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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益阳唐墓、武昌M90、武昌M34、武昌40、长沙唐墓。
第六期，唐文宗至唐末。
有代表性的墓葬有长沙王清墓、黄石M1、长沙上大垅M31、武昌>
第四期以后，仍流行砖构和土坑墓，以平面呈长方形的土坑墓为多。
长江中游地区隋唐墓的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为主，最多的是陶瓷器。一、二、三期的墓葬中陶器较多，瓷器次之。器形多为五联罐、圆形五足炉、较瘦高的盘口壶、四耳罐、深腹碗、小口的唾盂、高足杯，并在部分墓葬出土俑类。四、五期的墓中出土瓷器较多。器形较粗胖的盘口壶、双耳罐、浅腹碗、大口的唾盂、长颈瓶、花口碗及较多的注子。
南方地区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风格统一性较强，主要区别是发展的时间不同。长江中游在入唐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长江下游约在唐高宗时才表现出明显的改变。长江上游、赣江流域、福建、岭南地区在唐玄宗时期发①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文物》1977年第3期。
生了重要的变化。总体上看，南方是在八世纪中叶，即唐玄宗末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现了新的变化。
岭南地区的唐“尚书右丞相赠荆州大都督”张九龄墓，是一座由甬道、耳室和主室组成的砖墓，主室四角攒尖顶，墓内四角砖砌假柱，砖砌长方形棺床设于墓室中央。主室和甬道绘有壁画。墓虽被盗，仍出土30件器物。①福建地区的闽侯杜武墓，平面呈凸字形，用花纹砖砌成，棺床砌于墓室后部，前部放置随葬品。②漳蒲县刘坂乡唐墓，平面为中字形，主室左、右壁各砌五个壁龛，室内还砌出两个方形坑。出土40余件具有特色的俑，有男女、“千岁老人”俑及镇墓兽和人首蛇身、人首鱼身、马头鱼身、鳖形等怪兽。③①广东省文管会等：《唐代张九龄墓发掘简报》，《文物》1961年第6期。②黄汉杰：《福建闽侯荆山杜武南朝、唐墓清理记》，《考古》1959年第4期。③《福建漳蒲县刘坂乡唐墓清理简报》，《考古》期。
第五节隋唐时期的墓葬壁画隋唐壁画墓隋代的壁画墓发现不多，山东嘉祥徐敏行墓是一座保存较好的墓，此墓的过洞绘武装侍卫，墓室内有四神、牛车、女侍、犬、伞盖、鞍马，后壁为墓主人夫妇坐帐内饮宴，帐前列乐舞。①唐代壁画达到了空前兴盛时期，描绘于建筑之中的虽已荡然无存，唐代发掘出的壁画墓，则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壁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貌，显示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唐代墓葬壁画主要出现在地位较高的贵族墓葬中，壁画墓的形制一般由墓室（有的为前、后双室）、甬道、过洞、墓道组成，壁画分绘于各个地方。壁画题材、所绘的部位大致如下：1.四神图。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用以表示方位，饰于墓道的东西壁及墓室的南北壁。
.仪卫图。由步、骑或步、车、骑仪仗组成，分布在墓道东西壁，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为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
3.启戟图。官吏出行和门第列戟表现身份和荣耀。所绘戟数的多少与墓主人的官品高低有关。
4.建筑图。是墓主人生前宅第的写照。
5.妇女及内侍图。妇女中有贵妇、宫官、侍女。多绘于墓室内，也见于甬道和过洞中。表现贵族行乐生活。
6.农牧生产图。反映墓主人经营庄园的场景。
7.打球图。画面为数名骑手执球杖驱马抢球，场面宏大。属于贵族官吏生活的内容。
8.客使图。为异国及其他民族的使者。
此外，还有乐舞、人物故事、游猎、树下人物等内容。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西安是唐代壁画墓最为集中的地区，墓葬壁画的内容因时代早晚而不同。
唐初的壁画墓主要有李寿、杨恭仁墓。
李寿墓，墓道绘由飞天引导的出行游猎图。过洞为步卫、属吏，农牧、厨事、列戟。甬道是属吏、内侍、女侍、寺院和道观。墓室绘马厩、仓廪、宅院、女乐。凡家内生活的内容，多以复杂的庭院为背景：农牧、厨事、马厩、仓廪，寺院道观等题材不见于以后的墓葬壁画中，这些内容许多应渊源于十六国迄隋墓葬中的壁画。壁画人物的体态清瘦，稍显呆板。
唐高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段简璧、阿史那忠、李震、执思奉节、郑仁泰、苏定方、李爽、房陵公主、李凤、安元寿墓。尽管各墓壁画均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内容基本清楚。
阿史那忠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鞍马、骆驼、牛车、步卫、属吏、武士。过洞为影作木结构建筑、属吏、女侍、列戟。李凤墓的甬道绘影作木结构建筑、女侍，墓室为影作木结构建筑、人物花卉、天象。
①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1年第4期。影作木结构建筑是这一阶段较普遍的现象，在过洞、甬道及墓室壁上绘粗线条的阑额、廊柱，廊柱既是建筑的象征，又兼作界格，将壁面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画面，其间描绘的男、女侍等人物，使墓内宅院化这一唐墓的特点更加鲜明。另外，这一阶段壁画的人物形象和服饰特征，还在今塔吉克斯坦等的居室壁画中见到，反映了当时东西文化的交流。人物造型略显圆腴，形象较为生动。
