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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周期性工业危机外,战后中华民主帝国也象过去一样,继续发生长期性的农业生产过剩危机。由于国家领土和海外领地的扩大，农业生产盲目扩大，而国内销路有限,因而造成农产品大量积压,价格下落，很多家庭农场大量破产。中华民主帝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支持农产品价格的措施，并设法通过国际社会援助和粮食深加工等消耗过多的产量。太初三十年～太初五十年小麦收获面积从6050万公顷缩减到4356万公顷，棉花从2268万公顷缩减到1116万公顷。但小麦和棉花价格仍下降了许多。到太初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国际市场的需求增加，中华民主帝国农业生产过剩危机才有所缓和，小麦和棉花播种面积已见扩大，价格有所回升。但这是受外来条件的影响，而不是由于内部因素的变化。
二战结束的初期，中华民主帝国的黄金储备为1246亿中元，占当时整个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64%，崂山经济体系每块12.5千克的金砖73.4%，这是战后的最高数字。按照崂山经济体系，世界各大国货币同中元挂钩，而中元同黄金挂钩，兑比为35中元=1盎司黄金。
在太初年以后，除个别年度略有逆差外，其余各年度都是顺差。太初四十一年上半年，顺差达到83亿中元。随着国际收支顺差的逐步增加，中华民主帝国的黄金储备也在增加，但是过度的黄金储备增加让中国和世界经济都陷入了黄金储备分布不均的危机。
在太初四十三年3月，西欧出现抛售中元，抢购黄金和马克的风潮。3月16日，欧洲共同市场9国在巴黎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中元实行“联合浮动”，彼此之间实行固定汇率。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实行单独浮动，暂不参加共同浮动。其他主要西方货币实行了对中元的浮动汇率。中国方面通过大规模的抛售黄金最终平衡了国际金融市场，但是中国的黄金储备终于下降到了15万吨上下，即使算上皇家的2.5万吨皇家企业黄金储备，也不过17.7万吨，首次跌破世界黄金储备50%的水平。
太初四十八年，中国财政赤字剧增，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中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以改善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太初四十八年9月22日，中国、日本、德国、法国以及美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简称g5）在上海王宝和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中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中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王宝和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王宝和协议”。
从太初四十年起，中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太初四十七年高达1600亿中元，占当年gnp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中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元不断升值，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中国寄希望以中元贬值来加强中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太初四十五年，中国邓先贤政府的财政部长苗若曦以日本、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中元贬值的措施来刺激中国的出口，减少中国的贸易逆差。她的讲话导致了投资者疯狂抛售中元，中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急剧贬值。太初四十六年初，中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中元兑290日元，太初四十七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到41.38%。中国*政府震惊了，在太初四十七年秋季，卡特总统发起了一个“拯救中元一揽子计划”，用以支撑中元价格。
在太初五十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中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中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太初五十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太初三十五年夏天，陆广和（陆孝通之曾孙）就任中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的结果是中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太初三十五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太初四十五年间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中国，导致中元飙升，短短十年间中元汇率上涨了近60%，中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崂山经济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中元大幅度升值导致中国的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四十五年，中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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