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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辖域内的“父母官”，达到地方自治的目标，无异缘木求鱼！问题主要出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地方人才的不均衡，没法选出最合适的人担任地方管理的重任。而有些地方却又人才泛滥，由此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浪费。
地方官吏中，除了明社派驻的少量人员外，州府县乡保甲的多数人选，都是大宋官僚系统的原班人马打散编制后，又重新委任的。
所谓县官不如现管，这些官吏不敢对抗明社组织。他们在明社发布的官员考核制度下，的确也能发挥其能动性。但同时，这也让他们更加漠视地方议会的监督做用。
州府县乡的地方议会，也没有真正监督官员的权力和胆气，它就渐渐地沦为配角。因为相比明社组织的强大，地方上不但人才匮乏，而且议员的私人利益也在那里摆着。
如果这些议员们不能发挥出对地方官吏的绝对监督能力，那他们就要设法保护自己的利益不会受到官吏的报复。最终能做的就使奉承官吏，把自己摆在权力的吹捧者位置上。
久之恶性循环，这些地方的议会组织、议员们甚至会争相成为地方官吏的打手、帮凶，转而对那些底层的百姓利益诉求进行压制或出卖！
其二是明社借助救灾等机会，买断了地方百姓的土地私产。然后再重新分配下去，编订保甲，收取赋税，征发徭役、兵役等等。
这固然是解决了土地不断向豪强集中的弊端，但也在法理上确认了，本地多数的土地，以及附着在土地上的人口，其主权都归明社所有，地方议会甚至无权管辖它们。
而且他们也不敢啊！这个时代，皇权至上的观念早已深入骨髓。昔日大宋在河北等地施行的“西城所”制度，这才废弃几年？地方议会又怎敢与明社“争利”？
尤其在这两年快速发展后，本着开发便捷、成本控制的思路，地方官府总是避开那些有自己地契的私人田宅，优先选在征用成本更低、操作流程更快的明社产业上开发项目。
于是一个让安宁目瞪口呆的趋势就是：
“城乡二元化”这种后世让他深恶痛绝的不公平现象，开始在海州特区大规模地发生了。那些拥有私产的人家，逐渐被排斥在海州发展的收益之外，日趋没落，沦为新的社会底层。
其三是在一些县乡级别的议会中，议员们既然转而奉承地方官吏，那么地方官吏也要投桃换李，给这些议员们的家族发展开些小口子。
这样一来，乡绅豪强家族开始发力。为了避开“五户为伍”的家族切割，一些势力较大的家族开始有意识地把“宗祠”变成执行家法的场所。
他们试图利用家族的团伙势力，绑架那些有离散倾向的家族成员，许多平民百姓的安全已经开始遭到威胁。
而且因为这些乡绅恶势力的逐渐成长，他们不可避免地伸出触角，逐渐开始掌控一些地方的议会、刑狱系统，使受到冤屈的百姓无处说理。
安宁才真正开始反思自己的治政失误，并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科举利弊。科举未必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制度。
它能把天下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聚集起来，然后再合理地分配下去。科举的弊端在于它的选材方法及选材方向出了问题，而非科举本身。
其实在安宁认识到自己错误之前，吕子曰就在不动声色地开始修补这些漏洞了，他的办法很简单：
既然明社在每个地方上都拥有不菲的私产，那么从法理上讲，明社就有权向这些产业派驻更多的“管事人员”。
于是，早在靖康元年的时候，明社就开始把大批网罗来的人才，以“明社管事人员”的身份派驻各地监督、管理“明社资产”。
这些“管事人员”拥有对明社资产的监督、管理权力，别说地方议会、豪强了，甚至地方官吏都要被逐渐架空。
因为很多地方，在剔除了“明社资产”之后，其他资源所剩无几。
吕子曰的“政策修正”带来的结果，就是大大加强了明社对于各地方的控制，使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得到进一步加速提升，但也更加促进了“地方城乡二元化”进度。
因为从法理上讲，既然派出管理地方的人是明社“管事”身份，他在执政、发展地方时候，天然地就要优先使用明社的资源。
新兴产业就要向明社的领地上集中，而有意无意地边缘化那些拥有私产的地方和人群！这些人将成为新的弱势群体，民间怨气开始在一些人的身上重新积聚。
这样的海州，也不是安宁想要的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