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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均田令和北周保定元年（5）后的均田令，标志着均日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均田制度的演变，户籍格式逐渐定型为像西魏大统十三年那样的计帐户籍制度，这当然也要编造新籍。由于计帐户籍对人口的控制较严，所以北齐、北周虽为戎马倥偬的乱世，但两国人口的总数并不减于北魏盛世的人口总数，仍然达到三千多万口。
东晋南朝连续推行的九次土断措施，主要是把北来侨民断入黄籍，使他们也像土著居民那样向国家服役纳税。但把侨民断入黄籍，不一定具有向大族争夺人口的性质。这不仅因为有些侨民原来就在国家白籍上登记，受侨州郡统辖，而且在侨民中也包括不少官僚、大族。但在土断的同时，也进行户口检查，许多隐户、流民也被编入户籍。如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4）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规定“不得藏户”，司马“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附廷尉”3。萧齐初年吕安国曾“土断郢、司二境上杂民”4；所谓“杂民”，当包括各种无籍之人。陈文帝天嘉元年（50）的诏令说“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5。这些被土断的隐户、流民等无籍者，就含有和大族争夺劳动人手的意思了。如果说检籍、土断只把搜检隐漏之人作为附带任务的话，那末，封建政府的括户就主要是为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了。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括户的记载不绝于史，而东晋一代尤为突出。
颜含为吴郡太守，王导问他“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颜答“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魏书·尧暄传》。
3《北史·闾毗传》。
《隋志》载北周的均田令很简略，年代也不明确，从与它相联系的徭役制度来看，它的颁布当在保定元年以后。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34—35页。
3《晋书·彭城穆王权传附曾孙纮传》。
4《南齐书·柳世隆传》。
5《陈书·世祖纪》。
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如其礼乐，俟之明宰”。可见与大族争夺劳动人手，在当时被提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当时括户的干将有山遐，他为余姚令时，“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庾冰辅政时，“隐实户口，料出无名万余人”3。简文帝时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4。淝水之战前夕，东晋为“外御强氐，搜简民实，三吴颇加澄检，正其里伍”5。东晋末刘裕当政时，因“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刘裕严申禁制，处死了“藏匿亡命千余人”的余姚大地主虞亮。对结聚于山泽的流民群，东晋的官员或用武力、或以招抚，重新把他们控制到国家的手中。前者如海陵县的青浦，“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淮南太守毛璩“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7；后者加太末县的深山中，“有亡命数百家，恃险为阻，前后守宰莫能平”，江逌任太末令后，“招其魁帅，厚加抚接，谕以祸福，旬月之间，襁负而至”。类似例子很多。
在北方，有几次著名的括户，规模要壮观得多。如前燕慕容时，“百姓多有隐附”，仆射悦绾主持括户，一举“出户二十余万”，朝野为之震惊。南燕慕容德时，“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慕容德“遣其车骑将军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逃窜。以（尚书韩）■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3。北魏献文帝时，冀、定等“五州民户殷多，编籍不实”，献文令韩均往检括，“出十余万户”4。东魏武定二年（544），高欢以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凡获逃户六十余万”5。北方的朝廷集权力量都比较强，所以才能主持这样大规模的括户。
封建国家对上述第三种类型的人——注家籍佃客、奴隶和僧尼，主要是采取控制发展的政策。
对于佃客，从曹魏规定的“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到西晋规定的品官可占有佃客一到十五户，再到东晋规定的品官可占有佃客五到四十户，再到北魏赐给王、公、侯、子臣吏十二人到二百人7，这些规定既是保护官贵的利益，也含有限制他们大量占有注家籍佃客这类生产者的用意。因为《晋书·颜含传》。
《晋书·山涛传附山遐传》。
3《晋书·庾亮传附弟冰传》。
4《晋书·王廙传附侄彪之传》。
5《世说新语》上卷下《政事》注引《续晋阳秋》。
《宋书·武帝纪》中。
7《晋书·毛宝传附孙璩传》。
《晋书·江逌传》。
《晋书·慕容载记》。
3《晋书·慕容德载记》。
4《魏书·韩茂传附子均传》。
5《魏书·孝静帝纪》。
《晋书·王恂传》。
7《魏书·官氏志》。
