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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平元年（公元90年）六月，“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4五铢钱之通制才被破坏。
汉代货币制度变化最大而且种类繁多的时期，莫过于西汉武帝时期与汉末王莽时期。以武帝时期而言，不仅如上述在铜钱重量方面变化不已，而且在元狩四年（公元前9年）实行了一次币制大改革，增加了以银、锡造的“白币”和以皮革造的皮币两大类货币，并提高其与铜币的兑换率，其目的既在解决财政困难，也在于经济上打击大量贮藏缗钱的富商大贾以及诸侯王的势力。《汉书·武帝纪》云“（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河西、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元，其文龟，直三百。”这一变革实行后，盗铸者不可胜数；商贾也“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更有大农颜异，代表王侯宗室的利益，认为“今王侯朝贺以苍璧，值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本末不相称”，因而引起武帝不悦，张汤便利用此事以腹诽之罪处颜异死刑。民间仍反对新币，致“白金稍贱，民弗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终寝不行”。由此可见，尽管元狩五年（公元前8年），（慎阳侯嗣）侯买之“坐铸白金弃市，2，官府严格推行白金、皮币之新币制，仍然不能奏效。
在武帝实行新币制的过程中，“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于是，“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仄不得行。”所谓“赤仄”，即“子绀钱”，系“以赤铜为其郭也，令钱郭见有赤者”。由此可见，所谓“赤仄”，即以赤铜加于黄铜之上，以别于民间伪铸官钱。然而，不久“赤仄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最后，只得以取消各郡国的铸钱权而全统之于“上林三官”的办法以防盗铸4。
另一次币制的大变革在王莽统治时期。西汉之末，王莽改制，其中也包括对钱币制度的改变。其主要作法是“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钱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王莽正式建立新朝后，又一次改变币制，一方面“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另一方面又大造新币。分为“金货”、“银货”、“钱货”、“龟宝”、“贝货”、“布货”六个种类，每类又有不同名目，一共达二十八品，总称为“宝货”。以金货而言，规定“黄金一斤，直钱万。”以“银货”来说，又分二品“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以龟宝而言，“元龟岠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4《后汉书·献帝纪》。
均见《汉书·食货志》。
2《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汉书·食货志》及注引应劭、如淳语。
4《汉书·食货志》。
贝十朋。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是为龟宝四品。”以“贝货”而言，“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至于“布货”，又分“大分、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是为布货十品。”如此繁杂的币制，又加上复古倾向，彼此之间兑换率不均等，必然是行不通的。故“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为市买”，最后不得不“但行小钱直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而已，“龟贝布属且寝”2。
以布帛充货币如前所述，秦汉的货币不论是上币黄金还是下币铜钱，都是金属货币。
但是，并不绝对排斥布帛谷物为货币者。如孝文帝时，贾山为《至言》以言治乱之道，其中讲到文帝曾“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此官府以帛充赏赐，则帛也起着货币的作用。又武帝“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2。这显然也是以帛充赏赐，其作用与钱、金相同。又董偃为馆陶公主散财以交士，“并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这里的“帛”，同钱、金并列，同起货币的作用。由此可见，布帛等实物并未绝对排除于货币之外。因此之故，元帝时贡禹主张“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几布帛及谷”4，贡禹的主张虽未被采纳，但如果布帛及谷物已根本无货币的职能，他的建议未免过于荒唐。到了东汉，情况就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实物的货币化倾向又有明显增加。如东汉光武帝初年，因“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5，冯衍于建武末年上疏，道及其“家无布帛之积”，显然布帛有贮藏手段的货币职能。郑均曾“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7，这是帛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还有夏馥其人，“自剪须变形入林虏山中，为治家佣”后，其弟夏静“乘马车，载缣帛追之于涅阳市中”8。更有献帝时，诏“卖厩马百余匹，御府大农业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直，《汉书·食货志》。
