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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外交总长伍廷芳强硬向西班牙政府交涉，提出了中国政府的条件：一是必须对1847年到1898年在古巴的种植园、矿山受虐待致死的华工给予补偿，按国际标准，每人赔偿一千两白银，中国死亡的苦力华工，有记录的共计十万人左右，须赔付白银一亿两；对于在集中营里被虐死的华人，每人赔偿五千两白银，共计二万人，须赔付白银一亿两，共计两亿两白银；二是必须给那些合同期满并希望回国的华工提供船费，还须给那些愿意留下来的人重新订约，提供住房，允许其自由活动；三是禁止雇主对华工施行监禁与苛罚；允许建立华人工会，并允许劳工自由加入；四是所有违法案件均由中国领事处理。五是马上与古巴的“叛乱起义者”停战，结束万恶的集中营制度。
当时西班牙处于波旁王朝时期，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才十二岁，他的母亲，来自奥地利的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摄政，她这人极为自负，跟中国的慈禧太后一样，对权力极为嗜好，但又没有控制大臣的能力，西班牙的朝政极为混乱。
接到伍廷芳的“最后通牒”后，尤其是第一条的两亿两白银赔款，极为愤怒，当场把中国的外交书撕毁。当时，西班牙还是一个欧洲强国，拥有陆军四十万，在古巴驻军二十万。在当时欧洲人的眼里，世界分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以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列强，为文明发达国家，美国、中国、日本等属于半开化的国家，古巴、印度等殖民地都属于野蛮的国家。中国竟然敢向西班牙下最后通牒，简直是对“欧洲文明强国”的侮辱，于是让古巴总督韦勒积极备战，并派海军中将雪尔维拉为舰队司令，率领七艘西班牙铁甲军舰前往古巴支援韦勒。
宋骁飞深深知道战争中的舆论，意味着人心向背，意味着军心士气等，会让让瞬息万变的战场动态更加扑朔迷离，以致深刻影响着一场战争的走向。他将舆论宣传上升为国家战略，让阮忠枢重金收买英美的报纸，揭露数十万古巴人赶出家门，被韦勒集中到指定的营地加以囚禁，然后分别隔离盘查。集中营里食宿恶劣，医疗阙如，传染病蔓延，成千上万的人死去的惨象，让英国中央通讯社发表一次有偿新闻，中方付给2000银元；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则每次付给606英镑，经过英美报纸添油加醋的报道后，韦勒很快被世人斥为“古巴屠夫”，西班牙的野蛮名声顿时“顶风臭万里”，“西班牙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和独裁、死亡中得到解放。”中国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占据优势，出兵古巴也就顺理成章了。
宋骁飞这一招，是跟历史上的日本人学习的。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就跟中国大打舆论战，秘密聘请美国《纽约论坛报》的记者豪斯作为国家舆论宣传的总指挥，收买英美主流通讯社和报纸，把中国和日本“包装”成野蛮与文明的代表，并有计划地引导西方媒体形成共识。如经过策划，《纽约新闻报》就曾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和独裁中得到解放。”
日本朝野有组织、有计划地通过新闻媒体，向本国人民灌输“朝鲜**论”“义战论”“文野之战论”和对中国的“蔑视论”，以营造国内支持战争的舆论氛围。如日本《邮便报知新闻》在1894年6月6日的社论中就叫嚣：“我帝国必须援助朝鲜，并有坚决维护其国体之决心”“此实为我帝国之天职，顺天之责任”。紧接着《北国新闻》《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东京横滨每日新闻》等报刊也随声附和，为军事侵略“正名”。反观清政府在战争期间由于对国内舆论的不闻不问，放任其“自由”，致使舆论到了混乱的程度。战前，国内报刊上很多报纸主张希望派特使去努力寻求和平；还有的重复过去那一套痛骂，并宣称不久将彻底消灭日本的自负言论，也有对战局悲观预测的文章，总之，在外国人眼里，当时的国内舆论是“无知、自负和可笑的”。
宋骁飞当然知道”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但他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对舆论极为重视。在训政阶段，他在国内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在对西班牙战争期间，他一边对外的报纸进行收买，一边将国内那些无知、自负和可笑的记者都下放到农村的牛棚去体验生活，控制了国内外的舆论！
万事具备，宋骁飞只盼着刘永福和刘步蟾战场上给中国带来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