这些规定等于宣布，官贵们超过规定的佃客和臣吏是不合法的，这是一层限制；这些规定也等于宣布，除品官有权占有佃客、王公侯子有权占有臣吏，其他人则无此特权，这是又一层限制。再说当时所谓皇帝给客、赐臣吏，也不一定实际授给，往往是在官贵已占有的大量依附农民中，政府按制度予以登记、注家籍，而超过规定数额的则不予承认。《南齐书·州郡志》上南兖州条称“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太兴四年（3），诏以流民失籍，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这些“多庇大姓以为客”的失籍流民，是政府无法控制的，所以才由大姓“条名上有司”，然后再由政府按当时的给客制度赏赐给他们。很明显，东晋推行这样的给客制度，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从大族势力下挖出一部分失籍流民。
为防止奴隶数量的膨胀，封建政府作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是执行“良奴之制”，严格禁止把良人变成奴隶。北魏的法律规定“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卖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这一类法令当继承于魏晋。在南朝也严禁卖良人为奴。其次，不断地下令释放奴婢，或免为兵、客、部曲，或免为良人。特别是在大的军事冲突以后，战胜的一方往往把众多的战俘变成奴隶，结果导致公私占有奴隶的数量急剧增加。因此，事隔不久，战胜的一方往往下令大规模地释放奴婢。如东晋在太元十四年（389）下令道“淮南所获俘虏付诸作部者，一皆遣散，男女自相配匹，赐百日廪。其没为军赏者，悉赎出之。以襄阳、淮南饶沃地，各立一县以居之”。淮南所获俘虏即淝水之战中俘获的前秦军民。类似资料，在史籍中可以找到很多。朝廷采取这种措施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其中重要的一点即在于把私家控制的人口变成国家控制的人口。
为了封建政权的长治久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帝王对佛教大多采取既保护又限制的政策，也有少数帝王推行灭佛措施。南朝宋文帝、宋孝武帝曾沙汰僧侣，齐武帝甚至规定“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北魏曾一再限制僧侣的数额，文成帝规定“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至孝文帝时，“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3。以上的限制措施，所起作用都不大。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字文邕都信道不信佛，他们推行了断然的灭佛措施。
拓跋焘下令“沙门无少长悉坑之”4。字文邕灭佛的手段比较缓和，但决心极大，一时间，北周、北齐境内的三百万僧尼皆改为编户。但在字文邕死后，佛教又逐渐恢复。
封建政权执行的上述争夺劳动人手的措施，有时成绩显著，有时则不起作用。其原因何在呢？根本一点是决定于那时的政治状况。如果封建政治比《魏书·刑法志》。
《晋书·孝武帝纪》。
参见《南齐书·郁林王纪》永明十一年八月条，《梁书·简文帝纪》太清三年五月条《周书·武帝纪》上建德元年十月年，《武帝纪》下建德六年二月条。十一月条、宣政元年三月条，等等。《南齐书·武帝纪》。
34《魏书·释老志》。
较清明，横征暴敛较少，这则就会出现“豪强征敛，倍于公赋”5，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是愿意做国家的编户的，国家与豪强争夺劳动人手，当然会取得胜利。反过来，如果政治昏暗，百端征调，这时就会出现宫府征敛甚于豪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宁愿做豪强的依附农民，国家即使用强力能把劳动人手争夺过来，但也只是暂时的，不久仍会逃散，国家的争夺劳动人手措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在封建社会里，总是治世少而乱世多，所以国家与大土地所有者争夺劳动人手的斗争，总是后者占上风。
5《魏书·食货志》。
第五章赋役制度第一节三国赋役制度曹魏的赋税分为两种，一种是对郡县编户征收的田租与户调，一种是对典农部民与士家征收的租赋。较之汉赋，有很大的差别。
在曹操的经济政策中，维护和发展自由农生产的政策，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表现为田租与户调新科的实行。
《三国志·何夔传》写到“曹操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税绵绢”。
《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建安五年（00）官渡之战以前。所谓“新科”，便是《魏书》说的“其收田祖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按东汉田租以产量为标准，实行三十税一之制。灵帝中平二年（85）曾收天下田一亩十钱，用于营建宫宇。至建安五年，曹操推行一亩收租四升的制度，汉朝按产量收租之制遂为税亩制度所代替。又汉有算赋，是人头税，即按人头收钱。曹操改为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这是户调，收绢、绵。从此算赋制度被革除。
税亩制依据田亩的多少收租，田多租多，田少租少。户调制是不是各户一律都出绢二匹、绵二斤呢？非是。《魏略》有这样一段话初，太祖（曹操）为司空时，以己率下，每岁发调，使本县平赀。于时，谯令平（曹）洪货财与公家（曹操家）相等，太祖曰“我家赀那得如子廉耶？”这段话说明发调是要“平赀”的，赀多之户则多出，赀少之户则少出。