唐中宗至玄宗开元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李重润、李贤、李仙蕙、韦泂、薛氏、契苾夫人、薛莫、韦氏、冯君衡墓。
李重润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山林城阙、步骑仪卫、轺车、鞍马、官吏。过洞为胡人牵豹、男侍牵犬、驾鹰、女侍、影作木结构建筑、列戟、步卫、牛车、女侍。甬道皆为女侍，间绘花木草石。墓室绘影作木结构建筑、捧物及乐器的女侍、天象。李贤和李仙蕙墓的壁画内容和布局与李重润墓的基本相同，唯李仙蕙墓过洞顶部还绘平綦、云鹤。李贤墓的墓道还有出行狩猎、击球、礼宾图。
这一阶段在过洞，甬道、墓室所绘的人物，大都以象征式廊柱建筑为背景，墓室的壁画生活气氛更为浓厚，游乐场面增多，出现了云鹤的内容。有些墓的墓道壁画简化。车马、仪卫的场面缩小，有的省去。人物形象丰满匀称，婀娜多姿。
唐玄宗天宝以后至唐顺宗时期的壁画墓主要有苏思勖、宋氏、张去奢、张去逸、高元珪、韩氏、郯国大长公主墓。
苏思勖墓的甬道绘属吏、女侍、两人抬箱。墓室绘朱雀、玄武、舞乐，六扇树下人物屏风，女侍、天象。张去奢、张去逸墓的墓道绘青龙、白虎、捧物女侍。其他墓的墓室内多绘乐舞、花卉、屏风。
这一阶段出行，仪卫的内容不见了，影作木结构建筑被淘汰。壁画内容多为四神、男女侍，新出现绘墓主人像的作法。最重要的特征是出现了折扇式屏风画。墓道壁画走向衰落，有的只有青龙、白虎，有的空置起来。人物体形十分丰腴。
唐宪宗至唐末的壁画墓主要有梁元翰、高克从、杨玄略墓。
三座墓除高克从墓在甬道有女侍外，壁画都出现在墓室内，并均为六扇屏风，突出了云鹤的题材。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多次出现列戟题材，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淮安郡王李寿墓，绘列戟两架十四竿；永泰公主李仙蕙墓，绘列就两架十二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绘列戟四架，合为两副，一副二十四竿，一副二十五竿，万泉县主薛氏墓，绘列戟两架十竿；被推定是苏定方的苏君墓，绘列戟两架十竿。列乾制度是唐代等级的标志之一，壁画的列戟数目的多少，可与文献中关于列戟等级相对照。
其他地区唐墓壁画北方的今山西地区也发现了较多的壁画墓。
太原化工焦化厂唐墓，墓顶正中为星象图，四面分绘四神。墓室绘仿木建筑，并由柱将墓壁分成界格，格内绘壁画。南壁是侍卫图。东西两壁的南部各有一侍女，之后各有三幅并与北壁的一幅相连组成的八扇屏风画，北壁正中为一幅驼、马人物图。屏风画的内容是树下人物。山西地区的其他各墓壁画内容和布局与之基本相同。
唐代南方也有壁画墓发现，主要有杨氏、李泰、李欣、张九龄、钱宽、水邱氏、冉仁才墓。
南方地区的唐墓壁画，因地下潮湿多已剥落。残存的情况表明，壁画绘于甬道和墓室中。张九龄墓的甬道绘侍女，墓内为四神和侍女。钱宽墓的墓室绘有天象图、盆花等。
第六节隋唐时期的瓷窑与瓷器隋唐时期是中国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产品种类增加，成为社会普及的生活用品。生产地区扩大，区域性特征明显。北方以白瓷为主，南方以烧青瓷为主。文献中所记的唐代各个著名窑口，也已基本找到。
北方地区北方地区的隋唐时期瓷窑发现于河北的内丘、临城、曲阳、磁县；山西的平定、浑源；山东的淄博、枣庄；河南的安阳、巩县、密县、登封、辉县、郏县、鲁山；陕西的铜川等。瓷窑以生产白瓷为主，兼烧黑、青、酱、黄、白釉绿彩、黑釉蓝彩及搅胎、搅釉、三彩等。发现的窑为圆形、椭圆形、马蹄形。
邢窑位于河北内丘、临城。临城陈刘庄发现窑址3处，采集到隋代较完整的器物30多件，有青瓷和白瓷。窑具有支钉、三叉形垫片、支柱。主要产品是碗和钵盆，其次是杯、罐和壶。烧造方法为叠装、套装和单件装。内丘发现窑址8处，采集到的属于隋代的器物有碗、杯、盘、盆、壶、罐、瓶等。除青瓷和白瓷，并已用桶式匣钵烧成了细白瓷。邢窑在唐代的烧造更为兴盛，白瓷的产量大、质量高。器类增加，又出现了盂、高足杯、砚等，还采集到与唐代长安大明宫出土的“盈”字款白瓷碗一致的“盈”字白瓷片。邢窑以烧白瓷为主，是中国古代的名窑，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烧造白瓷的窑址。安阳窑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河之滨。窑炉的形制是圆形，内径约1米。窑具有支烧和垫烧的器托。产品以碗、盆、钵、瓮、四系罐、高足盘为主，还有瓷俑等。器物的胎色灰白；釉呈青绿色透明；纹样有刻、划或印的莲花、忍冬、草叶、波浪和三角纹。另外，安阳的张盛墓、西安的李静训和姬威墓中，也出土有青、白、白釉彩绘等精美的瓷器，尤其以张盛墓中的白瓷最突出，白釉的色调稳定，白度较高，有的白瓷俑、兽还以黑色加以彩绘。
巩县窑隋代始烧，唐代进入极盛，主要烧白瓷和三彩，可能即是《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开元中河南贡白瓷”的产地。巩县的大、小黄冶村窑是烧唐三彩的主要窑场，器物种类繁多，有黄、绿、红釉和搅胎器。还采集到唐代窑址中少见的翻制马、象、狗、骆驼，鸟、狮及器物部件、纹样的范模，并有单模、双模、多模之分。
枣庄的中陈郝的隋代窑，由火道、窑门、火膛、出灰道、中心柱、窑床、烟囱组成，平面略呈椭圆形，火膛与窑床交接处筑中心柱支撑窑顶。窑炉南发现木炭，可知是以木柴为燃料。窑址出土遗物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匣钵、垫圈、五齿支具、蹄形印模等。装烧方法流行叠式裸烧法，有的小型器物可能是装在匣钵中烧成的。器物有碗、罐、盆、盘、高足盘、钵、杯、盘口壶、器盖和砚等，以青釉瓷为主。唐代的器物增加了注壶和水盂，除了青釉外，出现了少量的褐釉。
