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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挂有红布条。

    她们拜了它,可以避邪,可以保佑念书很好。

    四岁,一年回家一次的父亲,又将她带到了身边,他们去了另外一个小站。

    每天路灯下都会撞死很多飞蛾,站台上,经常会有彝族同胞拉的大便。

    他们是偷偷从家里走的,怕姐姐会哭,她比她大五岁,九岁了,得留在家里干农活。

    再说,父亲是打算让姐姐顶替的,她就得多跟着父亲,好见见世面,好变聪明一些,好念了书以后考工。

    命运,从来很残酷。

    他们从老家带走一脸盆的猪油,在路上,连盆子都挤变形了。

    刚五岁,父亲教她数100,一教就会。再教写,也一教就会。

    所有的人,都很惊奇。

    一年一次,父亲又该回家了。

    一个月之后,她没走掉,因为姐姐哭得太凶了,在地上打滚。

    她留在家里和姐姐一起干农活,就是扛玉米杆和扛种来织布的麻杆,摘桑叶养蚕,割兔草喂兔子。掰玉米,剥玉米。

    她将姐姐剥好的玉米捧到自己的筐里,还气鼓鼓地打了姐姐。

    母亲已经懂得了要奖励,奖励她们吃最甜的玉米杆和冰棍。

    但从那时侯开始,姐妹俩开始打架,知道了你输我赢,知道了什么是爱和恨。

    因为机会有限,必须争输赢,必须有爱恨。

    姐姐恨她,因为只有外婆爱她,父母都爱妹妹。

    她也恨姐姐,外婆总说:“你是聪明的,你要让姐姐。”