2《汉书·食货志》。
《汉书·贾山传》。
2详见《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
《汉书·东方朔传》。
4《汉书·贡禹传》。
5《后汉书·光武帝纪》。
《后汉书·冯衍传》。
7《后汉书·郑均传》。
8《后汉书·党锢·夏馥传》。
赐公卿以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9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布帛的货币作用。正因为如此，章帝时，张林主张封钱不用，“一取布帛为租”；而且国家税收中，以实物缴纳的部分日益增多，详见本卷“租税”篇。
货币铸造权关于汉代货币的铸造权问题，前后也有颇大的变化。如前所云从秦简得知，秦的钱币是禁止私铸的，故有惩办盗铸者之律。及乎汉初，从《史记·平准书》所云“汉兴，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的话来看，表明汉初即已允许民间私铸币。又《汉书·吴王濞传》谓“孝惠、高后时”，吴国因有豫章铜山，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可见刘濞之铸钱煮海，早在惠帝高后时便已开始了。到了孝文帝五年（公元前75年），“除钱律，民得铸钱”2，《汉书·文帝纪》也有同样记载，可见文帝之时，不仅纵民冶铁、煮盐，而且进一步明确规定允许民间私铸钱币。正如《盐铁论·错币》所云“文帝之时，纵民铸钱、冶铁、煮盐。”然而，钱币一旦允许私铸，一定会出现规格不一、质量不纯和重量不足等问题，从而会使钱币贬值，出现物重钱轻、价格上涨等现象。因此，文帝时的贾谊，就坚决反对允许民间私铸钱币，认为由民间私铸钱有“博祸”，由官府铸钱可致七福。因此，到武帝时期就开始由国家控制钱币的铸造权，各郡国铜官亦可铸钱，但仍然不免于盗铸与伪滥，最后，只得将铸币权全部收归中央，以上林三官主之。终西汉之世，未曾变更。东汉时期，史书虽缺乏关于钱币铸造权的记载，《续后汉书·百官志》也仅言大司农掌钱谷，而不言铸钱的官署。证以出土古物，知东汉铸钱由太仆卿属官考工会主管。《簠斋金■》所收建武时期的五铢钱范，其背刻文云“建武十七年（公元4年），三月丙申，太仆监椽苍，考工令通，丞或，令史凤，工周仪造。”又《隶续》卷十一《耿勋碑文》云“又开故道铜官，铸作钱器，兴利无极。”东汉的钱范出土虽不多，但可以确信东汉的铸币权是由官府控制的，不同于盐、铁之允许民间煮铸。
9《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献帝纪》。
《后汉书·朱晖传》。
2《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详见《汉书·食货志》。
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第0页。
第六章都会与里（坊）市制度随着秦汉时期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在广阔的国内市场内，逐步形成了一批工商业集中的都会。早在战国时期，各都会之间就交通大畅。从巴蜀利用长江水运，“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而不费牛马之力”，中原地区，进太行山有“太行之道”；东西交往，有“成皋之路”，特别“无有大山大川之阻”的中原地区，“诸侯四通，条达辐辏”，“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2。再以西汉前期的情况而言，“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周、齐、鲁，商遍天下”。具体而言，如下一些地方，均当时天下名都大邑“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4又赵之“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5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名都大邑，“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中，跨街衢之路也。”这就是说，这些地方土地肥沃，农副产品丰富，加上交通便利，为交通要道。因此，这些城市都是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并非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除上述诸名都外，还有一些都会，如巴蜀之成都、临邛，关中的咸阳，今河北的曲逆，今山东的定陶，今广东的番禺及今安徽之寿春、合肥，湖北之江陵，江苏之吴，河西走廊之姑藏等，虽然大多数为地方都会，但也不乏全国性的大城市。在所有这些都会之中，除西汉国都长安外，还有洛阳、成都、邯郸、临淄与宛五大名都，当时称“五都”。王莽时，曾在除长安外的上述“五都”“立五均官”，其“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其中长安的“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由此可见，长安与五都，确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其余则多为地区性城会。兹分别述之于后。
