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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工绍振国死了，只有几个人去送丧，去的人也仅仅是出于同情和职责。因为平时和他接触的人特别少，他在202地质队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当讣告张贴在宣传栏里面时，好多人才知道单位上有个人叫绍振国。连以前认识他的人也是在这时才想起来，他们以为他早就不在单位上了。油库在一个静僻的小山背后，送丧的时候有人恍然大悟似的掰指头一算，才发现他一个人在那里已经呆了十年了。
我刚从学校毕业就和绍振国在一个分队工作。那时候分队在川黔交界的一座大山上搞磷矿勘探。绍振国是放炮工，分队的人都叫他绍大炮。这个绰号与他的性格截然相反。他养了两只母鸡，养得很仔细，给母鸡吃的面条都要用剪刀铰成一公分长，还要煮烂。说是怕鸡吞不下去，咯鸡脖子。他最爱涂红油漆，他用的桌子、椅子、柴刀、拄路杖和放炮用的起爆器，甚至脸盆和筷子都被他涂得红红的。他说主要是它们掉了好找，红色抢眼。油漆是分队的，只要不偷回家，再怎么用都没有人说。他把他的一双反帮皮鞋也涂上了红油漆，走起路来像踩着两团火，在老远的山坡上走也能一眼认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笑他，说他神。他也忍不住笑，抿着嘴笑，似乎一张嘴那外突的门牙就会飞出来。那个时候我有点看不起他，具体到哪一些事情我又说不出来，反正就是觉得不怎么顺眼。我才参加工作，因此特别积极，像新兵连那种被称为“新兵蛋子”的新兵。有一天绍振国捧了个刚刚生下的热鸡蛋，叫我给他称一称有多重，因为我是搞岩矿鉴定的，我管天平。我也不知道一枚鸡蛋有多重，所以也非常有兴趣地给他称了，六十四克，一两二还多一点。他非常高兴，他说那些农民的鸡蛋要十一个甚至十二个才有一斤。第二天他又来了，他想知道是比昨天的重了还是轻了。我正忙着，他说就一哈哈（一会儿），就耽搁你一哈哈。一称比昨天那个重了四克，他高兴得合不拢嘴，像多得了四克金子。第三天他刚捧着鸡蛋过来我就故意转身不理他，他涎着脸喊我称我就火了，我说：“这么精密的仪器怎么能天天给你称鸡蛋！”他嗫嚅着说：“是公家的，又不是你私人的。”我哗啦一下把钥匙砸在办公桌上，要称你自己称。我知道他不会读天平。他灰着脸走开了。几天后赶乡场，分队好几个人下山去买了些鸡蛋，不知怎么来了兴趣，也要称一称自己的鸡蛋最大的有多重。称完后叫绍振国把他的鸡蛋拿出来，看到底重多少，因为他们都知道绍振国的蛋绝对比他们的大。绍振国懒得和他们说，装作没听见。他们用“绍大炮的蛋”这种话来取笑他，他也只是赔笑，不还击也不把鸡蛋拿出来。我知道他在心里忌恨我，但我一点也不怕，心想你放炮的我又不求你。两年后矿区勘探搞完了，分队转移到另外一个矿区，人员重新组合。我回到队办当秘书，绍振国又放了两年炮，然后才回到队部，去看守油库。
绍振国在世时，始终是老实和本分的化身。有人私下告诉我，说你不要看绍大炮现在那个样了，他年轻时还红过一阵哩。就是因为有一次单位上搞普法教育，专门去监狱联系了几个犯人来“现身说法”。布置会场的时候，绍振国说了句：“犯人同志们，请你们在你们的位置上坐好。”就因为把犯人们称做“同志们”，一身红透的绍振国一下子全身透黑。我老想看看他还有没有过去“红”的时候的一点影子，但始终没有看出来，连说句话都怕兮兮的，像老猫打呵欠一样软弱无力。我便怀疑他真有说那句话的时候和机会。
我在队办当秘书的时候，地质队是最不景气的，下岗人员一年比一年多。那还是1987年，大多数中国人还没听说过下岗，更没尝过下岗的滋味。队领导们每年为岗位安排问题都要开特别会议进行专门讨论，完了总是少不了让一些人堵在办公室或者家里讲理，理讲不通就大骂大泼。这种理哪有讲得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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