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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命勒德洪等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5卷）顺治时已纂成，康熙十二年（7）又命图海等修订。此前，康熙六年（7）还纂成《世祖章皇帝实录》（4卷）。以上三朝实录，至雍正十二年（74）又均命鄂尔泰、张廷玉等重加校订。我们今天所见清历朝实录中的前三朝实录，即是雍正十二年后的碳基背叛者帖吧校订本。另外，雍正时又纂成《圣祖仁皇帝实录》00卷。
康熙雍正时期也进行了历朝“圣训”的编纂。康熙二十五年（8）编成《太祖高皇帝圣训》（4卷）。翌年，续成从顺治时开始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圣训》（卷），并编纂成《世祖章皇帝圣训》（卷）。雍正九年（7）又编成《圣祖仁皇帝圣训》（0卷）。由此可见，清代“圣训”之编纂，创始于顺治时期，而形成于康熙雍正时期。此后各帝则尊祖宗成法，相沿不替。此外，清代的“起居注”自康熙以后，按月皆有缮本，每月两册，成为定制。在康熙雍正时期，统治者为了宣示其武功，出现了“方略”一类史书。
康熙二十年（8）所纂《平定三逆方略》（0卷），是清代的第一部“方略”。此后，康熙二十七年（88）纂成《平定罗刹方略》（4卷），四十三年（704年）又纂《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8卷）。其后成为定例，从乾隆至光绪，每当一次军事行动以后，都要下诏修“方略”，由方略馆“纪其始末，纂辑成书”。
在史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正史——《明史》成书于康熙雍正时期。《明史》之修纂，从顺治二年至雍正十三年，前后经过九十一年之久。是历代官修正史中费时最长的。
康熙帝还命令修纂了两部地理类著作，即《钦定皇舆表》（卷）和《钦参见李宗侗《中国史学史》第页。
梁章钜《栖垣纪略》卷4，《规制二》。
定方舆路程考》（不分卷）。又修成《御定清凉山志》（0卷），是为清代第一部官修的方志性质的图书。
雍正朝官修图书，有其一定特点。首先，雍正时公布了一批档案材料，并分别命儒臣编辑成书，计有《上谕内阁》（59卷）、《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谕行旗务奏议》（各0卷）、《朱批谕旨》（0卷）。其次，修纂了一批训诫臣民的书籍，如《执中成宪》（8卷），前四卷录上溯唐虞，下迄明孝宗，历代帝王之嘉言善政，后四卷则录诸臣论说之被认为“裨于治道者”2。以警诫臣民。第三，又命令编纂了《八旗通志初集》（250卷，乾隆四年成书），当时所以提出修纂此书，是与满洲贵族在入关八十余年，满汉逐渐融合的趋势下，欲保持其特殊权利的思想不无关系的。
康熙雍正时期的官书中也出现了几部较有影响的自然科学著作，如《数理精蕴》（5卷）、《历象考成》（42卷），其中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文科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天文历算知识4。稍后，康熙五十四年（75）又辑成有利农业生产的《月令辑要》（24卷），又《图说》（卷），修成《广群芳谱》（00卷），此书是中国植物总集，是当时的重要植物学著作。雍正十二年纂修的《工部工程做法》（74卷），是工程学方面的著作。康熙、雍正时期官修图书中，还出现了数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型类书，形成官修图书事业的一大特点，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国类书的集大成时期。编纂的主要类书有康熙四十九年（70）敕命张英等编纂的《渊鉴类函》（450卷）；五十年命张玉书等编纂的《佩文韵府》（0卷）；五十五年命张廷玉等编纂的《韵府拾遗》（20卷）；五十八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骈字类编》（240卷）；六十年命吴士玉等编纂的《子史精华》（0卷）；六十一年命何焯等编纂的《分类字锦》（4卷），以及康熙时命纂、雍正时成书的著名类书《古今图书集成》（0000卷）。
《古今图书集成》是继明《永乐大典》以后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原名《汇编》，康熙时由陈梦雷等纂辑成书，但未刊刻。雍正即位后，又命蒋廷锡等重新编校，改名为《古今图书集成》。雍正四年（72）用铜活字排印，共印六十四部。全书0000卷，分为编2典，09部，约一亿字。内容包括了当时的全部学问。从其组织体系及编辑体例上考察，也远远超过以前的类书。
