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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声问：“这种车型，伦敦当地开的人多吗？”
萧让摇头：“不多。伦敦当地登记的一共就12台，锁定车主很容易。”
宁稚松一口气，继续看向投影。
“发现这段监控后，我们立刻联系了办案的警方，但对方始终不肯透露任何信息。十天过去了，周玲玲仍然下落不明。”
说起当初的重重的困难，王志东一脸的疲惫：“以当地警方的能力，这么长时间找不到车也找不到罪犯是不合理的，他们到底投入了多少警力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不清楚，当时我们是很焦虑的。”
宁稚怜悯地看向周成海。
一个在伦敦当地生活了三十年的律师，对案子都有深深的无力感，更何况是语言不通、来自农村的周家人。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很气愤，一起向办案警方施压——你们这么长时间没有结果，我们有可能考虑聘用私家侦探，自己花钱请私家侦探进行侦查。警方听完，强硬地回了三句话。第一，你请的私家侦探，我们不可能把已经调查和侦查的结果或现有成果和他分享。第二，你的私家侦探不能干扰我们作业。第三，如果有任何地方干扰了我们作业，我们会把你的私家侦探抓起来。最终我们没有聘请私家侦探，后来我们才了解到，警方早已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那辆土星牌的车主。之所以三缄其口是防止外界因素影响办案，很多侦查行动必须保密进行。”
听到这里，宁稚松一口气，但内心仍旧很感慨。
虽然有法律是公平正义的，人人都能获得法律的保护，但警方办案、司法流程与公民权利，又在一定程度上产生矛盾。
普通民众是没有能力、也没有认知去周旋这些矛盾的，如果不是律师从中起到沟通、润滑的作用，普通人的维权之路、追求公平正义之路，会更加艰难。
宁稚再一次对律师这份职业，有了不同的理解。
她看向继续介绍案情的万志东。
“因为找不到尸体，警方无法逮捕犯罪嫌疑人。你明知道是这个人干的，但是你就是没有证据。警方当时的处境也是很被动，后来，警方说服犯罪嫌疑人的情人为线人，在其身上装了窃听器，从而录取到犯罪嫌疑人口述的犯罪过程……”
宁稚知道接下来要公开周玲玲的遇害过程——这些，周成海是早就了解了的，万志东今天再提起，主要针对今天才抵达伦敦、还不知案件内情的萧让等人。
周海成没必要再重复听一次女儿的遇害过程。
听一次，对老人就是一次的凌迟。
宁稚担心地看向周成海。
周成海脸色很痛苦，宁稚从没见过这么痛苦哀伤的表情。
她小声对萧让说：“我陪周叔叔出去透透气，您和陈律先听，回头告诉我。”
萧让点点头：“好，去吧。不要走远。”
宁稚对他笑了下：“好。”
她猫着身子走到会议桌对面：“叔叔，我想喝咖啡，您请我喝一杯咖啡好吗？”
周成海回过神：“好好！走！楼下就有咖啡厅。”
俩人轻轻离开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