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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对老战友也信不过？德辉，”姚复口气强硬地说，“起码你把一些主要的情况告诉我，我是一个党员，难道还不懂得保守秘密？”
“这……”伦德辉有点犹豫，面对曾经帮助过他的战友，听着他说的那些无可反驳的话，竟然无言以对。但思索片刻，伦德辉还是做出决定，“老排长，这样吧，你答应我两个条件？”
“你说，我会答应的。”
“第一，我向你说出案子的案情，你一定要保守机密，如果你在紧急时需要说出案情，那就千万不能说案情来源是我说的；第二，我说出案情后，你不能插手调查、过问、追究这个案子的案情和有关人。”
“第一条我同意，至于第二条，”姚复也停下思考。
“如果第二条你不同意，就恕我无可奉告。”
“那好，我都同意。”
于是，伦德辉开始说出方振杰坠楼案的案情。他讲述案发时的现场勘察情况，尸检情况，以及向证人所作的调查笔录情况。姚复在聚精会神地听着，还不时发问。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这个案子很难做出结论，”伦德辉说，“如果说是自杀，从当天晚上方振杰与冯部长的谈话来看，方振杰在得知自己被怀疑叛变时，已经向组织作了申辩，并且提出姚石叛变这一线索，他应当会等待组织调查清楚事实，以还他一个清白，这种情况下他无须自杀。从案发现场来看，五层楼的楼顶上没有方振杰留下的遗书或者其他文字，而楼顶间除了一张平时供值班人员睡觉的床外，还有一张书桌，书桌旁还存放着很多一捆捆的办公用的表格和纸张。可以说，当天晚上1点钟方振杰来到这个楼顶间的时候，如果他要自杀，在这么方便地取得纸张和坐下来书写的情况下，不可能什么文字都没有留下，即使说，没有自杀的动机和痕迹。”
“那么他杀呢？”姚复问。
“至于他杀，现在也很难做出这一结论。从现场看，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甚至连楼顶间的门也没有损坏，楼顶间也没有留下可疑的脚印或指纹；至于门外的栏杆和墙之间的过道，因为当天深夜点到点钟下着大雷雨，什么痕迹都会被雨水中洗干净了。现在值得怀疑的只有一条线索，那就是当天晚上送方振杰到五层楼的组织部办事员姚福金……”
“谁，你说谁？姚福……”姚复惊异地问。
“姚福金，当时是组织部的办事员，现在是组织部干部股的股长。听冯部长说，当天晚上方振杰与冯部长谈话时，姚福金在旁边作记录，他知道方振杰提到他父亲姚石是叛徒，究竟有没有这种可能-姚福金杀人灭口，这很难确定，因为事后在调查姚福金当天深夜行踪时，姚福金说，送方振杰到五层楼后，自己就回到宿舍睡觉了，并一直睡到天明。但是这宿舍住有两个人，公安调查另一名同房人的时候，那同房人说，那一天他刚好下乡去了。”
“姚福……姚福金，”姚复在沉吟道，忽然他似乎明白了什么，“对了，那个孩子误会我的原因就是我是姚复，这个复不同那个福，咦，这些孩子怎么会知道这个？”
“这不奇怪，肯定是大人告诉的，可能是方振杰的妻子曾经告诉她的儿子方南，但可能没有说清楚名字。”
“那为什么不追查到底，特别是那个姚福金？”
“我也是60年以后才参与这个案子，姚福金的问题主要是没有证据，你能把他怎么样？而且，他似乎有后台，做官一路顺风。”
“什么后台，他能一路升官？”
“这我就不知道了。”
“姚福金的父亲姚石怎么样？”
“五年前就病死了，人一死，就没有人去调查他的历史问题。”
“那么，关于方振杰在参加革命前的历史，特别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历史，现在怎样？”
“问题已经查清楚了，方振杰在国民党军队的时候是倾向革命、倾向地下党的，已经有人证明他没有历史问题。”
“啊，是这样。”姚复点点头，然后又抬起头，望着伦德辉，“难道就再也没有调查的线索的吗？难道这个案子就这样一拖再拖地拖下去吗？德辉，你说！”
“这个案子是局领导亲自抓的，并不是我们这些侦察员想去查就查，想去抓就抓的，其实我接手这案件时局领导已经决定暂停调查，我们只能照办。”
“照办？你不能向领导提出建议吗？”姚复情绪激动起来，他站起来，“怎能容忍，这样一个沾着老干部鲜血的凶手在逍遥法外，还在升官，作为有良心的凤山人，谁能够容忍？”
“你别激动，”伦德辉对姚复摆摆手，“坐下来，别激动。你说的对，我们都是有良心的凤山人，但是，讲事实要有证据，有些话不可随便说。”
“证据？对了，证据就靠你们去调查！你们这样畏畏缩缩的，能查得出证据吗？”
“算了。我不跟你吵，你要理解我们。”
“那你们理解死者的家属和孤儿吗？”
谈话演变成为争论，经一番双方口舌争执，最后争论结束，姚复气鼓鼓地离开，伦德辉送他到宿舍大门口时，说了一句：“记住你的保证！”
姚复不回答他，只是嘴里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