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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长要钱，有一次，为了要钱，还大闹会场。比如，石山镇前一段刚安排的那个人，就是叫县长姑父的。
很多事刘玉海听了都张大了嘴，不敢相信是真的，但是他也知道，李华芳说的是事实。毕竟，计经委就在县政府楼上办公。
县政府的那些领导晚上会去政府招待所舞厅跳舞，招待所的服务员很多都是领导的舞伴。过几年，招待所的服务员年龄大了，就会有一些安排到县委各局委了，当然了，也有走上领导岗位的。
李华芳说，法院有个副院长，以前就是和县政法高官有一腿，从招待所服务员安排到法院临时工，然后转正，再然后提干，再然后，政法高官当到副书记调离时，安排这个女的当了法院副院长。
当然了，李华芳说这些事，都是听单位里那些同事说的。
刘玉海终于明白了，社会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单纯，单纯的是他，复杂的是社会。
接触过几次之后，刘玉海觉得还行。所谓久居兰室不觉其香，久居鲍市不觉其臭。李华芳这人，看多了，刘玉海觉得看顺眼了。
一眼看不上的人，多看几眼也就看上了。
那就谈婚论嫁吧，这个时候媒人又出场了。不只是结婚，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国人干什么事儿都需要一个中间人。
古书上就说，双方交战，不斩来使。来使就是中间人，负责给对方谈条件的。
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有人说中庸之道就是和稀泥。其实不然，中庸之道流传了几千年。同时代的希腊文明、埃及文明等都消失了。为什么它能流传下来，并且还在继续发挥着他的影响。
因为，中庸之道的本质不是和稀泥，而是寻求各种力量的平衡点，找到了平衡点，平衡了各方利益，任何一方就都能各得其所。平衡是一种艺术，所以中庸的中，是一种平衡。
在媒婆奔走几趟之后，彩礼也算定了下来——两千元，在城里不算贵，对刘玉海他们村来说，比较贵。
刘玉海他们村娶媳妇，当时彩礼是六百元左右。当然，他们娶的都是农村的，没有可比性。但是，刘玉海还是觉得不行就算了，彩礼太贵。
是他母亲一句话说动了他：“她要多少彩礼都不怕，人家是上班的，会挣钱，这点彩礼她一年就挣来了，咱村别人娶的那媳妇彩礼倒少，可她们不会挣钱啊。”
刘玉海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他怕母亲为难，本身家里就缺钱。
说定了彩礼钱，刘玉海父亲就去找了村里会算卦的，让人家给选了个吉日，就这样把婚事定下来了。
婚礼那天，刘玉海热热闹闹的把李华芳娶回了家，从此两人开始了一生厮守。
婚后，刘玉海两口子就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那也是财政局的一处公房，离李华芳上班的地方很近，价格也不贵。刘玉海平时住在镇里，有时候晚上镇里有车回县城，他也就搭车回城里了。平时李华芳一直回他娘家吃住，每次刘玉海回来了他们才一起到租房处。
一般每到周末，刘玉海都要回老家。他回去是为了帮母亲干农活儿，父亲为了多挣钱，长期不回来。家里两三亩地都是母亲一个人耕种，刘玉海心疼母亲，每到农活儿忙时，他就在周末回老家了。
李华芳是城里长大的，从小就没有干过农活儿。周末刘玉海回老家了，她就在县城逛街，或者，回她娘家蹭饭。
偶尔，李华芳也和刘玉海一起回老家，村里人看到这城里的媳妇，看到人家不干活，就觉得肤白貌美的。每当这时，李华芳也是在家里做饭，没有去地里干过农活儿。
日子就在这样平淡中过去，慢慢的，刘玉海感觉和李华芳有了爱情。
其实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一直都很稳固，先结婚再恋爱也没有什么不好。
刘玉海和李华芳这对小恋人，也开启了婚后甜蜜的恋爱之旅。那个时候也还没有手机。两人就用单位的电话煲电话粥，不巧，那个时候电话费还比较贵。
有一次，办公室主任说：“怎么这个月电话费涨了一倍多，是谁一直来咱这儿打电话？”
除了领导办公室有电话，镇里就综合办这一个电话，所以打电话的人很多，别人一般情况是不知道谁打的。尽管这样，刘玉海还是收敛了很多，看着上面的计时，在两分五十多秒时赶紧挂断（当时，市内是前三分钟一个计时单位，后面就是每分计时）。他们俩都没想到，几十年后，电话都没人用了，甚至视频都不用掏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