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1985年进行了发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1985年重要的是发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1号似为工匠居室，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6、7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发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长5.8米，宽.6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发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发现了30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发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8.4米。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发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发现唐代窑址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发现窑址10处，已发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18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发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0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发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发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金银器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发现。
1970年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1000余件，包括00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发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6厘米，腹径4.5厘米，底径9.5厘米，通高55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11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发现还有：1957年西安市玉祥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1957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1958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16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1963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15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1976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银器6件，包括4件银盘、1件银罐、1件鱼形银壶。6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发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发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新，有时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金银平脱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金银花饰片而成。螺钿镜，是在铜镜的背面用漆粘贴螺蚌贝壳，然后打磨刻划纹样。这些用特种工艺制成的镜，多为盛唐及稍晚时期的作品。
隋唐铜镜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品，也是当时珍贵的艺术品，其铸造技术和纹样题材反映了工匠们卓越成就。铜镜经常作为赏赐和进贡的物品，有时还是避邪免灾之物。隋唐铜镜当时便输出国外，日本出土和收藏了大量的唐代铜镜，朝鲜、蒙古、伊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发现隋唐铜镜，而且还有唐镜的仿制品。唐代的铜镜纹样也借鉴了中亚、西亚国家艺术题材。
织物由于地理气候等原因，新疆地区隋唐时代的墓葬中的织物保存较好，考古发现的实物主要出土于这一地区。其品种有锦、绮、绫、罗、纱、縠、绨、纨、绢、缣、絁、刺绣、染缬等十余种，又以数量众多、制作复杂、绚丽多彩的锦最具代表性。