《史记·张仪列传》。
2《战国策·魏策》。
《盐铁论·力耕》。
4均见《盐铁论·通有》。
5均见《盐铁论·通有》。
均见《盐铁论·通有》。
《汉书·食货志》。
第一节六大都会长安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心脏地带。这里，“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有一个农业发达的经济区给它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条件。加上自周人以来，就已逐步开发了这个地区。故秦国继之，得以先后都于栎阳、雍及咸阳，进一步开发了关中地区。由于这里地处陇、蜀之隙，故“陇、蜀之货物”多集散于此，商贾以多。由于它南通巴蜀，巴蜀的薑、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及“筰马旄牛”，通过褒斜道而入关中；西北之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畜牧为天下饶”，而长安为其必经之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故长安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又“东通三晋，亦多大贾”。特别是秦都咸阳和汉都长安后，东方的豪富之民多徙于此，诸帝之陵又在于此，于是关中更成了“四方辐辏，并至而会”的地方，因而“诸田”、韦家栗氏、安陵及杜县之杜氏，都成了关中的富商大贾，长安便成了全国性的大都会。“诸田”及栗氏、杜氏等家资“钜万”的大商人衰落后，西汉后期，又有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卖丹致富的王君房，卖豉起家的樊少翁及王孙大卿等，皆“为天下高訾”，其中樊嘉富于家财“五千万”，“其余皆巨万”2。因此，长安的总情况，表现出“五方杂厝”，“富人则商贾为利”，“郡国辐辏，浮食者多”；一般居民则“益玩巧而事末”4。班固《西都赋》描述其情况说这里“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州郡之豪杰，五都之货殖”，咸聚于此。其人生活豪华，殊异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其商业贸易之兴隆，人口之众多，消费之侈靡，令人骇异！即使到了东汉时期，这里不再是国都所在，其繁华之景象，依然不减于旧。故张衡《西京赋》说长安除了“旁开三门，参涂夷庭，方轨十二，街衢相径，廛里端直，甍宇齐平”的“城市之制”外，还有“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和“瑰货方至，鸟集麟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郊甸之内，卿邑殷赈，五都货殖，既迁既引。商旅联槅，隐隐展展，冠带交错，方辕接轸”，盛况空前，显然仍不失为一大都会。
洛阳自西周以后，在洛阳营建了成周城与王城，开始作为军事驻点，用以威镇“殷顽民”。这里地处“天下之中”，为“都国诸侯所聚会”之地，故地位日益重要，逐步由军事要塞，变成了政治中心和工商业城市。春秋、战国时期，洛阳成了东方诸国与秦国作战的要地和贸易的必经之地，可以“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秦和西汉时期，这里大商人辈出。赫赫有名的师史，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汉书·货殖传》。
《汉书·地理志》。
4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家财达到“七千万”。其他洛阳人，也多利用其“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的便利形势，争习商贾之业，久留于诸侯国，甚至数过洛阳家门而不入。师史之后，至西汉成帝、哀帝与王莽时期，又出现了大商人张长叔、薛子仲等，“訾亦十千万”2。到了东汉，洛阳成了国都，人口更加集中，地位更趋重要，于是富商大贾，更集于此。故王符《潜夫论·浮侈》云“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这表明东汉洛阳城内居民，主要是从事手工业与经营商贩之业的人口。班固《东都赋》描述东汉光武帝和明帝时的洛阳城情况说“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外则因原野以作苑，填泉流而为沼平夷洞达，万方辐凑。”张衡《东京赋》亦云“重舌人之九译，金稽首而来王”，少数民族及邻国使人，也集中于洛阳。所以，直到东汉末年洛阳遭到严重破坏之后，城内还是“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方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也”。曹丕建魏，正式迁都洛阳，不是没有原因的。邯郸邯郸地区处漳水与黄河之间，向北可通燕涿，向南可达郑、卫，又与梁、鲁之地为邻，交通便利，也是手工业与商业发达的地方。故司马迁说“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又“近梁、鲁”，“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2。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成了赵国国都，为商贾、技艺及倡优集中之地。这里盛产铁矿，故郭纵其人，“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及于西汉，封于赵地的诸侯王国，仍“以冶铸为业”4。
