爱卫子夫，平阳公主“因奏子夫送入宫”，给了武帝，年余，有身孕。武帝陈皇后母陶长公主（武帝之姑）听说卫子夫得到武帝宠幸怀了孕，很妒忌，乃使人捕了卫青。当时卫青给事建章（宫名），未知名。幸赖卫青的好友骑郎公孙敖率领壮士数人把他抢救出来。武帝闻知其事，召见卫青及其亲属，厚加赏赐，以青为建章殿侍中。不久，武帝立卫子夫为夫人（后立为皇后），擢卫青为太中大夫。
善骑射，有将才卫青做了几年太中大夫，武帝察知其善骑射，有将才，乃改其文秩为武职，任之为将军，委以抗击匈奴的重任。
元光五年（公元前30年），匈奴单于出兵侵扰上谷郡（今河北西北部），杀掠吏民。武帝拜卫青为车骑将军，从上谷出击，以公孙敖为骑将军，从代郡（今河北西北部、山西东北部一带）出击，以太中大大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由云中郡（今内蒙河套地区东部）出击，以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从雁门郡（今山西西北部）出击。结果，公孙敖、李广两军俱为匈奴所败，公孙贺军无所得，唯独卫青所率一军追击匈奴至龙城，“斩首虏数百”，以功赐爵关内侯。
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秋天，匈奴骑兵二万入侵扰辽西郡（今辽宁西部、河北东北部一带），杀辽西太守，虏掠二千人；又侵扰渔阳郡（今河北北部）、雁门郡。卫青奉命率骑兵三万人从雁门出击，击败匈奴，“斩首虏数千人”。第二年，匈奴又侵扰辽西、上谷、渔阳各郡。卫青率领所部从云中出击，又经云中郡至朔方郡（今内蒙河套以南伊克昭盟等地）之高阙向西扫荡追击，直至陇西郡（今甘肃西南部）。这次漠南之役，卫青所部汉军纵横数千里，击败匈奴，“捕首虏数千，畜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战后，封卫青为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筑朔方城。
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汉书·外戚传》。
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匈奴右贤王多次率兵侵扰朔方城。武帝决定大举反击，命车骑将军卫青率所部三万余骑从高阙出击；同时，以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各率所部从朔方出击，皆受卫青指挥。另外，又以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各率所部从右北平郡（今辽宁西北部、河北东北部）出击。以上各军共十余万人。这次战役大败匈奴部众，右贤王率领残部数百骑远遁，“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十百万（数十万以至百万）”。大军还至塞上，武帝“遣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后又加大司马之号。并封其子卫伉、卫不疑、卫登及其部将为侯。
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春天，大将军卫青奉命从定襄郡（郡治在今内蒙和林格尔以北）出击，以合骑侯公孙敖为中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这年夏天，卫青又率六将军从定襄出击，“斩首虏万余人”。但苏建、赵信率所部三千余骑逢匈奴单于所部大军，接战一日，汉军寡不敌众，死伤殆尽。赵信降匈奴，唆单于远走漠北，俟汉军远征疲敝而击破之。单于听从他的计策，远走漠北。
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匈奴单于远走漠北后，武帝作出决策，令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深入漠北，以步兵数十万人随其后，另有担任运输的军马数万匹，军容甚盛。命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分两路出击。又以郎中令李广为前将军，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主爵都尉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皆随从大将军出征。卫青率领所部出塞后，侦知单于所在，乃自率精兵出塞千余里，直抵漠北单于屯兵处，见单于正率所部结阵以待。于是，两军展开决战。卫青令汉军以兵车环结为营，而以精骑五千往袭单于营。傍晚，大风，飞沙走石，两军不相见，卫青乘势从左右两翼包围单于营。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估计不能取胜，遂乘六骑，“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黑，汉匈两军展开搏斗，杀伤大抵相当。卫青侦知单于逃走，发轻骑追之，自以大军随其后，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未擒到单于，直追至寘颜山赵信城而还。“凡斩首虏万九千级”。骠骑将军霍去病一军，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击，奔驰二千余里，越过大漠，大败匈奴左贤王部，斩获七万余人。合计卫霍两军斩获约九万，而汉军亦损失士卒数万、战马十一万匹。这次漠北之役，是抗击匈奴三大战役（漠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中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战役。经过三大战役之后，匈奴主力被歼。从此，单于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漠北战役以后，西汉以战马损失过多，又以当时正从事于消灭东南、西南割据势力，不能兼顾，不久霍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匈奴也因疲敝而数使使于汉，“将辞甘言求请和亲”。汉匈之间暂时相安无事。
元封三年（公元前08年），卫青病逝，谥长平烈侯，与平阳公主合葬，起冢象庐山，以纪念其破匈奴之功。
卫青有三子，皆以卫青战功封侯。武帝末年，迷信巫蛊，怀疑有人诅咒他，派人搜捕巫蛊，公卿王侯因此被杀者甚多，卫皇后两女及卫伉皆被杀。征和二年（公元前9年），卫皇后和太子都因巫蛊受害，卫氏全家亦遭到灭卫青尊贵之后，平阳公主改嫁于他，但早死，故卫青死后与其合葬。
族之祸。
仁善退谦卫青出身家奴，虽因其姊之故，得以出贱入贵，亦由其有将帅之才，所以能得到武帝的重用，能够建立战功，得到高官厚禄。他尊贵后，又能谦虚谨慎，宽厚待人，故司马迁称其“为人仁善退谦”；班固亦称“青仁，喜士，退让”，在作风上与他的外甥霍去病的恃贵而骄、不恤将士有所不同。史称“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贵诚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以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2这件事情说明汲黯不以卫青地位尊贵而卑恭屈膝；卫青并不因此责怪汲黯，反而更加尊敬他，可谓谦恭待人、礼贤下士。
但卫青在谦虚谨慎中过于小心拘谨，“以和柔自媚于上”，一味顺承武帝旨意，不敢有所谏诤；他虽然“喜士”，也能“礼贤下士”，却不能招贤荐士，苏建劝他注意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霍去病也是如此。卫青、霍去病处于亲近的地位，深知武帝不满意诸侯王结交宾客，为了保全禄位，所以不敢招贤荐士。司马迁、班固认为为将之道不应如此，故在《史》、《汉》传赞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言及之。2《汉书·汲黯传》。
