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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足以让录影带收藏爱好者多买这一碟片了。
哈维?韦恩斯坦的心再次纠结了一下，“该死的《纽约时报》。”
谈判陷入僵局，开心折中道：“不如这样，我们保持联络，你好好考虑考虑。咱们柏林电影节上再见。”
大胖子哈维的心脏也再次一突，这是他首次面对“小人物”而无法完胜的局面，冷笑道：“你这么肯定能在柏林电影节上有斩获？”
神秘一笑道：“我们拭目以待。”他多少有些底气，如果说之前参加柏林电影节还需要报名，现在却是被主动邀请的对象。
“冷~”
这是抵达柏林后的第一个感受。
柏林全年几乎一半时间没有阳光，尤其以2月最为寒冷。气温不过零下一二摄氏度，但欧陆寒风劲吹，在户外呆上一会儿就会瑟瑟发抖。
难为了各路明星，从麦当娜到文德斯，穿着少得可怜的衣服，在寒风中走过红地毯，还得不时停下接受突如其来的媒体采访。
欧洲三大电影节，威尼斯对那些云山雾罩根本看不懂的艺术片青睐有加，戛纳包容性比较强，把商业和艺术性结合的很完美，柏林电影节的关键词是政治。而电影节高层从不避讳它诞生初期的冷战色彩，乌尔里希?格雷戈尔从1960年代开始就在柏林电影节组委会工作，当时的德国已经分裂为东西两个阵营。他更是直言：“电影节确实是冷战的产物，当初创办的目的非常明确，口号干脆就是‘自由世界的橱窗’。”
政治是柏林电影节诞生的大背景，而即便在冷战最紧张的年代，也没有任何政治势力直接干预过电影节的选片和评奖。
柏林电影节的评审机制强调尊重评委的个人意志，评委几乎都是资深电影人，会从电影艺术而非政治话题出发看待一部作品。评委每年都会有所更换，即便有个别评委从政治出发，而非艺术地评判作品，也不可能左右整个电影节。
在这里，曾经造就了张一谋、李案、贾章客、王晓帅、廖帆等等。
1988年，张一谋导演的《红高粱》摘取金熊奖，这也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但在国内，却引发了一场争论。部分观众认为它“靠丑化中国老百姓，博得了西方人的赏识”。
由此，只要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西方目光以猎奇心态看待中国”的观点就会被重提一次。但《中央车站》不是，哪怕最黑暗的人口买卖，也没有直接提出，而是隐晦顺带点名。满满的都是希望，都是寻真，都是阳光。
在美国耽误了一些时间，抵达柏林的时候，身边少了白小雅多了罗克敌和一个华人律师。
《中央车站》在美国电影节上斩获大奖的新闻，也随着白小雅回国，开始大范围的报道。
这并非消息渠道狭窄的九零年代，其实国内媒体早得到消息，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拿大奖。立刻打电话给某局，询问是否过审的片子。一听审过了，好，没问题，那还不使劲的报道。只是苦于没有详细资料，报道也多在圣丹斯电影节的背景上。
白小雅回国后，一打打的照片、视频、资料纷纷往各大媒体送去。这次都不用塞钱了，你不报到，有的是人来报道。
这年头，影视公司还没有形成自己送宣发稿的习惯。甚至连采访、发布会什么的，都是在摸索着前进。山与海的新闻公关行为，完全是开心前世的所见，站在不同的高度上炒作话题，哪有炒不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