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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这样，能者居上位，无能者淘汰。
法、术、势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讲学于稷下学宫的齐国法家，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管子》中的法家著作和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是他们的代表作。而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罚，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他们是法家中激烈而彻底的一派，政绩显著。历史上通常把秦晋法家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秦晋法家的创始人之一李悝，任魏文侯相，提倡“尽地力之教”，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租谷，创“平籴”法，兼顾农人与市民的利益。他还收集当时诸国刑律，编成《法经》6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与李悝同时期的吴起先在魏国进行兵制改革，后又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明法审会,损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徙边垦荒，奖励“战斗之士”。后来，商鞅在秦实行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战，凡勤于耕织而多缴粟帛者可改变原来身份；有军功者可授以爵位；实行郡县制;主张用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但是他排斥道德教化，轻视知识文化的作用。他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鞅重“法”，申不害则重“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为了防备大臣操纵权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议最高统治者必须用术，君主应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他认为，“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个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表明了*独裁主义的思想。
慎到是法家中强调“势”治的一派，主张君主可以“握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他从“弃知去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他以法为最高准则，提倡“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君臣》），强调“法”必须和“势”相结合，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所谓“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但他又认为国家的存亡并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决定。“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认“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守法而不变则衰”。
战国末期的韩非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历史观方面，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观点，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在哲学上，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老子关于“道”的学说，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认为道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理是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强调人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进行活动。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参验”的方法，以“功用”的实际效果检验人的言行，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这种把“参验”作为判别知识真伪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