    姐姐明明可以顶替有工作,明明比她大那么多,还要跟她争。

    别人家都是姐姐让着妹妹的,她的工作还不知道在哪里,她可能会留在老家挑大粪。

    六岁,她上幼儿园了,更不能去父亲那里了,因为那里没有学校。

    但是她老师刚教了一个月,就回家生孩子去了。

    她和母亲去老师家里搬回她的小木凳,老师送给她几个气球玩。

    她才不玩呢,她以为她不知道,那是避孕套。

    母亲也不允许她玩这个。

    她不知那是干什么用的,但她知道那是为了防止生孩子用的。

    七岁,她上小学了。

    老师说她不用教,她都会,她在学校里成了传说,所有人都认识她。

    但她还是得在教室里坐着,她开始发神。

    七岁半,父亲终于调到离攀枝花很近的一个小站,那里有学校。

    她和姐姐都去了,见到了攀枝花,又叫木棉花,在树下捡它的花朵,吸它花蕊上的糖吃,吃完,再舔舔小手。

    热得长了大疮,吃到了芒果和芭蕉。

    放学的时候双脚并着走铁轨,听到火车轰隆隆地来了,快速地跳到旁边,用手捂住耳朵。

    散步的时候,走过铁桥去看守桥的一个班的战士,看他们打蓝球,他们带她荡秋千。

    一天晚上她带姐姐去公社看电影《画皮》,回来被跪炭渣。

    车站也放电影,白朴的《墙头马上》,四大戏曲之一。

    还去了很远的一个村长家里,山里又山里。

    相比而言,老家一点都不穷,至少还有水,还有成片的田地。

    而那里,全是干草和荒山。

    吃了红红的酸石榴。

    跟一个叔叔去了他在米易县城的家,阿姨有工作,家里好整洁明亮。

    父亲给她们一人五元钱,姐姐买了衣服,她买了一大堆小人书。

    据说她一岁抓周时,抓的是最远的算盘,父亲因此很看好她。

    其实,可能仅仅只是算盘上的珠子吸引了她。

    老家哪里有这么好玩,难怪姐姐要哭。

    八岁,她该读二年级了。

    父亲说这样不行,她要读一个好学校。

    将她转到老家镇上最好的完小,是托在畜牧站做兽医的幺叔的关系。

    那时叔叔收入很好,很吃香,天天在别人家里吃香的喝辣的。

    现在,单位都跨了。

    学校依山傍水,是没收镇上最大的地主的庄园所建,全校师生六百多人。

    一个年级分甲乙两个班,一个班七十人,三个孩子一张桌子。

    学习好读甲班,差的读乙班。

    她总是过目不忘,很快成为第一。

    班上那个以前的第一很孤立她,嘲笑她的口音,嘲笑她穿的裙子像鸡笼,全校都只有她一个人穿裙子。

    她住在五里之外的叔叔家,叔叔每天上班就顺带用自行车搭她。

    每一个学生带一个瓷杯,学校用一个大窖同时蒸他们六百多人的饭。

    基本上所有人的午餐都是,米饭加一个红薯,再搭一点酸菜。

    三年级,叔叔家的双胞胎妹妹也上学了,叔叔要先送妹妹再送她,老是迟到。

    再说又升了一级,作业越来越多,她不能帮婶婶做那么多的家务了,很不讨她喜欢。

    叔叔在镇上给她租了一间又潮又黑的房子,就在镇上通往家里的,那条只有二十厘米宽的斜坡路的路边上。

    没有窗户,每天都在屋子里听见人来人往。

    叔叔又托人给她找了公社食堂的饭票,她每天在那儿吃饭。

    一般有两个菜,她只记得胡萝卜烧肥肠,一毛钱一份。

    肉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猪那么少,可能是供应城市去了。

    经常可以看到公社干部来这里开会,他们穿着蓝色的中山服,提着气派的人造革公文袋。

    那个打饭的阿姨大概三十来岁,编着两条齐肩的辫子,穿着一件橙黑相间的格子衣,戴着蓝袖套。

    那个时候的人一般有两身衣服,用作换洗,但是她只记得这一身。

    在一片蓝一片黑当中,不打补丁,还有花色,就是很漂亮,很独特的了。

    有一天早上她正在吃稀饭馒头,一个从他们村子里出来的叔叔告诉她,她母亲到镇上卖猪肉来了。

    说她怎么这么没孝心,也不去看看,却在这里吃饭。

    一个刚刚九岁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就被背上了这个罪名。

    她赶紧买了两个馒头,跑了出去,在街边上找到母亲。

    家里的肥猪喂大了,女儿学习又好又这么懂事,丈夫有着高收入。

    母亲的心里是多么的高兴,而在别人眼里,却成了心酸。

    母亲并没有告诉女儿她要来,她就知道她还没有吃早饭,知道买这么好的馒头给她。

    这一年多以来,她已经看遍了镇上的那些人,她开始发现,她自己有点土,她母亲也有点土。

    她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只是她发现了。

    她们穿着自己缝的衣服,而镇上的人,都穿上了裁缝做的衣服了。

    一看他们就是村子里的有钱人,而不是镇上的人。

    镇上有两条路,让她牵挂。

    一条是那条20厘米宽的,斜坡上的羊肠小道,它通往15里之外的自己的家。

    另一条是宽阔得可以开拖拉机,可以骑自行车的泥土路,它通往五里之外叔叔的家。

    叔叔和父亲都是能干人,他们都没有能够住在镇上,还是住在农村。

    她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魏若娟。