曲氏高昌时期锦的数量开始增多，锦的纹样有传统题材中的瑞兽、植物，也有波斯、中亚风格的联珠对禽、联珠对兽。具有外来纹样特点的锦时代稍晚。锦多用经纹和斜纹的传统经锦织法织成，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薄，牢度大。也有的织锦采用斜纹纬线起花的织法织成，这是波斯锦的传统。唐代锦的数量剧增，色彩、纹样、织造技术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唐代锦的纹样在中宗以前主要是各种几何纹，小团花纹，联珠对禽、对兽、禽兽纹。联珠圈内饰禽、兽为纹样的锦出土最多。约在中宗以后，出现了宝相花纹，一直流行到代宗大历年间。大历年间还出现了以团花、折枝花和飞鸟组成的花鸟纹锦。唐锦的织造方法也分为经锦和纬锦两类，纬锦略多。新产品有彩条斜纹经锦和晕■提花锦，出现于开元时期的墓葬中。晕■提花锦有的是以黄、白、绿、红、褐五色线为经，织成晕色彩条纹的斜纹经锦，其上又以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阿斯塔那出有大历十三年文书的墓葬中发现的彩条花鸟流云平纹经锦，以蓝、绿、浅红、青、褐、白六色丝线织成，其中蓝、绿、浅红三色施晕■，是目前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晕■锦。阿斯塔那06号张雄夫妇墓还出土了双面锦和缂丝，过去以为双面锦创始于明代，缂丝起源于五代，但这两件标本出于唐代垂拱四年的纪年墓中。①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也发现了较多的唐代织物，是皇室贵族向法门寺的供奉品和其他遗物的包装、附属品。遗物以平纹绢、纱、绫为多，其①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78年第7、8期。
次为罗、锦及精美的织金锦。织物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刺绣品。重要的遗物有捧真身菩萨绣袱残件、棕红色大花罗地绣袱、莲花纹绣袱、紫红素罗地蹙金绣残件、绛红罗蹙金绣随捧真身菩萨衣物模型、蹙金绣夹半臂、蹙金绣夹裙、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坐垫等。②唐代织物上的染色也达到了新的高峰。据统计，织物中可见到的颜色达0多种，施染均匀，至今色泽鲜艳。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的染缬，包括有蜡缬、夹缬和绞缬等。阿斯塔那永淳二年的墓葬中出土一种复杂的绞缬绢，以淡黄色绢为地，连续折叠缝缀，染成具有晕■效果的棕色菱花纹样，是为精品。染缬的织物，有用碱剂印花及化学防染印花法制成的。通过研究和实验，绞缬工艺也是一种防染法，即在织物上按纹样设计加以针缝绑扎，染色时，使局部得不到染色而形成纹样，其技术有缝绞法、绑扎法、打结法和夹板法。①第三章研究概况隋唐不仅是中国史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也占有辉煌的一页。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当史学界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时，这段历史就备受史家瞩目。其间虽因社会政治原因而使史学研究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趋势是隋唐史研究人员不断增多，人才辈出，出版了一批论文专著。其中一方面是发掘、整理、考订材料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对诸多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深入的史事分析和理论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阶级阶层、典章制度、经济发展、人口迁移、宗教传播、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在这两方面学界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的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外学者在隋唐史研究上的成果逐渐增多，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隋唐史研究领域、方法和观点的发展变化自1911年迄今的八十多年里，隋唐史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变化，这主要体现在研究的领域、方法、观点上，大致上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史家多从微观入手，对单个人物事件作细致考辨，澄清了史实中诸多含混不清之处，纠正了很多荒谬的说法，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方法上则受传统史学方法影响较深，侧重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排比，将乾嘉以来的考据学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为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提供了一定的前提。但是，考据学研究只能对史实史事加以辨证，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加以钩稽，却不能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因此难以揭示史实之间的联系和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影响到隋唐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在理论观点上，除少数史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隋唐史外，多数史家仍旧依循传统史观或资产阶级进化论来研究隋唐史。