康熙、雍正时期，还曾修纂了一批参考工具书。查考字词的工具书有《康熙字典》（42卷），康熙五十四年（75）由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又有《音韵阐微》（8卷），康熙五十四年命撰，雍正四年成书。
这个时期还修纂了一些词、曲谱和诗文总集。康熙四十四年（705）孙岳颁等奉敕纂辑的《佩文斋书画谱》（00卷），是古书画鉴赏方面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康熙五十四年（75）王奕清等奉敕修撰的《词谱》（40卷）、《曲谱》（4卷），是填词作曲和研究词、曲的重要参考书。康熙五十二年“御定”的《律吕正义》（5卷），是研究声乐之学的重要参考书。编纂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诗文总集有《古文渊鉴》（4卷），由徐乾学等编注；2《执中成宪·序》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序》。
4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
参见《四库全书书目提要》卷99，《清朝文献通考》卷2。
康熙四十二年彭定求等编《全唐诗》（900卷），康熙四十五年，陈元龙等奉敕编成《御定列代赋汇》（40卷，又“外集”20卷，“逸句”2卷，“补遗”22卷）；是年，又成《佩文斋咏物诗选》（482卷）。四十六年，陈邦彦等奉敕编《历代题画诗类》（20卷），沈辰垣等奉敕编定《历代诗余》（20卷）。四十八年张豫章等奉敕编《四朝诗》（292卷）；五十年郭元釪奉敕编《全金诗》（74卷）。五十二年又编《唐诗》（2卷，“附录”2卷）。这些书籍的纂辑，对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其中大多数至今仍被人们视作必不可少的参考书、工具书使用。
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乾隆时期是官修图书的繁荣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经学方面的著作集中于乾隆前期，先后编撰了《四书文》、《三礼义疏》、《周易述义》等书。
第二，史学著作大都是记录当代历史者。
乾隆帝极为重视当代史的编纂。除有常设的国史馆修当代史外，乾隆七年（742）还修成《国朝宫史》卷（二十四年又予增修）。特别是纪录当代一重大事件（主要是军事事件）本末的“方略”、“纪略”，在这一阶段修纂得最多。以其编纂的年代排列，计有以下数部《平定金川方略》2卷，乾隆十二年撰；《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54卷，“正编”85卷，“续编”卷。
乾隆三十七年撰；《临清纪略》卷，乾隆四十二年撰；《平定两金川方略》卷，乾隆四十六年撰；《兰州纪略》2卷，乾隆四十六年撰；《石峰堡纪略》20卷，乾隆四十九年撰；《台湾纪略》70卷，乾隆五十三年撰；《安南纪略》卷，乾隆五十六年撰；《廓尔喀纪略》54卷，乾隆六十年撰。
此外还有乾隆三十八年所撰《开国方略》2卷；四十七年所撰《河源纪略》卷，也当划归此类。
第三，此时编纂的典章制度著作很多，成绩较大。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十通”，有六部是乾隆时期所修的，即《续通典》（252卷）、《皇朝通典》（00卷）、《皇朝通志》（200卷）、《皇朝文献通考》（2卷）等。为修“三通”，乾隆皇帝曾特命开“三通馆”，组织儒臣修撰。
乾隆时期修典章制度书，也与修史书一样特别注重当代。除上述“清三通”是记当代典章制度之外，还撰辑了《大清通礼》（50卷），《皇朝礼器图式》（8卷），又修成专纪翰林院典制的《词林典故》（8卷），专纪学校、科举等典制的《学政全书》（80卷），专纪国子监的沿革及典制的《国子监》（2卷）、专纪救荒救灾之政的《康济录》（4卷）等等。
更为值得指出的是，在乾隆时期，专门纪述当代典制的“则例”一类书籍得到很大发展，形成清代修纂“则例”的高峰。邓之诚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条例，新例行，旧例废，故则例岁必小修，十年一大修”。“则例”一类书籍的出现，要首推《督捕则例》。顺治初年，因为“逃人”问题严重，于是汇辑有关谕旨、奏牍、规定等为一书，经康熙十五年校定，至乾隆八年重加厘正，编纂成《督捕则例》（2卷），这是清代官书中出现的第一部“则例”。兹后，又修纂了多种这种体例的记当代典制的书籍乾隆十四年（749）纂《工部则例》（50卷），二十四年（759）又纂《工部续增则例》（95卷）。三十三年，纂成《物料价值则例》（220卷），三十七年纂成《吏部则例》（卷）、《八旗则例》（2卷），四十一年纂《户部则例》（20卷），四十九年纂《礼部则例》（94卷），五十三年（788）纂《军需则例》（卷）。与则例的体例和作用相近的还有《中枢政考》（卷）和《大清律例》（47卷）等书。通过编纂“则例”，公布了一些档案资料，就当时讲，这些“则例”也便于各级官员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情况，以更好地发挥实行政务的职能。