    她穿着粉红色的裤子,绿色的上衣,扎着蝴蝶结,是镇上女孩子的打扮。

    但是比她矮一个头,很娇小,而且是乙班的学生,学习不太好,没人跟她玩。

    她们是在路上认识的,她母亲在镇上的新华书店上班。

    她对她好好,将书店里的小人书,作文选刊拿给她看,说不要弄脏了,看完就放回去,卖的时候没人会发现。

    她们俩,真的是有一种相依为命,惺惺相惜的感觉。

    她并没有在那个小黑屋住多久,叔叔说靠着路,不安全。

    他在他的单位,畜牧站,给她找了一间房子,说那里还住着另外两个叔叔,这样可以照应她一下。

    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屋子里堆满了猪饲料,味道很浓。

    有一张小床和一张小桌子,可以睡觉,可以做作业。

    那时猪刚刚吃上饲料,镇上的人都很害怕,那些猪都被卖到了城里。

    叔叔一直很内疚,说没有能够照顾好她。

    她很理解叔叔的难处,既要上班,下班以后,还要回家干农活。

    她和婶婶,两个妹妹,四个人睡一张床,叔叔没地方住,只有睡在她现在睡的地方。

    而现在,叔叔可以回家睡了。

    早餐,她开始在上学路上的一个,公社对外营业的食堂里吃。

    品种很多,有两分钱的油条,五分钱的菜包子。

    有很多肉的,一毛钱的肉包子。

    她终于吃上了肉。

    她当时有两个问题弄不懂。

    一个就是为什么,用了很多油的油条,比菜包子还便宜。

    另一个是为什么,人们把钱放在银行里保管,银行还要付钱给他们。

    她没有问任何一个人,她甚至不想知道答案,因为她觉得这样,很美好。

    但是,并不是。

    直到现在才知道,很残酷。

    可是没有多久,她发起了高烧,躺在床上爬不起来,没有去上学。

    开门一看,原来是姐姐一个人跑来了,是那个说她没孝心的叔叔传的信。

    这个时候有个姐姐,原来还是有用的。

    母亲去父亲那里了,姐姐回去以后,年近60的外婆跑来了。

    带她到镇上医院打了一针,说是出麻疹了。

    然后将她用背带背着,像小时候一样,背回了家。

    她的头脑很迷糊,但是清楚地记得,她的脚一搭一搭的,甩在外婆的脚弯里。

    她都九岁了,她就只有那么长。

    她回家休息了一个月,不能吹风,天天吃猪的胰腺,连铁。

    据说,那是个好东西。

    一个月之后,她戴着帽子,弱不禁风地回学校了,那个同学又嘲笑她的帽子。

    没多久,就是期末考试,但是她还是考了全班第三。

    她只好说她是狐狸变的。

    期间,她挨过一次狠狠的打,那是父亲一辈子唯一的一次打她。

    母亲过40岁生日。

    她20里以外的娘家老家,来了很多亲戚。

    她想留下来吃晚饭,她不想当天去上学。

    父亲说,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把她转到镇上最好的小学,她却不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对不起自己要走那么远的路的脚。

    就只差没有明说,如果不好好学习,就只有像那些亲戚一样,要挑大粪了。

    她还是不想去,父亲就开始打,她第一次那么倔强。

    外婆实在看不下去,将她搂在怀里,说她还只是个孩子,如果父亲要打,就打她好了。

    父亲谁也不听,还是打。

    她拔腿就跑。

    她跑了三里路,父亲也追着打了三里路,边跑边打,直到两人都再也跑不动了。

    那一天晚上,她算是留了下来。

    但是第二天她四点钟就要起床上学,偏偏又下起了雨,羊肠小道无比湿滑。

    父亲穿着雨衣,背着她。

    她趴在父亲的肩上,打着手电筒,支着雨伞,感觉到了父亲肩上冒出来的,一股股热气。

    那是一个男人,正当壮年,充满了阳刚之气。

    他的肩上,既要背负孩子,也要背负家庭。

    父亲将她送到了,她以前住的那一间小黑屋那里,就回去了。

    再往上,就是街面了,天也朦朦亮了。

    她支着父亲给她的伞,向学校走去,那是一把黑色的,质量很好的伞,是他单位发的。

    上街以后,到学校还要走三里路,布鞋全湿了。

    实在是这一顿打,让父亲伤了心,他争取调到了另外一个小站。

    那里的教学质量比老家的村子里好,而且只需要走40分钟。

    父亲花了20元,给班主任买了一条床单,她说那是她见过的,最好的床单。

    她九岁半了,她三十九斤。

    她在那里学习了,白居易描写庐山的《大林寺桃花》,并且从地图上知道了,有一个省叫江西。

    那里是鱼米之乡,才子之乡。

    六一儿童节游园活动,一个男老师一下给了她三张游园票,可以换小礼品,然后捏了一下她的脸。

    她恨了他一眼,将游园票扔到了地上。

    有个男生很快地捡起了它,然后,很好奇地看着她。

    母亲从小就教她,不要让任何男人碰她。

    除去这一点点小的不愉快,她有很多很多的乐趣。

    她在校园里悄悄种了一棵老家没有的小白杨,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吃到了这个镇上很多很有特色的小吃,米糕和卷粉是她的最爱。