指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
第二节霍去病年轻为将，号称冠军霍去病（前40—前7），系卫青姊卫少儿之子。他的生父霍仲孺，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当过平阳县小吏，因事常到平阳侯家，与其家侍婢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不久，霍仲孺还家娶妻，生子霍光，遂与少儿断绝往来。后来少儿妹卫子夫立为皇后，少儿更嫁为詹事陈掌妻，少儿姊君孺也更嫁太仆公孙贺。数年之间，卫氏家族由贫贱平步青云，富贵无比。去病亦以皇后姊子早贵，年十八，为侍中，出入宫禁，侍从武帝，深受信任。武帝以霍去病善于骑射，令其随卫青出征。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大将军卫青从定襄（今内蒙河套东部一带）击匈奴，接受武帝诏令，任二十岁的去病为票（骠）姚校尉，以所部壮士为其部属。去病勇敢善战，率领所部轻骑兵八百人，驰驱数百里，奔袭敌营，予敌以重创，“斩捕首虏过当”，即斩获超过损失之数。论功行赏，武帝以去病为首功，封去病为冠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春天，武帝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品秩与大将军相等。去病率领精骑万人，从陇西郡（今甘肃西部）出击，历经匈奴五王属地，转战六月，过焉支山千余里，俘获匈奴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捕斩“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武帝下诏增封去病爵邑二千户。这年夏天，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数万骑兵从北地郡（今甘肃北部、宁夏南都一带）出击，去病率领所部深入敌境二千余里，越过居延，过小月氏，直抵祁连山（在今酒泉、玉门以南的甘青边境），大败匈奴军，捕获单桓王、酋涂王，匈奴相国、都尉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匈奴军被歼灭十分之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河西战役。战后论功行赏，武帝增封去病爵邑五千户，并封其有功的部将鹰击司马赵破奴为从骠侯，校尉高不识为宜冠侯，校尉仆多为辉渠侯。
这年秋天，匈奴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武帝命令骠骑将兵往迎之。休屠王后悔，浑邪王杀之，并其众。骠骑将军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裨将见汉军，而多不欲降者，颇遁去。骠骑乃弛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诣至，“降者四万余人，号称十万。”在这次迎接匈奴浑邪王归降中，霍去病又立大功。武帝下诏表彰去病功绩，又增封其爵邑一千七百户。由此，“去病日以尊贵，比大将军矣”。不久，汉在河西地区设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汉与西域之间的交通，从此畅通无阻。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春天，汉武帝命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大将军卫青各率五万骑兵出塞，“步兵转者踵军后又数十万人，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原先决定去病从定襄出击，与匈奴单于相当；后由俘虏口供获悉单于往东的消息，乃变更计划，令去病率领所部东出代郡（今河北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在北平郡（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北部一带），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击。卫青率领所部从定襄北上后，方侦知匈奴俘虏所供情报不确，单于仍留在定襄以北地区，并未东去，于是，卫青立即度过大漠直追单于大军，与之展开激战。由霍去病率领的东路军，从代郡、右北平郡出击，2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卫将军骠骑将军列传》和《汉书·霍去病传》。北度大漠，奔袭二千余里，与匈奴左方（即东方）兵接战，大获全胜，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2，执卤（虏）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约歼灭匈奴左方兵十之二三。此战，史称漠北战役。汉武帝以为这次战役中霍去病所部斩获甚多，厚加赏赐，增封去病爵邑五千八百户，并下诏予以表彰。又封其部将路博德为邳离侯，卫山为义阳侯，复陆支为杜侯，伊即靬为众利侯（后二人为匈奴降将），李敢为关内侯。卫青因斩获不多，未蒙赏赐，其部将亦未有封侯者。又增设大司马一人，由霍去病充任，令其品秩俸禄与大将军相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
壮年逝世，战功卓著元狩六年（公元前7年），霍去病病逝，年方三十三岁。武帝非常哀悼，下葬之日，令由匈奴归降将士组成的属国军穿着黑甲送葬，自长安至茂陵（在长安以西，今陕西兴平县东），络绎不绝。为他建造了一座巍峨的坟墓，以纪念他在抗击匈奴战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谥号景桓侯。
去病死后，由其子霍嬗袭冠军侯爵位。嬗后来随从武帝到泰山封禅时夭亡。去病有两孙霍云、霍山。昭帝时，云官居中郎将之职，山为奉车都尉。霍光临终，愿将国邑三千户分封霍山，汉宣帝乃封山为乐平侯；不久，又封霍云为冠阳侯。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年），霍云、霍山与霍光之子霍禹皆以谋反被处死，自霍去病、霍光以来显赫一时的霍氏家族终遭灭族之祸。霍去病在抗击匈奴战争中，战功卓著。“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皆以将军（按另两出为校尉，从卫青出征），斩首虏十一万余级；浑邪王以众降数万，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其歼敌之众，辟地之广，在同时诸将中可谓首屈一指。武帝封他为冠军侯，就是表彰其勇冠三军之意。他“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作战之先，“所将常选”，“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这说明去病所部，是得到特殊照顾优先挑选的。临战时，他身先士卒，“常与壮骑先其大军”，“亦敢深入”。武帝常欲教之孙武兵法。他答道“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古兵法。”说明他很注意在实战中运用战略战术。武帝为他修建了宅第。但是，由于他少年得志，生活优越，养成骄奢的习气，身为大将，却对部下将士漠不关心，不了解他们的疾苦。据史籍记载，他奉命出征时，武帝常调拨给他数十辆车的食物作为犒劳，但他却留着自己使用，宁肯腐烂掉，也不分给将士，“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有时，他远征塞外，粮食供应困难，士卒愁苦，他却在踢球作乐，不去抚慰。其恃贵而骄，不恤士卒，“事多类此”。《史记》、《汉书》以此来说明他的特殊作风。对于一个统率大军的将帅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点。
