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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中国共产党能搞成什么事儿。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
鲍罗廷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即便有鲍罗廷这个有着巨大能量的人物的支持，蒋介石想要成为国民党内强有力的人物，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在蒋介石前面位高权重、资格又老的人比比皆是，至少有三个根本无法逾越的障碍：军事部部长许崇智、外交部部长胡汉民、财政部部长廖仲恺。军权、财权、政权全在这三人之手，从一般规律上看，蒋介石是不可能越过这些障碍的。
但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几个月内却发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廖仲恺被刺之后，谁动了手？怎么办？怎么调查这个事情？廖仲恺在国民党内的影响非常大。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鲍罗廷。
孙中山死后几个月里，鲍罗廷成了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表面上所有决议都由几个国民党领导人共同决定，实际是鲍罗廷说了算。他在广州的权势和影响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楼上经常坐满广州政府的部长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楼下则是翻译们忙碌的天地：将中文文件译成英文或俄文，再将英文或俄文指令译成中文。印刷机昼夜不停，各种材料、报告、指示从这里源源而出。
鲍罗廷实际已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大脑。
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上，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建议：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
鲍罗廷设想，这是一个类似苏俄“契卡”的组织，目的是用特别手段肃清反革命。他自己则担任特别委员会的顾问。
他的建议实际就是决议。建议被迅速通过。
“授以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的特别委员会三人中，汪精卫本身是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是政府军事部部长，唯有蒋介石未任过高于粤军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以上的职务，他第一次获得如此大的权力。
魔瓶最先被鲍罗廷开启。
被授予政府、军事、警察全权的三个人中，汪精卫作为国民政府主席，许崇智作为国民政府军事部部长，这两个人经常不到特别委员会来，所以主要干事的就成了蒋介石。
我们经常讲人生重要的只有几步，而凡在关键时刻能有特别作为的，必有其长期的准备和异于常人的独特地方。
蒋介石就一直准备着，而他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利用危机的能力非常强。
巴斯德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
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
军事机器立即开动。
第一个对准的人便是掌握军权的军事部部长许崇智。
蒋介石利用他在特别委员会中的职务，马上动用黄埔党军，包围了还是军事部部长的许崇智，指责他涉及廖案。许崇智当然扯不清，仓皇逃亡至上海。
一块石头搬倒了。
然后就是胡汉民，第二块石头。
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蒋介石抓住这一点，不管你是不是元老，一律拘留审查，胡汉民后被迫出使苏联。
如此，廖仲恺光荣体面地下葬，许崇智被赶到上海，胡汉民被迫出使苏联。
一件廖案，蒋介石一石三鸟。
三个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半年以后鲍罗廷才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
1926年2月，鲍罗廷在北京向将赴广州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的联共政治局使团得意扬扬地说：“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说，“军队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蒋介石等四个军长“完全可靠”。在鲍罗廷的主观意识主导之下，联共中央政治局也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强调作为民族解放思想最彻底最可靠的捍卫者的国民党的作用，并将其提到首要地位”，中共必须向国民党右派和中派让步。
但这位权术大师很快要开始尴尬了。
许、胡、廖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他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却严重低估了蒋介石的能力。埋葬了廖仲恺，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后，蒋介石还剩下最后三个障碍：前台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后台的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他心目中的死敌中国共产党。
到了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中，蒋介石又是一石三鸟，打击的重点就是中共、苏联顾问团和汪精卫。从这一系列事件来看，蒋介石作为中国近代的政客，其手腕相当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