    另外,她还会很胆大地离开大路,飞快地去走另外一条没人走的小路,去看她的蔷薇。

    那里有一段篱笆,十来米长,上面开满了蔷薇花,那是她的“秘密花园。”

    并且,她现在住的这间屋子,以前是一个爱好戏剧的叔叔住的,他们都说他疯了,回成都了。

    房间里有一人高的各种戏曲书,里面有各种古装美女和一套京剧的脸谱,一身戏服。

    没事的时候,她就翻那些书玩,将美女们全剪了下来,花花绿绿地贴了一墙,按谁最漂亮排的顺序。

    隔壁的刘阿姨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张铁军,一个叫张铁生。

    一个六岁,一个五岁。

    她把他们叫来,让他们穿上戏服,翻跟斗和唱戏给她听,他们没多久就把床单跳坏了。

    阿姨很会过日子,将床单从中间裁开,又将两边结实的,没有坏的床单拼到中间。

    这样就相当于,又有了一个,比以前还耐用的床单。

    她母亲就不会这样过日子,父亲也没有骂她弄坏了床单。

    车站有黑白电视看,她看了很多日本的电视剧,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演的《血凝》,讲八佰伴创始人故事的《阿信》。

    那时正是中日最友好的时期。

    知道了鞠萍姐姐和金龟子。

    喝上了牛奶,吃到了酥心糖,穿上了连衣裙。

    这才是一个小孩子,应该有的生活。

    离放假还有半个月,父亲又调到了另外的一个小站,领导告诉他说,那里也有学校。

    这半个月,一个叔叔给她做饭。

    父亲给的生活费是十元,太多了。

    叔叔天天变着法子给她做炒鸡蛋蒸鸡蛋荷包蛋,各种蛋,还有油炸小鱼。

    那时候的人,也不会算什么人工费。

    四年级她又转学了,到了那个下了一个冬天雪的,大凉山深处的小站上。

    他们送了一床20元的床单,而她却只念了一个学期。

    班主任很过意不去,把教室里挂着的,那几本《红领巾》送给了她。

    四年级一年,她都和彝族小孩一起上学,一个班十个人,学习彝汉双语。

    不过还好的是,那一年汉族的小孩正好有十个,学校专门为他们设了一个班,分开学习。

    这样,她的头上和身上,才没有长满了虱子。

    上课基本上就是玩和烤火。

    29岁的彝族男老师,因为一场感冒,死在巫婆的眼皮下,他们很多人都去看了他被火葬。

    他的老婆带着三个孩子,木然地站在一边。

    那里十天赶一次集,彝族同胞会带土鸡和土鸡蛋来卖。

    所得的钱,会买酒喝,然后醉倒在路边。

    有一天,山上忽然燃起很多火把,父亲说,那是火把节。

    原来,茂密的树林深处,竟然住着那么多的人,她还以为山上只有树呢。

    大山里没有信号,看不成电视,但是每个月都会放一次电影。

    有一次放的是,一个公主嫁给了一个猴子,生了一个小孩,猴子爸爸像个人一样在摇那个小孩。

    父亲跟放电影的那个叔叔,也是好朋友。

    叔叔带着她,到了他西昌车站附近的家,叔叔带她和他的两个女儿去了邛海公园。

    他们四个人,一人啃了整整半只猪蹄,香极了。

    她还跟另外一个叔叔去了乐山。

    父亲总是极力让她开眼界,其实,她去过的地方很多的。

    她在自己家的镇上读了一年半的书,去过母亲娘家的镇上,二叔家所在的镇,威远县城,内江市里,隆昌县城。

    成昆线上的米易县城,德昌县城,泸沽镇,冕宁县城,喜德县城。

    还去过攀枝花市,乐山市,还看过90米高的乐山大佛,心中早就知道了佛祖的胸怀。

    去过泸山,邛海,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很多次,那些快速列车在小站上等错车的时侯,记者们都举起了镜头采风。