“则例”是专记当代的一个方面典制的书籍，而汇辑当代全部典制的是“会典”及“会典事例”。清代修“会典”最早始于康熙二十二年2，并纂成康熙《会典》2卷，雍正时又曾修《会典》，但均无会典“则例”或“事例”。乾隆时期，鉴于“则例旋增”，“典与例无辨”4，而把“典”与“例”分为两部分。乾隆二十九年（74）修纂《大清会典》（00卷），同时修纂《大清会典则例》80卷（嘉庆后改称为《会典事例》）。从此，修《会典》同时修《会典事例》成为定例。其后在嘉庆朝、光绪朝都曾沿用此例。第四，大规模地修纂地方志和地理志。全国现存方志卷，而其中“修于清代的最多”。
乾隆十九年（754），乾隆帝命蒋溥等修纂《盘山志》（2卷），三十九年（774），敕撰《日下旧闻考》（20卷），以记注京师掌故史迹。乾隆四十三年（778）撰《盛京通志》（00卷），四十六年撰《热河志》（20卷）。
地理志书，乾隆时期修成的有《皇清职贡图》（9卷）、《皇舆西域图志》（52卷）、《五军道里表》（49卷）及《三流道里表》等。而所成最重要的地理志书是乾隆二十九年（74）的《大清一统志》（500卷）。
《一统志》之修，始于康熙年间，雍正时又重新开局修撰，至乾隆九年（744）告竣。后来，乾隆二十九年（754）又特谕重修《一统志》，“以昭大同之盛轨”。使“一展卷而九州之砥属、八极之会同，皆可得诸指掌间矣”2。
第五，注重民族文字学方面的书籍的编纂。这个特点，也是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进步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出现的。乾隆十四年（749），命撰《同文韵统》（卷），以正西番及印度译音之音韵；二十八年（7），命撰《西域同文志》（24卷），此书“以天山南路、天山北路、准部、回部，并西藏、青海等地名、人名诸门，举凡提要，始以国书（满文——引者注），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中华书局958年版。
2《大清会典事例》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
4乾隆《大清会典》卷首。
参见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页，北京人民出版社98年版。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
继以汉文，复继以汉字三合切音凡识汉字者，莫不通其文、解其意，瞭若列眉，易若指掌”。可见乾隆帝命修此书的意图即在沟通民族文化，以利集权统治。
乾隆三十六年（77），乾隆帝命傅恒等撰成满文字书《增订清文鉴》（2卷，又“补编”4卷，“总纲”8卷，“补总纲”卷）一书。乾隆四十四年又命阿桂等撰《满洲、蒙古、汉字之合切音清文鉴》（卷），把蒙古语也对应地排列进去，作为对“久为世臣”的蒙古诸部的宠遇。由此可见修书事业不但有文化意义，也是充满政治意义的。
第六，编纂成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和一批版本学、目录学著作。编纂《四库全书》是继修纂《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举动。这部大型丛书，从乾隆三十七年（772）下诏有计划地征求当时国内所有存书起，共花费了十三年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修纂而成。其内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共编辑了从古到当时的457种著作，计有卷。编纂这部大丛书，出力最大的是纪昀，而所动用的抄写人员共达一千五百余人2。《四库全书》前后共抄写七部，分藏在北京宫内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镇江文宗阁、扬州文汇阁、杭州文澜阁。另外还有副本一部，藏于翰林院。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其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但清政府在修辑《四库全书》过程中也曾大量销毁和删改旧书，使祖国的文化遗产受到损失。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帝还命令用木活字印行了其中一百多种善本图书2，名之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并且命于敏中等选其中最精粹的书籍，编成《四库全书荟要》，其样式与《四库全书》相同，只是规模小些。乾隆帝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康熙帝，因此这个时期官修自然科学著作较少，并且都集中在乾隆十年以前。
