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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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况不可能一无所知。

    史料上记载，陈策等行军到浑河岸边，得知沈阳已失，遂传令回师辽阳，可是裨将周敦吉、秦邦屏等“固请进战”，并说：“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陈策、童仲揆遂收回成命，接受请求，整军备战。这实际上是一种简化了决策过程的描述，现实情况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应该说陈策部此时的决策，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有着重大的失误。

    行军到沈阳城下，得知沈阳已失。那么下一步是进还是退，是一个统帅应该考虑的问题。但是无论是进是退都应该是有目标的、有目的的。进，只可能是收复沈阳。其时，后金在沈阳有精兵数万【3万至5万】，陈策部只有1万多人，以少战多，若非用计——利用天地之形势，便是战斗力和对方相比较有很大优势。陈策部用了什么计策看不出来，但是后金强大的战斗力是众所周知的。此时去收复沈阳，不亦于痴人说梦。如果不能前进，就只有后退一途，可是陈策部却选择了不进不退——停。其时，后金在战略上处于攻势，明朝处于守势。在战术上，陈策部处于劣势，以防守为佳。防守，不选择城墙高大、军备充足的城堡，却选择沈阳城根底下的浑河，确实让人狐疑。在此后的战斗之中，河北士兵的饥疲、河南部队打光弹药，都和这个远我而近敌、缺乏战术纵深的决策有很大关系。

    停就停罢，还做出了分兵的决策。本来就处于劣势，还要分散力量——一部分在河南，留一部分在河北，让敌人更加轻易的各个击破。最好笑的是渡过河北的部队，既然是打算进，所谓“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本来就处于劣势，那么充分发挥进攻者的优势——机动性和突然性是十分重要的。可是这只部队渡过了河北之后，却选择了——筑营。背河而阵，历来是兵家大忌。因为作战一旦失败，失去战场的控制权，败兵缺乏有效的途径撤出战场，容易导致全军覆没，失去重整旗鼓的机会。韩信背水一战那是有后招的。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为了激发士兵战斗的勇气，给偷袭的部队争取时间。如果没有偷袭的部队抄敌人的后路，背水一战的部队虽有一时激勇，可以抵挡一时，但是从力量对比上来讲，终究是敌强我弱，时间一久，疲饿交加、勇气尽失，必遭惨败。即使在惨斗之时，或许在杀伤上能较之赵军多出一些，但是由于失去战场控制权而失去的兵力，将绝对大大超过激斗而杀伤的兵力。而此时的明军就做出了这么一个极不明智的决定，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决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至于留在河南的部队，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那就是不作为——筑好营寨，等着别人来攻，十足的乌龟政策。像极了孟良崮战役中的74师。甚至连74师都不如，74师好歹有一个以自己为“枢纽”，其他部队配合全歼共军主力的战术意图。而陈策部只是不停的向辽阳求救兵，一个“救”字，道出了统帅此时的心情。作为一个统帅，应该时刻保持冷静，权衡利弊，进退有度。当统帅做出了决定，部下有疑问，如果部下的疑问确有正确之处，自然应该详加探讨，否则就该拿出统帅的权威，而不应该搞什么妥协。在之后的战斗中，进不能助北岸的明军一臂之力，退不能做果断的切割，保存有效的反制力量，像乌龟一样躲在壳子中，反复求救。人不自救，天岂能救呼！

    统帅做出了相对正确的决定，部属却加以反对，双方各有主意，表面上达成了一致——形成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停——停在浑河——不进不退——于是乎双方都有了面子——并葬送了自己的卿卿性命——葬送了大明帝国最为精锐的部队。我们对于敢战、能战、并为国家英勇捐躯于战场的勇士是钦佩的、敬仰的，连他们的对手对他们也是钦佩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这支部队有着明军其他部队一样的陋习——内耗。考察挺进河北的部队，基本都是四川的部队：秦邦屏是石柱都司佥书，周敦吉和吴文杰是川将刘綎的老部下，周世禄也是川将，袁见龙、袁起龙是播州土官，雷安民也是刘綎的老部下，似乎是个土官。留在南岸的则是浙军，由副将戚金率领。川将周敦吉坚持一战的理由是：“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中国的史书历来微言大义大义，春秋笔法，结合熊廷弼的奏章，川军之所以有如此迫切的求战欲望，实在是因为他们在东北苦寒之地待久了，待烦了，想回家了。这些川军想必是对自己的战力有绝对的信心，指望着一战而定，之后就可以离开辽东这个寒长暑短的“破”地方，回家和亲人团聚过好日子去了。这种心情，我相信是个正常人都能理解。

    但是作为将领，应该权衡利弊，不应该以自己的愿望和欲望作为指导行动的准绳。在《登坛口授》中，戚继光对于总兵不能总兵有非常精辟的描述：“诸将平日尚怕督抚，若总镇操守清严，也略怕他。到了报警时，便不怕总兵了，盖知兵马由不得总兵调度，政出多门故也。及至敌入之时，督抚也不怕，即有小过，料督抚拘泥旧套，恐有临敌易将利害，必然姑容。且总兵不惟不能做主将，更为诸将所执拗，甲曰左，乙曰右，嗷嗷众口，以致主将无所适从。其故为何？盖逆知敌未出边，锦衣官校至矣。督、抚、总兵，或亡于阵，或逮入京，其时谁与他算帐，欲便追论诸将之失，谁复听之？既而代任上司，又不惟不行查究，乃预为己地，且益加优言，冀其感我，必然尽力于我，殊不知奸猾之徒，骗过了多少上司。此诸将所以不用命者，有所恃也。”如此看来，那些总兵、督、抚还真是有可怜之处。不过这不应该是借口。

    而作为统帅，陈策和童仲揆都不随川军大部队行动，却留在南岸浙军的营垒里，足见二人对于挺进北岸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手下部队控制不力的无奈。如果说，作为四川副总兵的陈策援辽时，还挂了一个川浙总兵的头衔，其中还有一个“浙”字，留在南岸还有那么点不成理由的理由的话，那么本是川军出身、遵义参将、援辽时升为副总兵、被指定统帅一部分川军的童仲揆无论如何是没有任何理由留在南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