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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又写过一篇《忆老舍》。）
1940年冬，老舍病倒了。不少人劝他改行，他却不愿离开文协和手中的笔。因为他所能做的编辑、教师、官员都有误于写东西，单要有气，就决不放弃文艺。1941年8月，在老朋友们的盛情邀请下，老舍飞到昆明作了短期的游学，到西南联大等高校作讲演，写出了《大地龙蛇》。该剧不太尽人意，可它引出了《四世同堂》等巨著，开始了从文化的角度来反观现实、进行批判的新路数。11月初，他告别友人，回到重庆，又回到贫病忙的境况中。1943年6月，老舍移居北碚，距重庆五十多公里，想写长篇《火葬》，结果勉为其难，累出病来，进了医院，做了手术。
没几天，分别6年的妻子胡絮青万里迢迢，从北平沦陷区，领着几个孩子来到大后方重庆。他生活上虽还是老样子，但多少得到了一些照顾。
胡絮青就对他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生活，种种人物的心情、嘴脸等，都是充满感情的细节，不想触发和激活了老舍非凡的想象力，将对北平人事风情的惊人了解，自如化进了构思：我生活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三年写作自述》，《老舍文集》15卷，430页。）随着胡絮青的讲述，上百个人物活了，老舍活在了里面，与他们的命运、心态、精神息息相通。
他产生了创作《四世同堂》的冲动。
很少有作家能从本能、从生命崇高的求生**和被侮辱损害的意义上，认识贫困，在**摧残、精神戕害中，展现贫穷的威严酷烈。老舍做到了，前有《我这一辈子》里民众乘兵乱抢劫，后有《四世同堂》，把侵略战争的残暴，最终定格在饥荒上。如前面所说，在鲁迅的作品里，焦点是直接对准下层人精神创伤的；老舍在这同时，首先顾及的是他们遭遇到的**戕害。鲁迅于死亡中，表现人的觉醒；老舍人物的精神幻灭，则是后至的。
《四世同堂》正是这样，从题材到体裁，都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回归”。他本该早日觉悟，回头去写自己熟悉的北平生活，却一直少契机。沦陷区的生活又是从无人涉猎的，他拖着病弱的身体，写几天养几天，一边与沉重的生活负担拼熬。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他除参加必要的文艺活动外，就是关在家里，默默写作，年底写完《四世同堂》第二部。
从这些作品的出生日程看，且不说两度长期在国外滞留时的情形，就是在抗战时期，条件如此艰苦，老舍在写作上也是最卖力气的。一家刊物曾这样记载道：他独个儿住在……偏僻的院落里，埋头写，写，写。
一天到晚低着头，脑子都有些昏了。他常向朋友们说，多写一篇是一篇，炸弹落到头上，死也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