但是，乾隆帝却极为重视统治策略。这一点也可从官修图书中窥见其一斑乾隆九年（744）命撰《八旗氏族通谱》（80卷），目的在于宣扬“祖宗德泽之深”，鉴于“代序日远，族姓日繁”，藉此以“明章统系、俾知世德之所自”4。以增强满族人特别是满洲贵族的民族认同感。十二年（747）又命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试图以宗教的形式巩固满族人的共同心理素质5。
乾隆四十二年（777），又一面命撰《满洲源流考》，一面命将蒙古小徹辰萨囊台吉撰的《蒙古源流》进行翻译，成为“钦定”之书。两年以后，四十四年（779）又命撰《蒙古王公功绩表传》（2卷），为那些忠心为满洲贵族效力的蒙古王公歌功颂德，以提高其政治地位。又是两年以后，四十六年（78l），则又命撰《宗室王公功绩表传》（2卷），意在把宗室王公《西域同文志·序》，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见陈彬和《中国书史》第225页。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谕。
参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二章，又参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2参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4，中华书局982年版，又《清朝续文献通考参见费寅《记四库全书》，载《图书展望》948年月。
4《八旗氏族通谱·序》。
5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222，《四库提要》卷82。
之地位置于满洲其他贵族和蒙古贵族之上，更确切地说，是把满洲最高统治者置之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四种官书的修撰时间和内容如此有次序，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乾隆晚年举行“千叟宴”后，命编成《千叟宴诗》（卷），其八十岁生日，又命编写了达20卷的《八旬万寿盛典》。乾隆帝还将自己诗文编汇成集，计有《乐善堂文集定本》0卷、《御制文初集》0卷、《二集》44卷、《三集》卷、《余集》2卷、还有《御制诗五集》00卷、《御制诗文十全集》54卷、《御制全韵诗》不分卷。
总之，乾隆时期的官修图书，数量是很多的，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这个时期是清代文化事业最昌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鼎盛时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所涉及的内容的范围上考察，都无法与康熙、雍正时期或乾隆时期同日而语，特别是与乾隆时期的盛况比，不啻给人以一落千丈之感。
嘉庆、道光时期的官修图书，几乎都是援例进行的，嘉庆、道光两代皇帝对修书事业明显地不感兴趣。
这个时期，嘉庆帝照例修纂了《高宗纯皇帝实录》（500卷）和《高宗纯皇帝圣训》（00卷），道光帝又照例修纂了《仁宗睿皇帝实录》（74卷）和《仁宗睿皇帝圣训》（0卷）。
这个时期也照例编成了四部“方略”或“纪略”。即嘉庆二年（>
纂《平苗纪略》（52卷）；十五年（80）所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0卷，“续编”卷，“附编”2卷）；二十一年（8）所纂《平定教匪纪略》（42卷），以及道光九年（829）所纂《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80卷）。
如果说嘉庆道光时期官修图书还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继乾隆时期之后，依然注重对当代典章制度书籍的修纂。这可能与乾隆嘉庆以后清代统治者“以例治天下”的政治思想有关，但这一时期所修典制书籍，也不过是援前朝之例而无所创新，嘉庆时纂《续修大清会典》（80卷）、《大清会典图》（4卷），及《大清会典事例》（920卷），是这个时期官书事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外，嘉庆朝还命令撰成《词林典故》（4卷），《学政全书》（8卷），《西巡盛典》（24卷），《军器则例》（24卷），《兵部处分则例》（78卷，又续纂4卷），《中相政考》（72卷，续纂4卷）。道光时撰成《大清通礼》（54卷）、《吏部处分则例》（52卷），《台规》（四十卷）等记述当代典制之书。