狼居胥山，当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
2翰海，即今西伯利亚之贝加尔湖。
第三节李广年少从戎，屡任边将李广（？—前9），西汉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通渭县东）人，秦始皇时大将李信之后。他的先世原居长安附近之槐里，后来迁徙成纪，世代为将，以善骑射著名当世。他和卫青、霍去病同是西汉的名将。
李广“结发从戎”，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抗击匈奴侵扰势力的战争。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领骑兵十四万人大举南侵，攻朝那、萧关（朝那县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县东；萧关在朝那县境），前锋直抵离长安不远的雍县、甘泉（甘泉宫）。文帝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李广以良家于弟从军。他善于骑射，奋勇杀敌，擢升为中郎，不久，升迁为武骑常侍，常随从文帝射猎。文帝见李广格杀猛兽，勇力过人，深为叹赏，对他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当高皇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
景帝即位之初，李广任北地郡都尉，不久，调回京师，任骑郎将。吴楚七国之乱时，广任骁骑都尉，随太尉周亚夫与叛军激战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城下，夺得敌军军旗，威名大震，由此知名当世，梁孝王刘武以将军印赐之。战后论功行赏，朝廷以广身为汉将，不应接受藩王官印，故未加赏赐，徙为上谷郡（在今河北北部）太守。典属国公孙昆邪谏景帝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恐亡之。”于是，乃徙广为离京师不远的上郡（今陕北一带）太守。不久，又转任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各边郡太守，“皆以力战为名”。景帝末年，李广又任上郡太守。景帝派中贵人（宫内贵官）到上郡视察李广所部的作战演习。中贵人率领骑兵数十人先行，忽遇三个匈奴人，双方交战，中贵人被射伤，随从骑兵亦多被射杀，中贵人逃回李广营中告知其事。李广认为这是三个射雕的匈奴人，乃率领骑兵一百人前去追赶，射死二人，生擒一人。正返回时，忽然望见前方有匈奴骑兵数千人挡住去路。李广的部下以敌我势力相差悬殊，惊恐异常，慌忙上马，欲疾驰回营。李广说“我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因令兵士继续前进，进至距匈奴军营二里之处，“下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见之，以为诱兵之计，恐中埋伏，果然不敢出击，夜半解围而去。
号为“汉飞将军”
武帝即位后，“以为广名将也”，从上郡太守调入为掌管宫门屯兵的卫尉。元光二年（公元前33年），武帝采纳王恢之计，引诱匈奴单于入塞，然后伏兵袭击之。李广奉命为骁骑将军，与护军将军韩安国等率兵十余万埋伏马邑（今山西朔县）山谷中，后来单于发觉中计，急忙出塞，广等无功而还。
元光六年（公元前29年），匈奴侵扰上谷，杀掠吏民，武帝遣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各率骑兵万人反击匈奴。李广奉命率领所部从雁门出击，遭遇匈奴大军。在众寡悬殊情况下，本节主要取材于《史记·李将军列传》和《汉书·李广传》。
兵败被虏。匈奴单于知道李广贤能，命令把李广押去见他。匈奴士兵因李广受伤，在两马之间套上绳索，令其卧在绳索上。走了十余里，李广装着伤重昏厥过去，察觉道旁有一骑骏马的匈奴小儿，趁其不防，腾身上马，推儿下地，取其弓箭，鞭马疾驰，南行数十里，遇见所部残军，率之入塞。匈奴遣数百骑追之，被李广射杀殆尽。回到长安，朝廷以广兵败被虏，士卒伤亡大半，论罪当斩，赎为庶人。广罢职居家时，常到蓝田（今属陕西）南山射猎，夜半归家，行经霸陵（在长安东郊，今西安市东），霸陵县尉责以不当夜行，把他拘留于霸陵亭下，广恨之。
元朔元年（公元前28年），匈奴侵扰辽西郡，杀辽西太守，击败韩安国所部汉军，于是，武帝起用李广为北平郡太守。临行，请调霸陵尉同去，“至军而斩之”，上书谢罪。武帝下诏表示不加追究，并勉其率军御寇，以安边陲。广守右北平数年，匈奴畏之，不敢寇边，号之为“汉飞将军”。不久，郎中令石建病死，武帝召李广回朝，命其为郎中令。
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击匈奴。武帝以李广为后将军，与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中将军公孙敖、强弩将军李沮等随同大将军出征，“诸将多以军功封侯”，而李广无功，不得封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汉军大举击匈奴。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从陇西出击，郎中令李广、博望侯张骞从右北平出击，结果，西线大获全胜而东线失利。东线兵力比较单薄，由李广率四千骑为前锋，张骞率万余骑随其后。广军行数百里，匈奴左贤王率四万骑围广，广所部兵士以敌我相差悬殊，非常惊恐。为稳定军心，李广命其子李敢率数十骑驰往敌营附近观察动静。李敢回报说“胡虏易与耳。”于是，军心乃安，从容不迫地摆出环形阵势，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不久，匈奴发动猛攻，矢下如雨，汉军伤亡过半，弓矢也快用完了。李广乃令将士矢无虚发。他连发数弩射死匈奴裨将数人，匈奴军队暂时向后退却。到了晚间，将士畏惧匈奴军队乘夜偷袭，惶恐不安，“而广意气自如”，“军中服其勇”。次日，正当与匈奴力战之际，张骞所率大军前来接应，匈奴军乃解围而去。在这次战役中，张骞以行军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李广虽然以少敌多，但按照汉法，以李广所部伤亡大致与杀伤敌军相当，功过相抵，未能得到赏赐。
“数奇”而遭不公平“待遇”
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分别率领大军北伐匈奴。李广多次要求参战，武帝以为他年老，弗许，考虑良久，才命其为前将军，隶属大将军卫青。卫青侦知单于所在之地，自率精兵前往，准备与单于统率的大军接战，而令李广与赵食其所部并为一军，从东道出击。东道不仅绕道，路程较远；而且所经地区水草缺少，行军困难。李广对卫青说“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乃今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卫青因暗中受到武帝告诫，以为“李广数奇（命运乖舛），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同时，卫青好友公孙敖因不久前战败失去侯位，亦愿让他共击匈奴单于，给予立功的机会，因而不用李广为前锋，徙其出东道。广知之，深感不平，向卫青固辞前往东道，卫青不允，李广含怒，不告而别，不得已仍与赵食其俱出东道。由于没有找到向导，迷失道路，未能度过漠北，与匈奴接战。卫青率大军与单于接战后南返，乃与李、赵两将军会合，因遣长史责问其失道情况，并令到大将军幕府对簿。李广对其部下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矣。”乃以佩刀自刭而死。他的死，引起了兵士们和百姓们的深切哀悼。李广出身行伍，以战功位至二千石，两为九卿（卫尉、郎中令），七任边郡太守，历仕文、景、武三朝，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以善骑射、有勇略、能力战著名当世。特别是他的廉洁奉公、与士卒共甘苦这种为国忘身的优良作风和爱国精神，更是难能可贵，感人至深。史称李广为人廉洁，“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将兵，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所以他死时，“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素相识与不相识），无老壮皆为垂涕”。
