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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倪，在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无不展现出巨大的创造力，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宋代。唐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多半出生庶族，其父祖辈多为地方上的县令或是比县令还低的长史、司马、别驾之类的小官。这些人的家庭地位并不显赫，自身年轻时的境域不是很理想，但其家庭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使得他们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尽管他们在仕途上未必如意，却抹杀不了其文化方面夺人眼目的造诣。
庶族士人因为出生卑微，许多人经历过长时期的贫困生活，因此对社会状况的体察尤为深刻，他们往往抱有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使命感。例如。李白早年就怀有济世之志：“申管宴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后来又说：“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直到六十二岁去世的前一年，当他听说李光弼率大军征讨史朝义的消息时，还请缨从军，半道因病而返。杜甫曾用这样两句话概括其志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与李白一样，虽未实现自己的抱负与志向，但只要有机会总是不放弃表达自己的见解与愿望：“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突破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无论穷还是达，都不放弃兼济天下。
他们还站在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上，针对政治弊端直言极谏，无畏触怒帝王与权贵。诤谏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刚正不阿是这些人普遍的品格。初唐诗人陈子昂便是一位直言极谏之士，他屡次上书议论军国机要、军国厉害，并就西蕃边州安危、雅州讨生羌、措刑、任贤等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颜真卿于安史之乱当中及其后的一系列表现，充分显示出他的操守。他多次得罪权贵，屡屡遭到贬黜，却始终“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
庶族士人的这种济世情怀、谏诤意识以及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刚正不阿的品质，可以追溯至汉代乃至先秦，孟子、屈原便是典范。进入唐代，由于政治开明，庶族士人的济世抱负有较多的实现机会，加上唐太宗与魏徵之间君臣关系的范例，谏诤意识明显得以发扬。唐太宗与魏徵的君臣关系，成为有唐一代及其后历代君臣关系的典范。庶族士人的谏诤活动，乃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向专制独裁进行斗争，以推动政治开明，进而推进文明进程的可行方式。
终宋一代，内忧外患频仍，士人除了济世情怀、谏诤品格之外，忧患意识显得格外突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尤为宋代士人所认同。他们在表达个人抱负时，显得相对比较拘谨、收敛，李白、杜甫分割的豪情壮志在宋人诗文中并不多见，主要表现于杀敌报国挽救危亡方面。如南宋的陆游，早就有志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然而这一志向到晚年都没有实现，仍念念不忘道，“当年万里觅封候，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难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