临淄临淄，作为齐国的国都，早在战国时期，就是手工业与商业十分繁荣的地方。它处于泰山之北，“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5的大平原腹地。其地“宜桑麻”；又近海，多鱼、盐之利。因此，“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其集散地便是临淄，故“临淄亦海、岱间一都会也”。其民“好商贾趋利，甚于周人”。战国时，这里已是有户“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的大城市。到处可以看到“吹笙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踢鞠”2的人群，其“七万户”以家五口计算，全市人口当在三十到四十万左右。据苏秦估计，仅成年男子以上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汉书·货殖传》。
《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
2《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
4《汉书·张汤传》。
5《史记·齐世家》。
《史记·货殖列传》。
《战国策·齐策》。
2《史记·苏秦列传》。
就有二十一万之多。这些说法，虽然不无夸大之处，但据近期考古发掘的情况，当时的临淄有大小两城，大城为工商业集中的市区，还有铸币及冶铁的遗址，确不失为一大城市。像刁间这样的大盐商，就曾活动于此地。他利用“桀黠奴”之力，“使之逐渔盐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起富数千万”。秦灭齐后，虽然迁徙了一批盐铁商人，但商贾之业仍很盛行。故入汉之后，武帝曾说“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有十万户，天下膏腴莫盛于齐者矣。”4武帝所讲“十万户”，虽是古临淄的情况，但其言是为了劝慰王夫人不求以子封洛阳而愿封于齐，也应是当时现状。至于主父偃，则更明言“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5足见西汉之时，临淄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甚至有超过战国极盛之时的迹象。所谓“市租千金”，尤见其工商业之兴盛。
南阳（宛城）
南阳（宛城）一带，相传为夏人所居之地，可见其开发之早。这里既有一片大平原，物产丰富；又“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交通便利，故“宛亦一都会也”。其地风俗杂错，人多以商贾为业。秦灭六国后，曾把“用铁冶为业”的梁人孔氏等“不轨之民”迁之于南阳。当这些人到达南阳后，仍操旧业，如孔氏就在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家致富数千金”，以致南阳的其他“行贾”，都以孔氏为师，游贾于全国2。刘邦攻宛城时，秦南阳守的舍人陈恢游说刘邦说“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畜多。”东汉之时，南阳为刘縯、刘秀兄弟故乡，尤多富商大贾和大地主。
成都早在秦惠王时，就曾命张若经营成都城。于是张若在这里“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4。按成都地处成都平原，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5自然条件的优越，给成都形成为工商业都会提供了可能。秦灭六国之后，又把“用铁冶富”的赵国人卓氏之迁徙于“民工于市，易贾”的临邛；这些“迁虏”到临邛后，随即“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山东的俘虏程郑，也同样被徙于此。程郑“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史记·货殖列传》。
4《史记·三王传》褚先生补述。
5《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史记·货殖列传》。
2《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高祖本纪》。
4《华阳国志·蜀志》。
5《史记·货殖列传》。
