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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底，世界主要强国陆军兵力的人数:俄国：116.2万人,法国：71.5万人,英国：62.4万人,德国：52.4万人,奥匈帝国中国25万人,美国虽然人数并不决定战斗实力,而且中国的新军武器也比较先进,还有近百辆原始坦克,但要彻底征服俄国一百多万陆军,不是那多容易,宋骁飞决定先进行国内的训政改革，再等待合适的时机。
此时，中国义务教育普及到小学阶段,农村很多地方都开了夜校,文盲越来越少，加之中国人本来就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全国高等的学堂发展到一千多少所，城市里的青年学生达到五十多万人，成为不可忽视的一个阶级。
在宋骁飞的第一个任期内,梁启超、严复等人都觉得松散的联邦制将使国家软弱可欺，支持中央集权，各省的民政长（省长）也都由北洋将领兼任，除了张之洞、刘坤一、王韶文控制的七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被宋骁飞控制了。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宋骁飞推崇严格的管理手段和行政法规，强调官场纪律，规整政府机构，任用自己认为可靠的人，比如席家的兄弟和姐妹，并且把国内的稳定放在首位，不顾一切要消除不可预料的事情的强烈*，有时候让人望而生畏，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宋骁飞热衷于贪求不受道义制约的个人权利，成为中国实质上的“皇帝”。各省越来越多的人也对北洋将领的军政独裁造成的*表示不满，宋骁飞惩一儆百，革掉张勋的云南省都督一职，将他手下的三十个营裁撤到三个营，调往徐州驻防。开始由军政阶段往训政阶段转变。
刚开始，宋骁飞还是野心勃勃，坚持通过复兴党一党执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控制军队和报纸舆论，他认为这最适合中国的国情，货币改革的顺利进行、战败日本和西班牙，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到1899年初，盛宣怀的内阁甚至希望完全撤销省级行政单位的公开政策，但宋骁飞为了避免引起张之洞、刘坤一、王韶文的反对，表示不愿步子一下子迈太大。
1899年春节刚过，宋骁飞迈出了全国训政的第一步，颁布了大总统一号令，在削弱各省都督权力的基础上。加强各省的民政长官的权力，宣布由各省的民政长官主管省内税收和县知事的任免，各省都督不再参与民政事务。宋骁飞还让中央组织部选拔称职的文职官员，特别是对县知事一级的人选，考试的内容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行政法规和一般的知识，数千人在北京参加考试。
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在这场整肃官场的运动中，中央的权威大大加强，地方对中央政府的指示也落实得很快，国会很快通过了新的《刑法》、《民商法》、《行政法》。宋骁飞通过复兴党的《中央日报》向全国阐述了他的想法：今天妇孺嘴上都知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味着行政等级之分应予取消或者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并不意味着个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或者在经济上人人均等。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之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法律的最高目标，是保障自由，正所谓法无明令则政府不禁止。共和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监督权，但切不可理解为民众直接处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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