从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在研究领域上大多从宏观角度展开，对隋唐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作了综括阐释，论证了包括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在方法及观点上，史学界已普遍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重大历史问题，特别重视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阶级斗争理论去分析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但由于处于探索阶段，未能较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的有机结合问题，致使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唯物史观的现象，从而使隋唐史研究受到一定影响。
在年的十年“文革”时期，隋唐史研究与其他学科一样，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强调阶级斗争和儒法斗争，从而中断了科学的历史研究及百家争鸣。在论述中往往用教条化的公式套历史而不作具体分析，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将历史现象与现实生活机械地比附，为现实需要甚至不惜割裂历史事实、曲解历史，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从1976年迄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隋唐史研究逐步走上科学轨道，进入一个新阶段。首先，研究领域大为扩展，既重视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研究，又重视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宏观考察，并在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上取得了极大进展，在广泛地、多层次地选择课题方面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次，在方法与观点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更新观念，开拓视野，吸收新观点，引进新方法，对隋唐史作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以便客观准确地把握隋唐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观念上突破了以往那种公式化的类比研究、教条化的抽象概括的束缚，将隋唐史作为一有机整体，运用系统论、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对这段历史进行综合研究和分析。在方法上也开始运用系统观察、社会调查、定量分析、纵横比较等方法，取得了一定成绩。最后，研究领域的扩大及思想方法的更新使资料的使用发生了质的变化，早先受重视的政治、经济方面资料有了新意义，而被忽视的社会风俗、心理等方面的资料则被发掘利用起来，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考古资料的运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总之，近二十年来的隋唐史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视野，加强了研究深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第二节隋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清末民初的隋唐史研究清人沈炳震以《旧唐书》为主，用《新唐书》校注增补其记事所缺略或歧异处，作成《新旧唐书合钞》一书。但此书有一大缺点，即其史料比勘局限于两《唐书》，未曾引证其他史籍。有鉴于此，王先谦利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中有关资料，为沈撰《新旧唐书合钞》作补注，成《新旧唐书合钞补注》一书，从而弥补了原书不引用其他史料的缺陷。此二书对两《唐书》作内容对勘并作史料总汇，指出其间异同，此可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只是王书迄今未能刊行。此外，唐景崇亦有志为《新唐书》作注，凡与《旧唐书》有异者皆加考辨，同时又广搜博采正史、文集、类书、典制专书、史部考证书及金石、野史、小说等百余种，对之作纠谬、补阙、疏解的注释工作，成《唐书注》，颇有参考价值，惜所刊者仅本纪注10卷。
《旧唐书》未对唐代兵制作专门记载，《新唐书》虽列《兵志》，但很空疏，于府兵制所述有缺，而《新唐书·地理志》对折冲府名的记载亦零落不全。清人劳经原及其子劳格搜集多种资料，详考折冲府名，作《唐折冲府考》一书。罗振玉又利用所收藏的唐墓志拓本以及造像、虎符等材料，对劳书作订补，著《唐折冲府考补》及《唐折冲府考补拾遗》各一卷，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罗著极为精审，可作深入研究唐朝兵制的参考。
