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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那个莽撞的士兵更让人害怕，他当然看出来，这个军官是真的生气了。他身上的精气神彻底地被黑洞洞的枪口里冒出来的冷嗖嗖的气流击散了，呼吸急促，脸上的汗水又不争气地出来了，他不敢去擦，声音低了下来，嘴巴突然变得结巴了：“长，长官，你，你不要生气，我答，答应了，我全答，答应，你们有，有什么事尽、尽管吩咐，我，我一定照，照办……”
李茂才恨恨地瞪着他：“你说话算数吗？”
镇长忙说：“算，算数，我，我现在就办。”
他哭丧着脸，缩着软弱无力的肩膀，像落入陷阱的可怜的兔子，一边埋怨凶狠的猎人，一边怪自己命运倒霉。李茂才收起手枪，冷冷地看着他，说：“走吧！”
镇长领着他们找到了一个挂着“朱记食品厂”的工厂。院子很大，有三十多间房子，临街还有一个不小的饭馆。镇长努力地在脸上挤出一点笑容，讨好地介绍说，这是淳化镇最大的一个厂，做糕点的师傅都是从香港请来的，有五六个，大半个南京的糕点都是他们供应的，上海一打仗，那些师傅害怕了，都回香港了，现在处于停业状态。他让人把老板叫过来，又恢复了一副神气的模样，声音既响亮又严厉：“大军要在你们这里驻扎，你赶快把房子腾出来！”
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他着急地说：“这怎么行，我还要做生意啊。”
镇长似乎也在盼着他的拒绝，他立即扭过头去看李茂才，很为难地说：“这，这可怎么办……”
李茂才走上前来，和蔼地对那个老板说：“老先生，我们大部队随后就到，需要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我们刚在上海打了三个月的仗，官兵都很累……”
那个老板脸上慢慢地堆满了阴云，眉头皱了起来，带着审视的目光注视着他，似乎不大相信他说的话，他带着疑心重重，而又有点不情不愿的样子，声音里既充满了对抗，还夹杂着委屈和抱怨：“这和我没关系，你们是当兵的，累一点也是应该的。我这里是工厂，是做让人吃的东西的，要讲卫生，它不是营房，不能住人。”
李茂才耐心地说：“老先生，现在是国难当头，你这样做是不明大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
老板的眼睛猛然瞪大，带着被惊吓，也带着被激怒的口气叫道：“你别拿国家、民族吓人，我不吃这一套。我就是一个小老百姓，我只知道守着我这个家，过好我的小日子，其他的关我什么事？你们想打仗到其他地方打去，反正我不会让你们用我的房子！”
王大猛的声音不高，但里面的威吓的口气谁都能听得出来：“老乡，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日本鬼子如果打过来，你还能过好你那小日子吗？你还能做生意吗？”
老板看着他，声音变得迟疑不决：“小年轻，你，你吓我没用，我管，管他日本鬼子不日本鬼子，不管是谁打胜了，他，他们总要吃饭，只要吃饭，我，我这生意就能做下去。打，打仗是你们当兵的事，我，和我有什么关系？”
老板竭力地想让自己表现得见多识广，但他把话说得磕磕绊绊，好像后面有条狗在追着他的声音，声音累得气喘吁吁。说完以后，他长长地吐口气，好像刚刚走了很远的路。
镇长站在一边，干脆袖起了双手，一会儿看看他们，一会儿扭头看看那些厂房，一副看风景的样子，好像这事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他就是一个看热闹的路人。李茂才摇了摇头，再呆下去，他觉得自己非要发疯不可。他叫来王大猛，努了努嘴：“二班长，你带人分一下工，留下几间房子让他们住人和放东西，其他的全部征用。”
那个老板愤怒地叫道：“你，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你们这是土匪！现在是中华民国了，我，我要告你们！”
李茂才朝那个镇长努了一下嘴：“你们的父母官在这里，你要告就告吧。”
镇长立刻挺起腰，说：“朱老板，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就认了吧。”
这个朱老板又回头看了看李茂才，李茂才抱着胳膊，抬头望着天空，太阳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头顶上压着沉甸甸的阴云，风从北方吹来，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他的心情比天空中的阴云还要沉重，他不想再开口说话了。如果这个朱老板再不答应，他会再次把手枪掏出来，甚至开枪都有可能。他做梦也没想到，中华民国已经建立二十多年，这里还是首都，居然会是这般模样，这仗还怎么打啊？他的喉咙发痒，突然有种放声痛哭一场的感觉。在上海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在死人，一百多号的兄弟，最后只剩下这10多个人，他都忍着没掉一滴泪，但他现在真的想好好地哭一场了。他们这些军人在保护什么样的人民？这样的战争还有什么意义？这仗打下去还有什么希望？打胜了还好说，打败了，他们就会骂军人无能，中国无人，骂完之后，也都认命了，继续远离战争或者做个安份守己的良民，甚至还会主动去当汉奸。
他不想再和他们讲道理了。有时候，你用强硬的手段反而比文明更管用。
老板终于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他努力地压抑着不满的情绪，使劲地酝酿着温和的表情，竭力地想让五官发出和解的信号，这让他看上去很可怜，像在雪地里行走的一条老得不能再老的狗一样孤独无助。他比镇长聪明，没有等到丘八把枪掏出来顶在额头上，转换得还比较体面。他的目光像鼻涕一样软软地溜到地上，小声地嘟哝着：“算了算了，算我倒霉，你们不要动我的东西，我自己找伙计干行了吗？这下你们满意了吧！”
