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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您能肯定吗？”
“是的，这是我们综合各方面情报之后能得出的最符合逻辑的结论。首相大人。”那位穿着西装的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非常坦然的说道。
“唔，是这样啊”寺内正毅摸摸自己的光头，对于面前这位中年人他还是非常信任的，“宗方君，这样的话我们是否能为帝国的利益做点什么呢？”
宗方小太郎微微一笑，打开自己的公*文包，递给寺内正毅首相一份报告。“首相大人，我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帝国的选择将会非常重要，而这个决断只有您能做出。”
接过了报告的寺内并没有打开，他只是默默的把刚刚筛好的一杯清茶送到宗方面前，宗方一躬身，然后双手过顶接过茶盏，两人默默的品茗，再无话语。
宗方对中国的了解使他成为日本军方非常信任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寺内在日俄战争中就和他合作过，对于宗方的眼光和能力非常的信赖。宗方小太郎得到日本高层的赏识，并不仅仅因为其在敌后舍生忘死的谍报生涯，更在于其具备区别于一般间谍的战略远见。宗方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长期在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对中国民情政风有深刻了解。应日本高层的要求，他修改完成的两份分析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对华迩言》，对中国进行了精辟入微的分析，为日本征华建言献策，至今读来，仍有相当的震撼力。
在《中国大势之倾向》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的**遍及全民，原有的信仰体系孔孟之道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宗方指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他估计，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其实如果不是山东商会和国防军的逆势崛起，中国现在已经是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了，毕竟宗方再有眼光，也无法和掌控作弊基地、逆天改命的吴宸轩吴大官人相提并论。
在《对华迩言》中，宗方小太郎更为具体地指出，日本必须联合中国才能对抗西方，但中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大战而大胜之，中国始知日本之实力之不可敌，方可收协同之效”，因此，必须先“以势力压制、威服中国”，“煦煦之仁、孑孑之义，非所以驭中国人之道”。因此，他建议当时节节胜利的日本军方，“必须排除万难，攻陷敌人之都城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敌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敌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而后达到我之目的。”为此，他提出了九项具体压制中国的措施，成为日后《马关条约》的蓝本之一。
宗方建言道，铁血政策之后就该实行怀柔，要在占领地以“公道至诚、待民如子”之心来施行大道，以扫除中国政治的“宿弊伏毒”，消除中国人对日本的“仇雠之念”，“使两国人心和合融释，有如一家。”他因此呼吁日本当局要重视这一“责任至重”的问题，选好用好占领地的民政官。
实际上后来的抗日战争就是按照宗方小太郎的思路展开的，日军首先期望攻陷首都南京来震慑中国求和，没有达到目的就扩大战争控制中国的华东、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和交通重镇，企图用经济绞杀来逼迫中国*政府慢慢萎缩，虽然抗战最终的结果是日本的崩溃，但是宗方的以战促和，以战养战的思想还是得以贯彻。
此刻他通过对川岛浪速的参谋本部中国情报局和黑龙会的支那分部提供的信息，经过他将近半年的细致分析和大胆推测，得出了一个令他自己都难以置信的结论。收复青岛、出兵欧战、剿灭革命党、光复西南、大军进藏，乃至最近的反腐肃贪，这一切看似是各自独立的决策，但是一系列行动下来却都是在为那位吴大总长积攒人望。现在的中国说起来是南京政府为正朔，但是黎元隆的总统令离开长江路就成了废纸一张，而中国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头百姓，谁不知道那位新华党的党首、国防部总长吴宸轩才是这个国家的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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