富埒卓氏”。临邛与成都，同属蜀郡，故临邛之富庶繁华，实与成都为一体。前后经过李冰、文翁及廉范等名太守的经营开发，其地更为富庶。特别是东汉章帝建初中（公元7—84年），廉范为蜀郡太守时，“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但居民仍然“夜作”，为了“隐蔽，烧者日属”，廉范乃取消禁止夜作之令，但令储水防火而已2。由此可见，成都居民早已有“夜作”的习惯，有“夜作”必有夜市，其工商业发达之景象可以想见！故左思《蜀都赋》云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麪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垒迹，叛衍相倾。喧哗鼎沸，则咙聒宇宙；嚣尘张天，则埃壒曜灵。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其工商业兴盛的景象，真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
《史记·货殖列传》。
2《后汉书·廉范传》。
第二节地区性都会秦汉时期在全国性的六大都会外，各地区较小的都会，不胜枚举。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咸阳咸阳，自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50年），“筑冀阙，秦徙都之”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由诸侯国的首都变成了统一国家的国都。商鞅变法时，曾“立三丈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能徙北门者”2，说明这时就有市场的出现。秦统一后，咸阳的政治、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秦每灭一国，就模仿其宫室建筑格局重建于咸阳；又建阿房宫等，征调之工匠、刑徒和服役之卒，动辄以数十万计，则咸阳之繁华富庶可以想见。及汉灭秦，改都长安，改咸阳为渭城县，但习惯上仍多称为“咸里”。从地下出土的汉代陶尊、陶瓮及陶壶等陶器上所刻“咸里”、“咸里高昌陶鼎”、“咸里直章陶壶”及“咸亭”等文字来看，证明汉代的咸里（即秦之咸阳）仍是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地区，而且许多官府手工业多集中于此。因此，汉代的咸阳仍不失为一都会。杨与平阳《史记·货殖列传》云“杨、平阳（陈）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正义》曰“秦，关内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绥、银三州，皆白翟所居。”又曰“种，在恒州石邑县，盖尉州也。代，今代州。”又《集解》引徐广曰“石邑，县也，在常山。”《索隐》曰“杨、平阳，二邑名，在赵之西，陈盖衍字。以下有‘杨、平阳、陈掾’，因此衍也。”杨，即今山西洪洞东南；平阳，即今山西临汾西。此二地商人，既“西贾秦、翟，北贾种、代”，则杨、平阳实为联系关中，与代北少数民族之枢纽。由于此二地近边胡，为用兵必经之地，“师旅委输，有奇羡”，使杨、平阳之民得以“掾其间，得所欲’，因而商贩之业甚盛。
温、轵温，即今河南温县西南；轵，在今河南济源南。因此，温、轵二地，均为黄河之北与太行山之南的两个都会。掘《史记·货殖列传》，二地可以“西贾上党，北贾赵、中山。”实由洛阳向东北，联系山西与河北的两个地方城市。
曲逆曲逆，《史记·货殖列传》未言及之，但据同书《陈丞相世家》所云，《史记·秦本纪》。
2《史记·商君列传》。
均见《关中秦汉陶录》卷一。
知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也是一个不小的都会。史称汉高祖“过曲逆，上其城，望见其屋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顾问御史曰‘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户。’”以此言之，秦时的曲逆，几乎可以与洛阳比拟。燕、蓟《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其地“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这里“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缩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汉书·地理志》作“燕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由此可见，燕、蓟实为中原与东北少数民族及朝鲜半岛通商贸易的纽带。
陶、睢阳陶，即今山东定陶；睢阳，即今河南商邱。战国时的陶位于齐、鲁、宋、卫之间，水路交通四通八达。古济水与菏水，在陶这个地方一横一纵地通过。由此可以西通韩、魏，南经睢阳而下江淮，东走齐、鲁。不仅地势平坦，水路密如蛛网。又河、济之间，素以产丝、漆著名，江淮则多鱼、盐，故司马迁称这里为“自鸿沟以东，茫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且以其地理形势而言，“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以物产而言，“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凡拥有者，“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因此之故，战国时之范蠡，助越败吴后“之陶”，于此“治产积居，与时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2。到了汉代，定陶所在之济阴郡，辖县仅九个，而人口却达一百三十八万之多，定陶商业之盛可想而知。