    她和她跳蝇的小伙伴,甚至上过《西南铁道报》,父亲将那张报纸贴在墙上。

    对于别人来说,成昆线上那些毫不起眼的小站,只是一个一闪而逝的小黑点。

    然而对她来说,却是非常熟悉,有着无限美好的记忆的。

    也就在那一年,全家农转非了。

    全家五口人,挤在一间只有12平米的屋子里。

    除了两张大床,和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以外,放不下任何东西。

    从老家搬家来的,四个大麻袋里的东西都不敢拆开。

    正巧站上来了一个段上的女干部,到他们的屋子里看了看,难过得直掉眼泪。

    这么优秀,能干,刻苦的同志,却过着这样的生活。

    没几天,女干部托人带来了两大包她女儿穿过的衣服,而且调令也来了,父亲被调到了现在这个站上。

    生活条件好了很多,重要的是,母亲可以在那里的货站上做装卸,可以增加一份收入。

    虽然在大山里面,父亲的工资足够他们全家用,但那是最低的消费水平。

    女干部老家是成都的,到西昌都是受苦受难了,怎么受得了他们这样的情况?

    她肯定没有见过她老家的样子,站上那些叔叔的老家的样子。

    她一定不知道,母亲娘家的亲戚,花100元买了他们的写字台,和另外一样家具。

    然后满心欢喜地将它们挑回了家,走的全是像羊肠一样的山间小道。

    他们的家具,是老家最新潮的家具,大家都争着买它。

    当时女干部掉眼泪的时候,父亲的心里有点难受,母亲没有反应,外婆很感激领导这么重感情。

    她好像朦朦胧胧地知道了,原来,山外还有山,一个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那两大包衣服,基本上都是新的,是她自己,用缝纫机很精细地打出来的,做工很好,布料也好。

    她们穿衣服,总是那么合身,而不像穷孩子,第一年长,第二年合身,第三年短。

    颜色是纯净的,而不是花布,绣着小猫小花,一看就是城里的小姐穿的。

    就是那个年代,北京上海的普通孩子穿的衣服。

    但就是在西昌城里,那也是高贵的人才穿的。

    她和姐姐各取所需,很快地就将它分配完了。

    自从她知道,上学可以改变她的命运以来,她们都不再打架了,只有五岁的时候,才是她最迷茫的时候。

    父亲一到这个新地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个彩电和一台洗衣机。

    那个人刚买了一个月,但是他要去成都了,彩电少了300元,洗衣机少了200元。

    老家的大房子一共卖了2000多元,这一下就花去了1100元,外婆好心痛。

    本来不想买洗衣机,刚从农村出来,不能这么好逸恶劳,但人家要搭配着卖。

    既然电视少了钱,就当是白捡的。

    父亲说,如果孩子看的是彩色电视,那她的世界也会是彩色的。

    很快,她小学毕业了。

    同学们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写“某某,我爱你。”“老师,我们舍不得你。”

    她走了过去,在上面写下了:“离别心悲痛,临行把泪挥。师生心连心,谁能离开谁?”

    同学们一起起哄,纷纷拿出笔记本来,将它抄到了本子上。

    甚至引来了隔壁班上的同学,至少有100人抄下了它。

    在这里,再也不用像老家那样,成绩好会遭人恨,这里的同学,心胸都那么宽广。

    那一定是因为,这里通的是铁路,铁路上行驶的,是像巨龙一样的火车。

    而老家,通的是羊肠小道,连自行车也没有办法骑。

    父亲给她的留言是:“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不要做一个懒惰的寄生虫。”

