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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〇、吴楚弄兵无剧孟
听了孙元起问话，三个小伙子一齐看向了魏镇雄。
魏镇雄满脸微笑：“迫击炮结构简单，经过初步核算，每门成本应该在70到80两白银。但作为一种具有优良性能的新式火炮，能在近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售价纵然不及马克沁机枪，想来也相差不远。也就是说，迫击炮至少有十倍利润。
“我等在归国之前，已经把迫击炮涉及的相关专利在欧美日各国注册。如果和百熙先生合作的话，我们将毫无保留，把专利权转让给北平铁厂。我和任之（吴健）是金属学会的，国臣（刘庆恩）和仪亭（沈凤铭）是兵工学会的，都会全力协助北平铁厂调试好生产设备，确保迫击炮正常投产。”
俗话说得好：无事献殷勤，非奸必盗。他们几个小伙子耗费心血研制出迫击炮，跑了数十个国家注册专利，然后再千里迢迢来到北京献上图纸，难道只是学雷锋做好事？时空管理局可没批准雷锋同志穿越到清末的申请。／
见魏镇雄闭口不说利润分成的细节，反而大谈特谈迫击炮的好处，孙元起有些忐忑：顾左右而言他，这是所求者大啊！
既然你跑题，难道我就不会么？看谁最先沉不住气！
孙元起开始满嘴跑火车：“如果北平铁厂有所盈利的话，利润除了部分留作扩大再生产外，将主要用作教育经费，培养中国工科人才，重点扶持钢铁和兵工方面的技术研究。
“对于尖端的技术研究，经世大学有较好的学术基础，而且目前已经建有钢铁、发动机等多个研究所，不用另外筹建新的机构。但是培养工科人才，却必须有专门的学校。
“敝人从事教育多年，发觉现阶段的中国可能更需要熟练的工人、经验丰富的技师，而不是研究艰涩高深理论的科学家。换句话说，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可能比综合性研究大学对国家更有用。”
二十一世纪初，但凡与教育有交集的中国学者，脑海里都会盘旋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便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中国学校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吗？大家不要忘了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钱学森等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但这些人都是在建国之前培养出来的，所以问题应该修正为：
为什么建国之后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如果公知、精英看到这个问题，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把它归结到体制上来。事实上，他们这回说的没错，确实是因为制度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体制整体趋向于苏联模式，人才培养带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主义色彩。教育不再是为了培养博学通才，而是为国家培养具体的、有用的专门人才，比如工程师、医生、农业专家、技术人员等。
为此，在1952年到1953年间先后拆分了一大批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像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都在劫难逃，进而建立起一批以专门学科为主的高等院校。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院系大调整”，也是很多高校把1952年作为建校元年的根本原因。
在这次院系大调整中，诞生了一大批著名专业院校。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北京学院路的“八大学院”：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今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矿业学院（今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
培养杰出人才，就跟小孩捏泥巴一样。民国时期高校的博学通识教育，是把一群小孩领进大师作品展览馆，然后随便这群小孩怎么折腾，学不学自由，跟谁学也自由。千儿八百小孩中总有几个天资聪颖的，在大师熏陶下自己也成了大师，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而建国后的专门化教育，则像把一群孩子领进制陶工厂里，老师手把手地教道：“今天我们捏小板凳，第一步先把泥巴拍出片状，……”在循序渐进的培养下，泯灭了天才与凡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最后所有孩子不分资质都成为熟练的工人，做出碗、陶罐、茶壶等日用品来，却没有谁能成为大师，烧制成大师级作品。
你是不是要唾骂这种限制个人自由发展的教育体制？不过我劝你在开口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它为国家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众说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要知道在1949年之前，中国工业还是积贫积弱的，为什么能有今天的局面？除了苏联援助的156项重大工程为我们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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