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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呢？
在华城郊区一带，每个稻草垛里都有一棵树，当地人喂牛的草料要储存起来，他们总是把干草堆在一棵树的周围。1997年4月3日，也就是绑架案发生的第二天，有个早晨起来喂牛的妇女看见两个人从自家草垛里钻了出来，很显然，他们在草垛里睡了一夜。其中一个中年人哈欠连天，整理着头发和衣服上的草屑，另一位老人抱着一个西瓜，有片瓜地在二十里之外。
从那以后，这两个人的足迹遍布最荒凉的地方，有些古墓是在人迹不到的荒山野岭，他们尽可以大胆地挖掘。他们为什么想到了盗墓？这种事不可能找到任何理智的理由，盗墓和挖煤，两者之间有着极其相似之处。有时，他们睡在一个静静的山冈；有时，睡在一片小树林里，夜里的露水打湿了青草和头发。刘朝阳卖菜的时候，头发还是乌黑的，盗墓之后，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那不断扩大的秃顶使别人和他都忽略了他自己的真实年龄，他就戴了一顶帽子。沉默、孤僻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他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和丁老头说话，只知道埋头苦干，挥舞着铁锨。最初，他们毫无经验，只挖到了石头和一些不值钱的破烂，后来他们懂得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例如探铲和探测仪综合勘探，确认墓地的大概位置，就满怀信心一直挖下去。有些洞证明他们费尽了心机而不是耗尽了体力，一些浅度也足以说明他们灰心失望过，但总是还有些坚硬的勇气，质问脚下的花岗石和石灰岩。正如丁老头所说，他们缺少一点好运气。
他们成功盗窃的第一座墓是在一片竹林里，他们挖得很顺利，封土层是红土，这种红土黏性很好，所以不必考虑盗洞塌方的问题。封土下面是一层青石板，撬开石板，跳下去，墓穴不大，但保存完好。刘朝阳用手电筒一照，就看到了密密麻麻的白色的竹根缠绕包围着的整座棺材。
这是一座清朝的墓，他们意外发现了一些明朝的器皿，从棺材里的铜镜梳妆盒以及几样首饰可以看出，埋葬在这里的是一个女人。这个多年前的美人，现在的一具骷髅，用手一碰，就化成了尘埃。一些珍珠玉器散发着幽幽的蓝光，两人并不着急，他们盘腿坐下，喝口酒，抽支烟。
丁老头说：“我们发财了。”
刘朝阳说：“是啊，发财了。”
第二天清晨，刘朝阳戴上帽子，他的帽子上有一条陈旧的船和桅杆，他在墓碑上摔碎瓦罐，用手抓了几把米饭填到嘴里，一只鸟从他的头顶飞过，他忘记了咀嚼，那些米粒像蛆一样从嘴里掉下来。他和丁老头回头看一眼刚刚爬出来的洞口，怀里揣着那些金银珠宝，笑呵呵地就下山而去了。
几年后，当地文物部门对这座墓进行抢救性挖掘，人们发现了刘朝阳用涂抹了自己粪便的棍儿在棺木上留下的一句话：耗子到此一游！
在地面之下，还有另一个世界。
打起火把，从自家的马桶钻进去，便可以看到这个世界。还有一些入口，是我们每天都注意到但是被遗忘的。掀开井盖，1974年，教授马即宇从这里下去；1983年，死者陈茵从这里下去；1996年，小贩黑子还是从这里下去。
现在我们也从这里下去。
这里只有老鼠，没有苍蝇，苍蝇都在地面之上。
在这个世界里，住着两种动物，老鼠和犯罪。
瘟疫、瘴气，也是从这里分娩出来的。他们是孪生兄弟，他们共有一个母亲。
在江苏有个假币制造厂，几个农民在一个防空洞里制造一元的硬币；在湖南省娄底市也有一个假币窝点，几个下岗工人在地下室里制造百元的假钞；濮阳老汉宁运行在自家存放生姜的地窖里制造雷管，宁波人付春在猪圈下挖了一个地洞生产炸药。
犯罪是地下世界里的一朵奇葩。
在城市里有许许多多的挖掘工程，下水道和阴渠便是其中的两种。
1994年，洪安县地震，一整段下水道从地下翻出，裸露在世人面前。人们惊讶地发现阴渠下面竟然还有一道阴渠，除了那些污泥之外，我们还看到很多东西。在同一个商店卖出的烟斗和酒杯在这里重新相遇了，曾经说出过誓言的假牙又变成了假牙，引起过爱情追思的手帕又成为了手帕，一个美丽少妇睡过的床单现在裹着一只死猫在这里腐烂。
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阴渠下面的阴渠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黑暗中不为人所知的分支通向哪里呢？
每到雨季来临，洪安县城便一片汪洋。
1986年上任的一位县委书记，他在位三年，只做了一件事：翻修下水道。他命令工人把下水道挖深，加固，可以容纳更多的雨水。洪水以前是在街道上流过，现在是在下水道里流过，阴渠下面的阴渠就是那时挖掘的。
这位可敬的县委书记叫作孙兆俞，他死后，就有了一条新的街道：兆俞街。在10年前，兆俞街叫作花子街，花子街一朵鲜花都没有，却有很多乞丐。在15年前，老百姓也称呼其为“臭街”。 孙兆俞挪用公款，压缩每一笔经费，克扣公务员的工资，他像乞丐一样在企业门前低三下四，像哈巴狗一样在老婆面前苦苦哀求，他让老板拿出善心，让老婆拿出存折。有一点，需要特别声明，在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的存款几乎为零。我们知道，零是最小的一个数字，也是无限大的一个数字。
孙兆俞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场所。
科学家去溶洞探险，犯罪分子去下水道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