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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这张纸就是我的诊断结果，癌症晚期。这个日记本，就是我电话里说的那个日记本。希望你帮忙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将日记本和诊断书递给我。
我看了诊断书，确实是癌症晚期。诊断书是东川一家部队医院出具的。
“确实很抱歉，干我们这行的，职业性质决定，所以我还是看了你的诊断书。”我说。
他笑了笑，嘴角干瘪。接着，给我讲了他怎么得到这个日记本的，又怎么保存的。
他说：“198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东川下半城开火锅店。那时，我的火锅店生意还不错，晚上一般十点左右还有人烫火锅。那天在下雨，雨淅淅沥沥的，有几桌客人吃完后，没急着离开，就在店里躲雨。直到晚上十一点半左右，我关门打烊。这时，火锅店门外忽然冲进来一个小伙子。小伙子满面是血，自称李军，将带血的日记本一把塞给我，说过几天来取，让我务必保存好。我还没来得及问问怎么回事，可小伙子又冲进了雨夜。”
“小伙后来没来取走么？”我问。
“没有！小伙子朝着蓉都的方向去了，后面还跟着几辆摩托车。”老年人说。
“一直没有来？”我边在采访本上记录，边移动他身边的录音笔，保证记录准确。
老年人喝了一口水，说：“这一等，就等了6年啊。直到1992年，北京一位老者南巡。东川开火锅店，生意也不大好了。大家都浮躁了，一窝蜂往广州去淘金，说那里是一个遍地都有黄金的城市。我经不住一个邻居的劝，和他一起去广州出差看看。但正好我走的那段时间，有天店里忽然来了一个人，说是来取日记本。店里的服务员不知道之前这回事，让那个来的人等我出差回去后再来。遗憾地是，我没碰到取日记本的人，日记本自然也没有取走。”
“您出差回来后，这个人来找过您没？”我问。
“没有。这之后，我一直在等。又等了好几年，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这个李军仍然没有来领走日记本。我也想过登报寻找李军，但又担心当年追杀李军那帮人看到，坏了李军的事，只好一等再等。”老年人说。
“就没有想过其他办法来找这个李军么？”我说。
“那时候，信息不发达，也没有网络。不像现在媒体这么发达。只有等，等那个人。到店里来烫火锅的人，我都比对着当年李军的模样，希望是李军。”老年人说，“这一等，就等了30年。”
“30年？你一直留着这个日记本，那你看过这个日记本里的内容没有呢？”我有点不大相信。
“对的，就是30年。毕竟是别人的隐私，我没有打开看。后来，东川的下半城要拆迁了，政府拆迁办来通知很多次了，给了很多好的优惠条件，我儿子也劝我早点搬走，好领取更高的拆迁补偿。但我怕搬走之后，李军回来取日记本找不到我，就一再拖延，只不过后来还是拗不过拆迁队。”老年人说，一阵机器轰鸣声中，等待30年的火锅店拆掉了。他带着日记本，坐上了儿子的奔驰车绝尘而去。
我内心有些触动，顺着他的思路，甚至一度在想，现在眼前这个将死之人，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呢？如果是真，那么这个日记本的主人李军现在在哪里呢？是不是也在找这个老年人呢？如果这个故事是假的，他又为什么拖着抱病的身体，在这么热的天气里，见我呢？
老年人又喝了一口水，用帕子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
东川天气就是这么任性，一到夏天，地表温度能达到70摄氏度。老年人就这么站在跳伞塔下面，靠着围栏，跟我讲这么多，我在不停质疑中记录他的讲述。
老年人继续说：“我和拆迁队对抗了一阵子后，身心有些疲惫，加上开火锅店，每天早晨四五点，就得去菜市场批发新鲜的菜，长时间的劳累，回家之后我身体不争气，终于病了。开始还以为没啥事，吃点保健营养药品歇一段时间就好了，可持续了几个月不见好，反倒更严重了。我儿子开车带我去医院检查，已是癌症晚期。”
老年人说到“癌症晚期”时，情绪有点波动，拿手帕擦了一下眼角。
我大概了解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没有继续追问。站在一旁，看着这个老年人。
他稍加平复又说：“其实我不是怕死，只是怕失信于人。想到李军还没有取走日记本，担心时日不多，我死了之后，家里人也不会当回事，所以想在我死之前，请求你们媒体，帮我了却这个愿望。”
我忽然觉得手里这个日记本很沉重。它承载着一个将死之人的愿望。任何事，一旦和生死扯上关系，都上升到很沉重的层面了。
一瞬间，我还有点后悔我来见面前这个老年人。
“刘记者，这个日记本就留给你，我觉得你是个守信用的记者，也一定能帮它找到它的主人。”老年人望着我说。
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这个日记本。毕竟放在老年人那里更合适，万一最近这几天，当年的那个李军找到老年人了呢。
再三劝说，见我仍不收，他又给我留下了一个他儿子的电话号码，说有时候他可能不在家里，有急事的话，可以打他儿子的电话。
我存下了他儿子的电话号码，又问了一下其他的，就拿着日记本将他送到路边，给他拦了一辆出租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