司马迁叹道“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这是对李广质朴诚信作风无限的怀念，也是对他遭受不公平待遇以至自到深切的同情。后人所谓“李广无功缘数奇”，实在是莫大的误会，远不如司马迁了解李广及其遭遇之深。
汉武帝拘泥于汉法，对李广赏赐过薄，不予封侯，位不过九卿。李广曾发过牢骚“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妄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后人，然终无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弦外之音，他本人不负于世，而武帝却亏待了他。武帝妄称李广“数奇”，而偏爱卫青、霍去病，显然是不公平的。
李广死后，其子李敢、其孙李陵皆以勇略而参与对匈奴的战争。李敢在漠北战役中，随从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力战，夺得左贤王军旗，以功封关内侯，代其父李广为郎中令。敢怨大将军卫青刁难其父，令其饮恨而死，乃击伤之。骠骑将军霍去病怨敢击伤其舅卫青而射杀之。李陵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深入匈奴境内作战，因寡不敌众，又被切断粮道，遂投降匈奴。这是李氏的悲剧。
王维《老将行》。
第十七章张骞苏武张骞通西域，苏武使匈奴，均以对外特殊表现为汉名臣。
第一节张骞通西域匈奴、大月氏和西域诸国张骞（？—前4），西汉汉中郡城固县（今陕西成固县东）人。武帝建元年间，骞为郎官。当时汉武帝正准备反击匈奴，从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域有大月氏国，与匈奴为敌。大月氏与乌孙原居河西地区的敦煌、祁连间。后来匈奴攻破大月氏，杀大月氏王，以其头为盛酒的饮器，月氏人被迫西迁，迁徙到西域的伊犁河流域（今新疆西北部）。匈奴又指使乌孙远攻大月氏，大月氏又被迫西迁，迁徙到妫水（今中亚阿姆河）流域，因而与匈奴积怨甚深；但却无人援助，与之共击匈奴。汉武帝听说这个消息，为了截断匈奴的右臂（西域在匈奴之右），必须联络西域诸国，特别是联络大月氏，利用它同匈奴之间的矛盾，与之夹击匈奴。建元三年（公元前38年），武帝下令招募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的使臣，张骞便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出使西域。汉代的西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泛指今玉门关、阳关（皆在今甘肃西北部）以西，经过天山南北，越过葱岭，直至中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是指我国新疆天山南北、葱岭以东、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方。这一地区，小国林立，号称三十六国，后来又分为五十余国，是从汉朝通向葱岭以西诸国的交通孔道。当时通往岭西诸国的道路有南北二道南道诸国有鄯善、婼羌、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拘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等国，皆在今昆仑山以北、塔里木河以南，由莎车（今新疆莎车）向西越过葱岭，通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诸国，由此向南，可通身毒（今印度半岛）。北道诸国有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渠犛、焉耆、尉犁、危须、山国等国，皆在今天山以南、塔里木河以北，由疏勒（今新疆喀什）西越葱岭，通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一带）、康居（今中亚阿姆以东、巴尔喀什湖以西之地）、奄蔡（约在今咸海、里海一带）诸国。南北道诸国，皆在今新疆天山南路，居民大多数从事农业，也有畜牧业。天山以北，有姑师（后分为车师前国、后国），且弥东、西国，卑陆前、后国，蒲类前、后国等国。这些地方的居民大多过着游牧生活，姑师一带农业比较发达。西域三十六国人口稀少，最大的龟兹，有八万多居民，最少的只有数百人，除王以外，还设有辅国侯、左右将、骑君、都尉、译长等官职。在张骞通西域前，西域三十六国受匈奴的役属，由匈奴西边的日逐王派遣僮仆都尉进行统治，经常率领数千骑兵巡逻各地，并征收繁重的赋税。
在西域三十六国以北，今天山北路的伊犁河流域有乌孙族。乌孙人原居河西地区，后来乌孙人在匈奴指使下远攻已迁至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大月氏又被迫西迁，乌孙人就在伊犁河流域定居下来。乌孙有人口六十余万，骑兵十八万多人，过着游牧生活，国王号称昆弥，下设相、大禄、左右大将、侯、大将、都尉、大夫、大吏、舍中大夫、骑君等官吏治理政事。乌孙原来役属于匈奴，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反抗匈奴的控制；同时，天山南北三十六国不堪匈奴繁重的赋税，也渴望脱离匈奴的羁绊。
张骞出使西域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张骞传》。
正在西域各国与匈奴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张骞来到了西域。建元三年，张骞应募出使之后，偕同堂邑氏家的家奴甘父以及随从百余人一起从长安出发，取道陇西郡进入匈奴境内，被匈奴捕获，送到单于驻跸的地方。单于下令把张骞扣留起来。经过十余年之久，张骞已在匈奴娶妻生子；但他仍然手持汉节，不忘记他的使命。甘父原本是匈奴人，善于骑射，穷困时，依靠他射猎鸟兽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后来他们设法逃出匈奴，向西走了几十天，经过姑师（今新疆土鲁番一带）、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等地，越过葱岭，到达大宛。大宛王早已听说汉朝的富强，渴望同汉朝通使往来，见张骞到来，非常欢迎；并问他们的去向。张骞说明自己是出使月氏的汉朝使臣，经过匈奴被拘留了十余年，现在逃出匈奴来到大宛，请求派人送到月氏，将来返回汉朝，定当厚报。大宛王深以为然，派遣向导和翻译把张骞送到康居，又由康居送到大月氏。张骞劝说大月氏东归河西地区，与汉夹击匈奴。那时，大月氏打败大夏，占领了肥沃的妫河流域，“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不愿东归。张骞居住大月氏很久，始终得不着要领，只好动身返回长安，从大月氏经南道的莎车、于阗（今新疆和田）等地东归。行经匈奴时，又被俘获，拘留了一年多，适逢单于死后匈奴发生内乱，才又同堂邑父（甘父）携带在匈奴的妻子逃出匈奴，于元朔三年（公元前2年）回到长安。从出使到返回前后达十三年之久，初行时百余人，生还的仅他和堂邑父而已。汉武帝深为嘉奖，拜骞为太中大夫，封堂邑父为奉使君。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同西域各国开始建立联系，知道了许多有关西域地区的山川、地形、物产、人口、风俗等情况，回到长安后报告汉武帝，增进了汉朝对西域情况的了解。
