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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的美不可多得，历经沧桑的沉着和智慧，使它别具风采。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女人一听见“四十”“五十”就直打哆嗦。
我拿起这么一只经历了岁月的手，贴在脸颊。我的微笑兼着轻声哭泣，喃喃低语；她的眼睛里布满神秘的通道、神秘的梯子。我随自己走进去，爬上梯子；一段起伏与另一段起伏缠在一起，盘绕我的心是一系列近乎抽象的形象：那越出酒面的游泳，那一次比一次长久的抛起，各个部位打出的节奏，敲击在最敏感的点上。修长的手指，光滑如玉的脚趾，呵，舒软甜润的舌头——我生平最偏爱的器官，犹如一只只小小的白鼠，穿进穿出身体。“像小时第一次看见一个人撕碎又粘合另一个人时一样，”债主喃喃地说，“我感到全身在水中。”
我惊叫，我的小白鼠啊，一直飘驰在血液起伏的波浪上，不需要找到岸，只要在浪尖顶端！
第五节
连着三个月，虹口地区的居民每天拥挤着看几十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过，车里都是死刑犯，当然还有荷枪实弹的卫兵。卡车向靶场驶去，那是开花落地的好地方。自19世纪末期起，那儿就是一个极奇怪的热闹中心场所，每次枪杀或斩决犯人，事前就已围得人山人海。
20世纪某个年代，有一次，几辆卡车快到靶场的拐角，中间一辆卡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情况，死刑犯忽然与卫兵厮打，抢夺了卫兵的枪，前后卡车的卫兵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卫兵们赶快把枪口对里，怕自己车里的死刑犯也动手。
压队的军官带着队伍奔上来，一路狂喊“跳！跳！”
被缠住的军人放弃武器跳下，冲锋枪、机关枪的射击声像节日的爆竹。大约十分钟之后，庆祝仪式才告一段落。硝烟渐渐散去，弹痕累累的卡车上堆满形体不全的血肉。清点尸体才发现有三个倒霉的年轻士兵，没来得及放开枪跳下车，他们身上的枪洞最多，两边都朝他打，正反都打烂了。血从车上狂涌下来，染红整整一条街面。
血腥气像当年一样顽强地停留在街道上空，浓缩在苹果、梨子、樱桃里，浸入玫瑰和十里香中。终于，人们忍受不了某种暗示或需要，他们过节似的奔出家，从一条里弄串到另一条里弄，来到大街上，他们已像圆白菜一样团结。
这是一个集体的狂欢，这个城市需要刺激就像需要雪里蕻咸菜和臭豆腐乳。在太阳升起和落下之时，他们喜欢聚集在甜爱路和四川北路，有时在苏州河四川桥屯集，交头接耳，传播通过各种来路不明的最新消息，趁机菲薄别人的妻子或女友，勇敢点的人用手用胳膊，有意无意顶顶碰碰良家和非良家妇女的局部，或者像献宝似的猛地从身上掏出玩意儿，吓唬放学回家的少女。或者干脆更下作，扎堆儿商量如何写匿名信。
这些一向循规蹈矩的市民们，已经变成每日要靠犯规来刺激的球员，他们以栽害他人为乐，以逼人发疯为骄傲。少数人趣味高雅，从比较睡过的异性生理心理发展出新学科“比较私通学”。自然由此出现了报仇的需要，于是帮会与各种互助组织或同道协会应运而生。
三五成群的人们，脸上神情可笑又极其认真地议论着蒜皮类的大事。这个城市看来是出了毛病。类似半个世纪前发生的那些场面，已经注定这城市总有一天神志不正常，未见诸史书的腥味，把这城市的光荣历程染得可疑。而现在，罪恶正在使这城市血压增高。
我忽然明白了多年前我那真假莫辨的遭遇，也与这城市有关。
我有意丢开同伙，避开人群，一个人走在阴森森的街上。天上下起毛毛雨，一会儿停，一会儿下。走了很久才意识到头发、脸、衣服湿了，我的脚试图绕开路上发黑的斑迹，可是没用，脏物不断粘连着我的鞋，而且又开始呈现鲜红的颜色。一个弄堂连着一个弄堂，我看不到撑着伞的人，家鸡野猫，甚至乌鸦也提前撤离。
树木和房屋都歪斜着，等待一场巨风骤起。
第六节
为什么他们不关上房门？光滑照人的地板映出我哆嗦的身影，移向他们向我招手的地方——床。
我拼命跑，跑在广场上，混在陌生人中间，我开始哭泣。
“我养女儿就是为了我喜欢，我养儿子就是为你妈高兴。”他捧着我的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她在阳台上捣碎红辣椒，或许是由于辣椒的刺激，她的脸红润，但那声音的细柔却是她自己的。红辣椒已捣成粉末，她不进客厅，那仅仅因弯着腰而需要抬头的一双眼睛，含而不露地朝玻璃窗里扫了一下，其实什么也看不见，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但就是那双盯在我身上的眼睛，仿佛又在看着我，折射出西南边陲那座我想忘掉却永远忘不掉的城市夜空幽蓝的光。
他的身体离我只有一尺之遥，他似乎是在犹豫，并惊异我眼里突然闪出的那股渴望之火，怎么会即刻熄灭？我脸上沁出了汗珠。
他退后了一步。
我企望他就这样退，一直退出我的视线。
究竟谁是我最早的老师，教会了不是我当时那个年龄应懂得的一切知识和游戏，并让我一直在恐惧中成长？究竟谁是我的第一个男人？我和古恒做爱时，古恒无休无止地谈论这些问题，由于伤口的创痛，我缄默不语。古恒伴随着折磨心理的追问，不仅给他自己狂热的想象增添燃料，而且导致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些问题，认同了提这些问题的人对我的欲望。
怎么会想不起来？古恒先试探，然后真正愤怒地责问，认为我故意不说。古恒那张混杂邪恶与天真的脸，此刻瞧起来真的心里难受，像有人抄袭了他更隐蔽地抄来的诗句。
我是真的记不起来，一切朦朦胧胧，一切不该发生而发生的事，一切该发生而没发生的事。他是我父亲，而她是我母亲。应该是，如果不是，那又是谁呢？我披上衣服，坐在离农田不远的房子里，我真的愿意这么丧失记忆，永久丧失。
鹰头笑嘻嘻地说，你该不是在这儿等我的吧？
哦，真是巧事！我答道。我知道单独面对这种帮主人物是危险的。
鹰头下身穿了条紧绷着屁股的牛仔裤，上身白灯笼衣，脚蹬长及膝盖的浅棕色皮靴。“我们真该携手并进，你瞧，血水都溅到咱们楚楚衣冠上了。”他第一次用如此文雅的言辞，与以往不一样。
我笑了。当我揭下帽子时，他建议我和他何不进这空无一人的路边酒吧间里喝一杯？我点了点头。
十来个鹰，他的随从，即刻变成侍者，为我们放上音乐，端来进口的德国黑啤酒。
“我讨厌这音乐，”我喝了一口冰冻的黑啤，放下杯子，开始了我与鹰头的谈判。
狂躁的近乎语录歌的曲子换成柔美的歌剧，像是我曾经喜欢的谭盾的名曲《一向落索》。鹰说，“这不错了吧？！”
“是的，我们都进入了舞台。”我在这鲜花枯槁但桌布洁净的酒吧里，在小提琴和大提琴、双簧管不停催促下，没有断然阻止鹰靠近我。交流是必要的，许多事都在交流中得到解决和进行。我的声音铿锵有力，婉谢着温暖巢穴外的敲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