《新唐书》有《方镇表》6卷，但只表地而不表人，仅记各方镇的兴废及其区划变革，没有列出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任免时间。吴廷燮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诸如正史杂史、政书类书、总集别集、方志碑志、笔记小说等，撰成《唐方镇年表》一书。此书以方镇为纲，按时间顺序列载节度使、观察使等节帅的更替情况，涉及唐代节帅人物共一千三百五十七人，并附注史料及出处，如果史料记载有分歧而需考证的，就列入书末《考证》部分。尽管有不少缺漏、错填及史料讹误之处，但此书仍不失为一部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唐史工具书。今有1980年中华书局本。
《隋书·经籍志》是具有很高史料、学术价值的史志目录，历代受到重视，但其中重复颇多，注与本文多有错离，撰人时代又多舛误，所以，张鹏一在清人考证的基础上撰成《隋书·经籍志补》二卷，于《隋书》多所是正，颇具参考价值。今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中。
此外，丁谦对隋唐史地及这一时期的域外地理有诸多考证，他对《新唐书》的突厥传、吐蕃传、回纥等国、沙陀传、北狄传、南蛮传、西域传及《旧唐书·西域传》皆作了地理考证，还撰有《释辩机地理考证》、《地理考证》等，∩婕澳谌菁ü悖贾ぃ交岬胤教ǘ唷Ｓ*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本。
陈寅恪对隋唐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陈寅恪就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著名史学家，在隋唐史研究上，具有开拓性的建树，其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的两部代表作，在隋唐史学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的学说自成体系，阐明和解决了隋唐时期许多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对隋唐制度的渊源及其演变作了综合研究，形式上则分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专题，“以阐说隋唐二代制度之全体因革要点与局部发展历程”①。他提出隋唐制度的渊源虽然十分复杂，然究其来源不外三方面：一是渊源于北魏、北齐，二是梁、陈，三是西魏、北周。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为主。而北魏、北齐一源的内容又极为复杂，它汇合了汉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含有东晋南朝前半期的因素以及保存在河西凉州一带的汉族文化。南朝梁、陈的源流则是南朝文化的总结。西魏、北周的源流则系鲜卑风俗加上曹魏西晋遗风的关陇文化。就各个方面而言，礼仪的源头是东晋南朝前半期的礼仪制度，职官、刑律的源头在于北齐，音乐则继承了北魏、北齐的胡乐遗风，兵制与北周的府兵制有密切关系，财政制度的两大渊源则是河西地方的和籴之法与江南地方的纳布代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集中探讨了唐代的政治制度、统治阶级、党派之争、内外政策等重大问题。书中从三个方面论述唐代政治，一是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二为政治革命及党派的分野，三为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以唐代统治集团的升降为中心，全面考察了唐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将唐代政治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唐高祖、太宗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政策”时期；二是武则天逐渐摧毁关陇集团势力，推行科举制度，大量选拔新兴阶级分子，逐渐取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三是“安史之乱”后，朝廷出现党派之争和藩镇割据，以迄唐亡。他指出因为统治集团之升降而致政治社会的变化，促成党派的分野和斗争；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使府兵制消亡，到唐中期更加依靠胡兵，从而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又促使唐对沙陀族之忍让；因为对待外族入侵有不同态度，大臣中形成党派，唐后期党争与外患有关。陈寅恪的这两本著作代表了他在隋唐史领域的最高成就，“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看法。”①陈寅恪在隋唐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重新认识史料，扩大史料的使用范围，以诗文证史，以小说证史，就是他的一大发明。如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一文中，举出元稹、白居易诗中涉及官吏俸料钱的地方，和史籍上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观，发现凡在朝廷任职的官吏，其应得俸料钱的数额，史籍上所记和元白诗文中所言是一致的，只是地方官吏的俸料钱数额，二者的说法大有出入，由此推断“唐代中晚以后，地方官吏除法定俸料之外，其他不载于法令，而可以认为正当之收入者，为数远在中央官吏之上”②。又如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一文中，由杜甫的诗证明所谓“杂种胡”即中亚的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①。再如举出元稹《连昌宫词》诗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等句，据以论证宪宗、穆宗两朝在对待藩镇上“用兵”与“销兵”的不同政治策略②。另外，还在《顺宗实录与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年版。