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嘉庆道光两朝各成一部。嘉庆时命撰《授时广训》（2卷），道光时命撰《仪象考成续编》（2卷）。
另外，嘉庆朝还撰成了几部诗文集，即《熙朝雅颂》（《首集》2卷，《正集》08卷）；《皇清续文款》（4卷），《三元诗》（卷，又附《三元喜宴诗》卷）。嘉庆、道光也各有所谓“御制”诗集、文集。道光朝还详参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
修成记述新疆情况的《新疆识略》（卷），又修成《字典考证》（卷），和《春秋左传续本》（0卷）。嘉道时期官修的主要书籍不过上述，是无法和乾隆时期相比拟的，不难看出，嘉庆道光时期是清代官修图书事业的衰弱时期。
纵观清代鸦片战争以前的官修图书事业，其发展趋势形成一个抛物线型入关前及顺治时期是创始阶段，康熙雍正时期是大发展阶段，乾隆时期是繁盛阶段，嘉庆道光时期是衰落阶段。
第三节清代官修图书的特点及其影响清代官修图书具有三个显著特点。
第一，类别全、数量多、卷帙繁。由于清代官修图书顺应了当时文化大总结的历史需要，因而官修图书的类别全面，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历法、数学、农艺、文学等等各个方面，其数量也是很多的。据不完全统计，康雍时期的官修图书不下00种，大约平均三年编成两种书，乾隆时期不下20种，平均一年编成两种书，这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官修图书中卷帙繁多者为数不少，一书动辄百卷以至数百卷，更有0000卷本的《古今图书集成》和收集457种著作，合计卷的《四库全书》，都是中国书史中罕见的巨著。而这样的巨著出现在清朝前期，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第二，编纂质量高，印刷精良。清代官修图书的质量是较高的，如《明史》一书从顺治至乾隆，经过九十余年而后成，参加修撰者前后有二三百人。它不但是中国官修正史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而且其质量在历代官修正史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又如《康熙字典》，无论从体例上和所收入的字数上，都可说是中国封建时代纂修字书的高峰。《古今图书集成》、《续三通》、《清三通》、《四库全书》等，都是被公认的高质量的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今仍被人们认为是目录学方面的不朽著作。
清代官修图书的印刷质量也是很高的。康熙年间所刻的《数理精蕴》、《全唐诗》及《渊鉴类函》、《佩文韵府》等书，都是精刻本，乾隆时在修撰《四库全书》的同时，用木活字刊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也十分精良。清代的图书出版事业，根据刻书机构可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类，其中官刻本质量是较高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书籍，刻字极工，成为版本学中闻名的所谓“殿版”（或“殿本”）。陈国庆称“殿版书籍，不但可以超越元明，而且可比美两宋”，不是过誉之词。
第三，对西方文化有所吸收。这一点，一般表现在官修自然科学的著作中。康熙帝采取了尊重科学的态度，对外国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拒之门外，而是努力吸收。这在官修的一些自然科学著作中即已反映出来。如康熙时修《数理精蕴》等书，其中很多是采用了明朝万历中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所著《乾坤体义》及明代徐光启和传教士汤若望等所著《新法算术》中的精华部分2，将“中西两法归一”而成。康熙时所修《历象考成》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清代官修图书对文化事业的影响具有两重性。