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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留给了胡絮青。
走的那天是11月15日，能听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了，老舍觉得不能再迟疑，把一点积蓄都留在家里，只身带了五十块钱，才提了皮箱出家门，开始了流亡。
在那些流亡的日子里，他始终担心留在敌区的家眷，想接他们出来，却没有路费，不少人为生计所迫，已放弃写作。
直到老舍母亲在北平去世，胡絮青为老人办完丧事，才拖儿带女，拉扯三个孩子，跋涉几千里，历时五十余天，穿过重重封锁，逃出来，于1943年11月17日，辗转到重庆。并在朋友帮助下安了家。这时，夫妻分别已整整六年。
6年里，老舍没有一天不在牵挂，觉得对不起妻子，“可是在无可奈何之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的去作事，好对得起她。由悬念而自励，一个有欠摩登的夫人，是怎样的能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哪！”“国难时期……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一封信》，《老舍文集》14卷，121页。）胡絮青留在北平沦陷区5年，当了四年多的中学教员，尝够了国亡家破的苦楚，孩子也改姓胡，即使这样仍常受日本孩子欺负。当时的北京，成了活人遭殃，狐鬼横行的活地狱。
其回报就是，胡絮青细心介绍了北平的生活，方方面面，说了两三个月时间，才把几年间的见闻、感触对一批批朋友唠叨完，促成老舍的排除一切干扰，在离重庆五十多公里的北碚小镇，开始了近一百万字的《四世同堂》的创作。
对此，胡絮青是这样进行描述的：“慢慢地，朋友们之间这方面的话题谈得不多了，老舍却开始忙碌起来。他仔细地询问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所作所为，市民的反应如何，挨着个儿地和我漫谈北京亲友和一切熟人的详细情况。我说某家死了人，大家怎么样热心地去帮忙，他就把那家办丧事的一些细节绘声绘色地补充上去；我说某人当了汉奸，他就把那个人吃什么，穿什么，见了什么人说什么的神情，一一表演给我看，好像他也在沦陷区的北京住了四五年似的。我佩服他对北京和北京人的了解，那么深，那么细，那么真。这种漫无边际的漫谈，又谈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谢谢你，你这次九死一生地从北京来，给我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从来未写过的大部头。’……他这个人从不乱吹‘想写这个“想写那个’，而是有了十成把握再对别人宣布，对我也是如此。
他一说，我准知道这部‘空前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算是有了。”（王行之：《老舍夫人谈老舍》）有这样一个妻子从旁告知细节，这部小说就踩住了“实景”，而不是悬空的了。它也是老舍一生所写最长的，还可能是“最好的”（这是老舍的自我评价。参见舒乙《老舍在美国》，《文艺报》1999年5月1日）一部“完整的”（《正红旗下》应该比《四世同堂》更伟大，可惜只有个开头，没写完））作品。第一、二部写了两年，第三部则是在美国讲学期间完成的。
1945年3月，老舍应邀去美国，为期一年，谁也料不到此去会长达四年多，他决意留下，将《四世同堂》的最后一部做完，还组织人翻译出来，并着手写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做完了想做的事，才坐上船，1949年l0月13日从旧金山出发，12月12日回到阔别14年之久的北京。
不久，胡絮青母子自重庆到北京，一家人方结束聚少离多、动荡不定的生活。
正因为家人、尤其是妻子做出了巨大牺牲，老舍才能有如此斐然卓的成就，其多数作品，都写成于离群索居的环境下。
做一个作家的妻子，看来是很不容易的。
做老舍这样的以写作为生命，写起来不要命的作家的妻子则尤难。
仅以此说，当初要是选人不适，老舍要不是娶了胡絮青这样外柔内刚、富有节气和牺牲精神的知识女性，他的事迹怕是要逊色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