然则，所谓“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并不是说每户一律调绢二匹，绵二斤，而只是一个按照家赀户等的不同，各户所应出的平均数额而已。徐坚《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说到“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曹魏户调之法，当即九品相通。
根据曹操、曹洪的家赀被“平”，我们还可知悉在曹魏，上自曹操，下至一般官吏，都没有免税的特权。租调征收对象，包括了各级官吏、庶民中的地主、工商业者、小块土地所有者（自由农）。即所有的郡县编户。曹魏根据土地与家赀的多少征收租调的政策，对发展自由农生产是有利的。河东号称“百姓劝农，家家丰实”；冀州号称“户口最多，田多垦辟”3。由此二地情况，可见自由农生产在曹魏时期，在北方，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曹魏时期的典农部民即屯田客，由特设的典农中郎将（秩二千石）、典农校尉（秩比二千石）、典农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等官吏管理，不属郡县管辖4。所交赋税与郡县编户不同。
据《魏氏故事》，屯田用的是黄巾的资业。这种资业包括牛在内，都是官有。对典农部民，原来实行的是“计牛输谷”（或“僦牛输谷”）之制，《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九年注引。
《晋书·食货志》。
《三国志·曹洪传》注引。
《三国志·魏志·杜畿传》。
3《三国志·魏志·杜畿传》附《子恕传》。
4《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有“都尉自以不属郡”的话。
即根据租赁官牛的头数交纳租赋。典农中郎将任峻认为什牛输谷，大收不增租赋，坚持要求实行“分田之术”。曹操遂规定“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典农部民）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此即任峻所谓“分田”。侯声说是“于官便，于客（屯田客，即典民部民）不便”3。
从“私牛而官田者”看，典农部民是带有家属的，他们都是作为屯田客户而非作为个人存在于典农部所拥有的官田上。生产、交租均以户为单位进行。
曹魏时期还有一种“士家”。此种士家原不屯田。魏文帝践祚之初，王朗建议“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大小，并勤耕稼，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省其暴徭，赡其衣食”4。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才用士家去屯田。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把对屯田客户的剥削方式即“分田之术”，用到了剥削士家上。《晋书·傅玄传》说到“旧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施行来久”。即可上溯到曹魏。傅玄说的兵、士，指兵家、士家，不是指出征之士。因为“私牛”只有士家才有。出征之士营田受廪，无所谓自持私牛。管理屯田客户的典农组织具有军事性，而对屯田客户的剥削形式，又被用到了士家身上，这就使得屯田客户与士家之间距离缩短。魏末民屯废了，但士家屯田与剥削士家的方式仍旧继续下去。
以上是赋法，在役法方面，根据《三国志·司马芝传》所说武皇帝特开屯田之官，专以农桑为业夫农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种，耘锄条桑，耕熯种麦，获刈筑场，十月乃毕。治廪系桥，运输租赋，除道理梁，墐涂室屋，以是终岁，无日不为农事也。
可知典农部民只用于屯田，除了农事上的“治廪系桥，运输租赋”等以外，没有其他徭役。负担徭役的，是郡县编户、士家与吏家。下面分别叙述。
郡县编户的徭役负担首先在年龄上，汉时民年二十开始服设，至五十六免役。曹魏时期末见改变。及龄的丁夫或大男，是都要服役的。到建安二十三年，才有“老耄须侍养者，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的规定。
其次在役使的方式上，曹魏有一种错役制。晋时刘颂曾说昔魏武帝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权假一时，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积年未改魏氏错役，亦应改旧。3从刘颂所言可知这种错役法，始自曹操，直到西晋都未改动。按照这种役法，服役的（人役）与室家（居户）分离，各在天一方。因为户户如此，所以说“分离天下”。
编户中公卿以下的官吏或士族，在曹魏时期，可以不服徭役，但曹魏无《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
《晋书·慕容皝载记》。
3《三国志·魏志·任峻传》注引。
4《三国志·魏志·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
从汉简中所见汉代戍卒年龄，小者十五，老者六十五。十五岁以上服役在汉代是正常现象。《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3《晋书》卷四六《刘颂传》。
士族免役的规定。魏明帝时期，百役繁兴，“使公卿大夫并与厮徒共供事役”。那时太学诸生有千数，他们来上太学，“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原因就在曹魏无士族免役之制。高堂隆说公卿与厮徒共役，“闻之四夷，非嘉声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3。未说违制。士族免赋免役，在三国，只见于孙吴。