其一，通过国家政府的组织，发挥了知识分子的集体力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有利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像《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样的巨著，如果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完成的，而清代采取官修的方式，集中集体力量把它完成了。此外，清代还编纂了很多私人无法完成的著作，如《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各种“则例”、“方略”等大量涉及官方档案资料的著作等。显然，这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第28页，中华书局94年版。
2详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0；又《清朝文献通考》卷>
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其二，清代官修图书，都戴有“钦定”、“御定”等桂冠，把这些著作经典化，使人们没有学术争鸣的余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编纂图书需要大量知识分子参加，通过这种办法，罗致大批知识分子，使之成为满洲统治者的御用文人。如康熙时期，举行“博学鸿词”，搜罗了五十名较著名的知识分子，把他们安排在翰林院从事《明史》编纂工作，即是一例。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举动与文字狱是同步进行的。仍以康熙朝为例，皇帝一面下诏开“明史馆”，开“博学鸿词”科招罗文士，一面又严禁民间编纂明史。著名的文字之狱“庄氏明史案”，就是因为庄廷■撰写刊印明史，而株连甚众，死于是狱者达七十余人，流放极边者更多2。又如，康熙帝命令修纂的《康熙字典》，是所谓“钦定”之书。与其他书籍一样，既经“钦定”就成为最高权威之作，任何人不得稍有疑义。乾隆年间，有王锡侯作《字贯》一书，其中有不少驳正《康熙字典》谬误之处，被统治者认为大逆不道，王锡侯全家因此被杀，《字贯》书版以及王锡侯的其他著作也均被销毁。这就是清代文字狱中的“字贯案”。
清代官修图书几乎遍及各个思想文化领域，而这些书籍又大都注明是“钦定”、“御定”的。这些著作因而成为最高权威性著作，没有人敢去指责其中的谬误。因此，随着一部一部“钦定”书籍的出现，学术界就失去了一块又一块学术争鸣的阵地，逐渐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有人认为清代文人钻进故纸堆从事考据工作，最后形成“乾嘉学派”，是由于文字狱的恫吓，其实，更主要的是由于清代“钦定”禁区太多，限制了学术争鸣，使人们的思想不敢越雷池一步所造成的。从这个角度考察，清代的官修图书事业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大清会典事例》卷040，又参见王应奎《柳南随笔》卷4，中华书局版。2参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2。
参见孟森《心史丛刊》三集“字贯案”。
图版目次图版一太和殿宝座图版二乾清宫内景图版三布达拉宫图版四五世达赖喇嘛觐见清顺治皇帝壁画图版五雍正珊瑚地粉彩花鸟纹瓶故宫博物院藏图版六雍正景德窑粉彩人物笔筒上海博物馆藏图版七五彩天鹅绒南京博物院藏图版八刻丝夜宴桃李园图辽宁博物馆藏图版九清太祖努尔哈赤像图版十清太宗皇太极像图版十一康熙朝服像图版十二雍正朝服像图版十三乾隆朝服像图版十四黄宗羲像图版十五顾炎武像图版十六王夫之像图版十七吴敬梓像图版十八戴震像图版十九钱大昕像图版二十章学成像以上图版共二十幅，分为两组。图版一至图版八为一组，排在上册卷首。其中，图版一、图版二，原载《紫禁城帝后生活44—9》，中国旅游出版社98年版。图版三，原载《古建风光》，中国文物出版社992年版。图版四，原载《布达拉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94年版。图版五，原载《故宫博物院藏瓷选集》，中国文物出版社92年版。图版六，原载《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中国文物出版社979年版。图版七，原载《中国博物馆丛书》卷四《南京博物院》，中国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984年版。图版八，原载《中国博物馆丛书》卷三《辽宁博物馆》，中国文物出版社、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98年版。图版九至图版二十为一组，排在下册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