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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两银子的高价后，和赵王府做了财产分割，原来郡王府变成朱府，成了朱由椿的私产。
原先王府占有的田产和商铺，也都还给了赵王府，等于是净身出户还倒贴了。
不过，在文启东看来，这样也好，丈母娘一家子，即能和亲族们住在一起，又能挺直腰杆不落闲话。
对文启东来说，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算是个事，他不但花钱买下了宅子，又花了近三万两银子，回购了一个有五千多亩地的农庄。
要按文启东的意思，就不要土地了，可挡不住王妃和大舅子对土地的执念，感觉没有土地不踏实。
回购的那一处农庄，文启东去看了，五千亩地绝大部分都是旱地，在现今十年九灾的气候下，想靠这样的土地出产，养活府内剩余的一两百号人，根本不可能。
郡王府成了朱府后，府内的下人也做了精简。
原先那些附属于王府的吏员都离开了，还有一些不看好朱府前景的管事，也脱离了朱府，回到了隔壁的王府。
这样精简下来，昔日的郡王府，除了房屋还保留原样外，府内的人员构成，和普通的富家府邸没什么两样了。
分家时，住宅和田地的手续，是重新经过官府衙门办理的。
在文启东这个‘仙人’注视下，办理这些手续的吏员，在办理手续时，不但上门服务，还全程没有一点拖沓耽搁。
彰德府内的各级衙门主官，对这种近似于儿戏的王府分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两句，一副不闻不见不管的态度。
不但是彰德府衙门，就是京城内，不论是皇宫还是内阁朝堂，也没有一个人再提这件事，对这件事都保持了沉默。
有几名山西官员看凤山观毫发无损，心里不愤，再次向皇帝和内阁上书，可这些奏折递上去后，都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反应。
就连性格暴躁的朱由检，看到脸像猪头一样的高起潜后，除了愤怒的摔了几个茶杯，也没有了下文。
内阁里的那些大臣，更是一看到关于凤山观的奏折，就直接扔到一边，根本不会批示。
能混成三品以上高官的，都不缺人脉和脑子，都是消息灵通之辈。
发生在彰德府的事，可是瞒不过这些官员，对文启东的威胁，这些官员言语上凌然无惧，行为上却生怕刺激到了那妖道。
就是那些山西籍的官员，也是只敢上书告状，除此之外，没有一个人说要和凤山观不死不休。
解决了丈母娘家的麻烦，文启东回到山阳镇后，立即启动了移民行动。
不把人运走不行了，已经养不起了。
现在，不算山阳镇，光是黄河岸边流民，都超过了五万人，而且人数还在持续增加着。
而崇祯三年的秋收，整个北方地区又是干旱少雨的歉收，到处都缺粮。
想在周边地区收粮，哪怕出比市价多一倍的银子，也无法收购到大批的粮食了。
此时已是崇祯三年的九月，大批的陕北民军，在陕北抢不到粮食后，已经东渡黄河流窜到了山西。
可以说，明末的动乱，根本原因就是缺粮，特别是北方，朝廷就是免除所有税赋，官绅地主不收一粒粮食的地租，还是会有很多人吃不饱饭要造反。
其实这一时期，湖广和江南的税赋，比北方的陕西山西要重多了。
虽说南方农民承担的税赋更重，可就是因为粮食产出高，百姓还有一口吃的，所以在南方，就没有大规模的农民去造反。
文启东发现，怀庆府这个地方，正处于北方几省的中心地带，灾害多不说，还一圈都借不上力，想补给个粮食都困难。
而且这个地方还是兵家必争之地，养不了兵，还得不停地应付各方的敌人，从商周以后，就没有那个势力能在这个地方发展壮大的。
对于山阳镇的定位，文启东想好了，不再扩大发展了，就保持目前的现状，只要有自保之力就行了。
现在的山阳镇，一万多米的外城墙，就是想要自保，最低也得有一万团丁。
于是，文启东在建筑新城的流民中，挑了一万流民出来，留在了山阳镇。
其余的二万多流民，和黄河岸边的几万流民一起，全部迁移到大员岛上去。
并且为了在缺粮前，把这近八万流民送走，文启东从张家口运回来的粮食，没有进山阳镇的仓库，而是直接运到流民大营。
这几万石的粮食，就是几万流民，能走到海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