吏、士之家的徭役负担《三国志·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说曹魏吏士皆有“暴徭”。《高柔传》说出征之士鼓吹宋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给官”；又说“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后皆给役”。可见曹魏吏、士之家皆给官役。但从魏文帝接受王朗的建议，令“吏、士小大并勤稼穑”开始，士家除了营田纳赋以外，士只服兵役。吏有吏役，如农吏、鼓吏等4。如鼓吏当不在营田之数。
曹魏吏、士有分休之制。《三国志·刘动传》写到魏明帝青龙中，吴围合肥，“时东方吏、士皆分休”，满宠表请“召休将士”。《杜恕传》注引《魏略》写到孟康为弘农郡守、领典农校尉，“郡领吏二百余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这是关于曹魏兵、吏分休的明文记载。
吴、蜀二国的赋役制度，由于史料短缺，所知较少，特别是蜀国。
吴国孙权时，陆逊曾陈时宜，以为当“施德缓刑，宽赋息调”5。然而由于“兵久不辍”，民总是困千役调。太元元年（5），孙权曾下令“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这已到了他的晚年了。到永安二年（59），孙休在一通诏令中说“顷州郡吏民及诸营兵，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亦由租入过重，农人利薄使然乎？”他要求“课其田亩，务令优均，官私得所”。这通诏令涉及的优均对象，包括郡县民户、吏户和诸营兵户。民户主要是自由农户，兵户是用去屯田的兵和他们的家属。如赤乌中，诸郡出部伍，陈表、顾承等“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3。兵户指的便是这种有男有女的部伍。吏户是官府掌握的吏家。兵户“不给他役，使春惟知农，秋惟收稻”，有事则责兵以死效4。吏户除了用于生产外，还给他役。永安元年的王子诏说到“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限米，军出不从。”5从“出限米”可知孙吴吏家是要生产的。打仗军出，原来吏须从行，这样的吏家与兵家或士家没有多大区别。五人三人为役，开三五占丁之端。孙休有所减轻，但到吴末孙皓时，却更加严重。陆凯说“自从孙弘造义兵以来，《三国志·魏志·王朗传》附《王肃》注引《魏略》。
3《三国志·魏志·高堂隆传》。
4《三国志·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记京兆太守颜斐起菜园，“使吏役间锄治”。邓艾原为丛草吏。5《三国志·吴志·吴主权传》黄武五年。
《三国志·吴志·吴主权传》嘉禾三年。
《三国志·吴志·吴主权传》太元元年十二月。
3《三国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吴书》。
4《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5《三国志·吴志·孙休传》。
耕种既废，所在无复输入，而分一家父子异役，廪食自张调赋相仍，日以疲极。”汉时“算缗”在吴末重新出现7。兵家原来不给他役，吴末却“供给众役，廪赐不赡”。吴亡时户五十二万三千，兵二十三万，吏三万二千，均入于困境中。
孙吴士族、将领及其所荫佃客，均可免税免役。孙权曾著令“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3法令不准过问人客，是少有的。潘璋之妻住在建业，孙权赏给她“田宅、复客五十家”4。这即是孙吴的复客制。从此制可推知孙吴将领、士族是免税免役的特权阶级。西晋士族及其亲属享受免税免役特权，是承袭孙吴而来。
蜀国诸葛亮采取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5；“以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的政策。这里所谓“民”，指的是负担赋税的自由农户。诸葛亮说过“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7这与息民、养育民物的政策一致。无夺民时也就是轻徭，让农民有时间生产。加上薄赋，蜀国的农业后来是发展了。蜀亡前，“男女布野，农谷栖亩”8。如果不是轻徭薄赋，蜀国农业不会有此发展。蜀国也搞屯田，如诸葛亮在渭滨分兵屯田9。但不是主要的。
蜀亡时，有户二十八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10。这里所谓户，主要也是指自由农户。兵、吏的存在同于魏、吴，但在蜀，我们只见到带甲将士在前方屯田。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7算缗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天玺元年。
《三国志·吴志·陆凯传》。
此数字见《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
3《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4《三国志·吴志·潘璋传》。
5《三国志·蜀志·后主传》建兴二年。
《三国志·蜀志·杜微传》。
7《诸葛亮集》卷三《便宜十六策·治人》。
8《三国志·蜀志·蒋琬传》。
9《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建兴十二年。
10《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
