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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开始分组会议。第二天仍然分组会议，各小组要选出学会的领导人，敲定学会基本章程和未来发展方向。第三天上午，各学会的领导开会，小组成员继续讨论，下午全体大会，宣读学会的章程和框架，最后闭幕。当然，具体详细的安排，你们等会儿商量着定。”
何育杰这时候chā了一句话：“先生，我们这个机构就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学会’？”
“哦，你有不同意见？说来听听。”
“学生是这样想的，综观我国留学生，在美洲最少，估计不到百人；其次是欧洲，大概在三四百人之间；最多的却是日本，至少也有五六千人。”何育杰在发表自己看法之前，先给出了一份数据来。
孙元起心中思忖道：清末留学日本学生多，主要是因为国人觉得和日本一衣带水，同文同种，而且日本变法成功，打败大清、俄国，再加上日本善意恶意jiāo织的yin*，所以大家出国留学的目标首选日本；至于欧洲，虽然英、法、德等国都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但道路遥远、种族大异、语言难晓，相对留学生就少许多；而美国则是新鲜出炉的暴发户，有钱没文化，尽管态度不错，但大家还是懒得去。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民国中期之后，随着一战后美国的国力增强，美国渐渐跃居出国目的地的第一位。那时的大学教授，多数都有留美经历。仅以南开大学为例，1930年全校有教师41人，留美归来的31人；1936年的34名教授当中，留美的33人。另据有关统计，30年代前后由留美生任大学校长的就达50多人，几乎占当时所有大学校长的80。
到了现在，美国更是当之无愧的No.1，欧洲依然是第二，至于日本，则已经褪去了他曾有的光环，委委屈屈地坐在第三的位置，甚至有时候都比不上加拿大、澳大利亚。
何育杰接着说道：“先生你在伦敦振臂一呼，成立学会，欧美留学生自然望风景从，无人不服。只是在日留学生听到之后，难免会心生龃龉。如果他们效法我们，自己成立学会，两者之间相互颉颃，反而不美。
“所以，我们不如暂时定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学会欧洲分会”等会议结束后，将相关会议章程和会议结果函告留美、留日同仁，让他们各自成立美洲分会和日本分会。我们三者之间平时互相jiāo流沟通，但互不统属。等国内立宪成功，党禁一开，我等再在国内合力共建正式的‘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统属欧洲、美洲、日本这三个分会。您看怎么样？”
中国人喜欢拉帮结派，占山为王，动辄根据地域或生活背景，标为“×党”、“××派”。这种风气在学界也存在。在民国时期，由于有留洋经历的人多了，就一度出现留美派、留欧派、留日派之别，甚至待遇都有区别。留欧、留美的工资最高，留日的往往低上三四层；至于没留过洋的土鳖教授，一般只能拿到留欧、留美工资的一半多一点儿，搞得刘半农、向达等人都三四十岁了，还要出国镀镀金。
而且这种风气也很明显地体现在研究机构的设置上。国民政fǔ在1928年决议成立中央研究院，在成立之初，中研院就被欧美派牢牢把持，针chā不进、水泼不透。在迁台之前，两任院长：
蔡元培是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四年旁听生；
朱家骅则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
中研院负责行政管理工作的是总干事，在前后十一任十位总干事中：
杨杏佛，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
丁燮林，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
丁文江，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双学士；
朱家骅，德国柏林大学博士；
任鸿隽，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傅斯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
叶企孙，美国芝加哥大学学士、哈佛大学博士；
李书华，法国图卢兹大学硕士、巴黎大学博士；
萨本栋，美国斯坦福大学学士、麻省伍斯特理工学院博士；
钱临照，留学英国伦敦大学。
这十个人中，居然无一不具欧美留学背景，更有8人是获得欧美高校的学位。
相对于中研院的纯粹，在1929年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就显得斑驳许多，这里面自然也有欧美留学背景的人，但更多的是被日本留学背景和土鳖派渗透盘踞，前者如吴敬恒、周作民、崔敬伯，后者如顾颉刚、卓定谋等，成为各自派别的自留地。
从这一方面来说，真应了那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学术圈也不例外。
孙元起想了想，便点头答应：“yín苜所言极是。那就按你说的办”
接下来，几个人在孙元起的指挥下，把李复几带来的参会人员名单按照所学专业分好，各个学科的学会也就随之变得一目了然。
农学只有中国农学会、中国林学会两个一级学会；医学也只有两个：中国医学会、中国yào学会；相对来说，理、工两科因为学的人多，分的也细。
就拿理科来说，就有中国数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生物学会等近十家。
至于工科，那就分得更细了，甚至在孙元起的建议下，即便没有学生，也搭起了中国兵工学会和中国核学会的空架子。
分好之后，大家开始着手准备各种讲稿，印刷会议文件。
在忙忙碌碌间，圣诞节翩翩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