李茂才立刻伸出手，招呼王大猛停下来，这个朱老板愿意屈服，愿意成为一只听话的绵羊，那就让他自己动手好了。弟兄们苦战了三个来月，又走了六七百里路，能有时间休息一下，那当然是好事。
连长李茂才一点都不喜欢南京，他抬起头来，看着淳化镇喧闹的街道，看着像是走在梦中的行人们，看着那些耸立在苍白冬日里繁华的楼房，像个孤独夜行的旅客在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多么盼望着这一切只是一个梦，他们只是南京的过客，匆匆地从这里路过，就是到一个贫瘠的山村整训，也比呆在这个仍旧睡在梦中的城市要好。
对南京来说，战争的味道就是没有味道。
前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三0五团一营二连连长李茂才现在坐在我身边，他九十多岁，但身体很好。老人坐在藤椅中，身子挺得笔直，两手放在膝盖上，像一个标准的军人。老人的儿子说，他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走上一小时的路，吃饭时还要喝一盅白酒。老人的儿子还对我说，老爷子几十年都是这样，部队那一套，改都改不掉了，比如说吧，每天晚上睡觉时，他都会把衣服按顺序摆好，放在床头，就是冬天，天气再冷，也不会把衣服盖在被子上。老人听到这句话，扭头斜了儿子一眼，嘟哝了一句：“你知道什么？我们那时天天要打仗，晚上要随时出发，衣服按顺序摆在床头，穿起来迅速，当兵的都是这样！”
我是来采访老人所经历的南京保卫战，也许会和南京大屠杀有关，谁知道呢，这得看老人的经历。我和他一样，并不是很喜欢南京。从我18岁到南京一个叫“临汾旅”的部队当兵算起，已经在这个城市待了16年，在这个城市里，我已经三十多岁，但仍然是孤身一人。我对南京的女人并没有恶感，但我还是不想和她们恋爱。
南京是个阴柔的城市。1937年12月的南京，对那些民众来说，并不是一座抵抗之城，只是一个充满死亡和屈辱的城市。
我准备写的这个小说和1937年12月的南京有关。这是解放军出版社一位编辑约我写的。去年我写了一个叫《一个老兵的战争》的长篇小说，他很喜欢，觉得我是个写战争小说的料子。他说，1937年12月的南京永远都会刻在中国人的心上，它像我们民族身上的一块伤疤存在着，你来写个小说怎么样？我想了想，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出版个小说很不容易，我得抓住这个机会。于是，我对他说：“好啊，我在南京生活了16年，也一直想写一个这样的小说。”
小说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当然会把这个小说写好的。答应过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好。我准备了很长时间，甚至搞到了许多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国军幸存者的名单，他们很多就住在南京。我打算这个小说先从南京保卫战开始，因此我必须先采访他们。
我今天采访的是前国军连长李茂才。
我对李茂才并不熟悉，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人，黄埔军校毕业生，河北人，当过国军，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一身伤痕累累。后来的事情就不大清楚了。他家就在离南京并不远的江宁区铜井镇畔塘村，这是我单位一个同事小时候待过的村庄，他对这个老人的印象就是他曾经参加过国军，此外一无所知，在他儿时的记忆中，这是一个沉默的老人，总是背着一个筐子在村庄里低着头拣粪，别人给他打招呼了，他就站在那里笑笑，几乎没有见过他说什么话。他还劝我不要采访他了，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他能说出什么呢？
1937年的幸存者实在太少，我在南京找过两个，但他们已经太老了，往事如烟一样飘散在他们的记忆中，根本就无法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断断续续的回忆像战后的村镇一样一地残骸。我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铜井镇找到了李茂才。还费了点周折呢，我到了畔塘村，向一个村民打听李茂才时，他说，他到淳化镇了，说是去看他的老战友。他是你们部队的吗？他参加过长征吗？他打过鬼子吗？他抗美援朝过吗？我还没开口，那人却又转身走了，他其实对此一点都不感兴趣。他只是出于礼貌多说两句话而已，并不代表他真的想听到什么回答。是啊，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
我怅然若失地打量着这个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觉得有点奇怪，这个老人为什么没有回到河北老家，却流落到了南京一个偏僻的小村？
我是第二天再赶到畔塘村时才见到老人的。出乎意料的是，他话并不少，但他一开始就误解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来专门写他的。他拄着拐杖，静静地站在冬日的阳光下，听我把来意说明了，咂了咂苍老得几乎成了淡黑色的嘴唇，咽了口唾沫，缓缓地摇了摇头，说，我是参加过南京保卫战，可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忙对老人说，那是一场事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你们这些抗战的军人是民族英雄。
老人的脖子猛地梗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闪过一丝亮光，目光紧紧地盯着我，带着点怀疑，还带着审视，眉头微微地皱着，仿佛在猜我是在敷衍他还是真心这么想的。我忙朝老人笑了一下，我就是这么想的。他终于相信我了，目光柔和多了，但他还是举起一只手，颤微微地摇了摇，说，你写我没什么意思，我们家虽然现在是村里最穷的，但我们家从前是地主，我是国军军官，反动分子，你有什么可写的？