第二节西晋赋役制度西晋的赋税制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研究的人虽多，但材料过少，至今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与西晋税制有关的材料，主要的只有两条，先引在下面，然后再说当前的看法。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又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賓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初学记》卷二七《绢第九》“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计所减以增诸侯。绢户一匹，以其绢为诸侯秩；又分民租户二斛以为侯奉。其余租及旧调绢二户三匹，绵三斤，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
对以上两条材料的解释很多，但就税制来说，可以归纳为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西晋赋税制度继承曹魏，田租为亩税，户调为户税，只不过剥削量加重了。曹魏的田租是亩收二升，西晋的田租以“夫五十亩，收租四斛”计算，为亩收四升，重了一倍。曹魏的户调是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西晋则是户出绢三匹，绵三斤，重了半倍。绢三匹、绵三斤是平均数，征收时“九品相通”。这也是继承曹魏而来。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晋在田租上已改变了从前的亩税制度，变为按户征收，与户调一样，九品相通。这种意见的根据有二一是《晋书》既说绢三匹、绵三斤是“户调之式”，则《初学记》引《晋故事》说的“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中的“民丁”，应是丁男之户，如果是丁不是户，则《晋书》所说“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就不可理解了。《晋故事》的话，意味着西晋一户以一丁计。既然民丁是丁男之户，那么，课田五十亩便是对丁男之户的要求，而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则是了男之户所应纳的租调。二是《晋故事》说到侯国减“绢户一匹”、“民租户二斛”以为侯秩侯奉。西晋“以郡为国”，诸侯“三分食一”以绢一匹为侯秩，就丁男之户应向国家岁纳绢三匹而言，正是三分食一。所分民租则明说是“户二斛”。尤其是接着说的“书为公赋”的“其余租”及旧调绢、绵，“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自如旧制”，表明租不仅是户租，即以户为单位征收，而且是九品相通。《晋故事》所说“租四斛”，只是丁男之户所应交纳的一个平均的租额而已。持这种意见的认为《文献通考》所说，晋把两汉田赋与户口之赋合而为一，把田赋变成户调，不再履亩而税，只逐户赋之3，是一个卓见。
《晋书·地理志上》。
《晋故事》所说“凡属诸侯皆减租谷亩一斗”，用以增置诸侯，解释不通。主张西晋租谷是亩征八升的，以为“斗”是“升”之误。主张西晋租谷是户征四斛的，以为“亩”是“户”之误，因为后面讲的所分民租户二斛及余租都是户租。
3《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按两汉之制，三十而税一者，田赋也，二十始傅人出一算者，户口之赋也，今晋法如此，则以台二赋而为一。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则无无田之户矣，此户调所以可行欤？”这是说晋把田赋变成了户税。卷三《田赋考三》还说晋法与均田制下，“不必履亩在役法上，西晋规定“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
十三至十五、六十一至六十五，为次丁，按赋税“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而言，次丁徭役应有所减。惠帝太安二年（303）一次征发徭役，“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是特殊情形。十六至六十的正丁全役。
役使方式，据刘颂所说曹魏用之于百姓的错役法，至晋武帝平吴之后，仍旧未改3，可知与魏无异。
以上是郡县编户负担的税役。不属于郡县编户的典农部民，在魏末晋初罢除4。吏、士之家则保留下来。士家在晋初仍旧用之于屯田，剥削有所加重。晋武帝泰始四年（8），傅玄上疏说到“今一朝减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欢乐。”他认为应该恢复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持私牛者与官中分之制5。据《晋书·慕容皝载记》所说“且魏晋虽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而为五六来看，傅玄的话是被采纳了。
太康元年（80）平吴，随着州郡兵的罢除，武吏的设置，占田、课田法的实施，士家屯田废止。刘颂在说到魏氏错役至今未改时，又提及平吴后吏、士的徭役负担。
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丙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洛阳）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又不习水土，运投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他要求改变这种情况，并以为“魏氏错役，亦应改旧”。他的设想是“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如果不能全做到，“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这样天下也就受益不浅了。刘颂的话，清晰地说明了平吴后西晋吏、士的戍役与运役之重。
