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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我更相信侯斌，这些资料是他自己整理的，同时也符合部分正史，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十二天罡锁魔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驱邪大阵，更像是某些宗教仪式的祭坛或陵墓的入口。
但在靖难之变中，我还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起初在削藩问题上，朝臣本来有着不同的意见。以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一些大臣主张采用汉代“推恩”的办法曲线削藩。他们建议建文帝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藩王所有子孙而不仅仅是嫡长子一人，而且要异地分封，这样藩王的权力就会逐渐削弱，不会再威胁到朝廷。卓敬更是建议建文帝立即将燕王迁封到南昌，既维护了亲情，又削弱了他的力量。建文帝认为很好，却没有去实行。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大臣坚决主张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有所不同。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可惜的是，建文帝听取了黄子澄的意见。建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打草惊蛇，燕王朱棣正发展势力，蓄势待发，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可以说建文帝一直视燕王朱棣为最大的威胁，然而他并没有果断地直指燕王而是先削了其他五藩，给了朱棣充分的准备时间。当初户部侍郎郭任认为先削五王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主张尽快用兵燕王：“天下事，先本后末则易成。今南京朝天宫日储粮粟、备军实，果为何者？而北讨周，南讨湘，削燕之举则经年无期，实为舍本而图其末。用兵贵乎神速，锐气既竭，姑息随之，正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臣恐朝廷将坐而自困耳。”郭任这段话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正确的，但建文帝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据野史记载，在道衍和尚（后名姚广孝）的影响下朱棣很早就有和朝廷对着干的意思；道衍是明太祖派到他的王府里来任事的，并博得了他的信任。道衍据说在朱允炆被封为储君以后曾向燕王进言，说他注定会有九五之分；他并且鼓励燕王谋划进一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当建文朝廷开始清洗他的兄弟们的时候，燕王马上觉察到他的地位危殆，因而他就商于道衍（这时道衍已是他的主要顾问和谋略家），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付这一威胁。燕王已经用招降蒙古士兵的办法扩充了他的部队，同时他又和那些对新皇帝已不再抱幻想的宦官内外勾结起来。可是他还无意立即行事，因为他的三个儿子正在南京作为人质，以保证他不乱说乱动。与此同时，双方的间谍和代理人来回打报告。燕王在1398年和1399年搞了许许多多鬼把戏，又是装病，又是装疯，请求遣返他的儿子们。直到1399年6月建文帝才准许他的几个儿子回到他们父亲身边——历史学家们把这一决定称为愚不可及；燕王这才决心用军事行动抗命朝廷了。
这三段历史资料令我更为费解，我一个工科生都知道擒贼先擒王，啃下最难啃的骨头，其他的大可不必畏惧，建文帝的心智谋略怎样我不清楚，但当时的大明朝朝廷中方孝孺、黄子澄、齐泰等一班儒流雅士可是饱览群书的，不可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如果削藩是建文帝的决策失误，那么放了燕王朱棣的三个儿子呢？难道建文帝是白痴吗？到手的人质就这样放了回去？难道建文帝忘了商纣王放了周文王之后的武王伐纣吗？这件事做得简直是愚不可及！
当时的方孝孺、黄子澄、齐泰之流，难道也全是白痴吗？
据史料记载，建文帝朱允炆虽然仁慈、甚至优柔寡断，但从小就接受正统的皇家宫廷教育。朱元璋出生于平民，从小就没有接受过教育，年轻时没机会上学，后来只是在马背上学了点文化，当他亲自撰写诏敕或祭文时，语句都是似通非通的，以至于他在为中山王徐达题碑文时，当时的朝野文人居然没人能断开其字句！朱元璋深感自己学识的浅薄，更不会忽视后代的教育，作为继承正统的皇长孙，朱允炆的受教育程度可想而知，这么一个博学多才的储君，会犯这么一个低级的错误？
那只能说，燕王身上有什么令建文帝都动心的东西，怕燕王来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才迟迟未动燕王的！
而燕王朱棣，为了后代及起兵，用连建文帝都动心的东西换回了他的三个人质儿子！
可是，对于一位皇帝而言，珍馐海味、金银珠宝、佳丽三千，荣华富贵，应有尽有，又有什么东西能让一位皇帝都动心的呢？
传国玉玺？对，或许从侯斌传国玉玺这份资料中，可以查出蛛丝马迹的！
传国玺或传国玉玺，为中国古代皇帝信物。相传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后获得和氏璧（一说是蓝田玉，非和氏璧），将其琢为传国玉玺，命丞相李斯在和氏璧（一说是蓝田玉）上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篆字，由玉工孙寿刻于其上。后为历代王朝正统的象征。
关于传国玉玺的传说，可谓几经沉浮，带有浓重的传奇色彩！
据《韩非子·和氏》记载，春秋时，楚人卞和在今湖北南漳县荆山中得一璞玉，献与楚厉王。楚厉王使玉工辨识，云为石也。厉王怒，以欺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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