①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
②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②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③。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从诗看史”，而且更上一层楼，又能“引史证诗”，对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著名诗篇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加以分析，不仅对唐代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确凿的论证，而且对唐代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如“新乐府”的体裁、“古文”与“小说”的关系等，为唐代文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也是陈寅恪研究唐史的一大成果④。书中的批注之语都是他研读两《唐书》的心得，虽多为寥寥数语，却能以小见大，显出真知灼见。批注的内容还十分广泛，除文字校误、史实考订、人物评价、旧说辨证等方面外，对产生历史现象的一些社会经济根源也多有涉及，如在财政收入、估价、水运、转输、义仓、赋役、外贸、盐茶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每每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或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岑仲勉的研究成果岑仲勉是史学界一位成果累累的专家，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文献学、中外交通史和史地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成绩斐然，尤其是对隋唐史及隋唐文献的研究多有创见，成就最大。《隋唐史》为岑仲勉研究隋唐史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全面论述了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并在叙述各种问题时，尽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①。在史事的编排上，凡有时序或重点可依循的，仍按先后叙述，并补通史所略，例如北周、北齐相争，都交结突厥；突厥可汗摄图为北周复仇，几路兵马并进，隋文帝疲于奔命；突厥围困隋炀帝于雁门，加速隋朝的灭亡；突厥可汗颉利被擒，开创唐太宗之大业，等等，都与突厥的活动有关。如果仅立突厥一节来叙述突厥之事，就无法说明某个时代彼此之间的联系。书中还特别重视对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进行研究，如在《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一节中，就专门以当时的世界史为背景来论述隋朝的丝绸贸易问题。又以突厥而言，其所得北周、北齐每年馈送的丝绸，不适合自己使用，便要谋取专利而转卖给波斯，波斯不应，又远求之于东罗马，于是发生了突厥、波斯之间的战争。书中的注释尤多精辟之处，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对各家的见解主张，则既有剖析辩驳，也有独抒己见，如在《文字由骈俪变为散体》一节的有关注释中，针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是由于萧颖士等数人之倡导及‘安史变乱之刺激反应”的说法，认为这“非特无视唐人之公论”，“亦极忽视历史之时间性”，于是详加辨正，一一指陈。又如《牛李之李指宗闵、李德裕无党》一节的注释文字竟超过正文，力证传统说法的错误，缕述个人独特的观点。《唐史余沈》是岑仲勉研究考证唐史的一部力作。书中研讨的范围，除正史外，还包括杂史、金石、诗文以及近代新发现的各种史料。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依据别史来③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④包敬第、王永兴等辑录：《陈寅恪读书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①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年版。
补充正史；依据正史来考证别史；依据唐史来考论唐朝有关制度，如“守”条专谈兼官守官，“唐史中之望与贯”条撮录两《唐书》中郡望、籍贯交相互见的记载，用来说明望与贯的逐渐分离；依据唐史来考证它书之误，如“杨仲宣条”纠正《唐文粹》中年号的错误，辨正诗文中典故沿袭的讹误，如“司空见惯”条关于苏州刺史问题；驳斥吴缜、钱大昕等人旧说的错误①。严密考订，相互印证，立论确凿，既廓清了许多史事上的旧错误，又发掘出