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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去小说网 www.airizu.com,最快更新老舍之谜最新章节!

    老舍真的是“歌德”派吗?为什么在台湾的老友梁实秋认为老舍基本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不相信他真的是“歌德派”?为什么“大师”老舍要把自己降格为“匠人”?

    汪曾祺在《老舍先生》里写道:

    “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枝助”。

    叶浅予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的握手是轻轻的,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老舍先生爱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酽。

    他曾告诉我,到莫斯科去开会,旅馆里倒是为他特备了一只暖壶。可是他沏了茶,刚喝了几口,一转眼,服务员就给倒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的设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时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多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是哪一句我忘记了),要求画卷心的芭蕉。老人踌躇了很久,终于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谎:“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画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的。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舒乙先生则在《老舍的爱好》里说:老舍的爱好相当广泛,打拳、养花、喝茶、养猫、绘画、书法、古玩、相声、戏曲、起名字、交朋友等,大约有十九种之多。打拳是因出身寒苦,22岁时得了一场大病,闯过这一关后,老舍很注意锻炼身体,生活极为规律,早睡早起,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拳。最早还练过剑术。一位旅英的朋友陈逸飞拜访他,看到老舍一个人在室外做模仿动物的舞蹈,他对陈先生说这叫“昆仑**拳”,既能健身又能防身。他让陈先生打他一拳,陈的拳伸出后他胸部一收,顺势把陈先生撂倒了。1933年他在济南教学时,结交一位著名拳师,还购置了刀枪剑戟、斧钺钩钗摆在住处,抗战时期在重庆也是每天早晨练拳。

    舒乙还说:老舍爱养花。老北京的一般住户,家中都养三种植物,枣树、夹竹桃、石榴树。枣树直接栽在院里,而夹竹桃、石榴树要栽在盆里,这两种植物开红花,有一种喜庆气氛。

    老舍的哥哥比他大8岁,不好找工作,后来请来帮助老舍养花。在哥哥指导下,老舍养了三百多盆花,一百多个品种。书桌上也总要放一枝花,哪怕是一个旧瓶里插上几片竹叶,这是他不可或缺的点缀。

    老舍喜欢欣赏画、收藏画。他自己“不会画,对画家崇拜得不得了。我母亲胡絮青能写能画,在老舍眼里也是不得了。他最早得到的一幅名作是齐白石的《雏鸡图》。画中十几只姿态各异的雏鸡,呼之欲出,十分可爱”。

    不过,这样的老舍却不是全面的,所以林斤澜的介绍就很有必要了。同样一桩事,他的介绍加进了修饰词,不似汪曾祺永远那样平简。

    林斤澜说,到1955年反胡风前,老舍的心情可说一片蔚蓝。每年的确两次把文联的人叫到他家聚会。赏菊时,他有一个大哥,帮他抄写东西,也帮他莳花。喝酒时,有一次拿出一瓶葡萄酒,炫耀是**送的。

    老舍自己好酒量,从来不醉。曹禺有一次大醉,溜到桌下,两只手还在空中抓划,原来是在找酒瓶。1955年之后,这种事少了,到1959年“反右倾”,根本上就没有了。老舍还很爱才。当众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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