陈陈，即今河南淮阳县，曾一度作为楚国的都城。它同定陶、睢阳一样，是当时水路的枢纽之一。以物产而言，这里盛产漆，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陈夏千亩漆”，其富与千户侯等。又“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故工商颇发达。
江陵（故郢都）
江陵郢都，为楚国都城，也是当时西楚的经济中心。这里“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谓江陵“亦一都会也”。由于这里物产丰富，故昭帝时的文学之士在盐铁会议上说“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汉书·地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2均见《史记·货殖列传》。
《盐铁论·通有》。
理志》也说“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是以郢都不失为江汉平原的一大都会。
寿春、合肥寿春，楚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40年）由陈徙都于此。其南即合肥，地处江、淮冲要之地，江、淮之潮水，从南北两方均汇于此，为南北皮革、鲍鱼及枫、柟、豫章等木材集散地。故《史记·货殖列传》云“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
吴吴，即今江苏苏州一带。处太湖平原，物产丰富。自古为煮盐，冶铸之地，货物集散之所。故《史记·货殖列传》云“自阖庐、春申、王濞（即吴王刘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番禺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地处珠江水系的终点，又南临大海，交通海外诸国，故为岭南货物如龙眼、荔枝、葛布等集散之地。《史记·货殖列传》云“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致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可通今南洋诸国。
颍川颍川（阳翟），即今河南禹县。《汉书·地理志》云“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史记·吕不韦列传》谓“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可见战国时，阳翟商业即已发达。入汉之后，仍然不减，故《盐铁论·通有》载御史大夫桑弘羊称“郑之阳翟”，“为天下名都”之一。
荥阳荥阳，地处黄河之滨，西通洛阳、长安，东连大平原，北距温、轵甚近，一向为郑国的商业要地。郑商人弘高，就曾活动于西去二周的商道一带。故秦曾在这里建立敖仓，储积大量粮食。楚汉之争，这里更是争夺的中心。自从凿通鸿沟，沟通了河、洛，东连洙、泗，把它同定陶、睢阳、陈乃至江淮一带都连结成一个商业贸易网。《史记》、《汉书》虽未曾突出记载此地的商业贸易发达情况，昭帝时的桑弘羊，却把“韩之荥阳”，列为当时“天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名都”之一，与燕、蓟、温、轵、邯郸及二周并列2，足见也是秦汉时期的一个地区性都会。
在上述大小都市里，主要居住着五类人一是皇族、官吏及其他富豪之家；二是官私手工业者及其家属；三是各类行商与坐贾；四是供一、三类人驱使、取乐或为之服务、消遣的被剥削依附人口；五是因各种原因而流寓城市的流动人口和乞丐等。其中一、三类人，大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正如贾谊所说“今世以侈靡相竞”，“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认（黼绣）被墙”；供驱使的奴婢，也“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庶人“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他们互彼之间，尔虞我诈，抢劫公行，“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他们再以盗窃来的官府财产，为自己买得高爵，或行贿而为使者，以致得以“乘传而行郡国”。有的囤积居奇，任意抬高物价，“操其奇嬴，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2。有的大放高利贷，再以其钱财，贱价收买货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即使是其他杂业，也能获“什二”的利润。钱财多了，他们除了“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外，还“■财役贫”，“役利细民”；更“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势吏，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缩”4。到了东汉，富商大贾的奢侈生活，更有甚于西汉。他们“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或以奸谋合任为业，或以游敖博弈为事。丁夫世不传犁锄，怀丸挟弹，携手遨游。或好取土作丸卖之于弹，外不可以御寇，内不足以禁鼠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小儿之具以巧诈或裁好缯，作为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缯綵，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之；或纺綵丝而縻，断截以绕臂；.