经营南线的建议张骞在出使西域路经大夏时，曾经见到了蜀郡出产的蜀布和竹杖。据大夏商人说，是在大夏东南数千里外的身毒买来的。大夏位于汉的西南，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想必离蜀郡不远。从汉地经过匈奴或羌地到西域去，道远而又艰险，又可能被匈奴捕获，莫如从蜀地经过“西南夷”地区，穿过身毒到西域去，路程既近，又无被匈奴截获的危险。他向武帝陈说通西域之利，以为葱岭以西的大夏、安息诸国都是大国，出产奇珍异物，当地的风俗习惯与中国大同小异，但其兵力较弱；大宛以北的大月氏、康居等国虽然兵力较强，也都“贵汉财物”，如能赠以财物，令其入朝，这样，不用动用兵力，就可使其归服，“则广地万里，重九泽，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武帝听后，“欣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蜀郡、犍为郡（今四川南部、贵州北部一带）派遣使者，从冉駹（今四川西北部茂汶一带）、筰都（今四川西部汉源一带）、邛都（今四川西昌一带）、僰道（今四川宜宾附近）四条路线出发，各行一二千里，结果没有找到通身毒之路；后来又听说西南有滇越（今云南昆明一带）可通身毒，乃派使者至滇。武帝原来就有意“通西南夷”，以费用颇大，宣告中止。这时听张骞说可从西南通西域的建议后，又重新继续经营西南。后来虽然始终未能找到从西南通西域的道路，但却起了加强经营西南地区的作用，在那里设置了许多郡县。
元朔六年（公元前23年），武帝以张骞曾经留居匈奴十余年，熟悉当地情况，令其为校尉随从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由于张骞熟悉地形，了解沙漠地区的水草地，使得汉军饮水“不乏”。大军凯旋之后，论功行赏，封张骞为博望侯。元狩二年（公元前2年），以张骞为卫尉，令其与李广从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辽宁西北部一带）击匈奴。李广率四千余骑为先锋，张骞率万余骑殿后。由于张骞所部行军迟缓，未能按预定日期到达，以致李广所部被匈奴大军包围，伤亡较重。张骞以后期贻误戎机论罪当斩，允其赎罪，免官为民。这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浑邪王降汉，河西地区归属汉朝，于是，汉与西域之间的交通遂畅通无阻。
第二次通西域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张骞又向武帝提出再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东归河西地区共击匈奴的建议，说乌孙原处于祁连山、敦煌之间，乌孙王昆莫本来臣属于匈奴，后来兵力稍强，不肯复朝事匈奴，双方发生摩擦，乌孙远徙。如今匈奴单于困于汉，而河西地区空无人，蛮夷俗尚故地，又贪财物。如果现在厚币赂乌孙，招以东居其故地，与汉结为兄弟，就可以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任命他为中郎将，率领随从三百人，每人给马二匹；并携带牛羊万头和价值数千万的金帛；另有持节副使多人，如道路方便，即派遣其到其他诸国通好。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没有受到匈奴阻拦，顺利地到达了乌孙。到了乌孙后，张骞说明来意。乌孙自以距匈奴近，大臣皆畏匈奴；距汉远，又未知其大小，不愿东归。张骞留乌孙久之，不得要领，因分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其他诸国。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张骞返回长安时，乌孙派使臣携带礼物随同前来，窥视汉朝情况，看到汉朝地广人众，国势富强，回报乌孙王，遂与汉朝和亲。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经过六年之久，虽未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却加强了汉朝同西域各国的联系。张骞回长安后，被拜为大行，掌管各族事务。过了一年多，于元鼎三年（公元前4年）病卒。他死后一年多，所遣副使也分别回到长安，各国使臣也随同前来，纷纷与汉朝建立联系，“于是，西北诸国始通于汉矣”。促进中西的交流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朝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日趋密切，使节往来日益频繁。张骞虽已病逝，但是他的声名卓著，“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自张骞以通西域致身显贵，著名中外，“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为备众遣之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指罗马帝国之亚非部分）、条支（约在今伊拉克东南部）、身毒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返）”。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臣以及从西域到长安的使者络绎不绝。
张骞出使西域前后十九年之久，行程数万里，途中历尽艰辛；但他以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终于完成了出使的任务。从此以后，西域天山南北各国相继归汉，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亦由此开辟，这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苏武奉使匈奴苏武（？—前0），字子卿，西汉杜陵县（今陕西西安市东南）人。他的父亲苏建在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27年）以校尉随从大将军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平陵侯，曾率领兵士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南），后来升任卫尉之职。元朔五年（公元前24年），苏建以卫尉为游击将军随从卫青出朔方郡（今内蒙河套以南地区）击匈奴，斩获颇多。第二年，大将军卫青率六将军从定襄郡（今内蒙河套以东地区）出击，苏建任右将军，会同前将军赵信率三千余骑北上，与匈奴单于所率数万大军遭遇，激战一昼夜，部下伤亡殆尽，赵信降匈奴，苏建脱身归，以失军罪论斩，允许缴纳赎金，免官为民。苏建晚年被起用为代郡太守，终于任所。苏建有三子，以次子苏武最为知名。
苏武少年时，因其父为九卿，按照汉朝任子制的规定，他与他的兄弟们同任郎官之职。不久，升任厩中厩监。
当时汉匈战争频繁，但双方仍通使往来不绝，观察对方情况。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匈奴先后留汉使路充国等十余人，不遣送回国；汉朝也是采取同样办法，所留匈奴使节大致与匈奴所留汉使数字相当。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00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新立，畏惧汉朝兴兵北伐，“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以其态度恭顺，派苏武为中郎将，命其持节护送过去所留匈奴使者归国，并以礼物厚赠与单于，以为答谢。苏武与副使张胜（时为副中郎将）偕同随员常惠等以及卫士百余人来到匈奴，完成使命。