我以为他要拒绝我了，紧张地看着他，但老人显然并没有那个意思，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一点笑容，像一个慈祥的长者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喃喃地说，你就写写那些士兵吧，比如说陈傻子，他从小就是苦出身，打起日本鬼子比谁都狠。他当兵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到，我们在南京淳化镇打了就那么几天，打得淳化镇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每天天空都是红的。我们连活着逃出南京的，就只有三个人，其他官兵全死了。
老人的脸沉了下去，但声音却明显地提高了，说，你写我有什么意思？我都恨不得死在南京才好呢。这都是命啊，我应该在那时就死掉但却没有死掉。还有王大猛、大老冯、赵二狗，你还是写写他们吧。他们个个都是英雄。我这当军官的没什么好说的，仗都是靠那些死去的士兵打的。
我有点不甘心，他说的是实话，那些士兵当然都很重要，但他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军官，他有叙述的能力，他的经历可能会更加惊心动魄。我说了许多“民族英雄”这样的奉承话，但他仍旧不肯讲述自己的抗战故事，他只愿意给我说说那些士兵。我有点失望，这些平庸的名字，他们身上能有什么故事呢？
他的儿子有七十多岁，也是一个弯腰驼背的老人，他趴在他的耳朵边，大声地帮我说话：“爹，你就讲讲你自己吧，你年纪也不小了，裴作家如果把你宣传出去，你真成了民族英雄，以后说不定还能公费看病……”
我有点尴尬，老人现在是一个农民，我只是一个普通军人，我看病有时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这个小说出版了，可能会在读者中有些影响，但不可能对老人有什么帮助的。
他的儿子也是一番好意，但老人还是生气了，他用拐杖狠狠地捣着地面，重重地说：“你爹是那样的人吗？我占国家这个便宜干什么？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多少兄弟在我面前死掉了，我这六十多年是白拣的，我还怕个病？笑话！”
他说着咳了起来，脸胀得通红，脖子上露出青筋。我有些紧张，他毕竟是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不能让他太激动，要是万一有个什么事，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老人都像小孩一样，你不能和他对着干，只能顺着他。我忙说：“李老，那你就讲讲陈傻子、大老冯他们的事吧。”实际上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就让老人讲，如果没有什么内容，过一会儿，我再找个借口溜走。我曾在我们军区报社做过一段时间记者，在新闻圈里，最头疼这种死倔死倔的采访对象，你让他讲什么他偏不讲，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赶紧溜走。但这也不能做得太明显了，起码的礼貌还是要有的。
但我一下子就突然听进去了，我凭直觉觉得，老人在1937年的经历很可能就是我要写的这个小说。
老人说，1937年12月的南京就是那个样子，但你能说南京人不好吗？也不能这样说，那时国家就是这样，一盘散沙，民众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知识。我们后来转战到湖南时，那里的农民就以为日本人也是中国人，是从东北来的北方蛮子。你给他们解释日本，半天都解释不清。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在那个小岛上生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的路翻山过海地到中国来打仗呢？他们既然是外国人，为什么不是蓝眼睛高鼻子白皮肤，为什么会和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呢？许多人就是不信，总以为我们是在骗他们呢。
1937年的回忆无疑是沉重的，它像刀子一样划过年事已高的皮肤，布满褶皱的心里一滴滴的鲜血涌出来，苦涩的泪水从眼睛里缓缓地淌出来，他闭着眼睛，让那些泪水滑过布满老人斑的脸颊。这是一个老兵的痛苦，他想起了血肉横飞的战场，还是那些死去的兄弟一样的战友？老人脸上的肌肉神经质地颤抖着，他把手放在膝盖上，想竭力地把胸膛挺直，保持一个军人的尊严。但他太老了，他的手在不停地抖动着，无论如何用力，xiōng部仍旧向前塌陷着，背向后拱起。老人咳了一下，喉结蠕动着，发出粘稠的声音。他的挣扎是徒劳的，岁月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老人的儿子担心地看了看他，又带着哀求的目光看着我。
我慌慌地站了起来：“李老，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吧，你好好休息休息吧。”
老人猛地抬起了头，把手举了起来，招呼我坐下，声音很低，但很坚定：“你坐下，我今天还能再讲一些。我想通了，我要把我所经历的，我所知道的，都讲给你听，如果你能写出来，把它留下来，我死了也值了。”
老人的口气不容置疑。我只得赶紧坐下，我也很想听老人继续讲下去。
那么多事，那么多人，它们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哗哗地在记忆之海里回响着，回忆从哪里开始呢？
老人说，就从陈傻子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