襦衣被，费缯百缣，用功十倍以完为破，以牢为行，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麞麂履舄，文组綵褋，骄奢僭主，转相夸诧富贵嫁娶，车骈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5直到汉末，那些“船车贾贩”的“豪人之室”，仍然是“妖童美妾，填乎绮室；侣讴妓乐，列乎深堂”。“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所以，秦汉的都市，大抵皆消费性城市，是剥削阶级享乐的场所，也是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在，而不是为整个社会经济创造财富和提供生产资料的市场。虽然也有个别城市主要由于交通便利，周围物产丰富和处于交通要道而形成的，但主要是商品的转运和流通场所，而不是商品的生产性城市。故秦汉城市虽众，商业虽盛，商人之获利虽多，却不能引起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甚至还是维护封建统治结构的补充物。
2《盐铁论·通有》。
《汉书·贾谊传》。
2《汉书·食货志》。
《史记·货殖列传》。
4《汉书·食货志》。
5王符《潜夫论·浮侈》。
仲长统《昌言·理乱》。
第三节里（坊）市制度由于我国古代的城市，大都附属于政治上的统治中心和军事上的要塞地区。因此，大部分城市的形成，往往首先是由于其在政治、军事上地位的重要性所引起。一旦人口集中，就有官府手工业与官府商业的出现。春秋战国以后，“工商食官”格局破坏后，私营手工业与私营商业兴起了。于是每一个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地，就产生了固定性的市场，定期集散，凡从事商贾贸易之人，都必须集中于固定的市场内进行。因此之故，市场就成了一切奸伪者集中场所。故曹参为齐相将去时，曾“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寄乎？吾是以发之。’”2这说明当时人把“市”与“狱”并列，而且都把它们当成容奸之所。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城市建筑的布局方面，首先确定政权机构的中心地位，奠定“左祖右社”和坐北朝南的格局；然后是居民区，谓之“里”或“坊”，作豆腐块式的区域，用以围绕着政权机构；再是把居民区与市场分开，即坊、市分治。不论是“坊”（或“里”）还是“市”，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其形状大体为正南正北的豆腐块式方块地区。其大小大体一致，四周均有围墙包围，各有一定的门径出入。“里”或“坊”有“里门”或“坊门”，有人专门监督里（坊）内居民出入，谓之“里门监”，像秦末的郦食其，就曾为陈留高阳的“里门监”。里（坊）内的居民，都不允许向街开门，出入总于里门。“市”也有“市门”，如秦之咸阳城，就有“市南门”与“北门”2。出入也有人监视。市场的集散与市门的启闭，都有固定的时间。市场内店铺排列成行，谓之次、肆或列肆。卖买皆市开而入，市罢而散。这种严格按照居民区与市区的坊市划分、商贾贸易只能在固定市场内进行、坊与市都有固定范围与固定形制的城市规划与管理制度，就是我国古代的坊市制度。
在城市里设置固定市场的制度，战国时的秦国就已有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秦献公七年（公元前78年），“初行为市”，便是建立固定市场于秦国都城之始。商鞅变法时的新都咸阳，也建立了固定的“市”场，故有“市南门”与“北门”的专设市门。《史记·吕不韦列传》亦载他以其所写《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求有增损其书者。他之所以把《吕氏春秋》“布”之于市门所在，是由于这是人们出入必经之地，故可设想为固定市场。《华阳国志》载秦惠王命张若在成都“广营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据此，知“市”场之内有“列肆”即排列整齐的许多店铺，又有“里”有“阓”即门禁，还设有专门官吏主管之，可见其为固定市场甚明。《太平御览》卷八二七《资产部·市门》引《三秦记》，谓秦之“地市”有市“吏”，亦同于成都市肆之有“市官并长丞”。云梦秦简《金布科》有“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的规定，更表明“市”为店铺集中之所在，而且排列整齐，还有“吏”监督。同律又云“择行钱、布者，列伍长弗告，吏循之不谨，皆有罪。”这更证明诸店铺，也同一般居民一样按什、伍组织编制户口，并设有“列伍长”，还实行2《汉书·曹参传》。
《汉书·郦食其传》。
2《史记·商君列传》。
连坐之制；另外有官吏经常巡视、监督。这种商贾的户籍，大约就是所谓“市籍”。《司空律》还规定“舂城旦出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阓外；当行市中者，回，勿行。”意即刑徒外出服役时，不准前往“市”场，也不许在市门外停留；如果必须经过市场，也要折回或绕行，决不允许从市异界之闹事神龙全文阅读场通过。其所以这样规定，也许是为了防止刑徒逃亡。姑且不论是否出于这个原因，它证明秦有固定市场市制，却是十分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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