    小学五年,她上了六个小学。

    在这之后她上初中了,有的老师闹学潮,有的窝在家里写小说,和著名的阿来是朋友。

    还有的和别人打架,受了重伤。

    很多科目都是荒废的,只有语文老师坚持像梦游一样,给他们上课。

    就是有一天下大雨,教室被淹了半尺来深,那个老师都坚持上完了课。

    因为他是牛鬼蛇神的子弟,在文革中被下放,耽误了他在四川大学刚刚开始的学业。

    就是那个,有2万本书的老师。

    直到初中三年级,学校换了校长,这种风气才得到整顿。

    在这其中,农转非不再困难,只要家里有一个在单位里正式上班的,都可以转,不限名额。

    城镇人口,很快地从10%,达到了现在的25%。

    以前是父亲退了休,无论儿女,都可以顶替一个。

    而现在,只有发生了意外的,才可以顶替。

    其他的,通通要通过招工考试,进行挑选。

    至少初中毕业,成绩良好。

    不要歪瓜别枣,也不要太笨的。

    在这其中,父亲生重病去世了,姐姐顶替了父亲。

    母亲说,父亲有一句话没有说好。

    他看见别的计划生育宽松的地方,农转非过来的那些家属,每一个都带来一堆子女。

    他酸酸地说:“我只有两个女儿,不操心。一个笨的可以顶替,另一个读书还好。”

    虽然她像巜伤仲永》一样,已经泯然于众人了,但还是不错的。

    他走后不久,真的是,如果等到他退休,姐姐就没办法工作。

    只有发生意外了,儿女才可以顶替。

    母亲也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冒险了,家里有老有小,好像担心出任何事情。

    她的成长,原来是这么地艰难,90%的苦涩,10%的有趣。

    为了享受那10%的有趣,她愿意承担那90%的苦涩。

    和冼锐的相识,好像也是如此。

    如果不是认识了冼锐,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她从哪里来,又将要到哪里去。

    还有关于母亲,她从来就没有想过,母亲身上,竟然有这么重大的责任。

    她也明白了,冼锐所说的:“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这几个字,是多么地沉重。

    为了这几个字,他半年以后,才去找那个阆中女孩,而且还没有等到,将那几个字说出口。

    而对于她。

    他对她说,一到昆明以后,就给她打了不下20个电话。

    他是多么地,害怕失去。

    他说,“我从来没有像对你一样对过任何一个女孩子。”

    那是因为,他不但对她好。

    而且,他说出了:“我会对你负责任。”

    这样,像千钧之重一样重的话。

    如果有什么遗憾。

    那就是,她宿舍里有一个女同学,在宿舍里讲,她出去约会,那个男同学跟她讲了很多,他在大西安岭里长大的故事。

    在学校里谈恋爱,基本上就是靠谈,不停地谈,一直要谈好几年,而不敢有其他的杂念。

    那是考验口才的时候,那也是锻炼口才的好机会。

    她的好几个学姐学哥,都谈成了出色的列车长。

    她很遗憾。

    她没有在谈恋爱的时候,有机会将她这些,有趣的或辛酸的经历,谈出去。

    她的经历,简直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如果是昨天晚上,她跟冼锐讲这些,他会感兴趣吗?

    照他对他在火车上的反应来看,他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如果不是冼锐,她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么多她的过去。

    小的时候还小,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又忙于看杂书。

    她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好地想过她的过去。

    不管发生什么,不管在这巨大的城市里,她是一粒多么微不足道的尘土,但她都是,父母极力宠爱的女儿。

    母亲在家里,等着她回家。

    她昨天就已经19岁了,她是成年人了,她对母亲,同样,也有着——责任。

    如果,她有什么三长两短,父亲的在天之灵,是不会答应的。

    父亲的在天之灵,也会伤心的。

    12:50分。

    列车离开了昆明车站,湘潇在梦中画了半个圆,又将回到梦的起点。

    望着渐渐远去的昆明的山水,楼群和列车腾起的团团烟雾,坐在车窗边的湘潇心中不平,眼角再一次潮了……

    她望着窗外发神,青山绿树从她眼前掠过,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和母亲。

    他们,吵吵闹闹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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