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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月，首长还在国家办公厅编印的《来信摘报》上一份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上批示：
“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
1979年1月31日。
国家领导人听取交通部关于招商局筹建龙口工业区汇报。
最后在文件中批示：“拟同意。请＊＊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1979年2月，广南省委第三书记＊＊＊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产生了在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
他通过电报向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二书记作了汇报。
3月3日，广南省委召开常委会，第三书记提出：三中全会的精神是解放思想，我提议广南应当拿出一个地方对外开放，最好从源头开始，可以在源头建一个像台湾搞的那样的出口加工区。
省委第一书记当即表示：
要搞，全省都搞，除了重要侨乡源头外，毗邻香港澳门的龙华、明海也可以同时搞。
他要求先拿出个意见，4月他到北京参加会议时，带去上报国家。
1979年3月29日。
首长在会见港督麦理浩谈到内地偷渡香港的情况时指出：“现在应该采取两个途径解决：一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减少一些人进入香港，减轻香港的压力；另一方面，香港要鼓励私人资金来广东进行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长远来看，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能够逐步得到解决。”
1979年5月11日—6月5日。
中央根据首长的意见。
派国家领导人带领工作组到广南、建闽考察，指导两省起草向国家的请示报告。
6月6日、6月9日，广南、建闽省委分别向国家上报《关于发挥广南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和《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建闽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了实行新体制和在四地试办“出口特区”。
7月15日，国家批转广南省委、建闽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在四地试办特区。
至此，国家正式作出了关于试办特区的重大决策。
1979年8月23日，正式组建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由副总理＊＊同志担任“两委”主任，具体负责中国对外开放和试办特区的工作。
1979年9月25—28日十一届四中全会。
会议期间，首长对广南办特区问题作重要指示，要求广南省委放手搞，加紧搞。
要宽一些，快一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
1980年3月24—30日，国家采纳广南省的建议，将“出口特区”名称改为内涵更加丰富的“经济特区”。
1980年8月26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批准在四地设置经济特区，至此，完成经济特区设立的决策和立法程序，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的正式诞生。
现在是特区建设的最艰难时期。
赵卫东知道需要尽早安排，他才算尽快联系老爸，让他尽快组织相关部门，到香港招商引资。
他选择了晚上十点的时间，联系老爸。
现在赵卫东只能够往深港市打电话了，他很快就联系上老爸了。
“喂，是老爸吗？”
赵卫东听到对方接电话就急忙先问道。
“哦，是卫东啊，这么迟挂电话来，有什么急事吗？”
赵国钧沉稳的说道。
“老爸，你到深港有些时间了吧？”
赵卫东关心的问道。
“嗯，有十一天了，没过来真是不知道，一个地级市，工作条件竟然如此艰苦，连一个办公地点都没有。”
赵国钧非常有感触的说道。
说实话，赵国钧工作了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碰到，如此条件差的地方，办公没有办公的地方，住没有住的地方，交通也极不方便，特别是没有钱，没有经费。
而且是新设立的地级市，人口少、基础设施差、底子薄。
在现有的条件下，要建设和发展经济特区。
可谓是千难万难。
事实上，前世的深港特区，在开办的十年内，特区政府的一班人，费尽了千辛万苦，跟无数的外商谈判，招商引资十年总计才27亿美元，平均每个合同才引进外资43万美元。
由此可见，干得有多难。
赵国钧一到深港就感受到了，特区干部特别的不容易。
就是有6000万的贷款，还有上千万的财政资金。
如果是对于一个小县来说，也算不少的钱，但是想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城市，那根本是杯水车薪，跟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
赵国钧也是巧户难为无米之炊。
自己还好有个非常能干的儿子，有他的支持帮助，赵国钧相信自己在深港，一定能干个风声水起。
赵卫东在好多年前，就能一次性给国家无偿捐助十亿美元。
那他现在肯定有能力支持三五十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