杖节不亏单于准备派人护送苏武等回国，忽然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情。原来在太初二年（公元前03年），汉浚稽将军、浞野侯赵破奴兵败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汉官虞常和匈奴降将缑王（河西战役中随同浑邪王降汉）等。苏武等到匈奴后，缑王与虞常合谋正准备劫持单于之母阏氏归汉。虞常在汉时与张胜相知，乃以其密谋告知张胜，张胜表示。后来密谋泄漏，缑王等被杀，虞常被擒，供出张胜参预密谋。单于怒，欲尽杀汉使，后来听从臣下意见，命降臣卫律胁迫苏武等投降。苏武觉得屈节辱命，无颜归汉，乃引佩刀自刺。卫律大惊，急忙抱持已受重伤的苏武，召来医生治疗，“凿地为坎，置煴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苏武复苏后，常惠等把他抬回营中，“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
苏武痊愈后，单于又派卫律前去劝降。卫律当苏武、张胜之面将虞常斩首，然后举剑击张胜，张胜请降；又举剑欲击苏武，“武不动”。卫律以威胁无效，又以利诱。他对苏武说“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谁复知之！”苏武痛斥卫律说“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卫律知苏武终不肯降，乃报告单于。单本节主要取材于《汉书·苏武传》。
于更想要他投降，将他幽禁在装粮食的空窖中，不给饮食，想迫使他投降，适逢天降雨雪，苏武饥则吞毡，渴则饮雪，数日不死。匈奴人叹为神奇，乃把他迁徙到北海（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上，使其牧羝羊（公羊），告诉他说等候羝羊产乳才放他回去。苏武到北海后，无人送食，以挖掘野鼠所藏的草实作为食物，经常手持汉节牧羊；过了几年，节上旄毛脱落殆尽。
苏武在汉时，与李陵同为侍中，平素交情颇深。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即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投降匈奴。他深知苏武为人，不敢见苏武。后来单于派了李陵前去北海劝降。李陵到了海上，置酒设乐，与苏武欢饮数日，乘间劝苏武说“单于闻陵与子卿素厚，故使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无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又说，你的兄弟，听说皆坐事自杀；我来时太夫人（指苏武母）已不幸；你的妻子已改嫁了；还有你的两个妹妹、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李陵劝说数日，苏武始终没有动摇。他告诉李陵，如欲逼降，愿“效死于前”。李陵见其至诚，深深叹息“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沾衿，告别苏武而去。
完节归汉昭帝即位后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朝因遣使寻求苏武、常惠等，匈奴诈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再次来到匈奴，常惠说通看守他的人，夜间往见汉使，告以苏武未死；并教使者对匈奴单于这样说汉天子在上林苑打猎，获得一只雁，雁足上系有帛书，书上写明苏武现在某地大泽中。使者见到单于后，按照常惠所教的那一番话，责备单于不诚实。单于大为吃惊，只得承认“武等实在”。随即召见苏武及其部属常惠等人，允其归汉。除去投降匈奴和已经死去者外，随同苏武回国的仅有常惠等九人。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年），苏武一行到达阔别多年的长安。昭帝下诏令武等拜谒武帝陵园，任命武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随武出使的常惠、徐圣、赵终根等三人，皆拜为中郎，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告老还乡，赐每人钱十万，终身免除赋役。“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西汉一代奉使不辱使命者，以苏武、张骞为最著。
苏武归国的第二年，即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左将军上官桀、骠骑将军上官安父子、御史大夫桑弘羊与昭帝兄燕王旦、昭帝姊鄂邑长公主等阴谋发动政变，废昭帝，黜霍光，立燕王为帝。政变失败后，苏武之子苏元因参预上官安密谋被处死；同时，武又与上官桀、桑弘羊友善；燕王旦又曾上书为苏武回国赏赐太薄鸣过不平，廷尉奏请逮捕苏武，霍光以武有重名，且未参预政变，不加追究，仅罢免他的官职而已。昭帝死后，“武以故二千石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卫将军张安世荐其“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宣帝起用他为典属国，“甚优宠之”。朝廷大臣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平恩侯许广汉等“皆敬重武”。宣帝悯武年老，其子苏元前被处死，无人侍奉，询问苏武在匈奴时有无子女。苏武报告，在匈奴时曾与当地妇人通婚，生子名通国，因奏请宣帝准其用金帛赎回，随从汉使归国，立为后嗣。宣帝许之。后来通国随汉使回长安，任为郎官。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0年），苏武病故，终年八十余岁。
名垂青史苏武为人廉洁，所得赏赐皆施与亲友中贫困的人，死后，“家不余财”。宣帝甘露年间，“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苏武归汉时，李陵为之饯别，曾说“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后来事实证明这一番话确非虚誉之辞。直到唐朝，各地尚有苏武庙，受到后人的瞻仰凭吊。如唐末著名诗人温庭筠《苏武庙》诗云“苏武魂销汉使前，古祠高庙两茫然。云边雁断胡边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茂陵不见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这首诗表达了后人对他高风亮节的无限崇敬；同时对于汉朝赏功太薄也不无遗憾。
第十八章桑弘羊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是武帝时期的理财名臣。孔仅、东郭咸阳在武帝时期的盐铁经营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本章主要取材于《史记·平准书》及《汉书·武帝纪》、《食货志》等，还参考了《盐铁论》。第一节桑弘羊的时代背景及其政治经济思想桑弘羊的时代背景桑弘羊（前52—前80），西汉洛阳（在今洛阳东北）人。
汉武帝时，由于大事兴作，巨款开支，弄得“财赂衰耗而不赡”，不仅使汉初七十年间的积蓄为之一空，“府库并虚”，而且广大农民由于繁重的赋税徭役和豪强、豪商的盘剥，日趋穷困，加上连年天灾，纷纷破产流亡。这种民穷财尽的困难局面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使垂成的功业隳于一旦，还有可能使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危及西汉封建统治。
此时，豪商大贾们却“乘上之急，所卖必倍”，“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甚至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利用汉初以来“开山泽之禁”的政策，操纵冶铁、煮盐、铸钱等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生产部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皇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面对此严峻的情势，汉武帝决心进行财政经济改革，从元狩三年（公元前20年）起，开始重用“兴利之臣”，选用善于理财的人，任命他们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其中最受信任的是桑弘羊。