在西晋，全部赋役均由郡县编户中的庶民以及吏、士之家负担。西晋的官吏和他们的亲属是免税免役的特权阶级。这与曹魏不同，而与孙吴一致。西普允许官吏各以品级占田，最低的九品官亦可占田十顷。可是对他们不课田。既不课田，也就不课税役。问题尚不止于此，西晋还制定了官吏可以官品的高卑，荫他们的亲属，并可荫人以为衣食客、佃客的制度。《晋书·食货志》在写了官吏各以品级占田之后，接着便写道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荫亲属，就是亲属可以不交税，不服役。品级高的官吏，可荫及九族，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是一致的。
《晋书·惠帝纪》。
《晋书·食货志》。
3《晋书·刘颂传》记刘颂在说到“魏氏错役”时，有“逡巡至今”未改之言。他是在平吴后说的。4《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咸熙元年“是岁罢屯田官以均役政。”《晋书·武帝纪》泰始二年十二月“罢农官为郡县”。
5《晋书》卷四七《傅玄传》。
《晋书·刘颂传》。
低的也可荫三世，加上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的予孙，又可依官吏之例，荫其亲属，这就把各级官吏及其宗族变成了一个可以不纳税服役的阶级。比之曹魏，在税役制度上，是一个退步。
宗族中的佃客，因为荫亲属制的实施，税役已经免除。《晋书·食货志》中说的各级官吏所荫佃客无过多少户，是指前来依附成为佃客的非本族的农民而言。
西晋此制完全是在维护官僚地主的利益，维护士族的利益。
西晋征发与免除赋役，均据黄籍。《晋令》说到“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黄籍是西晋郡国士庶统一的户籍，此外西晋没有别的户籍。士族在黄籍上注有爵位（详见第四节），以证明自己是兼复之家。地主的佃客注地主的家籍，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户籍，与税役不发生直接联系。兼复之家的佃客，不承担官家税役。
《太平御览》卷六○六《文部·札》引。
《隋书·食货志》记晋时“客皆注家籍”。
第三节十六国赋役制度十六国政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不是单纯的少数民族的政权，而是有汉人参加的政权；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治者，大多数也已汉化；各个政权都具有汉化的色彩，只是深浅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总的趋势是后来出现的政权比先前的政权，汉化程度更深，色彩更浓。因而在税役上，各个政权大都袭用魏晋旧法。
最早建立的成国，在李雄时，制定了赋役制度。“其赋男丁岁输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因而出现了“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的好局面3。对“男丁岁输谷三斛”，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是丁税；一种认为“男丁”系指丁男之户而言，岁输谷三斛是户税。按西晋之法，租调九品相通，输入于官，三斛应是一个平均定额。无论哪种解释，都以为成国赋税，承自西晋，只是量上有所减轻。
成国对役法无明文规定，百姓一个时期可能“事少役稀”，另一个时期也可能为徭役所困。李寿时，“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竟至“十室而九”。
汉国与前赵无赋役之制，后赵石勒在称王之前，“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这里明言租二斛是户税。认为西晋祖四斛是户税的，说石勒此制承自西晋，非首创。又按西晋九品相通之例，赀二匹、租二斛应为平均定额。在役法上，后赵有徒民以充戍役之制，被徙以充戍役之民，均在兵籍。《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说到，“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他们有“兵贯”。石虎接受王擢意见，免除了雍秦望族十七姓的兵贯，但“其非此等，不得为例”。为了战争的需要，石虎还曾下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运送军粮；“青、冀、幽州三五发卒”3。“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这表明后赵到石虎时期，不仅普通百姓要服役，“兼复之家”也要服役，已服兵役的征士，还要出车、牛、米、绢。役调是很重的。但要注意五丁取三，四丁取二，三五发卒之言。孙吴已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之法，但未见三五发卒之制。曹魏是年九十以上复不事家一人，兵役由士家担任。西晋被课之以田的正次丁均须服役，吏、士则负担戍役与运役。从后赵开始，始见徒民戍役及三五发卒之制。三五发卒对后世役法影响很大。
士族是“兼复之家”，这是西晋之法。
前燕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后，颁布了赋税制度。慕容皝曾“以久旱，丐百姓田租”。这说明当时已有常赋。慕容皝尚曾“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后因封裕进言，改变为悉罢苑囿“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3《晋书·李雄载记》。
《晋书·李寿载记》。
《晋书·石勒载记上》。
3《资治通鉴》卷九七晋成帝咸康八年，“皆三五发卒”注“三丁发二，五丁发三也。”《晋书·慕容皝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