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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毕业。明年就要去德国留学研习军事，翌年归国。先后任驻丹麦、瑞典使馆官员。1921年任驻瑞士公使馆武官。1923年入参谋本部，任教育总监部课员，次年任陆军大学教官。1926年任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长，推进军队装备现代化。1930年任军务局局长。长期从事军事动员、体制的整备，为总动员体制奠定基础，直到1935年8月被皇道派的陆军中佐相泽三郎斩杀。这家伙的作用不在于他发动了什么政变或者指挥千军万马在中国搞东搞西，而是在于他密切注意一战的战况，同时对于各国战略资源、工业水准、以及投入其人力、财力、物力、而发挥总体战功能的总动员体制，有深入比较的研究。1920年，他向日本陆军当局提出了一篇内容宏富的“国家总动员意见书“，被在大正后期到昭和初期两度出任陆军大臣的宇垣一成（士官一期）大将称赞为比德国鲁登道夫将军的总体战论更为精彩。
一意推进国家总动员的永田铁山，很早就怀有所谓「建立日满经济集团」的幻想，后来就制造出“九一八”的阴谋，居然使幻想成为事实。及至就任军务局长之后，他立即又萌生了“建立日满北支（华北）经济集团”的妄念，刚好在这个时候，海军决定了退出美、英、日三国限制舰艇吨数为五、五、三比率的华盛*顿、伦敦两个条约，因此陆海两军都亟需大事扩张军备，而垂涎于冀察鲁晋绥——华北五省的煤、铁、棉花、羊毛等战略物资，和足使日本厚植财富、解除财政危机的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故而必需立即对中国下手。所以这一次就不像“九一八”那样先由少数陆军干部偷偷摸摸地搞成事实，再扯出日本政府来替他们揩屁股；而是一开始就理直气壮地要求政府先决定政策，然后付诸实施。
及至一九三五年春间，永田更派属下的军事课长桥本群，与外务省东亚局第一课长守岛武郎，再度协调侵略中国的基本政策，直到十月上旬，又决定了一个“外、陆、海三相关于对支政策之谅解”，只有三项要点：
“使支那彻底取缔排日言行，脱却依存欧美政策并立即实施对日亲善政策，有关具体问题，应与帝国合作；使支那对于满洲国的独立在目前应为事实上的默认，放弃其反满政策，且至少在与满州接壤的北支地区，与满洲国实行经济及文化的融通提携；来自外蒙的赤化势力，乃日、满、支三国共通的威胁，我方为排除威胁，而希望在与外蒙接壤地区为各项设施，应使支那方面予以协力。”
这三项要点，就是在稍后广田弘毅外相向我国提出的所谓「广田三原则」。就连当时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也都责难他们的阴谋说：这样的三个原则，是要中国开一张不填金额的支票给日本，将来就可以任意扩张解释，要求兑现。
不得不说这位日军大脑还是有些底货的，不过他就算孙武再世武侯重生也无可奈何。因为国防军除了两个师布置到普兰店，还有一个第3师已经坐火车抵达奉天，而且奉军的各个师都已经按照要求收缩到驻地，接受国防军的整编。
在这种实力面前，日本陆军省的大佬们不得不认真的进行一番推演，他们发现即使海军肯帮忙截断京奉铁路，也无法阻止中国国防军从草原方向继续运动支援东北。哈尔滨还驻扎着一个联队（团）的国防军，而奉军二十七师似乎已经和国防军合流，他们的武器装备已经更换完毕，战斗力就算是按照国防军一半计算也不是几个大队能打发的。现在满洲加上朝*鲜一共才三个师团，本土没有动员也只有九个师团，还得算上不能轻动的近卫师团和第一师团，再去掉逗必的第四师团，日军也是捉襟见肘。
现在国防军似乎有二十多万正规军，和日军的现役人数相差无几，对方的动员力也不次于自己国家，光是预备役和“警戒者”组织的民兵就不下三十万，还有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的巡防营，预备兵力不下五十万。对上这些武器方面丝毫不落下风的国防军，就算是荒木那样的狂夫也不敢夸下海口，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打垮国防军。
如果战争转入长期化，日本的财政一定会第一个垮掉，到时候装逼不成的后果可不是谁都能承担的。于是参谋本部、陆军省从上到下都装作失忆了，遇到海军的马鹿故意询问死在奉天的三个军刀组都怎么讨还血债了，陆军的佐官们都满脸通红的低头逃走，太悲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