桑弘羊出身于洛阳商人。洛阳处于汉朝中心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已发展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桑弘羊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又受家庭经商的影响，所以从幼年时代就开始接触工商业业务，学到工商业知识，据说他能“以心计”，而不用筹码（当时一般商人用竹制成的筹码进行运算）进行运算。武帝刚即位的那一年（公元前4年），他被召入宫廷任侍中之职，那时，他才十三岁。侍中地位亲近，“得入禁中”，经常接近天子，参预议论朝政。其中有不少人如卫青、霍光，得到皇帝赏识，升迁至高位。担任此职的，多系显官、贵戚以及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桑弘羊以商人子弟得膺此职，而历仕达二十余年之久，说明汉武帝对他特别重视。
桑弘羊的政治经济思想桑弘羊是具有法家思想的理财家。他强调厉行法治的重要性，主张设法奸禁。他以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惧），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所以必须严刑峻法。“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2他认为汉武帝任用酷吏杜周、王温舒等以严刑峻法为治，是必要的。他说“杜大夫（杜周）、王中尉（王温舒）之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3他对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推崇备至，说“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4《盐铁论·刑德》。
2《盐铁论·刑德》。
3《盐铁论·大论》。
4《盐铁论·非鞅》。
桑弘羊虽然推崇法治，但也常称引儒书，饰以儒术。他认为“仁”与“刑”并非对立，而是交互为用，“春夏生长，利以行仁，秋冬杀藏，利以施刑”5。他用四时的代谢说明“仁”“刑”二者之间相互为用的关系，颇有汉武帝杂霸王之道的气味。
桑弘羊还具有兴功利的思想。商鞅主张教耕战，实行重本（农）抑末（商）的政策。商鞅变法中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桑弘羊则肯定商业活动，对于春秋战国以来以经商致富的子贡、陶朱公、白圭、猗顿都是非常赞扬的7，特别是他对法家先驱人物管仲重视发展工商业更是颂扬备至。他说“《管子》云‘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8又说“《管子末利则本业何出？’”桑弘羊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本末并重，“农商工师，各得所欲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2他还认为城市的繁荣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经营工商业是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并列举当时齐之临淄、赵之邯郸、楚之宛等“富冠海内”的名都，以说明之3。桑弘羊这种重视工商业发展的主张，就是他所说的“开本末之途”中的“开末”。
但是，桑弘羊所要开的末，并非豪商大贾所经营的工商业，而是指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他认为，封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事务，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商业部门必须由封建国家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对于阻挠封建国家干预经济事务的豪商大贾必须予以打击。他斥责豪商大贾为“不轨之民”，“困挠公利，而欲擅山海”。
第二节桑弘羊的理财活动桑弘羊正式主持财政经济改革是从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20年）开始的。这年，武帝采纳大农令郑当时的建议，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三人中，桑弘羊最受信任。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中丞。元鼎六年（公元前年），武帝任命桑弘羊为治粟都尉4“领大农”，代行大农令事，“尽管天下盐铁”。从此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完全由桑弘羊负责主持。
桑弘羊与孔仅、东郭咸阳先后在财政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
算缗、告缗在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下和桑弘羊等的具体筹划下，西汉朝廷于元狩四5《盐铁论·论灾》。
《史记·商君列传》。
7《盐铁论·贫富》。
8《盐铁论·本议》。
《盐铁论·通有》。
2《盐铁论·本议》。
3《盐铁论·通有》。
4治粟都尉当为搜粟都尉，为大农令下属官。
年（公元前9年）颁布了算缗告缗令。所谓算缗，就是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所谓告缗，就是向朝廷揭发工商业者和高利贷者隐产漏税的违法行为。这既是为解决财政困难的燃眉之急，也有打击豪商的用意。“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于是，张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这时，桑弘羊正“以计算用事侍中”，算缗、告缗这项政策与其不无关系。算缗、告缗令的内容，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诸贾人末作（工商业主）、贳贷（高利贷者）、买居邑稽诸物（囤积居奇者）及商以取利者（一般商人），虽无市籍（不论有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每家估计财产多少呈报政府），率缗（“丝也，以贯钱”）钱二千而一算（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钱），诸作有租及铸（一般小工业者），率缗钱四千一算（四千钱抽税一百二十钱）；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除了官吏和乡官三老以及北边骑士外），轺者以一算（一般人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百二十钱），商贾人轺车二算（商人加倍，每辆轺车抽税二百四十钱），船五丈以上一算（五丈以上船只，每只抽税一百二十钱）；匿不自占（隐瞒不报），占不悉（呈报不实），戍边一岁（罚戍边一年），没入缗钱（没收财产），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赏给揭发者以没收财产之半）；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以便民，敢犯令，没入田僮（违令者，没收其田宅奴婢）。”由上可见，算缗、告缗的主要矛头是指向拥有大量资财、广占田宅奴婢的豪商大贾，这就是张汤所说的“锄豪强并兼之家”。
