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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
每个工人的基本工资调高了七十块钱，看起来真的不多，但是工人加班费，都是根据工人的基本工资除以正常工作时得出来的数字。基本工资涨了，加班费就会跟着涨，虽然每个人最终也不过就是多拿上一两百块，但是对一个拥有三万名职工的厂子来说，每个月就要多支出接近六百万的人力成本。
虽然清楚的知道，手下的工人生活水准每况愈下，但是那些工厂主肯定是能拖则拖。拖上一年，他们就能节省七千万，省的当然就是赚的。
如果在平时，他们拖个一年半载的再调整工资，工人们能凑合过下去，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是现在加班少了，收入少了，物价涨了，此消彼长之下，一些拖家带口的工人，基本已经无法再活下去。
“大家实在撑不下去了，后来就有人合计着，举行一场大罢工，要求工厂按照政策给大家加薪。就在两个月前，我们全厂停工，有超过四千人走到街头游行抗议。面对这一幕，卢有才这位老板终于慌了。他派人四下做工作，找这次罢工的带动者，给他们塞红包。在工人当中影响力强的人，能得到两三千的红包，影响力弱但是也算个人物的，能拿到五百到一千的红包。”
说到这里，刘二喜的脸上露出了愤怒与不屑，“当然，这些钱也不是白拿的。拿了这些钱后，就要立刻结算工资，然后卷起铺盖滚蛋，他们的名字也会被编进工厂的黑名单，永远不会再被录用。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珠江三江洲地区，最不缺的就是工厂，能拿上一笔意外之财，再重新换个工厂，又有什么不行的？现在经济不景气，实在不行，拿着这笔钱先回老家，等经济危机过了再回来。就这样，卢有才老板只是给两百多个领头人塞了红包，就轻而易举把我们这次罢工‘压制’了下去。”
师少鹰低声道：“你没有拿那个红包？”
刘二喜能对“红包”事件了解得这么清楚，肯定也是“编制内”成员。
刘二喜点头，“他们给我送来一个两千块钱的红包，要我在协议书上签字，声明自愿离开工厂，双方再无瓜葛，我没有同意。我之所以站出来，是想给厂子里的兄弟姐妹争取应得的工资，而不是想要别人拿着一个两千块的红包来收买我，然后再乐颠颠的滚蛋。”
在工厂管理方看来，刘二喜这种连红包都不收，坚持不肯退让的人，无异于是刺头，更是工厂恢复运作的障碍！既然绝大多数人已经被解决掉，用红包不能打动刘二喜，敬酒不吃吃罚酒，花点钱找几个人，半夜冲进刘二喜的家，用木棍和他交流一下，让他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睛，这后面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一个身家超过十亿，在当地关系网支连错杂，可谓是黑白通吃的大老板，想要收拾一个小小的刺头工人，那真是太容易不过了，也许在他的发家史中，类似于此的事情已经是司空见惯。
让卢有才没有想到的是，上山多了终遇虎，这一次，他终于遇到了一个为了自己弟弟，敢于拼死一搏的超级刺头！
并不是所有人，面对强权暴力，都会象母鸡一样乖乖趴在下等待他用金钱和打手去宠幸；并不是所有人，都忘了身为一个的道德与良知。
虽然，刘二喜的这次反抗，代价实在太大了一些。
师少鹰沉默了很久，才沉声道：“你的故事讲完了，在对你提出我的个人建议前，你想不想听听我的故事？”
虽然很出乎预料，刘二喜回复得仍然很干脆：“想！”
“我老爹是少将，我老婆的老爹也是少将，我们两个人在同一所少年军校里初识，只不过我在十四岁就因为太调皮捣蛋，被学校扫地出门，而我老婆，却一路走了下去。虽然后来我又进入军队，可是职务却总是比她低上一级。我是上尉时，她就是少校，而且这种差距，将来必然还会越来越明显。再后来，我在边境线上和印度的特种兵打架，他捅穿了我的右手，我一脚把踢成了太监，为了平息事态，我就被送回内地，结果03年的时候，正好赶上大裁军，又被丢到了地方预备役，进去没几天，就因为同事联起手想排挤我，大打出手，一下子干进医院三个！反正弄来弄去，最后还是脱了军装，成了一个升斗小民。不过还好，我的未来老婆大人没嫌弃我，我二十九岁，她二十八岁那年，我们结婚了。”
刘二喜道：“恭喜！”
“恭喜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