算缗令颁布之后，豪商大贾们强烈反对，“富豪皆争匿财”，对这项政令采取了抵制态度；只有以经营牧羊业起家的洛阳人卜式“愿输家之半”献与政府作充实边防之用。武帝以卜式为表现好的榜样，加以表扬和奖励，“以风百姓（商贾）”，然而“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能分财助县官”。武帝乃采用告缗手段。元狩六年（公元前7年），武帝派遣杨可主持告缗事；元鼎三年（公元前4年），重申告缗令。这时，任大农中丞的桑弘羊想是卖了力的。在告缗令贯彻实行之后，“中家（中等以上商人）大抵皆遇告”，由当时以严酷著称的御史中丞杜周负责审理全国告缗案件。凡是遇告的人很少有得到平反的。实行算缗、告缗的结果“得民财产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豪商大贾受到沉重的打击，而西汉朝廷由此获得了一笔巨款收入。
盐铁官营汉初以来“开山海之禁”，听任盐铁私营，豪商大贾和诸侯王纷纷冶铁煮盐，积蓄雄厚的经济力量，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于西汉皇朝都是十分不利的。元狩三年（公元前20年），御史大夫张汤秉承武帝旨意，提出了“笼天下盐铁”的建议。武帝当即采纳，任用熟悉盐铁业务的孔仅、东郭咸阳为大农丞，主管全国盐铁事务。元狩六年（公元前7年），孔仅、东郭咸阳提出了实行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规定食盐的生产“募民自给费，因官器《史记·酷吏·张汤列传》。
作煮盐，官与牢盆（煮盐工具）”。这就是说，招募盐户煮盐，费用自理，由官府供给煮盐用盆；煮成后，由官府按所值给价。至于铁器的生产，则规定在产铁地区设立铁官，就地冶铸；不产铁的郡国设立小铁官，利用收集废铁冶铸。食盐和铁器一律由官府统一销售，禁止私卖私铸，规定“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趾（用六斤重的铁镣锁在左脚上代替刖刑），没入其器物（没收私营者的生产用具和生产品）。”方案制定后，孔仅、东郭咸阳在实施过程中以权谋私利而被罢官。于是在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桑弘羊被任为搜粟都尉代领大农令事，直接管理盐铁。
桑弘羊到任后，立即派人到各郡国进行整理，清除积弊，并扩大盐铁官营的建置，在全国各地盐铁产区设立盐官三十五处、铁官四十八处。经过整顿，盐铁的产量和销售都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是当时经济改革中的一项最重要的成果。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酒榷”即酒类专卖。其法类似盐铁官营，由私家作坊酿造，由官府统一销售。实行之后，也起了开辟财源、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
改革币制汉初以来，听任郡国自由铸钱，私铸之风盛行。其结果，造成币制紊乱，铜钱大小轻重不一，劣币充斥市场。到了武帝时代，铜钱越来越轻、物价越来越贵的现象日趋严重。同时一些诸侯王和豪商大贾、豪强地主乘机利用财势操纵铸币大权，积蓄经济力量。文帝时，著名政论家贾谊曾建议禁止私铸，未蒙采纳。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在张汤的建议下和桑弘羊等的筹划下，为了“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西汉朝廷开始改革币制，发行新币。所发行的新币，一种是用白鹿皮制成的皮币，价值四十万钱，规定诸侯王觐见天子时必须用它作为献礼，实际上是强迫诸侯王捐献；另一种用银和锡的合金铸成的白金币，大者值三千钱，中者值五百钱，小者值二百钱；还新铸三铢钱，以代替过去的半两钱。规定凡是私铸金钱者都处以死刑。但是，由于白金币比值太高，私铸者甚多；三铢钱虽发行，而旧钱未收回，币制仍然很紊乱。后来又废白金，改铸赤仄钱。不久又因赤仄钱轻而贱，人民不愿使用，宣布作废。虽有禁铸规定，由于盗铸犯法的人多达数十万人，诛不胜诛，也无法实行。
元鼎四年（公元前3年），武帝采纳桑弘羊建议，采取废除一切旧钱，由国家统一铸造货币，彻底进行整顿“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入其铜三官。”这种新铸的钱，称为三官钱，亦称上林钱，后世称为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与实际重量相等，规格相同，质量较好，成本较高，使私铸者无利可图，从而杜绝了汉初以来民间私铸金钱的流弊，结束了汉初以来币制紊乱的状况。从此以后，全国货币统由政府铸造，币制归于统一。
均输、平准上林三官，系掌管上林苑的钟官、辨铜、均输三官，属水衡都尉。
为了制止豪商大贾们利用贱买贵卖、囤积居奇来操纵物价，牟取暴利，并借此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桑弘羊主管全国财政的时期，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实行了均输和平准。均输的设置，始于元鼎二年（公元前5年）桑弘羊任大农中丞时，先在一些地区试行。由于行之有效，元封元年（公元前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在中枢设立均输令，属于大农令，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管理均输事宜。所谓均输，就是调剂物资运输。据《史记·平准书·集解》均输，“谓诸当所输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这就是说，令各郡国把应当缴纳的贡赋都按照当地市价，缴纳当地出产的土特产，由各地均输官组织运输工具（其中一部分是由政府工官所制的运输工具），根据物资供需情况，或是运往京师，或是运往缺乏该项物资的地区出售。过去各地缴纳贡赋都是自备车辆或是雇商人的车辆运往京师，往往运费高于所运物资的价格；而且由于各种物资都集中京师，供过于求，而有的地方缺乏该项物资，却是供不应求，商人乘机牟取暴利。设置均输以后，既减少了人民远道贡赋的负担，以免商人从中渔利；又可使朝廷得以控制运输和贸易，从而增加了财政收入。后来又令远方各郡县“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作为贡赋，由官府就地出卖，既免运输之劳，又可调剂当地物价。
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过去商人经常抬高物价，特别是元鼎二年开始试行均输以后，由于政府各部门以及各地均输官争购物资，富商大贾更是乘机抬高物价，引起物价暴涨，影响政府的财政和人民的生活。元封元年（前0年），为了平抑物价，桑弘羊建议“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这就是说，在京师设立平抑物价的机构，它所需要的各类物资和车辆等器物，都由大农供应。由大农所属诸官把全国各地输纳的货物集中起来，作为资金，物价上涨时卖出，物价下跌时买入，使富商大贾无法牟取暴利，以稳定物价。
实行均输、平准的结果，不仅打击了富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的活动，有利于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同时也开辟了财源，为西汉朝廷增加了巨额的财政收入。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实行均输、平准之后，朝廷仓库储存的粟帛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郡）余谷满城尽带黄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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